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构建的经验启示*

★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通过话语进行沟通交流和信息传送的实践活动，需要借助话语传递教育内容，达成教育目标，保证教育效果。话语往往以体系的形式出现，狭义的话语体系，指沟通交流过程中的语言内容和表述方式，是由具有内在联系、传递某种信息、表达特定意义的符号、概念、范畴、术语及表达方式等要素有机组合而成的整体。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是在特定语境中教育者对广大官兵进行理论武装与思想引导工作而形成的范畴、概念、术语及言说方式，是由话语主体、话语语境、话语客体、话语主题、话语内容、话语媒介、话语言说方式及话语效果等诸多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有机整体。它回答了“谁在说”“在什么环境和背景下说”“对谁说”“围绕什么说”“说什么”“通过什么途径说”“怎么说”“说的效力”等基本问题。①参见吴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第36～37 页。人民军队自建立以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经历了长期的发展演变，在此过程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以期为新时代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守正创新，以及牢牢掌握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提供有益借鉴和启示。

一、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主题要紧紧围绕时代主题和军队建设的目标任务展开

话语主题是话语要回答的时代课题和核心问题。不同时期，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不同，时代主题不同，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目标任务不同，军队思政教育话语必须回答时代之问，服从服务于军队建设的目标任务，话语体系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发挥其价值功能。

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判断“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②《毛泽东选集》第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58 页。。革命和战争时代主题决定了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特点，取得革命胜利必须建立强大军队。如何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并确保军队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奋斗，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生命线作用。军队思政教育话语主题就是围绕革命和战争，在不同阶段和场域，以各种话语形式，传播革命理论、坚定革命信念、动员革命力量、鼓舞士气、激发斗志，为赢得革命与战争胜利服务。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军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从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创办的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的工作开始的。①参见肖裕声：《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上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3 页。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也由此发端。在黄埔军校，中共通过创立政治工作制度和组织，制定政治教育计划，对全体学员进行严格政治训练，目的是“使其有正确的政治知识，增强革命精神，自觉的遵守革命纪律，坚信本党主义之信仰”②肖裕声：《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上卷，第26 页。，培养官兵“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北伐战争中，向参战官兵灌输反帝反封建革命思想，发挥话语的激励和导向功能，为北伐战争的胜利提供强大动力和方向保证。在红军初创和革命根据地开辟阶段，军队思政教育话语主题围绕武装反抗国民党、开展土地革命、确立党对红军绝对领导原则而展开，服从服务于战争动员、坚定理想信念、完成红军三大任务、确立建军原则、维护军队性质宗旨和作风纪律等，在建立新型人民军队中发挥了指引航向的作用。红军反围剿斗争和长征艰苦环境中，思政教育话语主要围绕动员民众支持革命和坚定官兵信念而进行，为动员革命力量、激发战斗意志、增强对革命前途的坚定信念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话语紧紧围绕全面抗战这一主题展开，服务于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提高军队战斗力、增强抗战胜利的决心和信心，为抗战最后胜利提供强大动力和保障。解放战争时期，话语则主要围绕夺取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的最后胜利这一主题展开，服务于激发广大指战员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思政教育话语主题围绕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而展开，在广大官兵中进行的关于作战方针和意义、民族政策和剿匪政策的宣传教育，具有鲜明的政策激励性特色，为顺利完成全国解放任务提供了重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思政教育话语主题围绕“保家卫国”和取得战争胜利展开，具有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特征，为志愿军在极其艰险环境下完成战斗任务提供了动力支持。全面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时期，话语主题由革命和战争转向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动员广大官兵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具有过渡性和转换性特征。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的十年中，中共对国际形势、时代主题及军队建设任务的认识出现一些偏差，正确和错误交织。围绕军队现代化建设开展的思政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而围绕一系列错误的政治批判运动开展的宣传教育起到了消极作用。“文革”十年里，中共对时代主题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出现全局性错误，导致军队思政教育话语主题发生了偏差，引发官兵思想混乱和人格扭曲，严重破坏了军队秩序。

