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程碑与新起点
——《丝绸之路新探索》书评

徐维焱

“丝绸之路”这一概念在诞生之初，是用来指称古代中国与印度、河中地区以丝绸为主的贸易线路，此后则指称连接欧洲、亚洲和非洲三大陆文明的古代通道。随着学者在丝路研究领域的深入，“丝绸之路”早已不再是一条简单的商路，而是运转着物质、人员、技术、文化，沟通人类文明的大动脉。在全球史观和后现代史学的影响下，丝路研究的视角也在不断更新，人们开始意识到，过去那些掩映在强势文化圈光芒之下被当作人员、物质中转站的区域和文明，同样也是世界文明的缔造者和参与者。丝绸之路既不属于某些人群，也并非一座带有弧度的桥梁，而是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肤色的人们共同垒砌的巴别塔。由荣新江、朱玉麒主编《丝绸之路新探索——考古、文献与学术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19年11月。以下简称《新探索》）一书正是这样一本新时代里具有崭新视野的丝绸之路研究论集。

是书为2018年10月由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与冯其庸学术馆共同举办的“北京大学丝绸之路文明高峰论坛”的论文合集，收录了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日本、美国、东南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余位学者的二十九篇论文。全书分为“汉唐之间丝绸之路与相关问题”、“陆海丝绸之路上的典籍与文书”、“丝绸之路的考察与记录”三个部分，综合历史、考古、文献、语言、宗教、图像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对丝绸之路研究中的传统议题作出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同时为全球史视野下多语种、多区域、多文化、多中心、资料共享、跨界合作的丝路研究发展方向作出了表率。基于个人的阅读体验，笔者对《新探索》一书收录的论文和讨论的四个议题略作评介如下。

一、丝绸之路的交通路线和考古发现

经历了百余年的耕耘，作为贸易桥梁的丝绸之路似乎已经得到充分的讨论。然而，随着新材料的不断现世和旧材料的重新阐释，研究者在这一领域内的掘进永远不会停止。以今天新疆地区境内的主干道为例，其中的部分交通线路和节点，学界至今尚存在着诸多分歧。《新探索》一书中，孟宪实、胡兴军、刘子凡三位学者，就哈密、伊犁、和田等地的部分交通干道和军事设施的具体位置和实际作用作出了深入而有益的探讨，恰好对应了新疆东部、南部和北部的三个区域。孟宪实的《论唐代敦煌与伊州的交通》结合史著记载与出土文书，廓清了敦煌与伊州之间长期存在的交通情况，证明了这条道路上的往来活动，多是物资运输、军队调动等国家行为，百姓在其中承担着繁重的力役，向读者展示了唐代经营西域的历史现场。刘子凡《丝绸之路上的弓月城与弓月道》一文，分析了前人对“弓月城”具体位置的推测，肯定了弓月城为今伊宁县附近吐鲁番于兹古城的说法，印证了史籍记载中通往弓月城的道路。随着欧亚大陆之间贸易线路的变迁，弓月城逐渐被阿力麻里、伊犁九城所取代，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胡兴军《安西四镇之于阗镇防体制考》通过考古调查，介绍了和田地区的库克玛日木方城、阿奇克城堡、普基城堡等军事性质的考古遗存，勾勒出以昆仑山区（南线）、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沿（中线）及和田河、克里雅河沿岸（北线）的三条防线为主干的唐代于阗镇的镇防系统，以及这一系统在唐朝的西域经营和对蕃战争的历史进程中的存亡兴衰。

关于高原丝路和渤海丝路的研究成果同样引人瞩目。霍巍《汉晋时代西藏西部的“酋豪”及其与丝绸之路的开拓》肯定了西藏羊同时代的地方酋豪开拓高原道路、建立交通网络的重要贡献。徐媛媛《唐通渤海之路——以唐鸿胪井刻石为中心》阐释了以往矗立在旅顺黄金山北麓的“鸿胪井刻石”的文物价值，考查了唐朝鸿胪卿崔忻奉玄宗之命前往渤海国封赠大祚荣的出使路线和相关史事，申明了旅顺地区之于东北亚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

