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勒兹生成论视域下的后现代公益现象
——以中国的社会企业生成为例

关 煜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年）是法国20世纪最为重要的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除了对文学、艺术、建筑等领域产生影响之外，也对政治、社会学产生了积极作用。德勒兹的哲学不仅是研究哲学史的学说，更是以创造概念为核心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观，通过塑造有关生成的本体论形成了自己独立的思想，也因此确立了其在世界哲学史中的地位。

德勒兹的哲学是一种政治哲学。他在资本主义的精神内核中发现了使其溃败的根本原因，并以知识话语的方式对资本主义制度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展开了全面批判。德勒兹试图以“精神分裂分析”理论取代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追求与同一哲学、国家式思维截然不同的差异哲学、游牧思维；并在政治上产生了对于传统的“同一性”国家权力政治的驱逐和对游牧性权力的崇尚。德勒兹对以弗洛伊德主义为首的一切中心化与总体化的文化、经济、政治发起了强烈攻击，也借此实现了大众对于资本主义本质的全新认识。德勒兹的后结构主义哲学思想在批判“精神分析”的同时也为分析当下后现代社会现实提供了全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

本文运用德勒兹的思想对中国公益领域的跨界化、弥散化、不确定性进行思考，一方面为后现代世界观提供了有力证据，描绘出一个现实的中国公益后现代秩序景观，另一方面也为后现代思想带来有别于文学、艺术、影视等领域的实践中的应用与检验。这对于深入思考公益领域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导向性作用，为企业的生态发展以及如何利用公益的作用发挥企业市场化的最大价值也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一、德勒兹生成论思想的后现代性

德勒兹的哲学思想是基于社会现实与自然现象的综合思考与观察。他与加塔利将来自政治经济领域与精神分析领域的经验融入哲学研究当中，彼此互相影响，从而生成了新的理论体系，其中包含生成论哲学、差异论哲学、生态论哲学等深层哲学观念。该哲学思想对如何对待人与他者、人与国家、人与社会，以及组织与组织、机构与机构、国家与国家的多维关系都提供了科学理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依据。

德勒兹哲学建立在差异哲学的基础上，对人类产生的“欲望”做一种政治学分析。德勒兹将俄狄浦斯情结与精神病确立为“精神分析”的工具，认为它们是传统“树型”结构模式下的固化、同一化、标准化的产物。德勒兹认为，欲望的流动过程本身就是消解、分散标准化、区隔化“一”的行为。他在对传统的“一”进行批判的同时建立了“根茎式”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多”的概念。这个“多”表现在思想与现象的“千高原”中，以不断地创造概念的方式展现思想的“多”高原的位置与彼此流动的关系。德勒兹通过创造如“根茎”“生成—动物”“高原”“游牧”“差异”“融贯性平面”“抽象机器”“褶皱”等全新概念，建构新的哲学思想，以对抗旧的法西斯式的统一或同一的精神分析法、国家哲学及政治理念。德勒兹的游牧思想和生成论思想因此具有了鲜明的后结构主义特性。德勒兹以生成论为主，创造出“黄蜂—兰花”“生成—女人”的生成方式，借以分析当下物种间存在的一种“间性”状态以及区别于传统树形思维方式的根茎思维模式，产生出“多”对“一”的关系对比，也揭示出后现代本身具有的多元性、碎片化、流动性、跨界性、融合性等基本特点和变化规律。德勒兹哲学思想为后现代视野内不断涌现的日益繁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科学、合理的解释途径，也为当下中国公益领域中日益出现的弥散化、跨界化、模糊化等特征提供了有效的学理性支撑，同时为解决社会现行机制的有效性困境提供了参考。

（一）生成论之差异哲学

德勒兹哲学的本质是建立在“差异”基础上的一种建构性哲学。在康德、海德格尔、莱布尼茨、尼采、斯宾诺莎、福柯等人的基础上，德勒兹构建出一种对传统词汇的新思考，提炼出新的“差异”观，以此对抗同一性的“重复”。德勒兹认为：“哲学的目的就是不断地创造新概念。”①Gilles Deleuze, Félix Guattari,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91, p.10.因此，他创造出许多概念，包括意义、时间、事件、重复、强度、生成等，而“差异”是这些概念中的核心与基础。在德勒兹看来，“差异”是一切事物的属性，感性是万物情感强度的差异变体，理性是多样性状态的差异性存在。德勒兹的强度概念意味着在感觉中具有即时感受到的量，这种强度的量本身具有差异性，是经验性质量与广延的起源。同时，时间本身也具有差异性，是强度观的体现。差异由“强度量的点、作为线的生成以及内在性平面”①胡新宇：《德勒兹差异哲学与美学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组成。