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现了战略性转变，从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全面推进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成为军队建设的总目标。军队思政教育话语主题也由为阶级斗争服务重新回归到服务于军队革命化、正规化和现代化建设，保证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军队要按照“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总要求进行建设。军队思政教育话语则围绕“五句话”总要求和打赢高技术局部战争的主题展开，确保军队“打得赢、不变质”。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军队的根本性建设，要求军队以科学发展观为指针，按照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相统一原则全面建设军队。军队思政教育话语围绕“三个确保”的时代课题展开，即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军队历史使命。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军队思想政治教育也进入守正创新的新时期。着眼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明确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军队思政教育话语紧紧围绕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这一主题，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强大精神动力和有力人才支持。

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内容选择和效能发挥要聚焦于党的中心任务和军队使命任务

军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有效履行党赋予的职责使命。因此，服从服务于不同阶段党的中心任务和军队的使命任务是军队思政教育话语发展演变的重要原则，要求话语内容随着使命任务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和转换，紧紧围绕党和军队的中心任务发挥服务保证作用。

民主革命时期，服从于中共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夺取政权的任务需要，人民军队思政教育话语内容主要聚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形势策略、军事战略战术、战争动员等方面，以团结动员凝聚一切力量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大革命时期，国共实现第一次合作，中共的中心任务是巩固革命统一战线，争取北伐战争的胜利。中共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主要进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革命知识、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状况与当前形势、国共两党的纲领路线政策的宣传教育，旨在把革命精神灌注到革命队伍中去，激发革命热情和战斗意志。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的中心任务是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红军的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为此，针对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情绪进行了革命形势及理想信念教育，针对离队逃跑及抢劫民财行为进行了革命意义和纪律教育，针对灰心动摇及不辞而别现象进行了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教育，针对军阀作风及旧军队思想作风进行了建军宗旨和红军任务教育，针对红军党内的错误思想倾向进行了《古田会议决议》教育，针对艰苦作战进行战前动员、为获得广大民众支持革命进行政治宣传动员、为战胜分裂而进行耐心细致的团结教育等，在动员群众、加强党的领导、战胜分裂、激发战斗意志、瓦解敌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救国成为革命首要任务和中国共产党的中心工作。取得抗战胜利是人民军队最主要的任务，中共及时调整战略政策，积极倡导推动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内容上，进行了全面抗战路线教育，统一战线教育，形势政策教育，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尊干爱兵运动，民众的政治动员和宣传鼓动，以整风形式在全党范围开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学习贯彻中共七大精神和毛泽东思想等，为提高军队战斗力，团结一切力量取得抗战胜利提供了强大动力。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和人民军队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新中国。解放军政治教育话语内容主要聚焦在：开展了被称之为“打开连队工作之门的三把重要钥匙”的立功运动、团结互助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旨在提高官兵的政治觉悟，激发战斗意志；革命胜利前夕，适应毛泽东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着重学习政策，准备接收并管理大城市”①《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05 页。的军队中心工作的变化，进行了三大民主教育、政策与策略教育、纪律教育、“不断革命”思想教育、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宣传教育，旨在激励指战员奋勇前进将革命进行到底，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思想政治基础。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围绕执政条件下不同阶段党和军队的中心任务，军队思政教育话语内容选择上呈现出阶段性特征。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进行了关于作战方针、大进军和剿匪重大意义、和平解放西藏、正确执行民族政策和剿匪政策等的宣传教育，为顺利完成全国解放任务提供重要保证。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思政教育话语内容聚焦于动员和激励志愿军取得战争胜利，进行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使志愿军认识到抗美援朝的政治目的、战争正义性和国际主义义务，统一了思想；进行“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教育，通过学习美国侵华史、战争政策、战略弱点，增强打败美侵略军的信心和勇气；结合志愿军“杀敌立功”运动开展革命英雄主义教育，通过授予志愿军英雄模范称号、宣传斗争事迹、记军功、颁发勋章，激发志愿军的战斗意志和勇敢精神，为完成战斗任务提供强大精神动力。从新中国成立到1953年底，是人民军队由长期革命战争到全面开始现代化革命化军队建设的过渡和准备时期。军队思政教育围绕军队现代化革命化建设这个中心任务，从政治上思想上为实现军队由低级向高级阶段的转变作出了巨大努力①参见肖裕声：《中国共产党军队政治工作史》下卷，第154 页。。话语内容也发生转换，进行了精简整编动员教育、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宣传教育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的十年，军队思政教育话语内容选择上正确与错误交织，积极和消极作用并存。在全军开展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三面红旗”为中心的思想教育、“插红旗、拔白旗”运动等，造成了思想理论上的混乱，损害了军队优良传统和作风；三年困难时期进行的战胜经济困难教育和“两忆三查”教育（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使官兵正确认识困难形势，激励部队艰苦奋斗，以实际行动支援灾区和地方建设；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动员教育、立功运动，激发部队迅速转入战时状态；“四好连队”（思想领先、作风带头、训练落实、生活保健）和“五好战士”（政治思想好、军事技术好、三八作风好、完成任务好、锻炼身体好）教育活动，有力促进了基层连队建设；“向雷锋同志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硬骨头六连”学习教育活动，有助于弘扬光荣传统、战胜困难、培育高尚品德、调动积极性。而针对彭德怀、谭政、罗瑞卿等军队领导人的错误批判，以报纸点名批判、检举揭发等方式进行的军队思想文化领域批判运动，造成思想混乱和军队秩序的破坏。

