一部民族文化研究的力作
——简评詹贤武《黎族文化主体性问题研究》

2020-11-18 01:02司徒尚纪许桂灵
新东方 2020年2期
关键词:黎族民族文化

司徒尚纪 许桂灵

黎族是我国世世代代生活在海南岛的少数民族,自进入海南岛以来,至少有3000多年历史。黎族不但在岛上顽强地繁衍不息,而且创造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屹立于中华民族文化之林,并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由于黎族经济社会文化相对滞后,又生活在孤悬“海外”的海南一隅,与外界隔绝或交流甚少,加之历代封建统治者对黎族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以及各种歧视和偏见,让岛内外不少人对黎族形成诸多偏见、轻蔑甚至贬损,由此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歪曲了黎族的形象,实是一种严重不公的行为,其在社会、文化方面造成的恶劣影响至今也没有完全消除,甚至在部分人当中还有一定市场,实不利于民族团结和黎族社会经济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黎族研究取得了很多成果,黎族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得到高度重视和充分肯定,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以往对黎族的各种歪曲、误解,让黎族历史的本来面目和形象得到发扬光大,独具文化特质和风格的黎族文化得到传承,树立起黎族在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形象,增强了黎族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地域自信,这都是非常可喜的事情。这些关于黎族文化研究的重要进步,非常值得重视和肯定。

然而,有关黎族文化的前期研究成果,主要是站在他者立场,采用不同的理论、知识和手法,透视、诠释黎族的族源、经济、社会、文化等,从多个维度评价黎族的生存和生活相关问题,成就固应肯定。犹嫌不足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还缺少对黎族自身的研究,即主体性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从黎族内因上寻求黎族生生不息,自强自立,历经千年风雨,繁衍至今的深层根源。正是在这一薄弱研究领域中,詹贤武教授推出的《黎族文化主体性问题研究》一书,可谓是一部开拓性力作。该书不仅视角独特,见解精到,为已有研究成果所少见,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对黎族主体性的认识和评价,将起到指导性的效应,为黎族文化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首先,该著作建立在主体性坚实的理论基础上,作为黎族文化研究的纲领和指导,并与该项研究相始终。如“绪论”部分,发端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外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学科专业对文化主体性的认识和论述,归结于黎族文化主体性的原点,使问题的研究有了正确的方向,并有效地指导相关研究内容,得出正确的结论。如该著作引用郭湛先生的论断,认为主体性是指人的“自我认识、自我理解、自我确信、自我塑造、自我实现、自我超越的生命运动,及其表现的种种特性”。在主体性这个文化内涵基础上,作者特别推崇费孝通先生“文化自觉”说,或文化“自知之明”说,即为文化主体性概念的内涵,并比较中外哲学、民族学对这一主题认识差异。最后明确地指出,黎族文化主体性是指黎族人民在文化创造、认同、传承、传播、保护和交流过程中,对本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共同认可、共同遵守、共同维护的文化立场和文化态度,包括文化意识、文化性格、文化态度、文化情感和文化心理等,具有创造性、自主性、能动性和选择性等基本特征。这一概括,成为本项研究的基本框架、内涵和指引。

次之,基于文化是时间积淀、历史发展产物,故该著作以很大篇幅阐述黎族文化主体性发展的历程,从历时性上阐明了黎族文化所经过的艰难历程,即从史前时期神话传说,两汉时期文化冲突与抗拒,隋唐时期的认同与融合,宋元时期汉化与对峙,明清时期的困惑与式微,民国时期的民族觉醒,新中国成立后走向繁荣,以分论的方式对黎族文化每个历史阶段进行阐发,主要叙述以黎汉、黎族与蒙元,黎族与满清贵族各为一方的文化对撞、交融和整合的历史,并提供了一系列文化剖面。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充满了矛盾斗争,甚至交织着血和泪,但黎族始终作为独立一方,高扬着文化主体性旗帜,用自己坚强毅力、倔强性格、坚定意志和聪明智慧,应对各种挑战和困难,在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者,使本民族和民族文化得以穿越长达3000多年的历史时空,不断走向发展和繁荣。这其中的根源,正如该著作所分析和总结的,黎族人民凭借自己坚强的民族内聚力,调适恶劣环境应变力,与不同民族相处,甚至流血对抗的协调能力和抗争精神,哪怕在外来压力、强制同化的历史背景下,仍能顽强存续下去,卓然屹立于海南宝岛之上,这不可不谓是黎族文化主体性在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的结果。