物质的流通是贸易活动最主要的内容。张德芳《丝绸之路上的丝绸——以河西出土实物和汉简为中心》介绍了河西地区出土的丝绸实物、原材料及汉简记载中的丝绸，从而论证了在两汉时期河西地区就已经存在大量的丝绸，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原及齐鲁地区，少部分产自当地。王一丹《巴达赫尚的红宝石》梳理了巴达赫尚出产的红宝石“剌”的传播史与书写史，说明了这种珍贵矿物不仅因美丽的外表受到人们的喜爱，还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味，在中亚、西亚乃至中国激荡起恒久的回声。

二、宗教文本和思想的传播

季羡林先生曾经将人类文明分成中国、印度、闪族伊斯兰、希腊罗马四大文化体系，并指出以狭义的“西域”地区为交汇点的丝绸之路是不同文明交汇、交流的最好舞台（《西域在文化交流中的地位》）。佛教是丝绸之路东段传播最广、影响最大、分支最多的宗教，佛教的教义被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作出了不同的解读，经册典籍也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纷繁芜杂的文本。只有依赖多语种的解读和写本学的方法，才能从千头万绪之中找出层叠和嬗变的规律。

关于梳理、还原和研究不同语言的佛经，《新探索》里收录的一些中外学者的文章可以给我们带来全新的启发。萨尔吉、欧珠次仁《〈海龙王所问经〉诸本研究》对比了《海龙王所问经》的梵文写本、义净译本、藏译本及敦煌写本在文辞及内容上的差异，同时阐释了《海龙王所问经》及《无尽意菩萨所说经》中共同出现的“四法印”的概念在大乘佛教和小乘佛教中的不同表达。普仓的《西藏发现的〈宝鬘论颂〉梵文写本及其译本》从写本学的角度研究了西藏哲蚌寺收藏的梵文本《宝鬘论颂》，认定这是一个时间较晚的钞本，但较之汉文、藏文译本，更加贴近原文，填补了现存梵文写本中缺失的偈颂。王继红《〈金刚经〉重译的同化与异化之别》探讨了《金刚经》的译介史中菩提流支译本的重要地位，它不同于侧重本土化的鸠摩罗什译本，在选取语句、佛教仪轨、言说动词等方面更加贴近梵文的表达习惯，呈现出明显的疏离感和异化特征。

不同文化背景下佛教教义的不同解读，同样值得学人关注。史睿《〈西域记〉泛海东瀛考——以最澄〈显戒论〉为中心》分析了日本入唐求法僧最澄的著作《显戒论》中引用自《大唐西域记》的部分，探讨了《大唐西域记》一书传入日本后的解读、应用等文化史方面的问题，并指出该书对日本天台宗的建立产生的历史影响。萧贞贞《佛教〈大缘经〉中人类诞生因缘的研究》分析了不同版本《大缘经》和《长部》《长阿含》中对人类个体诞生的不同解释，表明了在佛教的认知中，超越物质以外的“识”在个体诞生中起到决定性作用。范晶晶、李超《西安博物院藏不动明王咒石释读》解读了分布在“不动明王咒石”正面和侧面的悉昙体梵文，认定这些咒文分别是“大摧障圣者不动主真言”、“一切如来大士顶轮咒”和“不动明王（不空）威怒明”，目的在于破除苦难、平息障碍，是佛教不动明王信仰的具体体现。

在丝绸之路上，没有一个宗教是孤立存在的，不同宗教在冲突与交融中成长壮大，创造出丰富的多样性。对于各宗教之间神祇的借用、镜鉴、再创造等复杂的关系，姚崇新在《略论宗教图像母题之间的借鉴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直接移植、局部吸收、模仿借用的三个层次。葬俗、葬具的演变同样带有宗教融合的痕迹。关于吐峪沟千佛洞古墓出土的两件纳骨器，之前的学者均断定为祆教遗物，沈睿文《吐峪沟所见纳骨器的宗教属性》则提出了新的看法。他认为佛教图像中存在着同样形制的纳骨器，再结合出土地吐峪沟千佛洞的宗教属性和墓地的地理位置，从而判断这两件纳骨器是佛教僧侣的“林葬”用具。