改革开放新时期，军队思政教育话语内容实现成功转型与创新发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恢复和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军队思政教育也逐步实现了拨乱反正，话语内容从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转向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军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教育、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教育、学习贯彻《关于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的决定》等，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军队战斗力的提高和各项任务的完成。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军队思政教育在继承中创新，在开拓中前进，话语内容进一步丰富发展。先后在军队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教育、防止“和平演变”教育、学习邓小平“南行”谈话、学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教育、学习落实“五句话”总要求（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开展“四个教育”（爱国奉献、革命人生观、尊干爱兵和艰苦奋斗）及“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教育、学习邓小平理论、学习抗洪抢险精神、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为保持人民军队性质本色作风提供可靠政治保证，确保军队“打得赢、不变质”。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作为军队的根本性建设，推动话语内容开拓创新。在全军深入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新世纪新阶段人民军队历史使命教育；大力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体系教育、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人民军队优良传统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战斗精神培育、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形势政策教育和法制教育等。确保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确保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新时代，习近平推动话语聚焦于完成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即“为巩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提供战略支撑，为捍卫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提供战略支撑，为拓展我国海外利益提供战略支撑，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提供战略支撑”②《新时代的中国国防》，《解放军报》2019年7月25日，第3 版。。在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提出，“铸牢军魂是我军政治工作的核心任务”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召开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解放军报》2014年11月2日，第1 版。。由此，在全军深入开展军魂教育，筑牢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和政治灵魂；把坚定理想信念作为固本培元、凝魂聚气的战略工程抓出实效，教育官兵真正信仰马克思主义，真正爱党爱国爱人民爱军队；在全军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强军重任”主题教育；深入推进军队作风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确保优良作风永不褪色，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对强军兴军的生命线作用。

三、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方式要随着话语语境和话语对象的变化而不断丰富发展

话语语境主要涉及话语主体“在什么环境和背景下说”，是话语生成和发展的重要场所与环境，往往决定着话语表达方式，影响制约着话语语义、话语形式及语体风格等。话语方式是指人们运用一定的符号表达意义的方式，涉及“怎么说”。按照言说方式不同可划分为：说理话语和叙事话语、理性话语和情感话语、学理话语和通俗话语、口头话语和书面话语、有声话语和无声话语等。②参见吴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研究》，第36～38 页。话语语境和对象不同，话语方式则不同，需要适时进行转换和创新发展。

