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代河南小说中的政治书写现象*

张 东 旭

乡土叙事与政治书写是当代河南小说创作中的两大主题，成为河南文学的重要特征。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李准、张一弓、田中禾、乔典运、李佩甫、周大新、张宇、墨白等河南作家的创作中，塑造了众多富有中原文化特征的个性鲜明的农民形象，他们既坚韧朴实、精明能干，又幽默世故、保守固执，中原地区特有的地域风情、自然景观、民风民俗带着鲜活的“泥滋味”“土气息”进入了大众的视野。政治书写是指写作主体通过文学的方式关注国家政策、社会事件、历史人物的写作行为，作者通过记录、反馈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其中还包括作家们关注社会、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文化心态。受中原地区特定历史文化的影响，河南作家在文学选择上，对国家政治政策异常敏感，作品往往紧跟时代步伐，对社会现实做“近距离书写”。在当代河南历史小说、乡土小说中，“政治文化”往往成为一个独特角度，作家的政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文学选择、叙事角度和价值取向。河南当代小说中的政治书写主要体现在对国家政治政策的近距离观照和乡土叙事、历史叙事中对权力文化的反思与批判等方面。

一、政治意识与河南作家的文学选择

20世纪50至70年代，中国特定的政治氛围对河南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无论是政治对于文学的支配，还是作家对于政治的献身，都变得越来越自觉，双方的相互作用也越来越直接、强大。”①河南作家“对这块土地特别敏锐的关切，对问题的把握要优于其他作家”②。他们往往能敏锐地觉察现实生活发展的动向，抓取具有重大意义的矛盾冲突，及时地反映和提出现实生活中新的问题，通过艺术形象给予明确的回答。在此期间，河南作家用文学实践深刻地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的合法性、合作化运动等国家政策实施的必然性。这种强烈的政治情怀，往往使他们的创作能得风气之先，率先在全国文坛上产生影响。

李准之所以写《不能走那条路》，是他偶尔听税务局的同志说“我们的土地交易税经常超额完成任务”后，敏锐地感到这是个“大问题”。他很兴奋，“准备从这个问题中写出工人阶级思想和农民的自发趋势的斗争，也就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③。让李准感觉到的“大问题”，是当时我国正在推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问题的提出及其解决办法，在后来魏巍1955年开始创作的长篇小说《东方》和柳青的《创业史》中也得到了呼应。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在《河南日报》发表后，被《人民日报》转载并配发编者按，在全国范围引起热烈反响，并被改编成电影、话剧等多种艺术形式传播。李准“以自己的敏锐，使我们河南问题与中国问题紧密联系”④。从文学与政治政策的结合来看，《不能走那条路》的写作获得了巨大成功，李准也因此成名。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事物都是社会的和历史的，事实上，一切事物‘说到底’都是政治的”⑤。在这个时期，很多河南作家及时用文学来阐释、反馈国家政治政策，较早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反响。知侠的“革命历史小说”《铁道游击队》具有显著的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其中塑造的“革命狭义英雄”深入人心，小说1954年出版，1956年被拍成电影，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魏巍197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东方》不仅写到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而且写到了国内合作化运动的势在必行，1982年获得首届“茅盾文学奖”。在20世纪60年代，很多历史题材的小说遭受劫难，但姚雪垠的长篇小说《李自成》是个奇葩，不仅能顺利出版，而且两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直接支持。从姚雪垠后来发表的“创作谈”可以看到，他之所以选择创作《李自成》，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本人对当时政治形势的准确判断。河南老作家苏鹰的《炼》是全国第一部反映全民炼钢的长篇小说，表达了“既炼了钢，又炼了人”的政治主题。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地上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农村改革，中国农业开始了一个新历程。河南作家以其敏锐的政治意识，迅速地抓住了80年代初“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张一弓以一个记者的敏感，“硬着头皮对当前的社会生活进行了近距离的反映”⑥。几乎当时社会上刚刚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在张一弓的笔下都会有所呈现。在《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春妞和她的小嘎斯》《黑娃照相》《流泪的红蜡烛》《赵撅头的遗嘱》《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等系列中短篇小说中，主人公李铜钟、张铁匠、王腊月、李麦收、白雪花、苏小海、李秀秀、郭亮、春妞儿、宋疤拉等，分别经历了农村包产到户、承包经营再到城镇化、工业化的现代化道路等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历程。在张一弓所有创作中，1980年发表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引起的反响最大，小说写的尽管是60年代的“左”倾错误，但之所以选择在1980年讲述一个60年代的故事，显然与当时正在进行的乡村变革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一直到今天，仍有论者认为，“驱动改革开放的是李铜钟式的人物，文学需要李铜钟式的硬汉子文学，仍然需要李铜钟式的硬汉子”⑦。