再次之,文化主体性也是个历史范畴,随时代而变迁,每个时代有反映文化主体性特定的文化形态和空间格局,藉此评价文化主体性的强弱、作用力大小和占用地区盈缩、与周边民族关系等。如该著作与其他民族学研究成果一样,将海南黎族经济社会划分为四种经济文化类型,即山林刀耕火种、山地耕牧、山地耕猎和丘陵稻作型。从文化本来意义是作物栽培或土地利用概念出发,这些类型实为不同文化形态,反映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实际是黎族农业文化主体性具有合理性和可持续性,为黎族社会存在和发展提供强力文化支撑,并以此应对外来文化干预,保障了民族生存和发展。例如历代封建统治者多次对黎族用兵,长久占据他们的生存空间,都不能剥夺他们的生存权利。虽然朝代不断更替,统治方式多有改变,但黎族依然是五指山区的主人,这不能不归结于黎族具有强大的文化应变能力。在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层面及其各个组成要素上充分体现出黎族文化特色,这是黎族文化主体性所支配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发挥作用的结果,促使黎族在外部环境变迁的条件下顽强生存,抱团发展,并坚强地固守着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例如黎族传统的刀耕火种长期受外人妄论,实不知这是在海南热带地理条件下适应山林环境的一种文化选择,具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离开特定地理环境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孤立片面地批评这种耕作方式,是不可取的。该著作指出这是“在不利于成片耕作情况下所采用的最能开垦山地的耕作方式”。又如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仍保持在五指山腹地的“合亩制”,虽然具有原始社会末期的残余,但在单凭个人或单个家庭的力量无法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条件时,人们实行生产资料共有制,组成带有血缘关系的“共耕共分”集体,全体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可以有效地延续所在地区民族的生存,其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内涵,是解读海南原始社会的活化石,故研究者大不乏人。

此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内在结构,即组成一种文化的各种要素或成分,它们不是机械相加,而是由各要素相互关联、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构成的文化有机体。该著作将人类学功能学派和结构主义学派的观点结合起来,运用于黎族文化的表层和深层结构分析,得出黎族文化的主体性存在于黎族文化结构的各个层面的结论。在物质文化上,无论生产工具、民族服饰、饮食、民居等,都取材于大自然,和谐于大自然,遵循于大自然,融合于大自然,建立起人与大自然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共存共生关系,使人的主体性、能动性得到充分的张扬,这是黎族文化的一个优势。在深层文化结构方面,该著作致力于黎族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相关分析,指出以血缘为基础的“峒”作为社会组织单位,集合了经济、文化、军事、宗教等功能,是黎族文化主体性的载体和各种活动的组织平台,所以“峒”不仅是个族群概念,也是一个空间概念,符合黎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环境特点,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故历经千年而不衰,传承至近现代。黎族服饰材质、工具、图案、样式等都取于自然,法于自然;饮食遵循自然规律,建筑受制于自然,也主动适应自然,这些物质文化完全基于当地自然环境和人的观念形态相结合,不受外界影响而自然形成,折射出黎族文化鲜明的主体精神。又如黎族的文身、对歌、嗜食槟榔,笃信和敬畏自然神,以及各种原始崇拜,都受环境制约和感召而产生,源于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转而主动接受这个世界所提供的各种思想。在环境封闭、经济落后、生活贫困、文化原始的背景下,黎族社会成员建立起和谐相处、相互依存的人际关系,他们奉行以公共利益为先和集体为主的行为准则,显示出黎族不是“小我”而是“大我”的主体精神。

黎族文化的主体性内涵是丰富多样的,它不仅表现在文化结构的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和精神层面上也不乏其例。在该著作中,作者选择了黎族文化性格、文化心理、审美活动和情趣等作为黎族文化主体性分析的对象,如黎族刚强坚毅的性格、敬畏和亲近自然、既重德性又重血性、讲求稳定而缺乏竞争等,都是突出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意识。在文化心理上,黎族有着强烈的自我认同感和文化认同意识,如“黎族”一称是汉族称呼黎族用的,而“黎族”自称为“赛”,意为“主人、土著、本族人”之意,内部又分为哈、杞、润、美孚、赛5个方言。这种“自称”和“他称”的差异,恰是黎族文化主体性最鲜明的表现。此外,黎族的婚姻习俗、传统节日、风俗习惯、制陶艺术、纺织艺术、民间舞蹈、歌谣创作等,都以本民族物质和精神世界为主题,用各种形式表达自己的爱恨、喜怒哀乐和理想追求,处处彰显黎族作为五指山区主人的主体地位。

最后,黎族文化主体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该著作认为,尽管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不断变化,但黎族传统社会变迁中主体立场仍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在不同文化交流碰撞中,黎族接受一部分外来文化,使之成为本民族文化的成分,表现了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主动选择的积极态度,体现了“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主动过滤意识,反映出黎族主体文化,即本根文化未被动摇的坚定意识。

该著作者詹贤武先生是研究海南地域文化的著名学者,在这一研究领域硕果累累,建树良多。这一面世之作,洋洋洒洒,凡35万言,经营数载,终竣其事,不仅在海南地方学的学术上有继往开来、深入发展的贡献,而且为海南黎族文化建设、海南特区经济社会发展、自贸港建设提供了决策上的重要参考,非常值得重视和庆贺。海南黎族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宝藏和未解之谜,需要更多的拓荒者来研究发掘。相信作者继本书以后,将会有更多的相关论著问世,为黎族文化和海南区域文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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