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辽到西辽
——耶律大石与哈剌契丹帝国建立诸问题研究（上）*

曹 流 王 蕊 译

内容提要：本文在汉文史料的基础上，结合穆斯林文献，厘清了耶律大石早期在辽的仕宦生涯及其率众一路西迁至可敦城的历程，同时探析了其在可敦城展开一系列军事与外交活动的原因，从而认为与其他国祚短促者不同，大石成功地建立起根基稳固的哈剌契丹帝国，与其西进可敦城密不可分。

辽朝的残余势力由中国北部的一众逃亡者一跃变为强大的中亚帝国的统治者，这多仰赖于新王朝的建立者耶律大石。本文将从他早期在辽的事迹一直讲述至1141年卡特万（Qatwān）之战，该战一举奠定了哈剌契丹在河中地区的统治地位，因而被视为大石取得的最大成就。在讲述之余，本文还分析了其取得成功的原因。

一、耶律大石的早期生涯

在穆斯林文献中，被称作Nūshī Taifū（大石太傅）、Qushqīn Taifū（太师太傅）、Qushqīn（太师）、Baighū（死神）之子的耶律大石可能生于1087年1拉施特（Rashīd）著，阿里扎德（‘Alīzādah）编：《史集》（Jāmiʿal-tawārīkh），Moscow，1953年，第236页；艾哈迈德·贾法里（Amad Ghaffārī）：Nusakh jhān arā，Tehran，1963年，第161页；海答儿（aydarī）著，舍费尔（Schefer）编：《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Taʾrīkh-iaydarī），第242页。参较阿布·加兹（Abū Ghāzī）：《蒙古和鞑靼的历史》（Histoire des Mongols et des Tatars），Rpr.Amsterdam and St.Leonards，1970年，第49页（Toushi Taifar）；皮科夫（G.G.Pikov）：《西契丹》（Zapadnye Kidani），Novosibisk，1989年，第56页（the unattested Taigir Ili）。Taifu（或Taifar）可能即为汉文中的“太傅”，其为契丹军事将领的头衔，但（转下页）（接上页）汉文史料中并无证据表明大石被授予或本人采用了这一职衔。伯希和（P.Pelliot）：《马可·波罗寰宇记》（Notes on Marco Polo）卷1，Imprimerie Nationale，1959年，第222页，认为大石因其贡献而被冠以“太师”的称号。关于大石的出生时间，参见（元）脱脱：《辽史》卷30，中华书局，1974年，第353页；（清）钱大昕（卒于1804）：《十驾斋养新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188～192页；魏特夫（K.A Wittfogel）、冯家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Liao 907-1125），Philadelphia，1949年，第627页，n.1。。在《辽史》中，有关哈剌契丹建立者背景的记述仅寥寥数语：他系出契丹皇族耶律氏，为辽太祖阿保机八世孙，但是关于他与辽末帝天祚（1101～1125年在位）的真实亲缘关系却语焉不详2（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98，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15a，认为大石是天祚的伪弟，这只能说大石与天祚为平辈。然而，清代文献却言大石为天祚亲弟［（清）厉鹗：《辽史拾遗》卷11，《四库全书》本，第932页；（清）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卷42，中华书局，1983年，第231页（译者按，《辽史拾遗》应为卷12，《辽史纪事本末》应为卷40，第691页）］。。在辽朝的文献中并未述及其父祖，概言之，尽管他后来前程远大，可他似乎只是皇族中相当不起眼的一员。

耶律大石精通汉文和契丹文，并且是一个伟大的骑手和射手，由此可知，他应该受过良好的番汉双重贵族教育3《辽史》卷30，第355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23页；纪宗安：《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7、8页。。1115年，他进士及第，因嘉奖其通过殿试4《辽史》卷30，第355页。耶律大石是已知唯一获此汉式官号的契丹人，因为契丹人通常被禁止参加授予这一官职的科举考试。［《辽史》卷89，第1351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492页；杜希德（Twitchett）和蒂兹（Tietze）：《辽》（“The Liao”），《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CHC6），Cambridge，1994年，第92页］。《辽史》可能将此与契丹官职林牙相混（契丹翰林院，参见下文；《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27页），或者更有可能的是，这一官职证明在辽朝统治末期，契丹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张正明：《契丹史略》，中华书局，1979年，第161页；转引自魏良弢：《西辽史研究》，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2页；魏良弢：《西辽史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1页；《西契丹》，第56页；纪宗安：《试论耶律大石西迁的原因》，《西北史地》1984年第4期；《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第8页）。关于大石进士及第的时间，参见魏良弢：《西辽史研究》，第52、53页；《西辽史纲》，第21页；以及《试论耶律大石西迁的原因》，第44页；参较唐长孺：《耶律大石年谱》，《国学论衡》1936年1卷7期；《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27页；《西契丹》，第56页。以精通儒家经典为基础的科举制度成为汉人入仕的主要途径，详情参见艾尔曼（B.A.Elman）：《帝制中国晚期的科举文化史》（A Cultural History of Civil Examinat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年。，而被擢升为翰林承旨，此职位在辽代也掌军。辽以翰林为林牙，因大石与此职密不可分，故被称为大石林牙5《辽史》卷30，第355页。耶律大石是首位被任命为应奉之人，后被擢升承旨；《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442、467页；关于大石林牙，参见《辽史》卷29，第349页；同书卷30，第355页；同书卷60，第931页；（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卷35，第683页；同书卷391，第11969页；同书卷486，第14030页。翰林院是中国创立于8世纪的一所精英学术机构，参见艾尔曼：《帝制中国晚期的帝国政治和儒家社会：翰林和东林书院》（“Imperial Politics and Confucian Socie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The Hanlin and Donglin Academies”），《近代中国》（Modern China）15，1989年，第397～418页；有关契丹翰林院，参见何天明：《辽代翰林院探讨》，《宋辽金元史》1992年第4期。。

