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民国科学译者
——陈岳生

■.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一、前言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在新教育中国化运动与教科书中国化运动，这两次“中国化”运动的双重社会背景下，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民国科学译者和教科书译者。但以往民国研究的宏大叙事语境中，多集中于教材、译作和出版等角度的讨论，鲜有对个人译者翻译活动的详细描述与梳理。本文中所讲述的民国科学译者陈岳生，正是在整个民国时期，长期活跃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出版发行一线的多产翻译家。目前译界对其人其作还未有学术研究发端者，笔者希望从碎片化的文献记载中能够拼接起这位被遗忘的民国科学译者生平，将其在民国时期为中国科学与教育进步所做的诸多努力呈现给后世研究者。

二、生平寻迹

目前史料中提及陈岳生的记述寥寥，最早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1929年，《商务印书馆印刷所致张元济函及张元济批注》中有“是否直送陈君岳生校阅”的字样。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处数学部共有8人，陈岳生主要负责翻译数学书籍。於崇文院士回忆1930年到1940年间自己就读澄衷中小学时，提到他的算数老师是陈岳生，自编商务印书馆的算术书籍，是上海各小学的通用教材。1936上海地区中等学校协进会举行算学讨论会，函请各校研究报告，与会名单中也可找到澄衷中学陈岳生的名字。1946年，作为科学画报社编辑人的陈岳生，邀请上海科学界人士，在中国科学社召开科学家座谈会。1947年，为推进与加强中国科学之工作而筹组的中国科学期刊联谊会，推定陈岳生等人为会章起草委员。同年，大公报刊登《大夏大学教授为本校学生被捕陈诉书》，可见陈岳生等人的联合签名。1948年，陈岳生在其译著《原子能与原子弹——核物理学发凡》译序页署名单位为上海大夏大学。1951年，中国物理学会在当时新形势下重新组织起来，于9月召开成立大会，秘书长陈岳生在大会上做了题为《物理通报》的报告，并对大专物理教学进行了讨论总结。其后，据1952年考入上海航务学院的学生描述，陈岳生时为物理教授，曾任开明书店编审，是著名科普作家。从简单的历史勾勒不难发现，陈岳生一生都活跃在数学、物理等学科的教学一线，且长期供职各出版机构从事编译等相关工作。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个人背景，他的译著主要涉及物理、数学、科普等科技领域。

三、著作概览

陈岳生一生编、译、著作品颇丰，据不完全统计，从1928年到1949年共出版图书58部，其中编著27本、译作20本、著作8本、编译作品3本；依据图书内容划分，涉及数学25本、物理学19本、科普读物14本，大多收录在万有文库、自然科学小丛书、开明青年丛书、百科小丛书、小学生文库等丛书中。其早期译书多倾向于科普读物，如《明日之世界》(1934 I.O.Evans)、《无脊椎动物的智慧》(1934 M.Shipley)，其后又着重于科学专业书籍的翻译，如《最新实用物理学》(1935 Black & Davis)、《范式高等代数》(1935 H.B.Fine)、《光的世界(1-4册)》(1936 W.H.Bragg)以及《透视术便览》(1937 W.G.Warren)。值得一提的是，依借陈岳生的物理学专长，在他的编、译作品中有两本涉及到了核物理学知识，分别为《原子及宇宙》(1936 H.Reichenbach)和《原子能与原子弹——核物理学发凡》(1948)，使其成为民国时期为数不多的核科学技术译者之一。

除出版著作外，于近代报刊上也常能觅得陈岳生的撰文和译文。在1925年到1949年间，陈岳生共在近代报刊上发表文章128篇，其中署名原作者译文11篇；主要杂志有《前线日报》(31篇)、《科学画报》(24篇)、《中学生》(15篇)、《新科学》(11篇)等。相较于其译作书籍的涉猎内容，他在期刊上的翻译作品主题主要包括军事外交与科学理论，此外还有以“未来”为主题的科学预言，譬如《未来的衣与食》(1935 I.O.Evans)。1945年广岛原子弹轰炸后，陈岳生的文章与翻译作品明显偏向了原子弹和原子能主题，1945年和1946年中有9篇文章以原子能为主要内容。1947年，《东方杂志》第43卷，第15期刊登了陈岳生整理的《原子能发展年表》，是同时期较早对核物理科学进行系统历时梳理的文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相较于同期科学译者，陈岳生的著述和翻译作品时间较为连贯，涉及领域相对集中，在中小学理科教材建设与物理理论普及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