大革命时期，在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进行国民革命的背景下，两党关系决定着统一战线发展方向，也决定了革命军队思政教育话语的发展方向和话语权。在话语对象上，国民党及其影响下的黄埔军校、国民革命军、国民军和国民联军，不同于后来中共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为代表的中共党员，首创了党代表和政治部制度，设立政治教育组织，创造性运用政治教官课堂讲授、两党领导人及社会名人特别讲演、形势政策宣讲、政治讨论会、政治问答、创办报纸、出版政治书籍、教唱革命歌曲、书写革命口号、张贴革命标语、散发传单、举办文学艺术和娱乐活动等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创了灌输式、说理式、鼓动式、宣传式、口号式等话语方式，有针对性地把革命精神及革命理论、两党的纲领及主义、形势任务等内容灌注到部队中，开展广泛的战争动员，有力确保了北伐战争的胜利。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创建人民军队、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异常艰苦环境下，针对红军各部队官兵、时局转换中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实力派等不同对象，运用宣传式、鼓动式、动员式、口号式、标语式、文件式、批评式、说服式等话语方式，以传播理论、坚定信念、克服错误倾向、动员力量。红军初创和革命根据地开辟阶段，采用整训、演讲、上政治课、大会讲话、小会座谈、个别谈话、讨论等形式。在红军反围剿斗争和长征中，通过召开群众大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演讲访谈等方式动员群众支前参战；通过战前动员、召开誓师大会、开展学英模活动激励官兵；通过创办刊物以社论、报道、文章等形式开展政策宣传；通过口头喊话、书写标语、张贴传单、亲友劝说、释放俘虏、直接谈判等开展对敌宣传工作；通过发布指示、训令、命令、规定、决议、决定、通知等方式加强行军作战中的宣传鼓动，对于广泛动员民众支持革命，坚定官兵理想信念，调动战斗热情和革命意志发挥了重要作用。1929年红4 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纲领性文件，标志着人民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形成。毛泽东在决议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教授法”：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新名词要释俗）；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有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③参见《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165 页。这是毛泽东从方法论层面对红军思政教育工作经验的总结。从中可以得到启示：话语在表达上要简明扼要、通俗易懂、形象生动、幽默风趣，多使用启发式、讨论式话语，提高话语的感染力和吸引力，提升教育效果。