从此，耶律大石在辽廷步入仕途。但是他被赐予进士及第的那一年，恰是辽朝历史上最为关键的一年：1115年，女真人首领阿骨打自立为大金皇帝，开始在先前辽辖域内的东北（Manchuria）地区建立自己的政权6关于阿骨打称帝和进攻辽之事，参见杜希德和蒂兹：《辽》，第140～153页；傅海波（H.Franke）：《金》（“The Chin Dynasty”），《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CHC6），Cambridge，1994年，第220～225页；何俊哲等：《金朝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53～76页；刘浦江著：《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2页。。不久，大石被任命为靠近金朝边界的泰、祥二州刺史。1117年，泰州为金人攻克，虽然我们无从知晓耶律大石对祥州的经略，但想必他一定极为出色，因为他很快即被擢升为辽兴军节度使，此为靠近辽宋边界的河北地区的重要之职7《辽史》卷30，第355页。。在那里，大石也一定极为卓越，因为早在1122年，他就被誉为肱骨“大臣”之一8《辽史》卷29，第343页。。

但是随着大石在帝国政坛平步青云，辽朝却在女真人面前节节败退、疆域沦陷越来越多。1117年，金朝从东北进袭，1120年便攻占了辽上京。1122年初占领了辽中京，随即向西京道、南京道进击9关于金进攻直至征服辽，参见上文注释6。。辽天祚帝无力招架女真的进犯。他的行为致使契丹和奚10奚（Qay）是突厥化的蒙古人，与契丹人关系密切。更多信息，参见邓广铭等：《辽宋西夏金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第325、326页及其注释；高登（Golden）：《突厥史入门》（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Wiesbaden，1992年，第164、165页的贵族要罢黜他，以便将一位更有能力的领袖推上王位。天祚帝能在1115年挫败了一次由辽将组织的推举其叔父耶律淳（1063～1122）为帝的预谋，显然是因为耶律淳并不支持这场政变。1121年，天祚揭穿了由晋王生母与国舅耶律余睹发动的旨在立其子晋王为帝的阴谋。因此，作为最有力的皇位继承人，晋王被处决，并且大多数政变的谋划者纷纷叛辽投金。这些突变不仅不利于辽朝遏制金人的进攻，而且使其损失了大部分的精英，当然这也促进了相对名不见经传的人物，如耶律大石的崛起。

大石于1122年声名鹊起，此年三月他与其他辽朝贵族在燕京拥立北辽的首位皇帝秦晋王耶律淳登基，降天祚为湘阴王11此事参见杜希德、蒂兹：《辽》，第143～148页；姚从吾：《辽朝史》，《姚从吾先生全集》第2集，正中书局，1972年，第305页。晋王不应与女真金混淆。参见本书《英汉对照表》（the glossary of Chinese characters）。。此事发生在天祚决意从南京出逃，继续躲避女真兵锋，且令耶律淳留守燕京之后。耶律淳得立应归功于耶律大石与奚王萧干，而他即位的合法性则是源于中国历史上唐肃宗在安禄山叛乱之际夺位的先例。唐玄宗逃离都城奔赴川西避乱，唐肃宗趁机逼迫其父玄宗退位后登基12《辽史》卷29，第343页；同书卷30，第352、355页；杜希德和蒂兹：《辽》，第147页。有关耶律淳，参见《辽史》卷30，第352页；（宋）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徐松：《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1957年，第175/ 8册，第6843、6844页（*译者按，应作第196/8册，第7708、7709页）；（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卷2，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0页。关于安禄山之乱以及之后的继位危机，参见杜希德：《玄宗》（“Hsuan Tsung”），《剑桥中国隋唐史》（CHC3），Cambridge，1979年，第453～463页。。耶律淳的辖地，虽被称为北辽，其实仅为辽朝南部的定居地区，而天祚帝依然控制着西部广袤的游牧地区13《辽史》卷30，第352页；《契丹国志》卷2，第24页。。

耶律淳悉将军旅之事委命于耶律大石14《辽史》卷30，第353页。，但是随后来自宋朝的威胁日增，大石对辽宋边境情况的熟悉则显得至关重要。1117年开始，宋朝欲联金抗辽，以期收复937年失陷于契丹的燕云十六州。虽然宋金双方达成联合对辽的意向，但终未正式立约。而且，直至1119年宋朝一直陷于与西夏的战争，此后1120～1121年又忙于平定浙江的方腊之乱，因此未能积极参与对辽之战。1122年，阿骨打开始进攻辽西京道，其中就包括燕云十六州的某些州，他明确表示不会将十六州全境归还于宋，除非宋方亲自攻城略地，才考虑归还部分领土。宋朝意识到，他们需要在金朝攻占全境前有所斩获，遂匆忙调集大军攻打辽南京道，并希望绝大多数燕京汉儿与之共击契丹。宋遣使劝降耶律淳。耶律淳拒绝并派耶律大石率骑兵1500～2000人进驻赵州（今河北石家庄赵县，原文写作“河北新城县东南”），备御宋人进攻15《三朝北盟会编》卷7，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b页；关于辽金战争中宋的角色，参见陶晋生：《天有二日：两个天子》（Two Sons of Heaven:Studies in Sung-Liao Relations），Tucson，1988年，第87～97页；杜希德和蒂兹：《辽》，第148、149页；《金朝史》，第80～83页；科扎诺夫（S.T.Kozhanov）：《宋金帝国之间的战争》（“Nachal’nyj etap voiny mezhdu imperiiami Sun i Tszin”），《东亚历史文化》（Istoriia i kul'tura Vostoka Azii），Novosibirsk，1980年，第39～42页；姚从吾：《辽朝史》，第311～313页。。之后，耶律大石被擢升为西南路都统，其职阶与王同16《三朝北盟会编》卷7，第2b页。，他斥责宋军，并引儒家经典规劝他们不应破坏与辽长久的睦邻之谊。宋军未予理睬，但未曾想1122年五月宋将杨可世即被耶律大石所部（或即）在兰沟甸擒获17《三朝北盟会编》卷7，第4a-b页；《宋会要辑稿》，第175/ 8册；（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中华书局，1988年，第6页。。耶律淳遣萧干率军两三万至边境驰援，很显然大石需隶于他麾下。同样称奇的是，同月末，耶律大石与萧干二人联手横渡（宋辽边界的）白沟河，又俘获种师道麾下的大部分宋军18《三朝北盟会编》卷7，第5b页；《宋会要辑稿》，第175/ 8册；《宋史》卷22，第410页；同书卷335，第10751页；《契丹国志》卷11，第123页。。翌月初，大石再度挫败宋方进攻19《三朝北盟会编》卷7，第2b、4a-b、5a页。。此时，大石再次致函宋将，叱责他们为与金盟一再亵渎辽宋百年的睦邻之谊，并且强调辽人从未受党项人（Tangut）类似的蛊惑，与之一同攻宋。大石也明确表示，他为和而来的同时，也可以毫不留情地与宋血战。宋军认真考量后，遂南撤20《三朝北盟会编》卷8，第7a-b页；参较《大金国志》卷2，第10页；《契丹国志》卷11，第123页，二书所记大石的措辞有所不同。，但是耶律淳登基仅三月便去世，则又一次打破了这一平衡。

