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无神论
——青年恩格斯“无限”观考辩

2020-11-30 06:39卢永欣

现代哲学 2020年4期

卢永欣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开宗明义地说到：“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经结束；而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99页。这句话标志着当时德国思想界的根本变化。一个时代的伟大变化总会在与这个时代紧密契合的个体心灵上展现出来。考察这种展现过程，能够呈现思想历史的具体性、真实性和可信性，并帮助人们寻找走向科学无神论的伟大范例。本文将以恩格斯为例，通过追踪其青年时期的思想变化，考察青年恩格斯是如何一步步摆脱宗教影响，从而转入无神论的。需要说明的是，本文青年恩格斯之“青年”是以1845年为界定节点的，这不仅因为他在思想实质上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标志，(和马克思一样)完成了世界观的根本转变，而且此界定也参考了阿尔都塞等人关于“青年马克思”的称谓和时间划分。在青年恩格斯的著述中，有一个与神学、哲学和科学渊源颇深的概念，这就是“无限”。而且，它与恩格斯无神论世界观的形成有着内在逻辑联系。但长期以来，人们并没有重视恩格斯的“无限”思想，更没有把它与宗教世界观的摒除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确立结合起来理解。因此，本文以青年恩格斯的“无限”观为考察点，逐步呈现其无神论思想的形成过程，并揭示此概念与科学世界观的紧密关系。

一、“无限者”的困惑

恩格斯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他的父亲受宗教虔诚主义影响极大，对恩格斯严厉专横，要求子女永远相信基督教(恩格斯在11岁时受洗)。少年恩格斯读一些古代英雄和骑士的故事书，都被父亲斥为亵渎神灵。恩格斯最初在巴门市一所教会学校上学，1834年转入当地最有名的爱北菲特中学。1837年的那份中学肄业证书表明，恩格斯熟悉福音派教会的基本教义，熟悉基督教教会史，通晓圣经。1837年，恩格斯最敬爱的外祖父去世，这让恩格斯非常悲伤，并写下了《主耶稣基督，上帝之子》这首诗，反映了此时的他非常笃信上帝，认为耶稣基督是惟一的救星，“你一旦降临尘世，尘世将彻底变样，人人都得到你赐予的吉祥”。

恩格斯在宗教氛围浓厚的乌培河谷长大，当时乌培河谷的两个主要城市巴门和爱北菲特充斥着浓郁的虔诚主义。虔诚主义产生于17世纪末，源于新教。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虔诚主义曾经发挥积极历史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日益退化为神秘主义，并为资产阶级的剥削服务。恩格斯正处于这样的时代和环境中。在“青年德意志”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下，1839年3月恩格斯发表了著名的《乌培河谷来信》一文，记录了乌培河谷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批判了伪善的虔诚主义和神秘主义。虔诚主义是当地资本制度的精神支柱。工厂主中对工人最坏的就是那些虔诚派教徒，他们残酷盘剥工人，以不让工人酗酒为由千方百计地降低工资，但他们只需每个礼拜去两次教堂就心安理得。恩格斯深信，虔诚主义抵挡不住时代的巨流，沙石一定会被水流卷走，蒙昧主义的断崖一定会轰然倒塌。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在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对基督教的第一次质疑。

在青少年时期，恩格斯有两个很好的朋友，他们是一个牧师的两个儿子，即格雷培兄弟。在1838-1841年间，恩格斯与这两位挚友多次通信。尤其是1839年的通信，集中体现了恩格斯这时期的宗教困惑和走出基督教的艰辛努力。青年恩格斯对于宗教的怀疑主要源于三个方面：(1)现实普通民众的疾苦；(2)基督教教义的矛盾；(3)青年德意志和青年黑格尔派等进步思想流派的影响。这些因素使恩格斯开始怀疑作为“无限者”的上帝及基督教历史的真实性。按照基督教传统，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终极存在者，是无限的存在者。无限意味着创始性、终极性和无矛盾性。例如，恩格斯在书信中记载，当时一个神学家雅可布·伯麦就“把上帝叫做无根据[Ungrund]和根据[Grund]，因为上帝自身的实存既无根据又无开端，而上帝本身是自己的以及一切其他生命的根据”(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97页。，“因为无限的东西不容许自身内部有矛盾”(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无限的上帝自身更不应有矛盾。记录上帝创世及其后的基督历史本应可信，上帝不会无视人间的矛盾疾苦。试想，如果作为无限者的上帝及其启示下的基督历史漏洞百出，祂又对民间疾苦不闻不问，那为什么我还要相信这种教义呢？事实就是如此，现实的社会矛盾和基督教义的矛盾，使得一度虔诚的恩格斯开始怀疑基督教。