德勒兹的差异思想揭示了生态万物在自组织中的基本运行规律，同样适用于观察和解释公共领域中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企业（第二部门）与政府部门（第一部门）之间的关系。“差异”视域下的非营利组织从原先传统的树形、中心式的社会关系与组织机制向多方向、网络型、矩阵型秩序转变，由此产生了后现代视域下的各种新生事物及“超慈善”。②参见康晓光：《超慈善——中国慈善新时代的特征及其由来》，《中国民政》2018年第18期。各组成部分之间开始出现跨界和交融，重新生成新物质，这种发展与变化是德勒兹的“差异”观下以社会创新作为内在驱动力与外在文化、经济与社会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公益、经济、法律、道德、宗教、科技、情感等多因素的“强度的量”的综合体现，亦由不同组织（机构）的“解域”“结域”以及新的“内在性”平面生成所共同组成。

（二）生成论之生态哲学

德勒兹的哲学是一种有关生成的本体论哲学，而“生成”的概念建立在对差异的一以贯之的思考上。德勒兹以“根茎”（“块茎”）理论为主，通过对树形与根茎进行比较，提出异质事物之间具有后结构主义功能的生成关系。传统树状思维代表着固定性、同一性、统一性与整体性，与之相对的根茎思维则代表着差异性、流动性、多元性。德勒兹在根茎思维的主导下，提出“生成”理论，以此建构出生态视域下的具有开放性、动态性、多样性的人类社会生态关系。

“生成”（becoming）是德勒兹哲学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生成”是对以柏拉图主义为主的模仿论的颠覆，是对柏拉图的二元对立观念的消解，更是对人本主义和“逻各斯”中心论的反抗与解构。德勒兹的生成论是通过一种连接方式，以关涉强度、力度为介入方式，产生不同属性的物种、物质、组织之间的连接，以提升其内在生命力。德勒兹哲学的生成论，不仅指涉伦理学与人类学问题，更是社会与世界的运行机制的内在揭示，是价值观的客观存在。在文学艺术领域，“生成”可谓是有形物对无形物的创造；在社会学领域中，则可视为不同领域自身的“解域”，以及彼此间的“再结域”的过程与标记的方法。

生成是一种间性的状态，生成具有不可还原的多样性。“生成—动物”“生成—女人”“生成—儿童”“生成—分子”，以及“生成—不可感知”。在“生成—不可感知”的范围里，欲望即是生成。延伸至社会学领域，我们可以把人（动物）的欲望视为社会组织（机构）内在创新力所构成的驱动力，以此生成多样态的、不稳定的中间物。而“生成—不可感知”模式的开放性、流动性和中间状态与运行机制的多元性都为公共领域的发展带来了有益的启示。而公益组织与企业、政府间的跨界发展生成的“中间物”将是适应总体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产物，并与公益生态圈、经济生态圈等互为“生成”关系的模式，同时具有可持续发展性、流变性及无限性等特征。

（三）生成论之游牧哲学

德勒兹在1972年“今天的尼采”研讨会上首次提出“游牧学”（Nomadologie）概念。游牧学是《反俄狄浦斯》思想的延伸，为精神的解放带来新的契机。游牧思想是基于游牧民在草原、沙漠等地的生活与行动方式而形成的关于空间哲学的思考。在游牧生活中，人类开始“脱领土化”（“脱域”），摆脱既定生活空间而向更大范围内进行迁徙（可以是草原、大海、沙漠甚至更大的宇宙范围）。