耶律淳于1122年六月末去世，且无嗣。耶律淳逝世后，耶律大石在处理北辽政务中的领导地位，无疑反映了随着他军功卓著，其地位也随之攀升。耶律大石和萧干奔赴燕京，遥立避难在外的天祚之子秦王为嗣，并以耶律淳遗孀萧德妃摄政称制。并非所有契丹人均对这一新的安排满意，一些耶律淳先前的追随者便叛辽投宋21《三朝北盟会编》卷9，第4b页；《辽史》卷29，第343页；《大金国志》卷2，第10、11页；《契丹国志》卷11，第123、124页。同时参见杜希德和蒂兹：《辽》，第149页。。宋军很快就利用了这一混乱局面。他们跃过白沟河，俘虏契丹人甚众，但是大石与萧干所部迅疾驰还边界，一举将之击溃22《三朝北盟会编》卷9，第4b页；《契丹国志》卷11，第124页。。尽管萧后愿意向宋称臣，但双方仍在1122年十月爆发了一场大战，其时，宋军规模庞大，约50万众在离卢沟河（今北京附近的永定河）不远处向不足2万人的契丹边防军发动进攻。经过数日拉锯战后，契丹人于河边夜半举火为应；宋军以为契丹应援之军已经在途，遂逃遁。几周后，宋军攻占燕京的企图也被大石和萧干挫败23《三朝北盟会编》卷10，第11a～12a页；同书卷11，第1a～3a页；《契丹国志》卷11，第124～126页。。

但是当契丹人奋力阻击宋人时，金军却继续勇往直前，于 1122年末占据要隘居庸关（Juyong pass），直逼燕京。此时，燕京城内愿降者甚众，且萧德妃在得知称臣求和之议被阿骨打拒绝后，在耶律大石和萧干军队的护卫下连夜出奔。一众人尚未行五十里，燕京就拱手于金人24《三朝北盟会编》卷12，第3b～4a、6b页；《辽史》卷29，第345页；《契丹国志》卷11，第126、127页。里是长度单位，大致相当于0.5千米。。逃亡者的族属决定了他们现在的去就：萧干随奚和渤海军队，前往奚人故地（辽中京附近），于此短暂地建立起大奚国。这个政权仅存在了5个月，萧干便被其部曲所杀25《三朝北盟会编》卷12，第4a页；《辽史》卷29，第345～347页；《契丹国志》卷12，第129、131页。更多有关萧干命运的记述，参见《三朝北盟会编》。。耶律大石选择再度归附天祚。他将反对归附的契丹将领革职问斩，宣称他们在拥立耶律淳登基后无颜面对天祚，追随大石的契丹军队近7000人；他还强迫无助的萧德妃一同奔赴天祚26《三朝北盟会编》卷12，第4a页；《辽史》卷29，第345～347页；《契丹国志》卷12，第129、130页。关于大石与萧德妃之间的关系，参见《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第22、23页，n.77。。

正是在这一时期，大石首次成为契丹人真正的领袖。然而，与萧干（或耶律淳）不同的是，此时，他并不愿自立为王，而是选择重新投奔天祚。他的选择亦在情理之中：天祚帝仍具有将契丹人凝聚在其周围的巨大威望。此外，天祚帝仍驻跸在地处要冲的阴山地区。该地区四面沙漠环绕，处在黄河转弯处以北，毗邻辽夏边界。在此地，他还可以联络辽境西部诸蕃的勇士27《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第10页；《试论耶律大石西迁的原因》，第46页；《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第14页。。尽管大石也参与了拥立耶律淳一事，但他相信，皇帝不会自傲到拒绝他的军事才能以及其军队的效忠。

的确，天祚看到援军甚为欣喜，唯诛萧德妃及其同党一人。尽管他指责大石拥立耶律淳，但大石的回答却让其哑口无言：

陛下以全国之势，不能一拒敌，弃国远遁，使黎庶涂炭。即立十淳，皆太祖子孙，岂不胜乞命它人邪？28《辽史》卷30，第355页；布莱资须纳德（Bretschneider）：《中世纪研究》（Mediaeval Researches from Eastern Asiatic Sources），London，1888年，第212页。这段话可以看作大石随后行动的正当理由。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他并未援引中国历史上的先例为自己辩护，而是以内亚国家的概念，将契丹一国视为一族的共同财产。

大石在天祚手下继续任都统一职。他在奉圣州（河北西北部）兵犯金人，期望夺回对居庸关的控制权。但是，1123年四月，当他驻扎在龙门以东附近时，却为金军擒获，所部也弃城逃遁29《辽史》卷29，第346页；（元）脱脱：《金史》卷2，中华书局，1975年，第41页；同书卷72，第1650页；同书卷121，第2636页。。金将以绳系大石，迫使其为向导，直捣天祚的青冢大营（今呼和浩特以南）。天祚时在阴山，但其辎重、从臣以及皇室成员大都被俘。唯有梁王一子逃出30《金史》卷121，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6页；同书卷74，第1702页。。大石为金人入侵做向导，在辽代史料中没有记载，仅见于宋、金文献中，他的这次变节引起了女真皇帝的注意，随即对之宣谕表彰。不久，金朝皇帝被大石的才俊雄辩所折服，甚至将宗室之女赐予其为妻31《金史》卷121，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6页；刘郁：《北使记》，收入王国维编《古行纪四种校录》，《王国维遗书》，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第5691、5692页；《中世纪研究》，第28页。。