从以上作家创作的情况来看，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在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中，河南作家的政治意识普遍增强，相较于其他省份的作家，他们对国家政治政策的变化反应更加迅速，对政策的文学阐释也更直接、更深入。河南作家创作的社会使命感大大增强，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在创作中更多地关注社会重大题材，关注改革，注重对生活意义的“史诗性”追求。

正如张一弓所说，“我的命运，我的追求总是与我生长其中的这个时代和民族血肉相连”，“我要读者看一看，正在深入发展着一场变革的农村生活怎样变革着人们的灵魂”，“看一看我们这个民族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段空前活跃的时期，分娩一个名叫‘变革’的婴儿的临产的阵痛、临盆的血污以及他们在这阵痛和血污中的追求和憧憬”。⑧总之，在这一时期，作品能否反映人民大众的命运，是否展现国家的历史和未来，成为河南作家创作时首先要思考的问题。

但是，由于河南作家跟现实的联系过于紧密，过于急切地对政策发表见解，他们这一时期的创作往往缺乏对社会的理性反思、对历史的深刻透视，更缺乏对作品“史诗性”内涵的全面把握。同样是写20世纪50年代合作化运动的作品，河南作家的作品虽然不乏敏锐的眼光，但与同时期陕西作家柳青的《创业史》相比，河南作家的作品显然缺乏反映农村生活的广阔程度和“向历史深处延伸，挖掘矛盾的现实的历史的根源”⑨的深度。一些历史小说，由于作家对历史的复杂性缺乏具体的考证和正确的认知，仅凭“理念”就开始了创作，往往使作品更多地停留在歌颂膜拜的状态中，还没有进入传统文化深处，无法厘清传统文化与现代观念的复杂纠葛。张一弓的《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春妞和她的小嘎斯》以及李佩甫的《金屋》《李氏家族》等作品，大都叙述现代化进程的艰难，以及乡间有志青年通过艰苦奋斗最终成功的过程，但作品明显缺乏转型期的时空背景，作品在主要情节设置和人物形象塑造上，“理念先行”的痕迹较重。作品在处理矛盾冲突、表现人物内心矛盾斗争时，只是简单地让人物按照作者的意念往前走，因而存在不少虚假、煽情或夸张的成分。

正如刘增杰先生所说，河南作家“虽然有创作敏感，但缺乏思想深度，主体意识不强，甚至把紧跟趋势视为自己的使命，因而一些作品可能会带来及时配合任务的轰动，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作品艺术生命过于短暂的尴尬”⑩。与陕西、山东等省份的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路遥的《人生》、张炜的《古船》等)相比，河南作家的一些弱势还是比较明显的。

二、对“官本位”的书写与反思

中国自古以来“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实利益诉求，使得国人有着强烈的“官本位”心理。进入当代以来，中国社会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官本位”思想在中国当代乡村生活和农民思想中仍然占有重要位置。河南作家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针砭“官本位”痼疾的系列小说，这种现象既反映了“官本位”思想的深远影响，也表现出河南作家对当代中国政治变革的热切期待。

河南当代作家大部分出身农村，之后通过参军或者考大学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农民身份。作家的这种“童年经验”使他们在写作时形成一种独特的“乡村—政治”视角，“村庄”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象征体。李丹梦认为，“1990年代以来的官场书写中，豫籍作家系开风气之先者”，“其优长倒不在讽刺的力度，而是在对中国政治文化与农民文化关系的揭示上”。

