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塔禅寺与延庆寺、观宗寺历史渊源略疏

2020-11-28 07:20白玉凯
新丝路(下旬) 2020年12期

摘 要:七塔寺历史上与天台宗中兴祖庭延庆寺渊源很深。宋朝时,从七塔寺走出的明智中立与觉云智连都是天台宗山家派的重要人物,并且都曾经住持延庆寺。而七塔寺与从延庆寺分化出来的观宗寺关系也很密切,尤其是近代以来,七塔禅寺住持慈运法师、溥常法师与观宗寺住持谛闲法师更是忘年之交。月西法师更是因缘际会,一身而历任延庆寺和七塔寺两寺住持,对恢复建设两寺作出了巨大贡献,其高足可祥法师又接观宗寺谛闲长老法孙觉光长老法脉,一身而兼弘临济、天台两宗,可谓因缘殊胜。

关键词:七塔寺;延庆寺;观宗寺

七塔禅寺虽然是禅门临济宗祖庭,但是因为地处宁波地区,故深受天台宗风影响,历史上与天台宗寺庙亦多有交流。而同处宁波城区的延庆寺从北宋时即为四明知礼延庆寺和观宗寺阐扬天台教义的中兴之地,延庆寺之十六观堂日后更是发展成为近代浙东四大丛林之一的观宗寺。本文即以时间为轴,以人物为中心,将七塔寺建寺伊始至可祥法师接席七塔寺期间,七塔寺与延庆寺和观宗寺的历史交往做一简单梳理,以供贤明读者对七塔禅寺与天台宗之关系有一大致了解。

一、明智中立与觉云智连

五代时,在越王钱俶的推动下,天台宗得以扭转其自唐武宗以来的衰颓局势。北宋时促进天台宗蓬勃发展、使之蔚然中兴的功臣,当首推四明知礼大师。知礼(960—1028),明州人,因其常住四明延庆寺,故称四明知礼,又称四明尊者。知礼二十岁从天台宗师宝云义通学习天台经典,至道元年(995)入四明保恩院,大中祥符三年(1010),保恩院改称延庆寺。知礼在延庆寺专事忏讲四十年,从而使延庆寺成为当时天台宗的中兴之地。

北宋初年,七塔寺的前身栖心寺也已经成为四明地区很有影响的一座寺院。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宋真宗敕改栖心寺为崇寿寺。此时,崇寿寺与天台宗山家派寺院——延庆寺齐头并进,为天台宗山家派培养了广智法孙明智中立、神照法孙觉云智连等一大批卓越僧才。

明智中立为宁波鄞县陈氏子,皇祐七年(1055),明智中立于宁波城东栖心寺出家,时年九岁,接受系统的佛学教育,包括学习经典、习礼仪、服杂役、侍师长等,并有专人负责指导。等到一定程度时,由崇寿寺向州府申报,先由州府组织考试,通过者再由朝廷组织试经,当时以《法华经》为主。试经合格者,方可剃度为沙弥,从而大大保证了僧伽的素质。嘉佑八年(1063),栖心寺送明智中立赴汴梁,参加开封府组织的试经考试,并顺利通过,取得度牒,于栖心寺剃度,成为沙弥。第二年,正式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僧。从九岁出家,到十九岁受戒,崇寿寺这十年时间对于明智中立的一生成就至关重要,因为他正是在崇寿寺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如四明知礼的大弟子广智所言,“年少新学,能辨析如此”。遗憾的是,明智中立到延庆寺不久,广智尚贤就圆寂了,明智中立遂转依广智尚贤弟子神智鉴文门下,并很快脱颖而出,经常代神智鉴文讲经说法。神智鉴文圆寂后,明智中立众望所归,成为延庆寺新任主持。

明智中立与其师神智鉴文、其师祖广智尚贤,三代主持延庆寺,而其中又以明智中立时期最为辉煌。在佛教修行方面,明智中立将天台与净土两宗结合起来,形成了教净不二、净土为归的思想,成为之后各大佛教宗派发展的主要趋势。

与明智中立相似,觉云智连小时候也是出家崇寿寺,拜寂公慧云为师,学习佛教义理,其一生佛教事业也是从崇寿寺开始的。觉云智连俗姓杜,从小被崇信佛教的母亲送入崇寿寺出家,在沙弥阶段完成了佛教基础理论的学习。崇宁四年,觉云智连受戒,此后不久即往延庆寺参访同样幼年出家崇寿寺,现已为延庆寺住持的明智中立。明智中立对觉云智连十分器重,对其超拔不凡的器识感到十分欣慰,当众称赞其为“僧中雏凤”,对觉云智连寄予厚望。政和四年(1114),明智中立圆寂,觉云智连转依圆照梵光继续学习天台教义。建炎四年(1130),金兵攻陷明州明州境内包括延庆寺在内的绝大部分寺院毁于兵火。浩劫过后,觉云智连应教界四众之请,积十年之功,重建延庆寺,新建的延庆寺“云脊雪栋,杰然城隅,望之如昆阆间物”,其规模形制更胜往日。

