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揣着一团腾腾的火
——多场次话剧《熊佛西》创作谈

2020-11-22 11:09孙祖平
艺海(剧本创作) 2020年6期
关键词:上海戏剧学院解构院长

■ 孙祖平

2020年12月1日,上海戏剧学院建校75周年暨熊佛西诞辰120周年,多场次话剧《熊佛西》登上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院舞台。熊佛西,中国文化巨匠,和欧阳予倩、田汉、洪深等齐名的中国话剧运动先驱,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在上海戏剧学院,熊佛西不仅是第一任院长、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更是这所中国戏剧教育重镇的精神教父,一面永不褪色的旗帜。作为上海戏剧学院培养的学生和教师,写作这样一部话剧,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职责。

这部以“熊佛西”为主角的话剧有三个相去甚远的版本:

第一版《最后一片火焰》(1985年);

第二版《我们的熊院长》(2015年);

第三版《熊佛西》(2020年)。

廿十世纪60年代,我高中毕业,报考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专业,成为一名学习戏剧编剧的学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成为戏剧文学系戏剧写作教研室一名指导学生剧本写作和讲授编剧理论的教师。说实话,内心很忐忑:自己只是在学生时代练习过屈指可数的几个独幕剧作业,尚无更多剧本写作成功或失败的实践经验,就要教他人写作剧本,怎么教?自己只是一知半解地读过几本《编剧概论》一类的理论书籍,尚无深切的理论体验和感悟,就要给他人讲授编剧理论和技巧,怎么讲?为改变这种尴尬境地,我非常用功地一连写作了三部多幕话剧。当然,最终都是练手的习作。

恰逢上海戏剧学院建校40周年,学校很早就开始做院庆的准备。那年,院领导、系领导都换了新人。学校任命戏剧文学系的一位“老人”陈多老师出任系主任。陈多老师,小小的个子,模样干练,鼻梁上架一副眼镜,文质彬彬,少言寡语。刚进上戏时,我们这些学生在校园遇见他,叫声“老师好!”他都是局促地点头作应,头也不回地匆匆离去,不热情,也不冷淡,有点怪。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右派分子,而且是在他婚礼的第二天向他宣布的。更让人吃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他竟然是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上海戏剧学院前身)中共地下党的支部书记,那时的他才20岁左右。文革结束,拨乱反正,落实政策,他获得平反,届时,他已是中国戏曲领域一名学养深厚的著名学者。

我本能地意识到,这是可以写戏的!

我找陈多老师了解相关情况,听到一件“趣事”:1952年,上海文艺界思想整风,熊校长要以上海市人民政府文教委员、文艺整风学习分组主任委员的身份在大会做自我检查,这是他有生以来头一次做思想检查,可怎么也写不好一份书面文稿,最后还是由他的几个学生代笔,才最终得以完成……

我有点冲动了,跃跃欲试,写一部以熊院长为主角的剧本。经陈多老师介绍,我一一拜访了几位当年剧校的前辈学长,和在学校表演系任教的熊师母郑绮园老师;又跑图书馆翻阅报刊,查找到熊院长当年被发表在《文汇报》《大公报》上的检查发言,一字一句地抄录……待到暑假,我卷起一卷凉席和毛巾毯,住进了学校办公室,潜心写作。新学期开学,我交出剧本,学院组织了一个剧本座谈会,几位前任院领导、现任院领导和一些在学校任教的熊院长当年的学生,听我读剧本。陈恭敏院长第一个开口:“哦,这是一个批判极左的戏。”其他领导和老师也纷纷发言,挑毛病、提建议、出点子。主持会议的副院长最后作总结:集全院之力,在院庆时推出这部戏。学院组织了一个业务能力高强的演出班子,该剧从排练到演出甚是顺利,校内外的反响也不错。

写作剧本的材料,往往就在眼前,就在身边。

戏演出后,学院几位我老师辈的老师跟我说:“你胆子真大啊!”原来他们担心,这出戏会不会“闯祸”,捅了“马蜂窝”。毛泽东主席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写熊佛西这样一个联系着学院历史和现实的代表性人物,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不明就里的争议漩涡。老师们担心的事没有出现,剧中的出场人物,除了熊佛西是真人真事,其他都是虚构想象的形象,哪怕有人物原型,也像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不用一个单独的模特儿”,谁也无法对号入座。