就像当时许多契丹人选择的那样，大石本可以轻松地留在女真军营。但很难确定他滞留在金5个月后又离去是否如《北使记》所暗示的那样，为长期“阴蓄其志”的结果32《北使记》，第5692页。，又或像《松漠记闻》所述，是临危而惧的自然反应。据后者记载，大石是在与金将粘罕进行了一场戏剧性的“双陆”游戏33“双陆”游戏，是一种西洋双陆棋，可能源于近东，在7至12世纪的契丹人和汉人间流行。该游戏也被认为是一种展示威望和预测对弈双方政治前景的一种方式；《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259页，n.77；斯坦因（R.A.Stein）：《辽代》（“Leao-Tche”），《通报》（T’oung Pao）1940年第35期，第105～108页。后出逃的。由于对弈获胜，大石担心因冒犯金将粘罕而被置于死地，于是携其五子连夜逃遁，而弃其妻于身后。翌日，太阳高升，大石未现身，金将粘罕使人召唤其妻34译者按，《松漠纪闻》载：“（大石）与粘罕、双陆争道，罕心欲杀之，而口不言。大实（大石）惧，及既归帐，即弃其妻，携五子宵遁。诘旦，粘罕怪其日高不来，使召之。”据此可知，粘罕翌日使人召唤的是大石，而非其妻，此系作者误解原文也。。她解释说因昨夜酒醉时侮辱将军，大石已出逃，但她拒不告之逃向何处。粘罕怒不可遏，逼迫其嫁于部落中最贱低者以示惩罚。她断然拒绝并当众叱骂，粘罕勃然大怒以箭射杀之35（宋）洪皓：《松漠纪闻》卷1，《辽海丛书》本，第7a页；《契丹国志》卷19，第184、185页。。

然而，大石却已成功脱身。据《辽史·天祚纪三》记载，他于1124年七月重新归附天祚，其中并未述及1123年九月他逃离女真至1124年七月间共计10个月的行事。但《辽史·天祚纪四·西辽本末》却声称大石在离开天祚后于1124年甲辰年二月称帝36《辽史》卷30，第356页。，这又使大石的行迹更为扑朔迷离。另据《契丹国志》所载，大石率领为数不少的军队归附天祚，天祚将大石的出现比作“天助中兴”37《契丹国志》卷12，第133页；《辽史》卷29，第349页。就如柴平所言，文献所记很有可能将大石第二次归附天祚与1122年第一次归附相混淆了［柴平：《耶律大石北奔年代考》，《历史研究》1995年第6期（*译者按，实为1994年第6期），第171～175页］。。这与大石从金朝落荒而逃的印象并不相符，究其原因可能与大石被俘期间辽朝跌宕直下的国势有关。1123年中，青冢惨败后不久，天祚决意避难于西夏。梁王不肯相随，便与随从前往戈壁（Gobi）以北的乌古部和迭烈部，并获其支持，被拥立为北辽的又一任皇帝。他在1123年五月举行柴册仪，当时大石正深陷金营囹圄38《辽史》卷29，第347页。《松漠纪闻》和一些宋方文献皆引用了大石在逃离粘罕之后“深入沙子，立梁王为帝而相之”这句话，从而将梁王称帝归因于大石［《松漠纪闻》卷1，第7a页；《契丹国志》卷19，第184、185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第12页；参较李心传：《旧闻证误》卷4，丛书集成本，第614页中提出的质疑］。这条记载可能是将耶律大石与另一位契丹贵族耶律敌烈混为一人，据辽朝史料记载，耶律敌烈才是拥立梁王者（《辽史》卷29，第347页；同书卷30，第353页；同书卷114，第1517页）。。然而，大石离开金人的时间恰与梁王去世（1123年十月）及其子耶律术烈继位相合，次月，术烈即为部下所杀39《辽史》卷29，第347页。。由于西夏与金约定驱逐天祚，天祚于1124年初已返回蒙古高原中部（Inner Mongolia），大石归附天祚必定途经梁王领地。梁王的一些随从决定跟随大石投奔天祚40纪宗安：《耶律大石西行纪略》,《新疆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参较《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第27页；《西契丹》，第63页。，由此组成的这支军队让天祚将大石来归称为“天助中兴”。

既得到了大石增援，又得到了鞑靼人的联合支援41《契丹国志》卷12，第133页。，天祚决定进攻金朝。然而，大石深知此举不切实际。他斥责天祚：当女真进攻契丹时，只一味逃跑，避而不战。他说，由于这种怯懦行为，举国疆土已陷落金人之手。在国势衰微至此的情况下，方求全力抗金，必将是糟糕透顶之策；最好厉兵秣马，伺机而战42《辽史》卷29，第349页；《契丹国志》卷12，第133页；《三朝北盟会编》卷21，第5a-b页。。

另一个反对进攻的理由可能是国家间的局势变化：1124年初，金与宋、夏结盟，而辽已孤立无援43《耶律大石北奔年代考》，第172页。。当天祚不听劝谏时，大石托病拒不出征。除了与天祚产生战略分歧外，他可能也担心自身安危，因为他变节之事可能会成为天祚宣泄愤怒的靶子。1124年二月或七月，大石杀天祚手下二将后，自立为王，置南北官属。是夜，率80或200铁骑，离开天祚行营，至此开始了创业之君的历程44《辽史》卷30，第355页，卷29，第349页；志费尼（Juwaynī）：《世界征服者史》（Ta'rīkh-i Jahān-Gushā），London，1912～1937年，第2册，第86、87页；波义耳（Boyle）译：《世界征服者史》（History of a World Conqueror），Manchester，1997年，第354页；参较《试论耶律大石西迁的原因》，第47页；《耶律大石北奔年代考》，第171～175页。。

大石早期的追随者包括耶律氏和萧氏两大家族的一些成员，后来他们在西辽政权中担任要职。置南北官属可能意味着，某些汉人（隶于辽南面官）也第一时间成为追随大石的盟友45《辽史》卷30，第356～358页；《西辽史纲》，第28页。。

大石离开天祚时，在天祚统治期间短暂自立的几位辽朝（奚和渤海）的皇帝，已让建立另一个政权接替辽的观念获得部分认同。尽管大石声称阿保机后代均有继承大统的权力，可他却并不急于称帝。然而，与其他短祚的建国者不同，大石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根基稳固的帝国。他选择西向进驻西北要塞可敦城无疑造就了他的成功。

