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公共图书馆硬件设施改善初探
——1912-194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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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云南省公共图书馆发展的背景

我国近代图书馆“萌芽于19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时期”，第一个“具有近代性质的图书馆是广雅书院的藏书楼——冠冕楼”。在戊戌前后近代性质的图书馆在维新派组创的各种学会中首先普及开来，1895年，梁启超、康有为等创办了强学会，组建了“一所学会图书馆——琉璃厂书藏”。[1]此时期的图书馆从设立机构来讲尚不属于“官办”。

官办图书馆的建立，随着光绪末年教育改革而加快了步伐，云南省公共图书馆即是在这个背景下逐步建立的。1909年，清末云南提学使叶尔恺奏请成立云南图书馆，经各方筹备，云南图书馆于宣统元年十月二日(1909年11月14日)正式对外开放。1910年清学部颁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其中规定除开办京师图书馆外，对各地各级图书馆的成立也做了要求：“各府、厅、州、县治应依筹备年限以次设立”。云南省各地还没有来得及建立图书馆，辛亥革命就爆发了。一直到民国四年，教育部公布《通俗图书馆规程》要求“各省治县治应建立通俗图书馆”[2]，于是，1918年嵩明县图书馆、1920年昆阳县通俗教育图书馆等相继建立起来。

云南省公共图书馆在政局的急剧变动中仓促地诞生，其发展根基不稳，但在1912-1945年间仍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完成了基础硬件设施的完善。1946-1949年云南公共图书馆的事业发展受到极大的冲击，图书馆数量的大幅缩减，图书馆经费拮据难以维系其运营。对比前后阶段，我们更能感受到1912-1945年间云南公共图书馆发展之艰难与成果之不易。

二、云南省公共图书馆硬件设施的逐步改善

(一)图书馆馆舍

起步时期的云南图书馆异常艰难，甚至没有专门新盖的馆舍，大多借用某地开设，因此几易馆址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如云南图书馆，在清末建立时曾借用“经正书院”的旧址作为馆舍，此建筑由“一大一小两个四合院构成”，此时馆舍面积仅有2000平方左右，“无法为读者提供一个舒适的阅览环境”[3]。1912年，云南图书馆又迁到旧粮道署内，借地开办，1919年，又迁回翠湖经正书院旧址。几经迁徙，馆舍回到远处，馆舍面积与数量仍然无法满足图书事业的发展需求。

1930年云南各地图书馆遍地开花，原有的图书馆馆舍也得到了扩充，云南图书馆的馆舍扩充了近一倍。图书馆服务人次的变化也能侧面印证馆舍面积的扩充，例如云南图书馆1911年其全年阅览人次为16300人次，1920年超过6万人次，1931年全年阅览人数为70726人次，1937年超过十万人次为101142人次，1939年达到了最高峰135645人次。其他图书馆的阅览人数自然也有相应增加，比如昆华民众教育图书馆阅览室在1942年达到日均300人。[2]当然，与阅览人数的增加更直接相关的因素是民众阅览诉求的增加，但是只有足够宽的馆舍才能够满足更多的书籍报刊的入藏要求，才能够满足更多的民众的阅览需求，因此，阅览人数的增加也能间接反映此时期图书馆馆舍的扩大。

(二)藏书数量

云南省公共图书馆在成立初期藏书数量都很少。作为云南省立图书馆的云南图书馆，理应是占据云南省较好的图书资源，其初成立时(1909年)，馆藏图书仅有五万册，民国初年，藏书量不足的问题并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即便是1926年成立的昆明市图书馆，藏书量与云南图书馆相比，也没有更多，昆明市图书馆成立时仅有书籍8200册[2]。

随着运营经费的充裕，加上国内外的捐助，云南图书馆的藏书量有了显著的增长，甚至在全国范围内也不逊色。据1931年《申报年鉴》统计，“当时全国有省立图书馆33个，其中藏书10万册以上的14个，云南图书馆以藏书20万册(与云南省志记载有出入)名列第三”[3]。之后云南省公共图书馆的藏书量继续稳步增长，据统计，云南省图书馆1940年藏书量增加到133900册；此外，成立于19世纪三十年代的昆华民众教育馆，1932年拥有图书23412册，1942年藏书量增长到43917册；志舟图书馆从1940年的2万多册增加到1946年的32530册。[2]仅就云南图书馆一家而言，从成立之初的五万册，增加到1940年的十三万余册，出现了成倍的增长。其他公共图书馆从1930年以后也拥有了可喜的馆藏量增长。

(三)运营经费

早期云南图书馆发展所需经费由中央拨款和省财政筹款两个主要部分构成，中央经费补助少且不稳定[4]，“1919年全国图书经费为82836元，1922年为215000元，分配给各省……，云南最少，每年只有1700元”[2]，这1700多元还要分配给云南省内众多的图书馆，因此各个图书馆无论大小，“每年由省筹措一些经费补贴”，才能“勉强维持”。但是云南由于地处西南边陲，经济文化不发达，其自筹运营经费也很少，加之此阶段云南教育经费常被挪用，云南公共图书馆运营经费短缺严重。作为云南省资源最集中的公共图书馆——云南图书馆，1923年每月运营经费仅有515元，一年仅有6180元[2]，其他图书馆的运营经费自然只会更少。

从总体上来说，与初创时期的全省经费相比，三十年代后云南省图书馆运

营经费有了显著的增加，根据1931年的《申报年鉴》可知，“云南省以年拨经费为3.7764万元而居全国第二位，仅次浙江”[3]。同时期横向比较，云南省也超越了大部分省份，与经济文化发达的浙江省一同名列前位。从个体图书馆来说，省内大图书馆的经费也有了显著增加，云南图书馆的运营经费从1923年的全年6000余元，增加到1945年的154600元；志舟图书馆的运营经费也逐年增加，从1942年的125256元到1945年的259584元[2]。

当然，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激增的运营经费背后的现实远不如数据呈现的乐观，但是结合前述馆舍的扩大、服务人数的增多、藏书量的增加，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30年代后云南省公共图书馆的运营经费是配套增长的。还需要注意的就是。省内各公共图书馆由于规模和级别的原因各自运营经费之间相差是比较大的，据1931年的统计，县立图书馆的经费就比较少，“一般的有1000-2000元”，“多的如市立昆华民众教育馆阅览部有25760元”[2]。尽管有较大的差距，但是此时期公共图书馆运营经费的增长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三、云南公共图书馆硬件设施改善的原因

民国初期初创立的云南省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面临重重困难，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经费短缺的问题。首先，云南地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基础较为薄弱。其次，民国初期政治局势不明朗，教育经费常被挪用。因此云南图书馆早期因经费不到位而导致硬件设施简陋。鉴于中央经费少且不固定，云南省自筹社会教育经费被挪用作军费的现实困境[3]。经过云南社会各界的讨论，1928年龙云政府通过了《教育经费独立案》，并指拨卷烟特捐作为省教育经费专款[4]。云南卷烟特捐资金充足，遂成为省教育经费的支柱，自此云南省社会教育经费来源趋于稳定，公共图书馆的发展也有了稳定的经济支持，各项硬件设施得以逐步改善。

总之，在时代交替下诞生的云南省公共图书馆发展起步维艰，但是在发展经费得以稳定之后，1912-1945年间云南省公共图书馆的硬件设施逐步的完善，也为其结构功能的转变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