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历程和地域
——在中华孔子学会2020年年会上的致辞

王中江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100871）

各位嘉宾和同仁，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我们会聚一堂，在这里隆重召开“中华孔子学会2020年年会暨孔子和儒家学说及其地域性展开学术研讨会”，我谨代表中华孔子学会向大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我们这次会议的主题是“孔子和儒家学说及其地域性展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和论题。

请允许我从大的话题说起。首先我想指出的是，整体上，儒家是中国文化及其价值的主要体现者。因为儒家文明源远流长，这也部分解释了中华文明为什么具有极强的传承性、连续性以及为什么能够不断地创造性转化。在轴心时代的诸子学突破中，儒家是最能突出损益三代文明特别是西周礼乐文明而建立起来的一大学派，是最能体现在殷周转变之后又一次从西周礼乐文明到东周伦理文明转变的一个学派。

东周的春秋时期，这是一般所说的礼崩乐坏的时期，但它同时又是孔子儒家诞生的时期，是中国人文主义真正奠基的时期，是以“六经”为中心的中国经典诠释学建立的时期。在东周诸子学中，儒家又是最具有复杂谱系和传承的一个学派。20 世纪70年代以来新出土的文献，更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正是由于儒家之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正是由于儒家代表了早期中国的伦理道德文化、价值观和政治理想，因此在汉代以后，它就上升到了中国文化和伦理的中心地位，上升到了中国政治文明的中心地位。并且，伴随着这一过程，经过各个时代的演变，儒家发展出了复杂的学术体系、哲学和思想体系、伦理价值和意义体系。冯友兰先生将汉代以后的中国哲学整体上称为“经学时代”，这强调了儒家经典诠释学（经学）在中国哲学和文化中的地位和独特性。但从儒家的复杂性、丰富性和体系性本身来说，儒家经学仍然只是整体儒学的部分传统，虽然后来的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没能很好地将儒家经学传统同儒家哲学的传统融合起来，这也是这些年来儒家研究共同体发生“经学转向”的一个原因。

源远流长的儒学传统、儒学的整体体系，首先表现在时间上的先后关系。对早期儒学的传承和复兴，使得儒学史上产生了道统论和正统论，产生了对儒家前后的差异性认识，也使我们有了先儒和后儒的区分。这种区分在现代曾经被对立起来，甚至被称为“真孔”和“假孔”。为了纯化孔子，为了保持孔子儒学和早期儒学的纯粹性，人们好像很有道理地认为，孔子之后或者汉代以来发展起来的儒学和儒家都扭曲了，因此，不断声称要回到先儒中，回到真儒中，回到孔子那里。现在我们不会再赞成这种说法和做法，因为儒学总是要不断变化的，总是要不断转化的。所谓返本归根，都是尝试在一个新的方向上转化儒学和发展儒学。

这样的立场同样适用于儒学在不同空间上的分布。广义上说，历史上的儒学不仅有南北之别，也有东西之别。我们可以说儒学主要是发端于邹鲁之地，但儒学一开始就不限于此。孔子和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就是在春秋各诸侯国发展和传播儒学。

儒学在不同地域的发展和传播，既是与不同地域文化融合的产物，又是促成不同地域文化转变的活力。我们现在所称的蜀学、关学、洛学、湘学、闽学、浙学、徽学、朔学等是历史上儒学在不同空间上分布的主要表现。不同形态的儒学都是儒学传统的有机部分，也是儒学丰富多样性的表现。我们现在身处的四川就是蜀学的中心，舒大刚教授和他领导的“蜀学研究会”，就是当代蜀学研究的重镇。

历史上不同地域的儒学，既是带有各自特色的“地方性知识”，但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当代性知识”，是现在仍然能够成为源头活水的“现代性知识”。这次会议就是探讨儒学在不同地域发展和展开的一次盛会。我相信大家能够提出许多重要的观点和看法，并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这次会议，承蒙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的支持，与我们中华孔子学会共同来主办。在此，我们要感谢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感谢舒大刚教授，感谢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和《巴蜀全书》编纂组承办这次会议，感谢成都至善行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积极协办！

预祝我们的会议圆满成功！

祝大家生活愉快、身体健康！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