如前所述，青少年时期的恩格斯就已感受到乌培河谷劳动人民的疾苦及宗教的无能甚至欺骗。不莱梅经商时期的恩格斯，更深刻感受到这种疾苦以及基督教解释此问题的无能。例如，当时的基督教正统派虽已正确看到罪恶与尘世的缺陷、疾病等有着内在联系，但又错误地认为罪恶是这些缺陷和疾苦的原因，没有认识到罪恶和缺陷相互制约、相互依存，没有认识到罪恶是由尘世生活的种种条件引起的。正统的福音基督教一向被称为爱的宗教，恩格斯则视之为“莫大的讽刺”：“按照你们的基督教的说法，十分之九的人是永远不幸的，而只有十分之一的人会得到幸福。弗里茨，难道这就是上帝的无穷无尽的爱吗？你想想，如果这就是上帝的爱，那他是多么渺小啊。”(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93页。

与上帝一样，《圣经》及其传播者的争论也充斥着各种矛盾。《圣经》由许多作者写作的章节组成，而作者中的很多人甚至自己对神性并无要求。“圣经教导说，理性主义者要永入地狱。”(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185页。如此说来，一个终生追求上帝的理性主义者如康德、斯宾诺莎、白尔尼等，也将永入地狱吗？基督教教义的矛盾和圣经的作者一样多。例如，《圣经》一个地方说以色列的子孙在埃及只延续了4代，另一个地方却说是430年。而且关于基督教教义，路德教派和改革派进行了长期争论，但理应预见这场争论的上帝为什么不稍加干预、停止该争论呢？恩格斯不无揶揄地指出，已有1800年历史的基督教面对理性主义显得束手无策，甚至害怕科学领域的斗争。“说实在的，正统的基督教教义有能力进行纯科学的讨论吗？我说：否。它除了做点思想分类工作、做点解释、辩论辩论，还能做什么呢？”(6)同上，第191页。如果地质学做出的结论不同于摩西的创世史，它就会遭到诋毁；反之，如果它的结论似乎和圣经所讲的相同，就会被神学家们引以为据。

可见，此时的恩格斯已经受到科学、理性和哲学的较大影响。青年恩格斯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前期主要归功于青年德意志派，后来则是青年黑格尔派，1839年是这两种思想影响的过渡时期。青年德意志是当时德国的一个进步文学派别，受到当时流亡国外的海涅、白尔尼等人的支持。海涅认为，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课题，他所处时代的伟大课题就是解放。青年德意志对恩格斯影响很大，在1839年4月给格雷培的信中，他自豪地承认自己已经是一个彻底的青年德意志派，浑身充满了自由的精神，感受着自由的进步，并嘲弄那些可悲的蒙昧主义者。到了1839年10月，恩格斯以难以抑制的兴奋对格雷培说：“小伙子，你现在就听我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派了。你们只管来吧，现在我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只管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会把你们打得不知该往哪儿逃。”(7)同上，第205页。施特劳斯是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重要人物。在1835年出版的《耶稣传》中，施特劳斯断言，《福音书》记载的故事只是原始的基督教社团逐渐形成的神话和传说，反应了当时人们希望寻找一个救世主将自己从困厄中解救出来，耶稣只是一个现实的传教士，但人们把他神秘化了。施特劳斯对《福音书》的颠覆性诠释，极大地影响了青年恩格斯，助力其迅速摆脱神学的影响。

恩格斯说：“只有能够经受理性检验的学说，才可以算做神的学说。”(8)同上，第184页。但神的学说又怎能经受理性的检验？作为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年轻人，恩格斯是在焦灼中度过的，这种焦灼是幸运的，因为它迫使恩格斯深刻思考作为无限者的上帝及基督教历史的矛盾，并在新思潮的引导下走出了宗教世界。1839年底的恩格斯已骄傲地宣称：“永别了，宗教信仰！——它原来就像海绵一样漏洞百出。”(9)同上，第205页。当然，此时的恩格斯更多是在情感上摆脱了宗教信仰，真正完成宗教信仰的清算和理性批判并确立新的世界观还有一段路要走。