四、译生简述

1912-1949年的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经济、科教、文化等也开始由落后保守向近现代化过渡。民国时期科学翻译活动的特点，必然带有民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痕迹。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促使了一种观念的形成，这就是“没有教科书的‘中国化’，也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新教育的‘中国化’”。同时“新教育中国化”侧重平民教育和基础教育，于是编译适合于当时国情的中小学中文教材便成为实现教科书“中国化”的有效且迫切途径。陈岳生的翻译生涯正是民国时期社会大背景的个人折射，他的翻译和编译作品始于中小学教科书，从最早的《混合算学教员准备书》(1928)开始，他的编译书籍就陆续被收录在小学生分年补充读本、新学制初中教科书、中学补充用书、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初中复习丛书、理科教育研究会测验丛书、中学各科纲要丛书等中小学教育丛书中，而1937年的译作《透视术便览》(W.G.Warren)是作为职业学校参考书出版的，涉及到了民国时期的职业教育教材。随着时局有关部门对新教育中国化的介入与推进，教育部对中小学教材实行了官方的审定措施，陈岳生编著的《物理学实验》(1937)被收录为复兴初级中学教科书，并在封面印有“民国二十六年十月教育部审定”字样。在陈岳生的20本译作中，原作者大多来自英、美等国家，唯独《原子与宇宙》一书的原作者H.Reichenbach是德国人，但是此译作的底本却是转译自德语原版的英文版本Atom and Cosmos，这在此书的重译者序中有详细的描述：“美国移译此书的人，是一个算学教授，我虽然不是教授，却也是喜算学的学生，以学算学的人，身居东西二半球，大家译这一本德国的名著，不是很有趣味么？”虽未有文献记述，但从以上史料可以大致推断，陈岳生的翻译源语知识来自于英语。

在陈岳生的早期翻译作品中鲜有译序或后记，而在1948年出版的《原子能与原子弹——核物理学发凡》中，罕见地有两位学者为其做序，分别是曾任上海私立大同大学校长的曹惠群教授和著名物理学家姚启钧；此外，陈岳生还写了长达3页的自序。这些不寻常的背后，有着强烈的政治历史背景，即1945年8月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民国时期几乎所有重大现象都受到世界性事态和主题的影响，包括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的全球传播、世界性的危机与战争等。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为了赶蹭时代热度，很多商家推出了“原子糖”、“原子笔”之类的商品，更有甚者“原子美人”的称呼也曾见诸于报端。当时社会上掀起了一阵“原子风”，而对于原子能和原子弹有正确概括和认知的书籍少之又少。在该书的三个序言中可以看出，译者和做序者都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一本“适应一般读者的程度与需要”，“对于现代青年之从事科学研究者，实为有益”的“系统而明白易晓的‘原子书’”。这样的译作既体现了中国翻译现代性的要求，同时也将读者群体精准的定位于青年与学生。韦努蒂(Lawrence Venuti)就曾指出，“中国译者的作品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更为深远，它们的直接受众是知识分子、中学生和大学生，而不是学术精英和高官”。

民国时期，由于科学类著作译作渐多，多种学科间术语存在着交叉使用的现象，又因很多外文科技术语新进传入中国，需要对其进行汉译与统一，所以科学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常常会被术语问题所困扰。而陈岳生的翻译对科技术语，尤其是核物理专业的英语术语汉译定名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原子能与原子弹——核物理学发凡》的译序里，编译者陈岳生详尽叙述了新兴核科学技术词汇的翻译过程，可以从他的描述中窥探到早期科技翻译工作者们，对术语命名的原始理念。他认为“因为‘disintegration’既译作‘蜕变’，‘decay’既译作‘衰变’，故将‘fission’译作‘裂变’，‘fusion’译作‘聚变’”，“原子、分子、电子、中子、等等既然都是‘子’，而‘particle’一字指的就是这一大批‘子’，那为何不将它译成‘粒子’呢？”，所以陈岳生在此书中将它译成“粒子”。在这段珍贵的史料中，呈现了我国科技界对外来科技名词定名的过程雏形。译文中提到的“裂变”和“聚变”恐怕可以算的上是，这两个核科学专业词汇在中文书籍中的首次亮相。

铺开浩如烟海的中国翻译史长卷，无数近代科学译者以自己的译作推动着现代教育在中国的融合与发展，是中国现代性构建进程中不可替代的角色，他们的翻译活动加速了近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陈岳生作为这些被遗忘的民国科学译者之一，理应被后世学人进行显性书写，给予其客观系统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