二、可敦城时期

《辽史》卷30记载大石离开天祚后的路线如下：“北行三日，过黑水，见白达达（White Tatars）46白达达被称作汪古（Önggüd），是一群操突厥语的沙陀突厥人（Shatou Turks）。辽金时期，他们位于今内蒙古境内，北依阴山，靠近绥远，邻近金与西夏边界之地［《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31页；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3页］。详稳47详稳是部落贵族的职衔，贺凯（C.O.Hucker）译为“将军”［贺凯：《中国古代官名辞典》（A Dictionary of Official Titles in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年，第234页］，其职能为主管军事［《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129（n.42）、518页］。床古儿。床古儿献马四百匹，驼二十，羊若干。西至可敦城，驻北庭都护府。”48《辽史》卷30，第355页。《辽史》卷29，第349页仅言大石西行。也即说，从夹山49夹山位于金云内州以北60里（约30千米）处，离辽夏边境的天德军不远，地处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北部武川县境内。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历史地理》1982年第2期；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6册，第10、11页。离开天祚后，大石向西北行进大约150千米，到达爱毕哈河（Aibi river，黑水），该河流经白达达领地的中心50《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第53～55页；亦可参见一些早期有关其地理位置的充分讨论，例如，《中世纪研究》，第1册，第212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31页；羽田亨（Haneda Toru）：《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辽史汇编》第9册，鼎文书局，第76-155～76-157页。白达达中心位于元代德宁路（Dening circuit）。参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册，第7、8页。。他从那一直行至位于蒙古高原鄂尔浑河（Orkhon river）边辽朝西北最重要的边防城——可敦城51关于可敦及其可能的位置，参见箭内亘（Yanai Wataru）：《契丹可敦城考》，《辽史汇编》，第9册，鼎文书局，第76-185～76-198页；梁园东：《西辽史》，中华书局，1955年，第17～20页。。北庭都护府在可敦城附近，可能是辽招讨司在可敦地区的治所所在52《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第55～57页；《西辽史纲》，第31页；较早考证北庭都护府位置的，参见（清）丁谦：《西辽立国本末考》，《古学汇刊》（第1辑），上海国粹学报印本，第1页；《中世纪研究》，第1册，第212页；羽田亨：《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第160页；《西辽史》，第21-4页；伯希和：《马可·波罗寰宇记》卷1，第223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34页，n.10；《耶律大石年谱》，第16页；安倍健夫（Abe Takeo）：《西回鹘国史的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59～361页；周良霄：《关于西辽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第246～248页。。

1004年，辽圣宗姨母皇太妃萧氏成功征讨了阻卜——盘踞在辽西北境一线上最重要的部族，即后来的鞑靼（Tatars）之后，建立了可敦城。当时有两万多名部族骑兵屯驻于此，后又增加700余户渤海、女真、汉人流配之家。可敦城亦被称为镇州，流配之家也被送至其他两州：卫州和丰州53《辽史》卷37，第451页；同书卷14，第158、159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557页；《契丹可敦城考》，第185页及以后诸处；羽田亨：《西辽建国始末及其纪年》，第157～161页；《耶律大石北行史地杂考》，第55～57页。。1949年镇州被确认为蒙古高原北部（northern Mongolia）布尔干省（Bulgan aymag）青陶勒盖古城（Chin Tolgoyn Balgas）遗址中三个不同时期的聚落之一。出土的这座城址让人一下就想到中国北方的城市布局，在那发现的遗物中，包括一些年代最早的石制赑屃，这在蒙古高原、华北和阿穆尔（Amur）地区各处多有发现54斯科特（K.Scott）：《蒙古高原北部的契丹聚落：前成吉思汗时代社会文化史新解》（“Khitan Settlements in Northern Mongolia:New Light on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Pre-Chingisid Era”），《加拿大蒙古评论》（Canada Mongolia Review）1975年第1辑，第11、12页。这些赑屃为石碑的基座，碑上刻有中央政令。。除了军事作用外，可敦城也是中国北部（如辽）与中亚之间南部贸易路线的重要驿点55张郁：《草原丝绸之路——契丹与西域》，《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114页。。

尽管有充足的证据表明11世纪上半叶辽与阻卜之间存有纷争，直至11世纪末西部诸番仍叛服不常，但似乎在1102年阻卜叛乱最终被镇压后，辽与金的战争并未严重伤及辽对西北疆域的控制56有关11世纪初辽与阻卜之间的摩擦，参见《辽史》卷85，第1315页；同书卷87，第1331页；同书卷93，第1373页；同书卷103，第1447、1448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557页。关于阻卜叛乱（1092～1102），参见《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593、594页；杜希德和蒂兹：《辽》，第138、139页。。可敦地处偏远（离辽上京3000里），沙漠四围，致使该地几乎无法被金军攻克。拥有庞大的驻军以及供辽帝国御马的优渥牧场，可敦城是一个大石实现天祚未竟事业的完美之地，即厉兵秣马，伺机而攻金57《西辽史纲》，第29页；纪宗安：《关于耶律大石和西辽建国时期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1994年第4期（译者按，实为1993），第31页。。

厘清大石在可敦城的活动很难，而将之置于一个严格的时序框架内则更难。然而，早在1124年十月，大石首次行动就被呈报于金，即他掌获辽所有松漠以北之马。此举为其军队补充战马万余匹，这些马很可能是随牧马者一起纳入大石帐下的58《辽史》卷60，第932页；《金史》卷3，中华书局，1975年，第51页；同书卷121，第2636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128、632页。这些州也可能在大石到来之前就已是头下私城。。所获战马可能是大石在可敦城最重要的成果之一。这也是他对此地“七州十八部”演说的一个成果。大石在北庭都护府向蕃部发表演说这一举动确立了他的政治蓝图，并为其赢得了援军万余众。

这里提到的七个州（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与驼）在此之前并未作为辽朝的州县出现于《辽史》中。据后来梁园东的研究认为，这些州是由大石为其部下及可敦城民众所建。这一举动与大石之前的行政构想是一致的，他在离开天祚时置南北官属就已证明了这一点59《辽史》卷3 0，第355页；《西辽史》，第27页。辽朝诸王、重臣和贵胄建立头下军州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用以安置其部曲（《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45、65、634页）。《辽史稿》认为这些头下州包括部族的牧场，因此并不是一个固定的行政区域，而是一个更宽松的地域（舒焚：《辽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27、528页）。这些州也可能在大石到来之前就已是头下私城。。