二、“无限”的历史

在1839年7月的一封书信中，恩格斯引用格雷培的话说，“历史的信仰是信仰的最本质的要素，没有它，信仰就不可思议”(10)同上，第190页。。这里所说的历史是基督教的历史。基督教以上帝创世为开端，讲述了天国和人类的历史，但这种历史仅仅是一种信仰的历史。神学历史一旦打破，必将有一种新的历史观诞生，它讲述的是人、世界和理性的历史。这种历史观的开创，主要归功于黑格尔。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他是通过施特劳斯接触黑格尔思想的。不来梅时期的恩格斯一直在探寻能够解决自己困惑的新思想。1839年春天，恩格斯专心研究批判神学，开始受到施特劳斯的影响，并以施特劳斯为思想中介，了解到黑格尔。在1839年11月致威廉·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说自己正处于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自己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尚不明确，但施特劳斯帮助其了解到黑格尔思想。由于施特劳斯的思想先导作用和黑格尔思想的伟大折服力，恩格斯判定自己寻找到完全可信的新思想，并在1839年12月致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通过施特劳斯，我现在走上了通向黑格尔主义的大道”(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28页。。

历史主义起源于维科和赫尔德等人，但真正确立者是黑格尔。无比较就无历史，因为历史是在时间和空间中打开的。随着资本主义的萌生，世界市场被打开，人的视界也打开了。人们看到不同地域和民族的人的差异，看到历史进程和方向，这时人们才真正有了历史感，历史主义就此萌生。黑格尔正是处于这样时代，他精巧地把时代精神转化为哲学精神，转化为辩证历史主义。青年恩格斯通过施特劳斯的中介，把握了黑格尔思想。历史无限性思想正是他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的重要启示。在1840年2月的《时代的倒退征兆》一文中，20岁的恩格斯这样描述这种历史观：

在一部针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睿智卓绝的著作中，我们读到：“历史的形式不是上升和下降，不是同心圆或螺线，而是一种时而合拢〈这个词在这里也许比‘吻合’要恰当些〉、时而分开的史诗式的平行线。”但是，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它的螺纹绝不是很精确的。历史从一个看不见的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围绕着这个点缓慢盘旋移动；但是，它的圈子越转越大，旋转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灵活，最后，简直像明亮的彗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时而擦过，时而穿插过它的旧轨道。而且，每转一圈就更加接近无限……历史只是沿着最短的路程奔向新的灿烂的思想星座……我们现在就处于历史的这样一个点上。(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6—107页。

在这段话中，恩格斯借助黑格尔思想至少表达了以下诸意：(1)历史的进程由自己开辟；(2)历史即无限，它是“灿烂的”完美性，现时的历史逐渐接近无限；(3)历史呈螺旋式上升和加速度发展，我们的时代正处于历史进程的高速度点上。在理性主义历史观之前，历史为神学服务。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历史观则不同，在他看来，世界历史是自由概念的发展，精神推动历史前进，引导历史从低级走向高级，最终进达无限的完满。当然，仅仅就其唯心主义来说，黑格尔的历史观有其局限性。但这种历史观把历史从神那里解放出来，历史属于自己，属于理性和人，这是黑格尔的重要贡献。历史遵循的不是坏无限，而是真无限。历史要实现世界、精神和人的完满结合，成为无限性的总体。历史在时空长河中缓慢而曲折地发展，但到我们这个时代，历史开始呈加速度发展，以最短的路程更加接近无限。辩证的历史主义最能给人希望。恩格斯以敏锐的理论辨识力，认识到历史主义的自由特质和超越向度，憧憬于未来历史的美好和无限，这正是他从黑格尔那里获得的宝贵遗产。

经过不莱梅时期的宗教困惑和思想洗礼，恩格斯逐渐确立了理性主义历史观，明确表达了他对自由、平等、理性和幸福的向往。1841年9月，恩格斯到柏林服兵役。这期间他经常到柏林大学旁听哲学、文学、宗教史等课程，亲眼目睹了“黑格尔”在德国思想界的命运。此时的恩格斯自觉维护黑格尔思想，批判谢林的启示哲学，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这使他更明确地树立了无神论思想。1842年7月，恩格斯的《评亚历山大·荣克的〈德国现代文学讲义〉》发表在青年黑格尔派所办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在该文中，恩格斯说：“青年德意志已经成为过去，青年黑格尔派出现了；施特劳斯、费尔巴哈、鲍威尔、《年鉴》引起了普遍的重视，原则之间的斗争如火如荼，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基督教已岌岌可危，政治运动遍及一切方面。”(13)同上，第446页。这显示了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基督教岌岌可危的命运及新的历史运动的展开。