佛教和摩尼教在神灵体系、礼忏仪节等方面也曾有过交流和融合。马小鹤和汪娟此前曾在霞浦文书的释读和研究中有过合作，此次《新探索》一书中，马小鹤《从死海古卷到明教文书——摩尼教“十天王”与“四天王”综考》将中国境内出土的摩尼教文书所见的四天王、十天王与死海古卷、埃及出土的《克弗来亚》、日本收藏的《宇宙全图》等文本和图像建立起密切的联系，绘制了摩尼教的大力士传说由西向东的传播路线。汪娟《从敦煌礼忏到霞浦科册〈摩尼光佛〉的仪节析论》一文，通过将霞浦文书中《摩尼光佛》科仪，结合敦煌礼忏和后世佛教的仪节，探讨了摩尼教和佛教在礼忏仪节方面的交汇。

三、多语种文本文献的流传与互动

正如前文所说，丝绸之路不仅仅是某个或某些强势文明体之间交流的通道，同样也是沿线、分支、延长线上的各文明共同拥有的财富。世事变迁，陵谷无常，一些文明和人群早已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时至今日，只有残存的吉光片羽证明了他们曾经的存在。荣新江教授在《“丝绸之路”也是一条“写本之路”》一文中说过，丝路的运行离不开过所、契约、行记、账目等各种类型的写本。另一方面，这些纸张和文字也成为了今人拨开迷雾、通向历史现场的钥匙。

20世纪以来，以敦煌文书为代表的考古发现极大地促进了历史学的发展。时至今日，汉文文书仍是丝绸之路中国段研究里最核心的材料之一。余欣的《符应图书的知识谱系——敦煌文献与日本写本的综合考察》一文从日本藏本《天地瑞祥志》出发，结合国内传世和出土的瑞应图书，探讨了祯祥图像和文本的表现形式和生产流程，揭示出此类图书在与现实政治的互动中被不断完整化、制度化的过程。游自勇《“沙州龙神力亡兄墓田争讼案卷”再探——兼论敦煌文献中的“墓田”》将敦煌出土的“龙神力案卷”与“朗神达帖”，还原出龙神力与朗神达围绕着半亩墓田反复争讼的案件，并由此指出用以指称“墓地”的“墓田”一词在唐代法律文书和日常生活中的泛用性。武海龙《吐峪沟新出汉文佛典过眼录》精要地介绍了2016、2017年吐鲁番吐峪沟出土的十四件汉语、胡语佛典，对其中的“高夫人写经题记”涉及到的时代、人物、史事作出了深入的探讨，不仅确定了高宝夫人的身份，还推测出其夫高宝在义和政变与重光复辟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中国学术界通常以“胡语文书”代称中国境内出现过的于阗文、梵文、突厥文、回鹘文等多语种的写本资料，这些文字无论沿用至今，还是业已沉寂，都是研究丝绸之路沿线各文明最直接、最可靠的一手材料。段晴、侯世新、李达《于阗伏阇雄时代的两件契约》对于阗文书写的《伏阇雄5年买卖幼儿契约》《伏阇雄8年的赔偿案》进行了释读，并探讨了其中人名、语法、法律规定相关的诸问题。文·憍陈如称法师在《缅甸收藏的巴利文写本》中介绍了“法胜三藏项目”如何从缅甸收藏的数以万计的写本文献中捃选出5个具有特殊性写本，又是如何利用上座部国家的写本，增加巴利文精校本的代表性。

文字的史料有时也并不以纸张作为载体。吴华峰《清代西域题壁诗研究》研究了以新疆为中心的，狭义的“西域”题壁诗的时间和空间分布，从这些作品的形式、内容和涉及到的史事，观照了诗歌作者的心理活动和创作动机，并由个体行为逐渐演变成时代风尚的原因和过程。