阎连科、周大新、乔典运等作家在描写村民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的同时，将笔墨着力于他们在权力追逐中所付出的代价。在阎连科的“瑶沟系列”小说中，乡村人对权势的追求，对“做官”的期盼，发展到了极致。在《瑶沟人的梦》中，瑶沟人认为能改变他们村子命运的关键，就是能“出个县长或大队支书”。虽然“我”只是有可能当上大队的秘书，但在父亲和村民们的眼中，也算“对得起祖宗”了。当众人得知“我”要当大队秘书时，像“迎接赴京考试的中榜举人”那样隆重地迎接“我”。为了当上大队秘书，全家人不遗余力，队长三叔和“我”整夜守护支书家要下崽的母猪，六叔打算将自己的女儿嫁给支书瘸腿的侄儿。《炸裂志》中的主人公孔明亮是深谙乡土政治规则的“精英”，“权力”是他人生的全部追求。随着他由村主任到市长的一路升迁，他的生命被完全异化，人性的情感被权力的虚荣所取代。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中，廖怀宝的爷爷在弥留之际，叮嘱儿孙：“不能总写字，要想法子做官。”廖怀宝牢记“祖训”，从文书、副镇长、镇长、副县长、县长、副专员一步步走上仕途高位。在这个过程中，他牺牲了自己喜欢的女孩姁姁，出卖了与朋友双耿的友情。他的每次升迁，都以他作为一个人在道义上的下滑为代价。在权力与人性的较量中，他完全失去了评判善恶的勇气和力量。

从《无边无际的早晨》《李氏家族》到《羊的门》，李佩甫力图从宏观角度探究权力与地域、伦理、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的笔下，中原乡村权力结构的建立有着独特的特点，它往往和宗法伦理制度搅合在一起，和各种人情关系掺杂在一起。这种权力结构的建立往往“以血缘亲情为纽带，将公序良俗作为最基本的生活秩序标准，形成自身完备的社会管理体系”。《羊的门》中，作为村支书的呼天成，人们喊他“呼伯”，而不是喊“呼书记”，从称谓上就可看出乡间的伦理关系其实是超越了行政关系而存在的。《羊的门》中，主人公呼天成是较好地体现了“中原地域的根性果实”的一个人，在平原上，他的处事原则就是“败处求生，小处求活”，这种生存姿态其实是中原人在这块独特的土地上维护自己生存利益的一种策略。小说中支书或者村长等人“经营”权力的方式，和乡村“伦理情感”密不可分。“情分”成为呼天成经营人场的重要策略，在和省里、市里的官员维持关系时，他靠的是“一份回忆、一份念想、一种叫人忘不掉的情分”。在阎连科的小说中，村支书、副支书、村长等人也都是通过各种联姻构成的乡村政治体制中的关系群体。

当“官本位”思想占据人们头脑时，人们对权力的争夺不可避免。刘震云的小说《官场》《官人》《头人》等作品可以看作是对官场的隐喻书写。为了完成启蒙式的乡村权力话语批判，刘震云的小说寓言式地出现了大量的“扁平人物”。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故乡天下黄花》，阎连科的《日光流年》《两程故里》等作品，堪称反映乡土中国权力文化的集大成者。这些作品大都采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小说的隐含作者洞察一切权力规则，游刃有余地置身其中，冷静地描绘着历史，嘲讽着现实。《故乡天下黄花》中，围绕当“村长”，孙家和李家几代人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争夺，双方都付出了极大代价，但直到小说的结尾，这种争夺还在继续。

李洱2007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以写实的笔法展现了平静的乡村表面下权力角逐的汹涌暗流。主人公繁花有魄力、有策略，也富有心机。为了竞选村支书，她踌躇满志地展开了一系列活动：给民办代课教师“同工同酬”的待遇；全力招待前来听课的“乡教办”的人；故意制造丈夫殿军在外赚大钱的假象，因为这样，“别人就会认为她是一个清官，不会贪污村里的钱”……但到最后，她却由于自己非常信任的接班人孟小红“在背后捅她一刀”而被取消竞选资格。小说中，每个人物都有着自己的私利和精心的算计，而这一切角逐，自始至终都被乡村的日常生活所笼罩，剑拔弩张的权力之争被家长里短的乡村场景所掩盖。

从当代河南文学这些代表性作品中可以看出，作家在进行权力书写时，要么详细描述中原苦难，要么沉浸在对权力、权术的叙述中不能自拔；作品中的主人公，要么匍匐于现实的利益争斗之中，要么佝偻于权势的引诱之下，很难成为真正现代意义上的“人”。权力书写何以主导了当代河南作家的价值取向？其中的深层原因在于民众长期以来形成的对权力的依赖与崇拜心理。“绝对的、超自然的、全能的皇权信仰，给予了中国人民一种安全感，就像其他国家的大众从信奉上帝而得到的安全感一样。”《羊的门》中，主人公呼天成之所以那么快地成为呼家堡命运的主宰者，跟民众的性格、心理需求都有很大关系。小说中详细列举的各种“草”，就是对中原人文化性格的一种隐喻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草民们的柔弱无骨、隐忍顺从、趋炎附势，正是专制集权主义滋生的温床，也是一切专权者长袖善舞的政治基础。