三、“无限”的人

1842年11月，恩格斯前往曼彻斯特从事商业。如果说在不莱梅经商和柏林兵役时期，恩格斯主要是在诸种原则的斗争中寻找新的理论原则以解决其灵魂的困扰，那么曼彻斯特时期的恩格斯则更明确地接触现实生活，感受工人的生活状况和疾苦，目睹他们为反抗压迫和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这时期恩格斯发表了《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恩格斯根据现实观察，深刻揭示了工人受剥削的制度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的无限性问题，表达了哲学共产主义的重要思想。

《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是恩格斯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一篇文章。在该文中，恩格斯客观评价了卡莱尔思想，认为其理论“的确是很了不起的”，但也存在本质缺陷。作为一个受到德国思想影响的英国人，卡莱尔理论既有英国经验论因素，又有德国泛神论因素。在经验论传统影响下，有教养的卡莱尔在《过去和现在》中，记录了英国工人的悲苦、市场混乱、政府无能、贫富差距、灵魂堕落等社会现象。但由于受到英国宗教和德国泛神论的影响，卡莱尔认为所有的灾难都是因为人们已经忘了上帝，从而导致玛门(金钱)崇拜。他认为只要人们坚持无神论，只要还未重新获得自己的灵魂，那一切都无可救药，因此应当确立新的信仰。当然，卡莱尔的信仰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信仰，他要推出一种新的宗教崇拜，即崇拜宇宙的内在本质、劳动、劳动组织等，并要建立“真正的贵族”和确立“英雄崇拜”。恩格斯明确指出，一切设定比人本身更高超的东西的理论都是有神论，而泛神论只是有神论的必然结论。对于劳动同样如此。“据说应当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劳动崇拜，或者应当等待将来产生这样一种宗教”(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8页。，但恩格斯指出这是不可能的。即使对于劳动这样的活动也不能归于崇拜，仅仅崇拜劳动而无视劳动的历史和未来，劳动崇拜就是一种隐秘的精神奴役。

泛神论是神学的继续，也是人学的开端。“泛神论本身只是自由的、人的观点的最后一个预备阶段。”(15)同上，第522页。但由于认识不到现实矛盾的真正根源，认识不到世界的本质在于人自身，卡莱尔只能陷入泛神论。古老的斯诺克芬神话本来就是泛神论的典范，斯诺克芬一半是人一半是兽，她执掌着秩序和智慧，也执掌着黑暗、粗暴和命运，但斯诺克芬之谜隐含了泛神论的最终谜底——人。由于卡莱尔没有从人本身和人的无限性去理解人，所以他不可能寻找到治疗人类社会分裂的“莫里逊氏丸”。恩格斯说：“如果卡莱尔从人的整个无限性去理解人之为人，那么他就不会产生这种想法：再把人分成两群——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贱民，老爷和愚人；他就会发现天才的真正社会使命不是用暴力统治别人，而是激励别人，引导别人。”(16)同上，第522页。人的无限性就是人的完美发展和无分裂状态，但由于卡莱尔的二元论倾向，他不可能解释清楚造成人的现实分裂的根本原因，更找不到问题的出路。所以，他要求人们去崇拜劳动，把人分为有差别的两群，幻想英雄进行社会统治。卡莱尔看不到神的本质就是人，看不到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因此，他在召唤另外一种神，一种新的奴役。

卡莱尔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他虽看到人类社会的诸种矛盾和分裂，但忽视了矛盾的真正根源——私有制。他没有得出否定私有制的结论，对英国社会主义也只字未提，因此，他只是企图在理论的矛盾范围内克服矛盾，这只能是无望的努力。卡莱尔陷入极大的矛盾中，他只有把德国的理论观点继续发展到它最终的逻辑结论，并把它和经验完全结合起来，才能解决这个矛盾，但他不可能迈出这实质性的一步。这一步的真正迈出者是青年恩格斯。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等著作中，提出了哲学共产主义的说法。他认为欧洲的三个主要国家通过不同的方式获得共产主义思想：英国人通过实践，法国通过政治，德国人通过哲学。德国哲学原则的最终逻辑结论，就是无限发展的人类社会。共产主义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避免地得出的必然结论。