十八部60《辽史》卷30，第355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34页。也存在着问题：它们是大黄室韦61大黄室韦是室韦部落联盟的一支，后来蒙古人从该部落崛起。虽然其最初居住在东北地区，但到了辽代，他们已迁至辽的西北路。1123年，天祚在此避难，那时该部已迁至西夏以东，今绥远地区（《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88、42、552页；《西辽史》，第28页）。、敌剌（敌烈）62敌烈是一个重要的部族，位于蒙古高原东部，西接阻卜，东接乌古，经常袭扰辽的西部边境。1120年代，该部是天祚与后来的梁王前往避难的部落之一。敌烈部可能就是拉施特所记的Tereit部［（伯希和、韩百诗（Hambis）：《成吉思汗进军史——圣武亲征录》（Histoire des campagnes de Genghis Khan），Moscow，1953年，第8页；《西辽史》，第28、29页；《辽宋西夏金史》，第170页］。皮科夫可能承袭了布莱资须纳德的观点，将敌烈部认定为拉施特所记的Telengut部。（《西契丹》，第68页；《中世纪研究》，第1册，第213页）。、王纪剌（瓮吉剌，Onggirad）63这一重要的部族生活在蒙古高原北部（伯希和、韩百诗：《成吉思汗进军史——圣武亲征录》，Moscow，1953年，第402～406、408页；《西辽史》，第29页）。虽然在成吉思汗（Chinggis Khan）崛起前王纪剌部所居之地已久负盛名，但《辽史》仅在记述到大石时才提到该部。、茶赤剌（札达兰，Jajirad）64该蒙古部落以札木合（Jamugha）［成吉思汗的俺答（anda）和死敌］而闻名，他们生活在克鲁伦河（Kerulen river）以北以及斡难河（Onon）与克鲁伦河上游［伯希和、韩百诗《成吉思汗进军史——圣武亲征录》Moscow，1953年，第28、29页；《西辽史》，第29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95页］。、也喜65《辽史》仅在记述到大石时才提及该部，因而该部位置不详。皮科夫认为该部是拉施特所记的Yesüt部，即成吉思汗的名将哲别（Jebe）的部落。（《西契丹》，第68页；拉施特著、阿里扎德编：《史集》，第550页；并见《西辽史》，第29页）。、鼻骨德66这是辽外围的一个部族，与辽朝贡关系相当密切。其位置不详，但梁园东认为该部靠近乌古、敌剌和五国三部。可能在女真崛起后西迁至蒙古国（《西辽史》，第29页；魏特夫、冯家昇：《中国辽史：辽（907～1125）》，Philadephia，1949年，第98、第109页）。、尼剌67这是另一个仅在此处提到的部族。参见《西辽史》，第30页。、达剌乖68该部可能即《辽史》卷40（译者按，卷数有误，实为同书卷14）的达卢古部，其位于东北松花江（Sungari river）以北，但它可能有一个西部分支，又或许在女真崛起后已西迁（《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111页；《西辽史》，第30页）。皮科夫认为该部即拉施特所记Tārqudāi（《西契丹》，第68页；拉施特著，阿里扎德编：《史集》，第220页）。、达密里69该部可能即《辽史》中提到的达麻里，地处克鲁伦河，在敌烈附近（《西辽史》，第30页）。皮科夫认为此即拉施特所记Tamghālīq部，但拉施特也只说该部属于蒙古诸部［皮科夫：《西契丹》，第68页；拉施特著、卡利米（Karīmī）编：《史集》（Jāmi‘al-tawārīkh），Tehran，1338/1959年，第1册，第26页］。、密尔纪（蔑儿乞，Merkid）70密尔纪位于克列亦惕部（Kereyids）北部，蒙古高原的色楞格河（Selenge river）下游（《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100页；《西辽史》，第31页）。、合主71不详。参见《西辽史》，第31页。、乌古里72该部即为蒙古高原东部的乌古人，与敌烈联系密切。最初，建立可敦城的目的之一即为保护辽朝不受其侵袭。（《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92页；《西辽史》，第31～34页。、阻卜73辽西北境最大的部族，位于可敦城西部，常与契丹生事。（《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101、102页；《西辽史》，第34页）。、普速完74不详。、唐古75该部与党项（Tanguts）不同，党项被视为一个国家而非一个部族。该部其实是《辽史》卷33，第388页中所载（分隶南、北府）的党项诸部的一个分支。该部除了有生活在东北吉林的北部分支外，还有生活在西夏北部的分支。、忽母思76该部位于鄂尔浑河南部和西南部，以及阻卜以西。（《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99页；《西辽史》，第35页）。、奚的和乣而毕77最后两个部族也不详。。其中一些部族较为有名，如阻卜、密尔纪和敌剌，其他则被一带而过。他们大多生活在蒙古高原（Mongolia），但也有一些源出东北地区，而其他一些部族的位置则不详。其实，很难确定有多少部众是在大石演说后追随他的（比如，大多数乌古和敌烈部众是向金投降的）。

《辽史》记述大石的演说如下78《辽史》卷30，第355、356页；《中世纪研究》，第1册，第213、214页。我对其译文略作了调整。：

我祖宗艰难创业，历世九主，历年百年。金以臣属，逼我国家，残我黎庶，屠翦我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尘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义而西79汉文“我今仗义而西”也可理解为：“现在，我凭借着正义，将向西而行。”，欲借力诸蕃80“蕃”字汉语应读为“fan”。该词通常被译为“夷狄”（因此该句可以译为“我将向夷狄求援”，此处“蕃”即指中亚政权）。但是在辽，“蕃”并无贬义。它通常用来指称部族民众，尤其是指契丹部众，有时也指其他部众，因此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大石在召唤他的听众，即如上文所译。（《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54页，但可参校同书，第635页；还可参见邓如萍（R.W.Dunnell），《白高大夏国：11世纪西夏之佛教与立国》（The Creat State of White and High:Buddhism and State Formation in Eleventh Century Xia），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6年，第26、41、43、69、96、98、99页，其认为“蕃”为党项和女真人的自称，是与“汉”相对的概念）。，翦我仇敌，复我疆宇。惟尔众亦有殄我国家，忧我社稷81即王朝。，思共救君父，济生民与难乎？