抗日战争时期，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全面抗战的背景下，话语对象既包括红军改编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军政干部和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有国民党友军、日伪军等。这一时期的话语形式丰富多样，运用宣传性、鼓动性、说理性、情感性话语，汇聚起一切爱国抗日力量。开创了整风这一全党范围内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有效形式；编写教材进行课堂授课；创办军政报刊、画报摄影等报道军事活动和重大战役；通过建立文工团、宣传队、剧团等文艺组织，创作戏剧、音乐、舞蹈、小说、诗歌、美术等文艺作品，创办快报及黑板报、唱快板、打篮球、扭秧歌、写诗歌、演戏剧、唱军歌、办晚会、开联欢会等方式，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鼓动；执行宽待俘虏政策；在前线发动政治宣传战。这一时期，中共军政领导人在系列报告和文章中对于政治工作、政治教育进行了系统论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政治工作理论走向成熟，其中涉及政治教育原则方式方法的有：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提出了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三大原则；在《论持久战》中总结了政治动员的方法，“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其次，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怎样去动员？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①《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81 页。。张闻天起草的《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指出，宣传鼓动的语言要简单、明了、清楚、透彻，事实真实、生动。说话要生动，富于情感，富于煽动性，时间要短。②参见《张闻天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4 页。这是对思政教育话语表达方式的经验总结，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解放战争时期，是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大决战时期。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运用更加灵活多样、生动活跃的话语方式，在解放军、国民党敌军、国民党投诚部队中，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在解放军内部，主要运用激励话语、阶级话语、情感话语、文件话语，在立功运动中通过奖功庆功和报功等形式，激发指战员的荣誉感和革命英雄主义；在整军运动中，利用作战间隙以诉苦和“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方式进行阶级教育和思想整顿，提高了官兵的阶级和政治觉悟；利用激励话语教育全军树立敢打必胜、敢于决战的思想，发扬不怕困难和连续作战的精神；利用政策性指示性话语，学习贯彻军事战略方针、战役作战方针和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方针政策。针对国民党军，运用政策话语和说服劝导式话语，通过派人到敌军中做说服工作、坚决执行宽待俘虏政策、加强管理教育和争取工作等方式，政治瓦解敌军；运用宣传话语、情感话语和说服话语，采用散发传单、书写标语、组织喊话、给军官长写信、组织家属劝导等方式开展宣传攻势，以瓦解敌军斗志；运用煽动性和情感性话语，用宣传标语、口号、民间小调、民谣歌谣等进行阵地宣传，以消磨战斗意志。针对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运用情感话语、说理话语和政策话语，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感化、瓦解和转化敌军，为我所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安全形势异常严峻，人民军队既要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又要“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接管城市，完成战后恢复重建任务；还要在国家遭受长期战争破坏的严酷条件下作出艰难抉择，组成志愿军赴朝作战，完成保家卫国的重任。新中国成立初期，对进行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岛屿作战和剿匪作战任务的部队官兵，运用革命性、激励性、宣传性话语，通过发指示、作报告、颁布进军誓词和口号、动员教育等方式，统一思想，激发斗志，确保任务完成。抗美援朝战争中，运用宣传话语、动员话语、激励话语、情感话语，在志愿军中传达党的决策指示，进行战前政治动员，激发爱国战斗热情。话语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感召力、说服力和震撼力，为志愿军在极其艰险情况下完成战斗任务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针对敌军，则运用情感话语、说服话语，通过火线喊话、火线宣传、火线联欢、节日宣传等方式加强对敌心理、和情感攻势，涣散敌军军心士气、削弱其战斗力。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军队由长期战争环境转入相对和平环境，任务从以作战为主转变为以教育训练为主，话语方式由革命性话语为主转向建设性话语为主，目的是动员广大官兵为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一是运用文件话语、课堂话语、会议话语、宣传话语，通过发训词指示、发表讲话、作报告、发社论、开设军事政治课、进行报刊广播宣传等方式，集中进行了建设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宣传教育。二是运用理论话语、教材话语和文本话语，通过培训理论教员和理论骨干、编写教材和教学提纲、组建讲师团组、建立理论教育站等组织和指导理论学习，在全军进行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教育，提高了官兵思想理论水平。在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前进的十年，军队思政教育话语方式也历经曲折，宣传话语、说理话语、动员话语与革命话语、斗争话语、批判话语交错并用，产生双重效用。在全军开展的系列教育运动中，用鸣放会、批判会、斗争会等简单粗暴方法代替了和风细雨式的说服教育，假大空话语盛行，造成思想理论上的混乱。在围绕军队建设和战争开展的学习宣传教育活动中，运用宣传话语、激励话语、动员话语，充分地调动了官兵积极性。在军队开展的一系列错误政治批判运动中，使用批判揭露、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诬陷、组织处理等极端方式解决思想认识问题，革命话语、阶级斗争话语取代建设话语、说理话语，军队秩序和建设遭到严重破坏。“文革”十年，教育中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大量使用攻击性、对抗性、批判性的斗争话语、阶级话语、革命话语，“念语录、喊口号、贴标语成了一种普遍现象，革命性的批判话语和口号式‘语录’逐渐冲洗了建设话语”①吴琼：《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研究》，第109 页。。用批判斗争方式取代说服教育和民主方法去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引发严重后果。