以上，本文结合曼彻斯特时期恩格斯的社会实践和理论实践，解析了他在无限的人这一问题上的探索。“德国哲学就这样回答问题：神是人。人只须认识自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评价这些关系，根据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这样，他就会解开现代的谜语了。”(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1页。正是该时期恩格斯对普通民众现实疾苦的考察，使得他从人的分裂中去寻求无限的人，并得出哲学共产主义的结论。这一点也可以从恩格斯1844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得到印证：“我们必须从我，从经验的、肉体的个人出发，不是为了像施蒂纳那样陷在里面，而是为了从那里上升到‘人’。只要‘人’不是以经验的人为基础，那么他始终是一个虚幻的形象。简言之，如果要使我们的思想，尤其是要使我们的‘人’成为某种真实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从经验主义和唯物主义出发；我们必须从个别物中引出普遍物，而不要从本身中或者像黑格尔那样从虚无中去引申。”(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330页。普遍物即类。类能够在历史无限性中获得无限性，即实现人类社会的完美发展。无限的事物就是最美好的事物，无限的历史就是通往最美好未来的历史，无限的人就是获得最终完美性的人，最重要的是，这种无限性终将变成现实。这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德国辩证哲学的特质。这种哲学观被青年恩格斯继承，成为其哲学共产主义思想的源泉。当然，恩格斯在发展德国哲学结论的同时，也看到了德国哲学抽象性的特点，因此他号召德国应向英国这种更注重实践性、经验性的国家学习。恩格斯的这些观点对于理解共产主义学说至关重要。不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确立仍需要新的思想契机的融入。

四、科学无神论

如前所述，恩格斯是通过青年黑格尔派尤其是施特劳斯开始走出无神论的。但是，由于青年黑格尔派在后来发展过程中的政治妥协和理论局限，使得其理论本身存在着神学残余。施特劳斯在发展黑格尔理论过程中，主要抓住了黑格尔体系中的“实体”概念，而这个概念又与斯宾诺莎有关。这种源于斯宾诺莎的实体概念，本身就具有神秘的泛神论倾向，即强调实体不断的外化和发展，以此解释精神世界与自然、社会的关系。青年恩格斯已明确看到这种泛神论特点。在1839年12月9日致格雷培的信中，他把黑格尔称为“现代泛神论”，在《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与现在〉》中，认为卡莱尔、谢林和“同样具有泛神论的思想方式的施特劳斯是一致的”，“泛神论本身就是基督教的结论，它与自己的前提是分不开的，至少现代的、斯宾诺莎的、谢林的、黑格尔的以及卡莱尔的泛神论是这样”(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9页。。聪慧敏锐的恩格斯列出这些人物名单并把他们归为泛神论绝非偶然，最根本的原因是一切唯心主义都会给神留下位置，在唯心主义下获得的无神论终究都是不彻底的，基督教传统则是这种不彻底的文化基因。

神学的根本批判、哲学的根本改造都需要新的思想家出场，这就是费尔巴哈。1841年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1842年他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和《未来哲学原理》也接连出版。这些著作在当时德国思想界引起极大轰动，也对急迫寻找新思想的青年恩格斯触动很大。至今我们仍能从恩格斯那激动人心的语言中感受到费尔巴哈的影响：“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8页。费尔巴哈理论的出发点是批判神学和思辨哲学。他将基督教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认为宗教和神学的根本，乃是人使他自己的本质对象化和异化。“生活愈是空虚，上帝就愈是充实，愈是具体。现实世界之淘空与神性之充实，乃是一回事。只有贫困的人才有一位富有的上帝。上帝起源于缺乏感；人缺乏——不管这是特定的、因而有意识的缺乏还是无意识的缺乏——什么，上帝就是什么。”(21)[德]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103页。究其实质，上帝之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上帝之认识就是人之自我认识。当然，费尔巴哈对哲学最具颠覆性的革命，是对思辨哲学乃至整个近代哲学的批判。在他看来，思辨哲学具有和神学一样的逻辑。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理性化和现代化的神学，是化为逻辑学的神学，黑格尔哲学是神学的最后避难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同理，近代哲学不过是变成了思想的宗教，因为它把另一种东西即理性当成神。近代哲学实现并且扬弃了那个与感性、世界、人类脱离并且不同的上帝实体，但只是在思维中、在理性中进行，而且用的是一种与感性、世界、人类脱离的理性。这就是说，近代哲学只是证明了理智的神性，只是将抽象的理智认作上帝的实体、绝对的实体。