在德勒兹的哲学概念中，“脱域”（或称为“解域”）涉及欲望的逃离，是指“无器官身体”或欲望逃逸某种束缚，以追求更广泛意义上的自由。这种从既定疆域的脱离或逃逸，必将带来登陆新的领土、疆域、区域的行为，而这一行为被称为“结域”（或“再领土化”“重领土化”等）。“再结域”的过程可以是重蹈覆辙、重返故乡，也可以是与不同性质的新的领域进行“跨界融合”。德勒兹认为“解域”与“结域”无法真正脱离，两者都建立在差异哲学观之上：“是否存在着一种绝对的解域……就解域来说，它不能与相关联的再结域相分离。解域绝不是简单的，而始终是多元的、复合的……再结域所体现出的并非是一种向界域的复归，而毋宁说是这些内在于解域自身之中的差异性的关联，以及此种内在于逃逸线之中的多元性。”①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姜宇辉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0年，第732页。

游牧哲学最大的特点就是开放性、异质性、流动性、不稳定性与碎片化。德勒兹的游牧哲学为理解公益领域的各种碎片化存在方式及跨界现象，以及“超慈善”中的新生事物（如社会企业等）的存在方式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社会企业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的必经之路，是企业以追求社会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可持续发展策略，也可以认为是对现代公益的革新与发展。而非营利组织与企业的跨界与融合，是后现代视域下公益新时代的新产物，亦是德勒兹游牧哲学中的“解域”与“再结域”的社会组织行为的具体体现。这种异质交融的组成形式能够适应任何与之相似的组织形式及周边的环境特征。这种形式对整个行业的生态及更大的自然生态环境来说都具有极强的适应性，可以适应环境的多样性、动态性与互通性，体现了最为深层次的“无限”生态观。

二、德勒兹的欲望政治学与社会企业

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法国哲学家们开始从不同角度反思这一历史事件。德勒兹与加塔利合著了《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千高原》等著作，把这股反思潮流推向高点。《千高原》反对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精神分析方法将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异质性、不确定性等全部还原为单一、固化的“俄狄浦斯情结”，将个人与他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领域的关系描述为神圣家庭中的“爸爸、妈妈与我”的关系，把所有的关系与存在预设成因欲望的存在或缺乏而产生的某种人与世界相联系的“拜物教”，并会使人不断异化。德勒兹哲学批判精神分析学说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于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军事等诸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并认为弗洛伊德学说助长了资本主义的操纵欲望以及压制群众的可能性。《千高原》提出，欲望是生成一切的动力机器，欲望的属性特征就是流动性。德勒兹将人与社会的关系从统一的神圣家庭关系中解放出来，建立了以欲望为主导的信息流、物质流等客观的多维概念，并由此打破了近代的同一性、统一性，建构出一种后现代的欲望主体即“分裂主体”。因此，生成的过程，也是一个德勒兹式的权力与欲望的表达过程。

（一）“融贯性的平面”与社会企业生成

这种破除了区隔化的去中心化，突破了原有的社会准则与各种形态边界，进入由流动而生成的“融贯性的平面”之中：“融贯性的平面是一种连续流变的平面，而每部抽象机器都可以被视作是一个流变的‘高原’，它将内容和表达的变量置于连续性之中。”①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735、335页。在每部抽象机器的流变作用下，每一个“高原”与其他“高原”在彼此施力与受力的作用下生成为新的“高原”。在非营利组织中，现代慈善组织本身就可以被视为“抽象机器”“融贯性的平面”和“高原”。但随着后现代的来临，这个融贯性的平面发生了流动与变化，与周围的平面在流变的过程中发生了接触，产生了质变。

一方面，有些传统非营利组织力图借助市场运作模式改善组织的效能和资源分配不足等问题，从以往的捐助模式转型为社会投资模式，依托商业模式进行市场化转换；另一方面，部分企业为了扩大自身影响，主动向公益组织的内在精神层面靠拢，承担起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产生了以追求社会价值为主的企业导向，致使企业和公益组织这两个原本独立的“融贯性的平面”（或“高原”）在受到创新导向影响后产生了“黄蜂—兰花”②“黄蜂—兰花”关系是德勒兹、加塔利在《千高原》中为解释“生成”概念而提出的最为经典的案例：“在将黄蜂与兰花联合在一起的生成之线或断块之中，产生出一种共同的解域：它是黄蜂的解域，因为黄蜂生成为一个（摆脱了兰花的繁殖系统的）部分；它同样也是兰花的解域，因为兰花生成为黄蜂的一种高潮，并同样摆脱了其自身的繁殖过程。”（参见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416页。）在采蜜的过程中，黄蜂模仿了兰花的性器官，兰花模仿了黄蜂的性器官，互相产生作用力，生成了一种新的物质存在，即“黄蜂—兰花”。德勒兹以“黄蜂—兰花”的双重生成的共生关系为例，指涉后现代时期由跨界而产生的新事物。式的生成关系，生成为社会企业（Social Enterprise）这一新兴形态。