时光荏苒。曾几何时,学校华山路校区四周已是高楼林立,蔚为壮观;校园里绿草如茵、绿树成荫,一栋栋老洋房整旧如旧,却焕然一新。那栋最具规模、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楼,褪去了包裹它近30年的违章土灰木板外墙,惊艳亮相:红瓦青砖,立地门窗,复式回廊,这栋别具一格、中西合璧的老楼被隆重命名为“佛西楼”;校园里其他一些特色建筑也陆续被命名为“端钧剧场”“仲彝楼”“毓秀楼”“健吾楼”“仞之楼”……一个个令人肃然起敬的名字,构成上海戏剧学院这座艺术教育殿堂最为厚重的文化底蕴。缺失了他们,再精致的楼房只是一栋有点掌故的建筑,再美丽的校园只是一座司空见惯的花园,再具规模的艺术院校也无异于一个寻常的演艺培训机构。

我突然心慌意乱起来——熊佛西是谁?

一位杰出的戏剧家和戏剧理论家,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戏剧界有一对双子星座,“南田北熊”,南方的田汉,北方的熊佛西,引领一代戏剧风潮;30岁那年就出版一部《写剧原理》,“我国四千余年来第一部关于戏剧原理的比较有系统的书”(熊佛西语)。一个一辈子致力于青年戏剧人才培养的戏剧教育家,“使每个戏剧青年都有健全的人格,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爱民族、爱国家、辨是非、有志趣的‘人’”。当之无愧的中国现代戏剧教育第一人。可在我的剧本中,有老院长作为中国顶尖戏剧家、理论家和戏剧教育家的大师风貌和风采吗?我顿时意识到第一版剧本的偏颇、失误:太单一着力于主人公人生戏剧的表达,而忽略了对主人公戏剧人生的全面观照。必须重新构思、写作一个新的剧本。我又开始研读熊院长的生平和著作,完成第二版《我们的熊院长》。

2019年暑假前,学院决定上演这个剧本,为来年上海戏剧学院建校75周年校庆暨熊佛西诞辰120年的活动做准备。为此,我又重新审视第二版剧稿,修改出《熊佛西》。

院庆74周年,《熊佛西》预演,先后出现4个叙述者、3个“熊佛西”。叙述者说着说着,就直接以“熊佛西”的身份进入规定情境,演起戏来。演出后,反响不一:搞理论研究的大加称赞,陌生化的解构,给人以思考,有现代感;更多的观众则希望能在舞台上看到一个“真实”的“熊佛西”。实事求是地说,解构须有前提条件——一个能被解构的结构对象,如解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解构《雷雨》《茶馆》,观众对剧情耳熟能详,剧中人物了然于心。有个解构的参照物,结构和解构之间自然形成观赏的张力;缺失一个已然被观众锁定的结构性形象,解构效果难免会打折扣。

剧本还是问题多多:副线线索仍在干扰主线情节,矛盾冲突过于直接直白,导致场面描写冗长拖沓,台词欠精炼,等等。一直记得多年前,北京电影学院一位资深教授为我写的一个电影剧本把脉时说的一句话:“做人要老实,写戏要狡猾。”在学校上编剧课,我也会对学生强调:“做人要直,写戏要曲。”轮到自己写戏,还会犯同样的毛病。

又很上心地整整工作一个月,完成供排演的第三版剧本。

《熊佛西》如约上演,舞台上的熊院长,栩栩如生,生气勃勃。随着剧情的推进,掌声一阵一阵地响起,气氛温馨、热烈。

第一版《最后一片火焰》是我第一部得以化蛹为蝶的剧本。此后,教学之余,我写作了一部又一部的舞台剧、电影、电视剧和广播剧,没有一个剧本是一蹴而就的。上海话形容一个人会作、会来事、会折腾为“七搞八搞”。我写剧本,往往需改至“七稿八稿”,方能改出个剧本样来。改着改着,剧中的主人公就不仅是我眼中的他(她),更是我心中的他(她),剧作者的想象创造也就在其中了。当然,一稿一稿地修改,需要足够的心力支撑。研读《熊佛西戏剧文集》时,看到一段他对旧时中国充满冷气、阴气、霉气、乌烟瘴气现状发出的激情呼喊:

全国伟大的诗人与艺术家呵,你们这会儿躲在哪里?你们生在今日中国社会里不觉得冷么?不觉得黑暗么?果尔,你们为什么不起来燃点火焰?

燃点火焰!

“心中揣着一团腾腾的火,一心想着去点人们心头那一片光明的火焰!”这光芒足以照耀剧本的成长之路。写作剧本的人,心头先须揣着一团腾腾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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