可以看出,虽然明智中立与觉云智连一生功业都在延庆寺,并不在七塔寺,但是二人的佛学生涯却是在七塔寺起步的,并且在七塔寺奠定了坚实的佛学理论基础。这一时期是作为禅宗寺院的七塔寺与延庆寺结下不解之缘的开始。

二、谛闲法师与七塔寺

作为浙江地区四大丛林之一,观宗寺前身实际上是延庆寺的十六观堂。宋神宗元丰年间,延庆寺僧介然按照《观无量寿佛经》中的修观行法,在延庆寺东北角建屋六十余楹,中建宝阁,宝阁四周又建十六室,此即为十六观堂。中间历元、明、清六百余年,至清乾嘉年间,十六观堂始脱离延庆寺而独立,但是却兴废无常。民初时,天台宗巨匠谛闲法师主持十六观堂,将大殿、天王殿、念佛堂、禅堂、藏经阁等,整修一新,并依据四明法师遗志“三观为宗,说法为用”,改十六观堂為观宗讲寺。

谛闲法师于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九年先后在观宗寺内创办“弘法研究社”和“观宗学社”,讲授《法华经》,宣扬天台教义,绍隆佛种,培育僧才,观宗寺也因此被后人誉为“佛教界的黄埔军校”。一九二八年,观宗学社与弘法研究社合并为“弘法研究学社”,后经其高足宝静法师惨淡经营,观宗寺终成宁波四大佛教丛林之执牛耳者。

观宗寺自谛闲法师主持以来,宗风蔚起,成为与七塔寺齐头并进的浙东大丛林。由于观宗寺与七塔寺同在宁波城区,相去不远,谛闲法师又与七塔寺慈运长老、岐昌法师、圆瑛法师私交甚笃,两个寺庙之间也是往来不断。

慈运长老一九零八年夏邀请谛闲法师来七塔寺讲解天台典籍《四教仪集注》。此后,谛闲法师多次应邀在七塔寺讲经弘法,七塔禅寺也因此成为谛闲法师弘扬天台教义的又一重要道场。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日,慈运祖师冥寿百龄之际,七塔寺常住举行大型追思缅怀活动,谛闲法师应请主持,并为慈老法像做《赞》,视其为亲证无生法忍、住不退转地的大菩萨,化育众生,功行圆满,归于寂灭,高度评价了慈运老和尚对禅门的贡献。慈老之后,岐昌、道亨等相继主持七塔寺他们一方面总理七塔寺道场,另一方面又在宁波僧教育学会中与谛闲法师一道,为办学兴教、保护寺产而携手勠力,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九二八年,慈老法子溥常法师创办报恩佛学院以培养僧材,一向重视人才培养的谛闲法师对此极为赞同,在报恩佛学院的开学典礼上,谛闲法师及其弟子宝静法师都做了长篇发言[1],对报恩佛学院师生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报恩佛学院主讲华严学说,与谛闲法师的天台学说并不相称,然而谛闲法师也摒弃门户之见,对比自己小八岁的溥常法师十分敬重,二人惺惺相惜,又相知相契。一九三一年,溥常法师在报恩佛学院的讲义编辑为《华严纲要浅说》,谛闲法师亲为之序,称赞溥常法师于华严学“深诣圆极,久淹经文”,此书“真乃笔血肝文,婆心热语”。此后谛闲法师又应请为溥常法师照片题词,盛赞溥常法师一生功业,“其形如狮,其行可师傅,傍人浅识,唯我深知...主讲华严,提纲浅说,光远流通,后昆受益。”[2]

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观宗寺培养的高级僧才即已向海外弘法,扩大了天台宗在海外的影响。前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国务院港事顾问觉光法师,一九三四年即在观宗弘法研究学社深造,一九三九年后随谛公高足宝静法师去香港创办《弘法精舍》佛学院,嗣后觉光法师成为天台宗在港的传人,并在香港先后创建了正觉莲社、观宗寺等寺院一百八十寺所。二零零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七塔禅寺住持可祥法师接法谛公法孙、香港观宗寺觉光长老(其法嗣传承为谛闲—宝静—觉光—可祥),传承天台法脉,天台宗风再次吹拂甬城,足见天台宗与七塔寺因缘殊胜,不绝如缕。

三、月西法师与延庆寺

一九三五年,月西法师听闻太虚大师在宁波延庆寺讲经弘法,闻法心切,遂于当年十二月来到宁波,在延庆寺听芝峰法师讲《法华经》,并因缘际会拜亦幻法师为师,开始了他与延庆寺和七塔寺长达几十年的殊胜因缘。