生成是一种运动，这种运动将两个物种、两个领域、两种关系等裹挟在一起，直至达到一个不可区分的领域。在彼此共生、同时存在的持续变量中，一种双重“捕捉”的运动关系被完美表达。德勒兹说：“正是共生使迥异的等级和领域之中的存在物进入互动之中，但这些存在物之间却不存在任何可能的血缘关系。”③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735、335页。这里的血缘关系在动物中可以理解为亲缘关系，而在社会学领域中则指同类性质的组织。因而，没有血缘关系的存在物在社会学中就指分属两个领域的不同性质的组织形式。公益组织与企业这两种组织（机构）在生成的过程中彼此“生成他者”，不再泾渭分明，产生了“社会企业”这种全新的社会形态。“一条生成之线所拥有的只是一个中间……一种生成既不是一也不是二，更不是二项之间的关系，而是‘在—之间’，它是与二项皆相垂直的边界线或逃逸线、坠落线。如果说生成是一个断块（断块—线），这是因为它构成了一个邻近的和难以分辨的区域。”①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416页。就生成的过程来说，社会企业的产生就是企业与公益组织“之间”的关系，因而不能等同于两者的叠加或中和。每个社会企业的服务领域、服务对象、服务性质，以及内在的企业与公益的因素占比情况等都构成了自身与他者相区别的“差异”所在。

社会企业的属性可以从多角度来考察。单从收入来源来看，社会企业由多方面社会资源共同组合而成，而2019年的数据②据《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2019》分析，被调查的社会企业中“58.4%的社企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于市场经营收入，18%的收入来源于政府采购，16.6%来源于社会捐赠或企业捐赠，5.3%来源于政府支持”。参见邓国胜：《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2019》，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官网，2019年4月9日，http：//www.cseif.cn/category/76。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了社会企业具有多重组织成分，各成分之间的比例并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随着制度、市场、文化等诸多因素影响而变化并生成的。这一现象亦可理解为融贯性平面内的不同力之间的合力作用的结果。

除此以外，生成也可以指某个概念据以改变却仍与之前的形式具有相似性的途径。就社会企业来说，这一新生事物虽由公益精神与企业形式叠加构成，但社会企业却与企业本身具有极强的关联与相似性。在盈利模式、经营战略、组织形式、管理方式、管理者的身份认定等方面，两者都有极为相似的特点。要对两者进行区分，则需要对其实质进行考量。

（二）社会企业“生成”非企业属性

德勒兹与加塔利充分肯定世间万物存在的生存价值与意义的多元性。在公共领域中，第三部门（公益组织）本身具有后现代的弥散性、碎片化、流动性、不稳定性等特征，而依托于第二、第三部门跨界融合而产生的社会企业，较之前的领域而言具有更为鲜明的碎片化、异质化、多元共生等特点，产生出与传统（企业）性质完全不同的属性特质，表现出一种全新的组织样式与文化模式。社会企业可以被视为一种新型服务主体，其功能主要是“替代或者弥补政府、商业企业与民办非企业提供社会服务并能自我造血、持续运营”。③李郁丛：《分级分类认证培育社会企业》，《民生周刊》2019年第1期。

社会企业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共谋公众福祉，不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新型企业模式。依据差异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则可认为社会企业至少具备三大特征：原组织（机构）的解辖域化；公益性（反对以纯粹商业目的为主）；社会价值。在我国，虽然目前还未形成完整而明确的社会企业认证标准，④“社会企业”这一新生概念起源于英国。英国政府认定社会企业的核心概念为：“拥有基本的社会目标而不是以最大化股东和所有者利益为动机的企业，所获得的利润都再投入到企业或社会之中。”我国各省市现参照的普遍标准均以英国执行的社会企业认证标准为主。参见李郁丛：《分级分类认证培育社会企业》，《民生周刊》2019年第1期。但国内的大部分社会企业一致认可社会利益优先，以及当经济利益与公益精神发生实质性冲突时，应以维护公益目标为主。