改革开放新时期，话语语境逐步走向民主开放多元，话语对象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在实践中探索出了劝导式、疏导式、互动式、启发式、分享式、生活式、平等式等话语方式。邓小平推动军队思政教育实现了拨乱反正，摒弃假大空、形式主义、主观主义、文本主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错误话语方式，恢复中共长期以来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积极疏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先进典型宣传、谈话谈心等有效话语方式。江泽民推动军队思政教育在开拓中前进，话语方式实现了多样化：利用各类活动载体；以军营文化感染人；强化媒体宣传；以道德和纪律规范人；宣传典型示范方式；创办文化阵地发挥话语载体作用。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提出了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要紧贴时代发展、紧贴使命任务、紧贴官兵实际，体现时代性、现实性和针对性；开拓军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新领域，提出要牢牢把握网络思政教育话语权；颁发了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纲要》，推动话语传播信息化和规范化。新时代，习近平推动信息时代话语的守正创新。提出积极推进信息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理念、模式、方式、方法创新，推动军队思政教育话语传统优势与网络载体相结合、与信息技术相融合，以网络信息化驱动话语创新发展，提升话语传播效率和效能。充分运用网络话语、媒体话语、微信话语、微博话语、图表话语、音频话语、生活话语、大众话语等灵活的话语形式，高效便捷地展现和传播话语内容，提高话语的亲和力、感染力、影响力，提升话语效果。

