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部地区绿色经济效率测算

蒋国阳

(福建师范大学经济学院 福建 福州 350108)

一、引言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行以来，我国西部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的提升。然而，当前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仍旧处于依靠资本投资、资源消耗等较为粗放的发展阶段。西部省份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同时，环境污染问题也不断显现。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西部各省的能源消耗总量不断上升，污染排放量虽然有所下降，但仍处于高位。面对资源日趋紧张、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坚持走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测算西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是探索西部地区如何在资源环境的约束下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直接影响我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层次和格局。绿色经济效率是将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环境污染也考虑在内，是一种兼顾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的指数，自提出以来，一直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肖远飞等(2019)研究了环境规制和FDI对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作用，其通过实证发现FDI会抑制我国区域绿色创新效率，而环境规制的影响则相反；王亚平等(2017)探讨了城镇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认为城镇化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U”型曲线的特征。钱争鸣等(2013)通过非径向非角度的SBM模型测算出我国各省区绿色经济效率值，并进行了区域之间的比较分析。

上述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通过不同的方法测算绿色经济效率，分析不同主体之间关系，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我国学术界对于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全国范围以及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的研究十分稀少。由此，本文参照以往学者的经验，采用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算出我国西部地区11个省、市及自治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值，并对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进而为我国西部地区加快经济的高质量发展，缩小与东部和中部的差距，提出有效的建议。

二、模型介绍及指标选取

(一)模型介绍

本文采用学者Tone(2001)提出的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该模型在简单投入和产出指标的基础上，将产出指标进一步细分为期望产出(好产出)和非期望产出(坏产出)，将衡量环境破坏程度的指标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到计算绿色经济效率的模型中，能够更好考察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该模型数学公式为：

Xλ+s-=xk

Yλ-s+=yk

Bλ+sb-=bk

λ,s-,s+,sb-≥0

上述模型中，s表示投入、产出的松弛量；λ是权重向量。目标函数ρ是关于s-，s+，sb-的严格递减，并且0≤ρ≤1。对于被评价的DMU，当且仅当ρ=1，即，s+=0，sb-=0时是有效的。如果ρ小于1，则说明DMU是无效率的，存在投入和产出上的改进需要。

(二)指标选取和数据说明

绿色经济效率的内涵是通过足够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好产出和较少的坏产出。在此基础上，结合以往学者的经验，本文选取的指标分为三类：第一类投入指标选取西部各省历年的资本存量、年末就业人数和能源消费总量；第二类期望产出指标选取西部各省历年国内生产总值(根据各省GDP平减指数调整为2003年不变价格)；第三类非期望产出指标选取西部各省历年工业废水排放总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工业烟粉(尘)排放总量。由于资本存量数据的不可得，本文将参考单豪杰(2008)的方法，采用永续盘存法，以10.96%为折旧率，计算得到各省的资本存量。

本文数据选自2003—2017年西部地区11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由于数据的不可得，不包括西藏地区)，取自历年的《环境统计年鉴》、《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以及各省历年的统计年鉴，对于个别年份数据缺失的情况，采用插值法进行补齐。

三、绿色经济效率测算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MaxDEA软件，通过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计算2003-2017年我国西部地区11各省、市、自治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值，结果如表1所示。通过分析表1，我国西部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值呈现出以下特征：

表1 西部地区11省市区2003-2017年绿色经级效率值

第一，从各省绿色经济效率的均值来看，青海、宁夏和重庆为一档，剩余的省份为另一档。其中，青海省2003-2017年的绿色经济效率值最高均为1。与日常认识不同，青海和宁夏两省作为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之一，其绿色经济效率值位列前二，其可能的原因为：该二省都是我国的人口小省，经济体量小，产生污染物的工业规模也较低，尤其青海省作为三江的起源地，生态环境保护向来严格，对于有重大污染的社会生产活动有着严格的限制，由此其绿色经济效率值较高。而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生产要素不断聚集，经济的发展也开始转为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其已经成为带动整个西部地区发展的中心城市。另一方面，剩余的省份也显示出边疆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值普遍低于非边疆省份的特征。究其原因，与非边疆省份相比，边疆省份经济发展的时间更晚，产业结构落后，对生态保护的意识不足，且缺少中心城市的带动。

第二，从各省绿色经济效率变化的趋势来看，可以简单分为三类。第一类表现为绿色经济效率逐年波动下降，代表省份为内蒙古、广西、云南、陕西和新疆五省。这些省份近些年经济快速发展，正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导致污染排放量不断增加。陕西、新疆以及内蒙古作为我国重要的煤炭、石油等能源开采和生产基地，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对于产生的污染物减排缺乏有效的治理，上述各类原因导致这些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呈现出递减的特征。第二类表现为绿色经济效率逐年波动上升，代表省份为重庆、四川。这两省市是西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经济发展已经逐渐从消耗大量能源、依靠大量劳动力转变为依赖技术进步、注重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的新阶段。第三类表现为绿色经济效率保持平稳波动的特征，代表省份为贵州、甘肃、青海和宁夏。该类中大多数省份的生态系统本身就较为脆弱，因此其生态环境保护意识较强，在经济快速发展而产生污染的同时，注重对污染物进行处理，进而减少了排放量。

西部地区各省的绿色经济效率表现出明显的区别，其原因在于各省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意识不同。经济较发达的省份，不仅拥有更加先进的技术以提升生产效率和节约资源，在对待环境污染事件时，政府的决策和行为也更为科学和规范。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通过测算我国西部地区各省的绿色经济效率值，并从不同角度对其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第一，从各省绿色经济效率的均值来看，青海、宁夏和重庆三省(市)为一档，其绿色经济效率均值在0.7以上；而剩余的省份为另一档，其绿色经济效率均值低于0.4。第二，2003-2017年我国西部各省绿色经济效率值变动的趋势分化明显，主要的变动趋势可以分为波动上升、波动下降和波动平稳三类。分化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不同省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进而其产业结构不同；另一方面，不同省份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也不同。

(二)建议

基于以上的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要加快地方环境保护法律的制定。环境规制的强度越大，说明地方政府对污染治理的力度越大，有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提高。政府要制定鼓励企业通过升级机器设备等以降低能耗和污染的激励机制，对为当地污染物的减排工作做出贡献的企业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或财政奖励；要制定规范的严格限制企业大量排污的法律，对于严重破坏环境的企业，加大惩戒的力度；此外要加强环境保护的宣传力度，提高本地居民和企业的社会责任感。

第二，要加快地方经济转型升级的步伐。理论上工业规模越大，产生的污染越多，绿色经济效率则越低，因此要加快淘汰一批高污染、高能耗、低收益的产业，扶持和培育一批符合当地要素禀赋的新兴产业。通过设立相关的产业基金，支持有能力的制造企业加大科技研发投入，提升制造的工艺水平，以降低对资源消耗的依赖。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旅游业具有高收益、低污染的优点，充分挖掘西部地区的旅游资源，有助于西部地区的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第三，要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加大对外开放程度，有助于学习先进地区或国家的经验、管理和技术，有助于加快本地的经济转型和发展，从而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提升。因此，西部地区一方面要加强与东部地区省市企业和政府的交流，通过学习借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对外开放的经验，出台适合当地发展的政策；另一方面也要积极鼓励本土企业走出去，加强与国外优秀企业的交流和合作，吸收对方先进的管理模式和发展理念，学以致用，从而促进本地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