社会企业不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标，始终将社会责任贯穿于企业战略始终，企业盈余要继续投入企业或社区的再发展之中。在“企业—社会企业”的生成过程中，企业将会把部分的企业家精神、企业文化宣传、企业激励机制、企业治理结构等与传统的公益组织责任进行融合。这也决定了社会企业不同于普通企业的基本属性。

由此，社会企业也可被界定为一种运用商业手段却又从组织内部颠覆商业目的的企业形式。追求社会价值与共同建立“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也使其具有了反商业目的的慈善文化意义。

（三）“生成女性”与企业“生成”公益组织

“生成”是对原先某种印象的去除、消解与更新，使其成为与原先的属性截然不同的他者。在《千高原》中，德勒兹以最为著名的具有男子主义精神的作家劳伦斯和米勒为例，通过在写作的过程中以情感的方式打动受众，“生成”女人。之所以生成女人而不生成男人，正是借批判男性中心主义来抨击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生成的具体方式为“不断地捕获着、释放着这些粒子，它们进入到女人的邻近或难以分辨的区域之中。他们通过写作而生成女人”。①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391页。

以“生成女性”的视角来观察公益领域，则会看到企业不断地捕获、释放出有关公益精神的粒子，进入到公益领域邻近或难以分辨的区域之中，并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来不断生成与公益组织越来越接近的某种社会形式——社会企业。在这个生成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企业本身是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立身之本的，但却在不断捕获“公益精神”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的社会价值，也即产生了由企业向公益组织“生成”的状态。

三、基于生成论的社会发展策略

在过去的10年间，社会三大主体部分发生了结构性的调整，出现了社会企业等跨界产物，而这些新型组织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横跨商业、政府、公益与资本行业，在整个中国，社会企业家与影响力投资者等都在创造着越来越大的价值。

2018年，全国共有109家机构通过社会企业认证。②《2018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证总结报告》，金刺猬网，2019年2月1日，http：//www.jinciwei.cn/k534121.html。截至2019年，全国具有“自觉意识”的社会企业按“低方案”统计为1600余家。③邓国胜：《中国社会企业与社会投资行业扫描调研报告2019》，中国社会企业与影响力投资论坛官网，2019年4月9日，http：//www.cseif.cn/category/7 6。报告指出：“社企规模估算……低方案为1684家，高方案为1750420家。低方案即统计‘自觉意识’的社企数量……高方案即统计‘无意识’的社企数量：按照宽口径，纳入一定比例的民非和农民合作社。”据“腾讯公益”所统计的国内社会企业经典案例有“残友”“光明设计”“平安钟”“Shokay”“Netivism”“移动厕所”等；《投资时报》与标点财经研究院设立了“社会责任企业”奖，颁发给“联想”“恒大”“中国平安”等33家公司。④《〈2019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重磅发布33家企业入选经典案例》，新浪财经网，2019年12月10日，http：//finance.sina.com.cn/wm/2019-12-10/doc-iihnzahi6636337.shtml。近两年来，公益界有关社会企业的认知与奖励可谓一派繁荣景象，但围绕着商业利益与公益道德，更多学者展开了“义利之辨”的争论。到底何为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基本属性到底是什么？类似社会企业这样的新生事物未来发展的目标又将如何？我们试从德勒兹的生成论哲学出发，对这一新生事物的发展轨迹进行考量。

（一）“公益—企业”生成：市场思维为公益助力

公益组织属于非营利部门，而“非营利”不等于“非盈利”。传统意义上的非营利被曲解为完全无偿服务，传统的“公益=无偿”的认知加剧了公益组织对政府的依赖。非营利部门需要摆脱对政府及其他部门的依赖，解决效率不高、缺乏激励机制以及收入来源等问题。

社会企业是以创新思维为主的企业模式。高效地整合资源，把非营利组织的使命与企业相结合，将开放、信任、分享、清晰与创新、高效、结果导向进行优选结合，才是社会企业的理想模式。非营利部门在创新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相对成熟的企业经验和治理办法，促使自身在提供社会服务的同时尽快成为科学、合理、正规的现代企业。