亦幻法师号梅翁,笔名出定僧,浙江黄岩人,曾任慈溪金仙寺、宁波延庆寺等方丈。他早年从温岭观音堂纪梅和尚出家,后入武昌佛学院学习,毕业后,赴厦门闽南佛学院深造,并在院执教,是近代名僧太虚大师的高足。一九二九年,宁波五磊寺方丈炳瑞通过苏州定光寺方丈静安法师转请亦幻任金仙寺方丈。延庆寺方丈圆寂后,静安继任方丈一职,他特请亦幻法师兼任延庆寺都监。自此,金仙、延庆两寺实际事务皆由亦幻管理,静安圆寂后,即由亦幻法师一人而兼任两寺方丈。一九三二年,其师太虚住持窦寺,亦幻前去代理雪窦寺寺务。其时金仙寺有僧众五六十人,延庆寺有百余人,亦幻分身乏术,遂聘月西为金仙寺监院。一九四五年,月西应其师亦幻法师之邀,受聘担任宁波延庆寺监院。他到延庆寺后,任劳任怨,振衰起弊,“把沦陷时期遭敌破坏、蒙上阴影的延庆讲寺,修葺一新”。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月西法师仍驻锡延庆寺。一九五六年夏天,宁波地区受到飓风袭击,延庆寺部分殿宇倾塌。月西法师率常住奋力抢救,并多方筹资,修复受灾殿堂房舍。鉴于他对宁波佛教及对延庆寺的贡献,月西法师于一九五七年被推举为延庆寺住持。

一九五八年,正当七塔寺准备建寺一千一百年庆典时,年轻的和尚被勒令还俗,不愿还俗的僧人组成支农队,每天早出晚归,两天搬一次家。五十岁以上的和尚则被允许参加劳动。由于月西法师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与其师一换法师一起多方协助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三五支队,积极支持抗日救王运动,所以当时月西法师被特批允许常住寺庙。同年,七塔寺成立了“四明纸盒厂”和“五星被服厂”等生产机构,一方面发展生产,使不愿还俗之僧尼生活有了保障,一方面可潜心修持,守护寺院道场,不致使七塔寺因僧走而寺空。一九六零年,月西法师离开延庆寺至七塔寺,任四明纸盒厂厂长,主抓生产工作,其中四明纸盒厂一直办到一九八四年,累计资金达五十多万元。

文革期间,这座号称我国南方最大寺院的延庆寺明代五百罗汉木雕像悉数被砸毁,中间三尊十多米高的佛像(如来佛、阿弥陀佛、药师佛)被强行拖倒、砸毁。劫后的延庆寺、观宗寺大殿、厢房及空地被作为仓库、堆场、学校、会场占用,一些房子被居民抢住。观宗寺内原藏有梵文金边贝叶经二百九十四张,移藏在七塔寺,延庆寺、观宗寺等寺庙的僧人也被集中到七塔寺。

改革开放后,党的宗教政策逐步落实,七塔寺的恢复工作也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这时,年逾六旬的月西法师被任命为“七塔寺修复小组”组长,着手修复七塔寺。不到五年,七塔寺陆续回收了中轴线上的主要建筑,如大雄宝殿、天王殿、三圣殿、方丈殿、祖堂、玉佛阁,以及两侧的地藏殿和西厢房。同时,新添法器,重装圣象,重新镶嵌了年久剥落的五百罗汉砖刻,并请书画名家彩绘《西方九品莲台图》,镶悬于三圣殿周壁。月西法师带领四众同心戮力,终于使寺庙发展步入正轨,七塔道场逐渐恢复了原有的庄严面貌。

鉴于复兴七塔寺的功绩,月西法师于一九八四年被选为七塔寺方丈,诸山长老、四众弟子以及党政领导三千多人在拥挤的七塔寺为月西法师举行了隆重的升座法会。月西法师升座后,继续筹措资金,又进一步建综合楼,造招待所,恢复山门前七塔标志,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月西法师殁后,哲嗣可祥法师接席七塔禅寺。可祥法师向来重视寺庙档案文献的记录保存,凡接席以来寺庙所经大小事宜,笔笔削削,无不详载,故本文不再繁言赘述。

从以上梳理不难发现,七塔寺虽以禅宗立门户,但是对天台宗却毫无门户之见,不但宋朝时对天台宗培养过明智中立和觉云智连这样的山家派人才,近代以来更是对振兴天台宗重要道场延庆寺和观宗寺贡献良多。当然,七塔寺与延庆寺同历千年之久,二者的交流互动远非本文所能尽述,因文献有限,笔者只能对现有资料爬罗剔抉,并连缀成文,而七塔寺与延庆寺交往的更多事实,则尚有赖于各位大家学者对新史料的发掘和整理。

注释:

[1]《本院开幕日谛闲老法师训词》,《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讲坛》第1-3页;《延庆观宗讲寺志》第215-216页

[2]《溥常法师照题词》,上海佛学书局一九九五年印赠版《谛闲大师语录.序疏》第387页;(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2003年1月印赠版《谛闲大师遗集.第五编.遗著、语录》第606页

参考文献:

[1]白玉凯著.七塔寺史话.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9年第1版

[2]贾汝臻主编.七塔寺人物志.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3](民國)陈寥士.七塔寺志.中华佛教出版社,百通(香港)出版社,2004年6月第1版

[4]宁波市佛教协会编.宁波佛教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5曰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