费尔巴哈的主要理论贡献，一是他对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釜底抽薪似的反对，二是在其新哲学视野下对世界的重新解释，三是这种理论变革的实践导向作用及对未来哲学的影响。以自然和人为理论前提，费尔巴哈确立了新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和人本主义世界观。这种学说对青年恩格斯清除自己的旧哲学和建立科学的世界观，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后来恩格斯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在我们的狂飙突进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8页。，还认为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和“我们的观点”的中间环节。应该说，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对费尔巴哈有过高度评价。但很快费尔巴哈在他们那里就面临戏剧性的命运。

在1846年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恩格斯说在经过长时间内心反感之后，“我终于强迫自己把费尔巴哈的破烂货读了一遍”(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415页。，并告诉马克思“如果你对这个家伙还有兴趣，你可以设法直接或间接地从基斯林那里搞到他的全集的第一卷，在这一卷里费尔巴哈还写了一篇类似序言的东西，那里面或许还会有点什么”(24)同上，第419页。。短短几年间，为什么恩格斯迅速抛弃了费尔巴哈思想呢？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费尔巴哈思想内在的不彻底性。费尔巴哈把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看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和最高的对象，把人类学作为最高的科学，但这种人本学仍具有内在缺陷。费尔巴哈破解了宗教的秘密，认为神学的秘密是人类学，但他对人的抽象性理解只能得出带着神学光环的结论。恩格斯说：“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25)同上，第329页。为什么从上帝中引申出人会得出带有抽象概念的神学结论呢？这是因为在神和人的逻辑颠倒中，人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性被忽视，人的实践特质被忽略。费尔巴哈从宗教异化的逻辑说明了神的本质是人，并从神中解放了人，但这种抽象逻辑推演下解放出来的人仍是抽象的人。排除了人的社会历史性，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终究是不彻底的，这只会使他得出新的宗教结论。恩格斯后来回顾这段思想往事时说：“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问题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一点费尔巴哈是做不到的。”(2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所以，“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并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47页。。

《神圣家族》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合作的第一部著作，在此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已经不限于对旧思想的破除，而是开始建立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当然，唯物史观的系统阐发和科学世界观的最终确立，当归于写作于1845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其中，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示包括宗教在内的意识形态的秘密，阐述人类社会的物质实践特质和唯物史观的一般原理。这样，作为一种“关于现实的人以及历史发展的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绝不再容许神的位置。青年恩格斯的无神论最终确立！

五、代结语：宗教和道德有必然联系吗？

以上，本文结合青年恩格斯的“无限”思想，论述了其科学无神论的形成历程。在探讨这些问题过程中，有一个隐约相伴的问题，即宗教和道德的关系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指责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是无神论，但没有了宗教信仰，只能导致道德沦丧。这种指责代表的是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即宗教和道德具有必然联系吗？笔者认为，宗教和道德没有必然联系。这里结合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历程拓展讨论一下该问题。

恩格斯是在宗教意识形态的环境熏陶下长大的。但慢慢成长的恩格斯，无论从思想动机还是从思想实质来说，都和宗教信仰产生了偏离。在1839年7月致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指出，自己所以信教是因为他懂得再也不能浑浑噩噩地过日子，自己在祷告时感到幸福和快乐，但从来没有感受到教堂讲坛上所说的那种令人心醉神迷的极大幸福，而是一种平静的安宁。不过，现实生活的困扰和劳动人民的疾苦，使得恩格斯很快意识到宗教的压制性和欺骗性，意识到应当“把那些埋没在教堂和地牢的基石下、但在坚硬的地壳下敲击着、寻求解放的精灵发掘出来”(2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第219页。。在现实触动和新思想的启迪下，恩格斯逐渐意识到神学包含的伪善和假话：“所有的这些谎言和不道德现象都来源于宗教，宗教伪善、神学是其他一切谎言和伪善的蓝本，所以我们就有理由像费尔巴哈和布·鲍威尔首创的那样，把神学这个名称扩大到当代一切假话和伪善。”(2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8页。不过，这种伪善终将得到破解，“因为我们是随着哲学的发展认识这种伪善，在科学的基础上进行斗争的，所以这种伪善的本质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那么陌生和不可理解”(30)同上，第5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