解决公益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可以借鉴市场资源的流通方式和市场思维的营销策略，也可以采取有偿服务等方式突破公益领域的困局。但这不等于说这种盈利就等价于市场中的有偿服务与交换价值，因为对于公益组织来说，社会价值大于一切，因此不可以将公益志愿服务与商业市场化服务等同。社会企业的核心是公益精神，是使公益慈善组织的资助人与受助方、以及整个行业的自主性都得到充分的尊重，并以此为杠杆激励、撬动更多优质资源的涌现。同时，要借鉴市场的自由竞争机制，按照社会化生存的要求对公益组织进行资源配置，积极鼓励各公益组织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发挥好各自组织的“精于一极”的长处，并充分调动公益社会服务的中介优势，整合各类资源共同向公益生态系统发展。

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社会企业将传统公益慈善组织的受益人对“慈善关怀”的依赖，以及对扶贫济困的精神与物质上的依赖，转化为通过自己的双手获得的产品与服务。这也将是市场思维为公益助力的最有力方面。

（二）“企业—公益”生成：用公益精神提高企业治理效益

在社会层面，慈善不止是大众传统文化的体现，更代表了一种社会责任的存在，一种精神的存在。在市场层面，大多数企业，尤其是知名的大型企业与品牌企业，都较为注重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每年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公益慈善事业”。①高治：《论企业的社会责任》，《会计师》2018年第12期。学界中如中国公益创新研究院院长康晓光、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赵萌等学者都大力赞赏用公益助力的企业改革。

诚然，企业的公益化走向无可非议，但公益的企业化导向却引来企业内部的义利之辨与中国公益事业的伦理问题，不断引发社会争论。②吴强：《“两光之争”的背后：公益事业、资本主义和意识形态》，搜狐网，2018年2月7日，http：//www.sohu.com/a/221526074_232950。事件缘起：2018年7月，徐永光与康晓光围绕公益界的个人主义与利他主义两种世界观、方法论展开了有关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的讨论。徐永光以“公益向右、商业向左”的观点描述了社会企业、社会创新等应以“公益为先、商业铺路，有效解决社会问题”。康晓光则反驳徐永光的根本观点在于抹杀人存在利他性的根本属性，否认公益事业的可行性、有效性，认为人与企业都应有儒家的仁爱关怀，从利他的角度推行公益事业才是“慈善”的不变之根本。无论是重商业利益还是重公益精神，任何一个机构或组织内部都不止有一种单向度职能，而是兼具多功能属性与部门设置。社会企业从一开始就在企业内部将非营利组织的使命作为自己的终极使命，与此同时，关注“边缘人士”（被救助群体），维护环境的可持续性，关注文化的完整性等命题。这意味着企业在追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兼顾了自然生态环境、气候变化、人权与员工、企业治理、商业利润、慈善与社区支持等多方面问题。我们应通过社会企业认证、科研、国际合作等多方面的努力共同促进中国社会企业生态系统的建设，而社会企业则应在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上，发挥自身的专业化优势，设计出更多更好的项目与服务，主动吸引市场、政府、社会三大部门内的多方资源，为共同带动三方驱动，推动企业向生态系统的良性发展带来可能。

（三）“抽象机器”与“企业—公益”“公益—企业”的双向生成

如前文所说，社会企业是一个“抽象机器”（融贯性的平面）。这个“抽象机器”是由企业、公益组织等经过解域、再结域的过程重新生成的。“抽象机器是由未成形的物质和非形式的功能构成的。每部抽象机器都是一个物质—功能的加固的聚合体。”①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734、734、734页。“不存在抽象机器，也不存在机器……抽象机器运作于具体的配置之中。”②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734、734、734页。德勒兹所谓的“抽象机器”是具有内在性、组织性的可以具有实体与组织状态的聚合体，也可以是无具体样态和组织性的具有内在功能的聚合体。简单来说，“抽象机器”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实存的。将这个概念放到社会学领域来看，我们可以把公益组织、“民非”组织、政府、企业等都看成某种“抽象机器”，因为它们都具有自我内在性和独特性，兼具功能性与外在形态。同时，随着“逃逸线”的脱离与解域，传统的社会三大部门之间可以产生流动的变化，并伴随新的地域行为产生“企业—社会组织”“政府—社会组织”“政府—企业”等新的跨界融合后的“抽象机器”，在某种层面上我们可将其视为具有混合动机、混合价值的新型混合型组织。