但是，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作家群体，恰恰需要警惕上述种种“传统”，力争超越“现实”。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里写道：“天堂藏在我们每人的心里，现在它就在我的心里隐伏着；只要我愿意，明天它就真的会出现，而且会终生显现在我的面前。”只有超越了“此在”的现世经验，用“现代”的精神立场观照社会、历史与文化，河南作家才能创作出关乎人们情感、灵魂，关乎人们诗意生存的理想作品。

三、历史叙事背后的政治文化心态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夏商周时期到宋代，“几千年来，河南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先后有二百多位帝王建都或迁都于此，几度形成政治文明的巅峰与辉煌”。这种辉煌的历史，给中原人心理上带来很强烈的优越感，对河南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小说题材的选择方面，河南作家充分利用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发掘地方历史人物的不平凡事迹，为大量的贤臣名将、英雄豪杰、能人贤士做传。一时间历史题材小说繁荣，涌现出一大批作品，如杨复俊的《炎黄大帝演义》《伏羲大帝演义》《夏禹大帝演义》，姚雪垠的《李自成》，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帝王系列”，刘秀森的《花木兰全传》，甄秉浩的《少林寺全传》，李亚东的《少林寺演义》，周大新的《第二十幕》等。

值得注意的是，河南作家进入“历史”时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对历史小说中的“官场”“权谋”“权力”斗争等很感兴趣，对其中蕴含的政治文化有一定程度上的认同感。他们在叙述历史人物时，往往根据主观需要“摘取”历史事实，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评论界对于二月河的历史小说，一直以来争论不断。对其批评最多的就是认为作者在片面思维、美化思维的指导下进行创作，对小说中塑造的那些皇帝的残暴行径视而不见，一味歌功颂德，“这种美化帝王、人为拔高的写作方式，足可说明二月河的思想穿透力、价值判断力的羸弱和欠缺”。但在笔者看来，这并不是二月河先生思想穿透力、价值判断力的羸弱和欠缺问题，而是河南作家内心深处的“情结”使然，跟那种沉潜在作家们思想深处的集体无意识有关。

如前所述，宋代之前，中原的历史无比辉煌，但之后便由辉煌的王朝“中心”变成了“中国的弃儿”。长期以来，河南作家由“地方”向“中心”、由“边缘”向“主流”靠拢的努力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仿佛是河南悠久而又沉重的历史文化赋予河南作家的历史使命。所以，我们不难理解，在很多河南作家的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都有这样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情节结构，最后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如在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说中，几乎所有文人的飞黄腾达，都是在与皇帝之间的“对话”中完成的。主人公(主要是文人)命运的转折，要么是一番“隆中对”式的对话，要么是一次指点江山式的“演说”，要么是一番滔滔不绝的雄辩。这些高见会被皇帝听见并得到认可，主人公最后被封官加爵。《康熙大帝》中的明珠一日之内连升七级，就是最好的例子，伍次友、邬思道、高士奇等人的经历莫不如此。这种文人走上权力顶峰的捷径方式，实际上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千古文人白日梦传统的延续。

弗洛伊德在《作家与白日梦》中这样论述：“这种作品不是作家自己的创作，而是现成的和熟悉的素材的再创造，就素材早已具备这点而言，它是从人民大众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宝库中取来的。很可能是所有民族寄托愿望的幻想和人类年轻时代的长期梦想被歪曲之后所遗留的迹象。”由此看来，河南作家关于帝王将相们的想象性书写，大部分是根据“现成的和熟悉的素材”而来的，这些素材有可能就沉浸在多年以来中原地域广大人民的集体记忆之中。

河南作家的历史小说，承载了作家对昔日作为政治中心的中原的回想，是河南人向往“中心”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表达。也正是由于河南作家在历史叙事中流露出对“中心”文化的强烈向往，使他们在创作时对笔下的主人公倾注了过多的感情，有时甚至与笔下的人物一起陶醉在权力叙事的快意之中。“官本位”的影响，也使作家在叙事时无意识地流露出对“权力”文化的艳羡心理，使作品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和批判意识。这些因素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意识，深刻地影响了河南作家的历史题材创作。在美学追求中缺乏深刻的批判，在艺术探索中缺乏深沉的思想，成为河南小说创作的薄弱之处。

四、知识分子的使命感与中国文化传统

河南作家热衷于政治书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宏观上考察，我们可以从知识分子的“本能”和中国特定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答案。