这一演说既可以被理解为大石抵达可敦后为赢得当地部众支持而作的自述，也可以被解释为大石离开可敦西行的告别演说。第二种解释是据《辽史》记述大石在演说之后第二年便西行一事推知的82《辽史》卷30，第356页。魏特夫、冯家昇以及皮科夫皆认同这种解释。。然而，《辽史》“西辽始末”的记述相当不准确，关于该演说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大石演说之际，天祚仍在世，且仍行统治之实，其实1125年天祚才被金人所俘，或者说至少到1128年才去世。第二，大石的话语平易近人而非以君王对臣子宣谕的口气83《关于耶律大石和西辽建国时期的几个问题》，第31页；参较《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35页。。而且，大石在可敦城所做的大多数努力都是为实现他在演说中表达的愿景：“翦我仇敌，复我疆域。”这一点在可敦时期表现得比西进后更为明显。基于上述种种，我将这次演说的时间定于1124年，是对其目标的陈述84关于将演说系于1124年也可参见魏良弢：《西辽史纲》，第31页；《耶律大石北奔年代考》，第173页；《关于耶律大石和西辽建国时期的几个问题》，第31页；《西辽史论：耶律大石研究》，第27、28页。。但很难说，这演说是指其意欲西进中亚（Central Asia），还是仅指他“向西”迁徙至可敦城。

大石通过外交与军事两种手段，以期实现他的政治宏图。

大石首先寻求与西夏结盟。西夏曾助辽抗金，为天祚提供避难之所和军事援助，直至迫不得已才向金妥协。1124年初，西夏与金缔结和约，成为金的藩属，并承诺不再援辽。作为回报，他们将获得之前辽朝的部分领地，特别是山西一地。然而，金朝并未履行他们的领土承诺，这也是酿就双方冲突不断的根源，并由此导致了1120～1130年双方数次沿边军事冲突。尽管党项人在1125年与金人立约，承诺帮助金对抗宋朝，但这种情况也使党项人得以在长期的宋金战争（1126～1141）中坐收渔利85关于这一时期西夏与辽、金的关系，参见戴锡章：《西夏纪》，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530～560页；邓如萍（Dunnell）：《西夏》（“The Hsi Hsia”），《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CHC6），Cambridge，1994年，第197页；吴天墀：《西夏史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12～114页。。

1125年，金将完颜希尹奏称：天祚被擒后，西夏遣使与大石结盟，双方欲联兵攻取山西诸部。金帝认为此事极为危险86《金史》卷121，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7页；同书卷73，第1684页（译者按，应为第1864、1865页）。。金军进驻山西，掳掠西夏境内民众牲畜，此让西夏愤怒不已87《西夏纪》，第536页。。对于西夏与大石欲结盟一事的恐惧也阻止了金将粘罕从山西撤军，去平定1127年间河北的叛乱88《金史》卷74，中华书局，1975年，第1698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33页。。尽管金朝对契丹—党项欲结盟一事确为警觉，但尚无迹象表明大石与西夏之间的联盟真实存在，果若确实存在，也无以得证。虽然1126年，确有一名来自宋夏金沿边地区麟府路的宋朝官员献言：大石在“夏国之北”统军10万之众，但这只能说明党项并不反对大石在其北境募兵89《三朝北盟会编》卷58，第7a页；《西契丹》，第67页。该史料应是将“耶律大石”误作“林牙萧太石”。。然而，唯一有关大石与西夏关系的直接证据给出的结论却正相反。1129年，大石派往宋廷的使臣被党项人扣留，这多为1129年下半年宋夏局势紧张所致90张浚：《张魏公奏议》，《永乐大典》卷10876，中华书局，1959年，第17页；《西辽史纲》，第35页。关于1129年宋夏冲突，参见《西夏纪》，第548、589页。。1130年，一位金将再次奏言，大石和西夏似已结盟。党项人坚决否认结盟一说，次年，金朝不得不为这种无端猜疑向西夏致歉91《金史》卷121，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7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36页；《西夏纪》，第550页。。

关于大石试图与宋通好的证据更为确凿。辽朝甫亡，女真人就转而进攻先前的盟友，迅速占据华北大部地区。宋金之战一直持续至1141年，在此期间，许多宋廷官员后悔当初决意与女真联手攻辽92关于宋金之战，参见傅海波：《金》（“The Chin Dynasty”），《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Cambridge，1994年，第226～234页；《金朝史》，第93～194页。。在此情况下，辽宋重新通好的意愿似乎近在咫尺。1126年，宋徽宗93宋徽宗（1100～1125在位）是辽亡前夕的宋帝，为联金攻辽战略的主导者，也是丢失华北的主要责任人。参见《辽宋西夏金史》，第284、285页。退位后，宋金夏边境麟府路都统制折可求上奏，大石及下属出榜讽刺“金人不道”，建言宋朝新嗣之君合力攻金，复辽宗社，以此重续辽宋旧好。宋将吴敏收到呈报，认为可行，上奏于帝，并派手下复信一封以应其请94《三朝北盟会编》卷58，第6b～7a页；《大金国志》卷4，第34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33页。。实际上，同年（1126），宋廷似乎已致书大石，同时也遣人致信原为契丹叛将的耶律余睹，余睹在金军中领挈契丹精锐之师95《三朝北盟会编》卷58，第6b～7a页；《大金国志》卷4，第33页；《金史》卷60，中华书局，1975年，第1394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第16页，可以看出李心传对于给大石这封信的真实性持保留意见；《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33页。。然而，这两封信都被宋辽信使献予金军，并未送抵二人手中96同上；《金史》卷74，中华书局，1975年，第1696、1698、1704页。。宋朝臣僚在随后几年中（1128、1129、1131～1132）动议：宋朝应联络耶律大石，与契丹人重新结盟，因为他们将其视为辽朝合法的继任者97《三朝北盟会编》卷98，第15a页（赵子砥，112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8，第561页（汪藻，1129）；《三朝北盟会编》卷148，第9a页及此后诸处。（同汪藻，1131/2）。，然而这些动议似乎并无实质进展。1129年，大石极力与宋通好，随即从招州（今乌兰巴托南部，south of modern Ulaan Baatar）向宋廷遣使。信使被党项人扣留，但所幸其中一人设法逃脱，并将其使命报告给了宋川陕宣抚使张浚98《张魏公奏议》，《永乐大典》卷10876，第17页；《西辽史纲》，第35页。关于张浚，参见傅海波著：《宋人名人传记辞典》（Sung Biographies），Franz Steiner，1976～1978年，第1册，第13～15页中其本传。。但仍无证据表明这次遣使产生了实际效用。