四、丝绸之路研究史

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力推动下，丝绸之路再一次作为热门话题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这样的“热度”一方面来自民众的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来自于百年丝路学深厚的积淀。荣新江《丝路考古探险与丝路研究》是对“丝绸之路”探险史、研究史的一次提纲挈领的梳理。通过总结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外探险家和考古学者获得的丝绸、钱币、纸张、宗教文本等方面的成果，荣新江指出，那个百花齐放的“考古时代”是“丝绸之路”概念得到极大充实和丰富的关键时期。毛秋瑾《丝绸之路汉文书法研究综述》围绕着简牍图录、写本图录、碑石及其他图录，细致地盘点了20世纪以来围绕丝绸之路上出土汉文文书的中外研究成果，为该领域中的研究者们指出了门径，并对更为广阔和深入的写本学、书法史前景作出了展望。王冀青《法国碑铭学院保宁中亚考察队研究》讨论了由碑铭学院资助的法国探险家夏尔-厄德·保宁于19世纪末组建探险队前往中亚进行考古考察的相关事宜，对保宁的个人经历、探险队的成立始末、考察活动和取得的成果，作出了综合考查。高田时雄《〈新疆大发掘（第三回报告）〉与内藤湖南》重新发掘了尘封在内藤湖南旧藏中的《新疆发掘记》，这一发掘记录由大谷探险队成员橘瑞超所作，通过大谷光瑞、内田宏道等人，辗转进入内藤湖南之手。这一发现对研究日本的丝绸之路探险考察有着重要的意义。朱玉麒《散藏海内外的祥麟西北日记》考证出京都大学收藏的《京都至伊吾庐行程日记》作者为光绪年间的哈密帮办大臣祥麟，同时将祥麟散落在海内外、处于分离状态的《皇华劳瘁》《乌里雅苏台行程纪事》《乌里雅苏台》《祥麟日记》等著作综合一处，为研究者了解祥麟的个人经历和清末新疆的相关史事呈现了鲜活而可靠的一手资料。

此次会议的另一要旨是纪念已故的著名红学家、西域史学家、丝绸之路研究的前辈冯其庸先生。柴剑虹《以真性情抒写丝路之魂——重读冯其庸先生〈瀚海劫尘·自叙〉感言》回忆了冯先生与丝绸之路的不解情缘，对这位满怀赤子之心、深爱着祖国西北山川的前辈学者表达出由衷的敬意与深切的怀念。

五、结 语

西域探险的先驱者斯文·赫定曾经在《丝绸之路》一书中动情地写到：“旅途中，我一直都在想象……公路的路线会忠实地沿着古代丝路上商队和车轮留下的足迹和车辙向前延伸，到了喀什噶尔，也绝不意味着它已到了尽头。”我们对丝绸之路的研究也抱有同样的期许。我们渴望看到，来自全世界的学者济济一堂、畅所欲言，在不同语言和思想在交流中，碰撞出更多的火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探索》不仅是对既有学术成果的总结和升华的一块里程碑，同时提供了跨国界、跨语言、跨领域、跨学科等各个方面的范式，为今后的丝路研究绘制了新的蓝图。

当然，在充分肯定《新探索》一书学术高度的同时，也不能不说到笔者阅读期待中的一点遗憾。或许囿于“丝绸之路”的命题，《新探索》仍旧将丝路研究的重点放置在了副标题展示的考古、文献和学术史，以及传统的交通和宗教研究的方面。随着近些年历史学反思的不断深入，人与人之间的交互已经不再是历史研究的全部内容，尤其在关涉道路、聚落、交通方式等方面的问题上，气候、地理、水文、植被、动物、疾病等自然环境，往往扮演着重要的、乃至决定性的角色。笔者以为，以《新探索》注重于传统丝路话题的研究为起点，今后丝绸之路研究应该涵盖到人类社会生活史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