四、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决同“反马”“非马”等各种错误思潮作斗争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国立军的根本指导思想，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地位，决定着军队性质、宗旨和发展方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军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承载和表达的主要内容，在话语内容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维护马克思主义一元化指导思想地位，是确保人民军队性质、宗旨和本色的思想保证，是实现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保证。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更加尖锐复杂，军队是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不同话语体系的角力。不同时期，面对各种错误思潮对军队建设和官兵思想的影响和冲击，军队思政教育话语，在理直气壮地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还旗帜鲜明地批判“非马”“反马”等各种错误思潮，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民主革命时期，人民军队面临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封建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路线的侵蚀，为确保人民军队正确的发展方向、确保军队使命任务的完成，军队思政教育话语发挥其引领发展方向、引导舆论导向、信息阐释功能及凝聚共识的功能，既从理论上揭示错误思想的来源、本质、表现和危害，还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广大官兵，坚决批判并肃清错误思想危害，以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澄清模糊和错误认识，最终达成思想上的统一。井冈山斗争时期，红4 军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断滋长，在红4 军领导人之间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建军原则问题的激烈公开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党对军队的领导、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关于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的关系、关于部队内的民主制度问题、关于党和红军的纪律问题等。这场争论最终在1929年12月28日召开的红4 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上得到彻底解决，会议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人民军队建设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为人民军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奠定了基础。决议中列举了存在于红4 军党内军内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八种主要错误倾向，并分别就其表现、危害、产生根源和纠正方法作了精辟论述，号召大家起来彻底加以肃清。决议规定要对党和部队进行马克思主义和党的路线教育，分别就“党内教育问题”“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和“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三个专题进行了详细阐述。决议的通过和贯彻，“使红军肃清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这样就使整个中国红军完全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①《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85 页。。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红军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遭到干扰，红军行之有效的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原则受到损害，形成了“爱好空谈，脱离实际；重视形式，轻视内容；团结少数，脱离多数”②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北京：战士出版社，1983年，第19 页。的教条主义作风，放松了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的思想改造和教育工作，忽视与放松了党的思想领导，使个人主义、山头主义、本位主义等思想倾向在一些部队中滋长起来，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同时，军队思政教育在推行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战略和错误思想的宣传和贯彻上起到了摇旗呐喊作用。这些错误思想和作风对红军思想政治工作造成了危害，但是广大干部战士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拥护和支持及以不同方式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和斗争，使得错误思想和主张并没有在红军中得到完全的贯彻，相对减少了损失，没有改变红军的本质和优良传统，从井冈山时期起形成的红军思想政治工作的正确的方针原则得以贯彻，在许多方面仍处于主导地位。抗日战争时期，针对王明鼓吹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务服从统一战线”，要求人民军队同国民党军队建立“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五统一”右倾主张，毛泽东提出反对投降主义的口号，强调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共产党绝对领导八路军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在军队进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教育；针对当时右倾机会主义者把战胜日寇寄希望于国民党军队的错误思想，强调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和“党指挥枪”原则；针对个人主义、宗派主义、自由散漫、自私自利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对党和军队的侵蚀，毛泽东专门写了《反对自由主义》一文，列举了自由主义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种种表现，分析了其思想根源、性质危害和克服办法，号召党员坚持正确原则，通过开展积极思想斗争，同一切不正确的思想和行为作不疲倦的斗争。延安整风，既是一场全党全军范围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一场彻底肃清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思想的运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全党全军思想上的统一。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针对“文革”造成的思想混乱进行了拨乱反正，为彻底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从政治、思想、理论和组织上进行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在打“理论仗”上，既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揭批其反革命路线和反动世界观，组织专题批判会对谬论进行深入批判，还建立理论培训班，组织干部战士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相关理论，初步分清了一些理论和政策是非，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正本清源，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在全军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恢复了军队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有力克服无政府主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和文本主义等错误思想倾向。向全军传达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统一思想，明确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和方向。在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的同时，社会上又出现了一股“右”的思潮，即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公开鼓吹资本主义的“自由”和“民主”，否定共产党领导，反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实质是要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邪路，在思想上表现为企图“用多元化言论、思想的自由代替一元化”①钟文：《反“和平演变”干部导读》，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475 页。。对此，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重要讲话，在全军范围内系统深入地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通过教育，广大官兵分清了是非，提高了认识，增强了防御外部侵蚀的能力，从思想上纯洁了部队，保证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军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面临更为严峻的社会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国际上，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对中国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图谋“西化”“分化”中国，军队是其重要目标，抵御和防范渗透、颠覆的任务更加迫切。国内，四项基本原则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对立与斗争长期存在，彻底肃清自由化思潮影响的任务长期而艰巨。随着全球化和改革开放的推进，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各种社会思潮，从80年代以来越来越趋向蔓延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民族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消费主义及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政治思想领域鼓吹的“中国威胁论”“共产主义失败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普世价值论”“中国军事威胁论”等论调；军事政治领域中极力鼓吹的“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等错误政治观点。习近平指出：西方敌对势力历来把军队作为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重点，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政治化”，千方百计对我军进行渗透策反，妄图改变我军性质。这些“非马”“反马”政治思想的肆意传播，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广大官兵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弱化了官兵的军魂意识，冲击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消解了军队思政教育话语权。如何从理论上分析其本质要害，坚决抵制其渗透和侵蚀，帮助官兵澄清错误认识，维护军队意识形态安全，是军队思政教育话语必须直面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新媒体时代，网络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主阵地和意识形态斗争的新平台。面对信息网络时代，习近平告诫全军：政治工作过不了网络关就过不了时代关。网络的虚拟性使得意识形态渗透更加便捷隐蔽、更难防御。西方国家通过融入中国传播平台，渗入以微博、微信等为代表的新媒体领域，并利用网络话语对西方价值观、政治制度进行形象化解读，以网络文化产品为载体进行日常生活化全方位渗透。对此，军队思政教育工作者要充分利用网络，搭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新媒体矩阵，利用网络话语结构多样性、主客体互动性、话语形式简洁性和话语表达生动幽默性等特征，将抽象、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官兵易于接受的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网络话语形式，理直气壮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维护一元化话语地位。另一方面，对于网络上诋毁军队形象、抹黑中国军人、歪曲党史军史、诬蔑英雄人物、恶搞戏说颠覆主流的言论，进行有理有力有据的批驳，戳穿其本质和险恶用心，使广大官兵坚定理想信念、站稳政治立场、保持政治定力，坚决听党话、跟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