柏拉图的“叙拉古的诱惑”成为一个寓言，揭示了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一种心理情结：即知识分子在对真理的向往与献身“城邦和家庭的良好治理”的欲望之间，存在着某种心灵上的关联。知识分子与政治、社会之间的这种天然联系，是知识分子取得“存在感”的本能动力。

对于新文学发轫以来的中国作家而言，对政治生活、社会事件表达见解，远比单纯的文学创作更能释放他们这一“本能”心理。鲁迅以天才的创作在新文化运动中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创作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伟大小说，但是，在艺术激情和对社会的启蒙责任感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放弃小说，转向杂文创作。因为在他心中，对社会和群体直接发声远比个人展现艺术才华更重要。姚雪垠创作《李自成》，也是因为在他心中，是当时的政治需求而不是个人的才情决定着自己的艺术选择。

除了知识分子本能的言说欲望，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分子的身份定位给了作家政治书写的文化力量。考察中国的政治文化史，我们会发现，在历朝历代建立的“政统”之外，均有一个“道统”存在。一个政权建立之后，其合法性问题是当政者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每个朝代都需要一套带有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来维护统治的合法基础。所谓“礼乐传统”，其实就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这恰恰是知识分子的“专长”。知识分子往往会成为“道统”的自觉承担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学会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学而优则仕”等观念也就由此而来。余英时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就管的是凯撒的事”，说的就是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行为。

在河南作家的当代小说创作中，李准、姚雪垠的小说之所以能在20世纪50—70年代引起强烈反响，很大程度上与当时正处于意识形态建构的关键时期密切相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老作家师陀。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师陀最擅长写旧家族由盛转衰的“挽歌”情调以及底层小人物在时代的洪流下卑微的生存状态。1949年7月，师陀应邀参加在北平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次年他应邀参加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这是新中国对他身份的一种认可。从此以后，师陀转变了自己的创作思路和一贯风格，并且对自己的作品不断进行改写，充分显示出一位“现代”作家进入“当代”之后在新的意识形态指导下“再创作”的努力。师陀以自己切实的努力加入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之中，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建构。

五、结语

总的来说，受特定历史文化的影响，河南作家在文学选择上，对政治政策的变化极其敏感，对社会发展高度关注。20世纪50年代以来，河南作家在进行乡土、历史叙事时，经常选择以政治文化的社会视角进行创作。这种政治书写成为河南文学一种较为突出的文学现象和重要特征。河南作家的政治意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选取题材和处理题材的方式，并与河南文学的现实主义审美风格相辅相成，有机统一。

从政治文化视角关注河南作家的创作，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河南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河南作家以自己的文学方式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化建设，总体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在迄今为止举办的10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河南籍作家就有9部作品获奖。21世纪以来，“中原作家群”在坚守与突破中焕发出勃勃生机。一批优秀的青年作家正着眼于全球化背景下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重新书写着“城乡”结构冲突之下所带来的道德、政治、社会等问题，打开了新世纪河南文学创作的新纪元。

注释

①樊骏：《“五四”与新文学的诞生》，《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②④陈福民：《中原作家应该处理好三个关系》，《时代报告》2018年第10期。③熊坤静：《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创作的前前后后》，《党史博采》2014年第12期。⑤[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11页。⑥⑧张一弓：《张一弓集》，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88、289页。⑦阎纲：《〈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奖前后》，《名作欣赏》2017年第4期。⑨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页。⑩刘增杰：《中原文化圈与20世纪河南文学》，《焦作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李丹梦：《文学“乡土”的官场书写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山西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洪治纲：《“人场”背后的叩问与思考——论李佩甫的〈羊的门〉》，《名作欣赏》2010年第27期。辜鸿铭：《辜鸿铭文集》(下卷)，海南出版社，1996年，第52页。徐光春：《中原文化与中原崛起——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同志在香港“中原文化港澳行”恳谈会上的讲话》，《决策探索》(下半月)2007年第2期。周思明：《二月河的高度》，《文学自由谈》2019年第1期。李丹梦：《文学“乡土”的苦难话语与地方意志——以“文学豫军”1990年代以来的创作为中心》，《学习与探索》2013年第11期。[奥]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林骧华译，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9页。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96页。分别是姚雪垠的《李自成》、魏巍的《东方》、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宗璞的《东藏记》、柳建伟的《英雄时代》、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李佩甫的《生命册》、李洱的《应物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