具体到公益领域，我们看到了社会企业、影响力投资等新的组织形态，这些都属于德勒兹概念下的解域、结域后的新的“抽象机器”。作为新兴的“抽象机器”，社会企业不止是一个物质—功能的聚合体，其生成方式也具有开放、流动、多变、意义溢出等特点。

首先，从狭义来看，企业与公益的交互作用生成了社会企业，它具有“抽象机器”的一般特点：“一部或多部抽象机器是在形式和实体之中获得实现的，此种实现具有多变的开放状态。”③德勒兹、加塔利：《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第734、734、734页。“抽象机器”属性中的“多变”与“开放”，正是后现代时期普遍具备的特点，也是后现代为这些跨界融合的新产物所带来的基本属性。社会企业本身是处于变化和开放状态之中的后现代的产物，其组织的内在结构、属性以及企业功能和慈善功能的分割配比都具有多变性和不稳定性。每一个社会企业都由企业发展而来，两年的检验时间，可将企业的属性变更为非营利的属性。然而，两年后该组织内部的社会功能与商业利润的内在较量，也同样会影响该社会企业之后的发展和走向。

其次，从广义来看，德勒兹的“黄蜂—兰花”式的结域形成了一种新的聚合体。在社会领域中，这一聚合体不限于社会企业的形式。原先融贯性的平面（企业、社会组织等）中的信息通过“逃逸线”的逃离而产生了新的信息，通过再结域的过程，产生“兰花—黄蜂”与“黄蜂—兰花”的双向作用力。以此解释社会企业的生成过程，则可视为在融贯性的“开放”平台下产生了“企业—公益组织”与“公益组织—企业”的双向作用力，同时也生成了某个被称为“物质—功能”的“加固的聚合体”。这个聚合体不限为单纯的社会企业，也可以是“民非”组织、基金会、公益创投等一切以社会发展为目标的机构或组织。

在社会企业的发展中，我们一方面注重对企业的大力扶持，为其不断注入公益精神，将企业引导成为具有公共服务意识的良性发展企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借助“公益孵化器”，为公益组织引入企业的发展理念、管理办法、资源与人才等，以风险投资的方式拉动整个公益行业的绿色生态发展。这种双向作用就是基于德勒兹的双向生成哲学思维。目的不在于一定要把企业变革成为非营利组织，也不是要把非营利组织变革为企业，而是在“企业—公益组织”（或“政府—公益组织”）的双向生成过程中产生新的“融贯性平面”，可以是社会企业，也可以是公益创投等，这个新生成的“融贯性平面”不囿于任何一种注册或孵化的形式。在后现代的互联网、多媒体时代，应充分利用跨界后的领域融合，整合优势资源，共同创造生活和经济价值，一起解决社会问题，促进社会进步与人类发展。

四、结论

公益组织在当下也存在前现代慈善、现代慈善、后现代慈善的混合杂糅的特点。尤其是新媒体的注入带来了多种互联网的复杂形态，使公益领域具有了更多的复杂性、碎片化、流动性及不确定性等特质。通过对公益领域的新生事物——社会企业进行德勒兹式的哲学反思，可以揭示出潜藏在以企业、公益组织为代表的复杂多元的社会形态面貌下的深层结构关系和生态关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社会深层矛盾与问题。

我们看到，建立在德勒兹“差异”思维基础上的社会企业，本质是一种非中心、多中心与非层级、去科层化的网络型生态整体（或“群落”）。社会企业组织里既包含基于空间维度的不同社会形态、组织部门的交汇整合，也包含基于时间维度（“过去”“现在”“未来”）的不同组织精神、策略、属性的创新融合；同时又兼具商业属性与公益追求，在物质性的（企业组织形式）与非物质性的（公益精神与社会效应）的相互作用之中，达到一种时空与利益的多维延展。其通过组织间的内在深层结构关系，与社会不同部门各要素间的时间空间化的网络型关联，一方面为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生态支撑作用，另一方面也实现着各区域间的生态流动与整合。

社会企业的生成模式不仅构建了一种新型的公益慈善行为，也进一步优化了“社企互动”“政社互动”的传统模式，为解决政府失灵、企业失灵、社会组织失灵等现实问题带来有益尝试，对中国当下的社会问题进行快速有效的反馈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