可能在联宋失败后，大石和鞑靼人随即于1127年建立了一个虽短暂但更富有成效的联盟。大石说服鞑靼人拒不向金售马，从而切断了女真人战马的一个主要来源。金朝迅速做出回应：他们在云中扣留了鞑靼人的太子，不久，大约在1128年，马匹禁鬻即被废止。之后，为换取金朝释放人质，鞑靼人甚至同意带领金军进攻大石领地。此后再无大石与鞑靼人相关的消息99《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1，第3017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33页。这些鞑靼人可能并不等同于大石北庭演说后与之结盟的阻卜人，而这些鞑靼人可能是大石—阻卜这个联盟内阻卜人中较为东部的一个分支。。

大石在可敦城的外交努力收效甚微，但在招兵买马扩充军力方面似乎更为成功。其中就包括最初支持他的人；以及规模庞大的可敦城驻军，约计2万人，即使在辽最鼎盛时期也未及此；还有在其演讲后归附的万余名十八部部众。之后，他继续招兵，但是宋人在1126年估计其部达10万之众100《三朝北盟会编》卷58，第7a页。似有夸张，这可能是宋朝官员力图说服君主与大石联盟的托词。1128年，从金归来的宋朝使臣就言：大石集结兵马已至数十万，正待时举兵101《三朝北盟会编》卷98，第15a页。。

势力大增使大石迈开伐金的第一步：1129年，他获取了金朝北部二营。虽然很难从地理或战略角度来评估此次行动的真正规模102婆卢火驻扎在东北地区松花江与嫩江河交汇处以西的泰州，然而大石不大可能行至那么远。在辽，营约指200至3500人的一个建制（《辽史》卷36，第434页；同书卷28，第336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555、569、570页）。在金的军制中，尚未发现对该词的具体表述。，但是，奏报此事的金将婆卢火对此却是严阵以待。婆卢火担心以后大石会极为难制，尤其是他还靠近金人的马群，因而建言派军屯守边境。然而，金朝的皇帝认为只需小心侦查即可，不必为此二营扰烦诸部兴师动众103《金史》卷121，中华书局，1975年，第2637页；《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第634页；《西辽史纲》，第35页；《耶律大石西行纪略》，第49页。。直至第二年，当大石开疆拓土之心意欲明显时，女真人才认真严肃地应对契丹人的威胁。

事实上，尽管大石在可敦城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到1129～1130年时，金人要比1124年时更为强大。女真人不仅一举灭辽，还从宋朝夺取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并使西夏沦为其藩属。尽管宋、金、夏三边局势持续紧张，甚至战争频仍，但没有一个东亚政权表现出与大石联合抗金的兴趣，足证其外交活动的失败。大石在可敦城所获的资源肯定不足以与金对决，并且他很容易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继续挑衅，比如攻取北部二营，迟早会招致金国的军事报复。为了与金抗争，大石不得不拓宽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基盘。同样重要的是，为了维护他在新的归附者中的威望，大石必须给予支持者以回报。出于这两点，选择向西迁徙似乎更为前程似锦。

中亚的魅力不仅在于其物产比蒙古高原丰富，而且在于其对商路的控制，更重要的在于，和金人相比中亚政权更为弱小。中亚没有一个统一的大帝国。除了各色部族外，主要的政权有高昌回鹘（在今新疆吐鲁番附近），民众并不以善战而是以商贸和文化传播著称；还有喀喇汗王朝（Qarakhanids），其在1041年分裂为东部汗国［喀什噶尔（Kashgar）、八剌沙衮（Balāsāghūn）］和西部汗国［以河中地区（Transoxania）为中心］。11世纪末以降，东、西汗国便向以伊拉克（Iraq）与伊朗（Iran）为基盘104关于契丹人到来前夜的中亚情况，参见本书“导言”及其参考文献。的塞尔柱苏丹（Saljūq sultans）称臣。高昌回鹘和喀喇汗王朝都与辽帝国保持着密切的商业与使节往来，喀喇汗王朝甚至与之建立了联姻关系105关于辽与高昌回鹘、喀喇汗王朝的关系，参见魏良弢：《哈喇汗王朝与宋辽及高昌回鹘的关系》，《中亚学刊》1983年第1辑，第212～223页；张郁：《草原丝绸之路——契丹与西域》，《内蒙古东部区考古学文化研究集》，海洋出版社，1991年，第110～118页；钱伯泉：《大石与辽朝的交往和耶律大石的西征》，《中国古代史（二）》1995年第6期，第24～31页；塞诺（Sinor）：《契丹与哈剌契丹》（“The Khitanand the Kara Kitay”），《中亚文明史4》（HCCA4），Unesco Publishing，1998年，第227～242页。。通过这些渠道，大石可以获知他们相对的实力水平。此外，11世纪末至12世纪初，从辽朝边境侵入喀喇汗的劫掠鲜有发生，反之亦然106伊本·阿西儿（Ibn al-Athīr）、伊兹丁·阿里（‘Izz al-Dīn ‘Alī）：《全史》（al-Kāmil fī altaʾrīkh）13vols，Beirut，1966年，第11册，第84页；马卫集（Marwazī āhir Sharaf al-Zamān）著、米诺斯基（Minorsky）编译：《动物之自然属性（马卫集论中国、突厥与印度）》［abā'i'al-ayawān（Sharaf al-Zamān āhir Marvazī on China,Turks and India）］（以下简称《马卫集书》），London，1942年，第19页，英译本第29页。。这样的侵袭很可能并非辽朝戍军（《辽史》从未提及）所为，而是由沿边部族所为，显然其中包括一些归附大石的部族。这些部族可以作为大石获取西方信息的另一种途径。他们可能还向大石报告了在那里有潜在的盟友，因为一些契丹人在大石之前已经向西进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