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资本主义的审视：消费主义逻辑与情感何以日益纠缠

林 滨，邓琼云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情感资本主义”这一概念的提出，来自以色列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的力作《资本主义情感》。易洛思指出，在整个20世纪中，情感在经济计算充斥着情感生活的同时，掩盖了经济生活。“正如阿多诺在半个多世纪前有力地指出的那样，不同的制度在自我商品化的过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心理说服、自助文学、咨询业、国家、制药业，互联网技术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现代心理自我的基础，因为它们都以自我为主要目标。正是这种在20世纪逐步融合的市场和自我的语言，我称之为‘情感资本主义’。”(1)Eva Illouz,Cold Intimacies: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UK:polity Press,2007,p.108.为了深入研究情感资本主义的生成与运作机制，易洛思相继在《快乐至上》和《情感商品》等著作中，先后对“幸福产业”、Club Med、贺卡市场、正念心理产业、恐怖电影、环境音乐等多个领域进行研究，这些领域研究的所有成果都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即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加工并生产消费者的情感。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性历史变化的深入考察，易洛思提出要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历史的概念框架，并宣称“自19世纪末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情感生活的加剧，到20世纪下半叶这种情况更为明显。”(2)Eva Illouz,Emotions as Commodities: Capitalism, Consumption and Authenticity,New York:Taylor &Francis Group,2018，pp.10-11.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扩张的历史动力，消费主义不断强化情感生活对现代人的重要性，并将情感转化为商品，对情感商品进行加工和生产。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情感已经作为经济产品进行生产，呈现稳定增长趋势。“情感商品已经被消费理论所关注，……它是20世纪中叶以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最有力的线索之一。”②

一、情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情感与商品的双向化运动

情感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情感商品化与商品情感化的双向运动。在马克思的《资本论》那里，商品的定义是指在空间中具有明确界限、时间上具有抽象劳动属性的物质产品，也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合二为一的物质对象。在马克思主义生产框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主体，而商品是一个介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具有货币交换价值的客体，因此，消费者获取商品的途径主要是通过货币交换。但是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商品呈现出新的特点。在消费领域，“作为消费文化的产物，消费者不仅仅是一个现在消费的人，它被整个文化体系所概念化，它既产生了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也产生商品。换言之，消费文化的故事并不是市场只是试图使自己适应消费者，而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是事先存在的，只是等待发现；相反，它按照消费者所生产的商品形象塑造了消费者。”(3)Eva Illouz,Emotions as Commodities: Capitalism, Consumption and Authenticity ,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18，pp.7-14.因此，情感商品既不是马克思所定义的商品物质化，也不是鲍德里亚所指认的商品符号化，而是被主体需求并消费，是为了满足商品承诺带来的某种情感，而这种情感又是消费主体自己制造出来的。“我把这一过程称为情感和商品共同生产，以及情感和消费者行为在其中发生的许多节点同时发生。”(4)Eva Illouz,Cold Intimacies: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UK:polity Press,2007,p.108.可见，情感与商品的双向运动本质是一种内爆被用于创造奇观的方式。所谓“内爆”，是指在伴随着互相朝向的坍塌过程中，存在于旧的可区分的实体之间的边界趋于崩溃或消失。(5)[美]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罗建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71-172页。内爆会引起一种链式反应，在情感与商品的日益纠缠中，生产领域、消费领域与情感交往领域都随之出现了内爆。

一是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的内爆。在情感商品化和商品情感化的双向运行中，资本主义运用信息技术与新消费工具，使生产与消费发生了内爆，从而产生了一种消费变体——“产消者”。“产消者”(Prosumer)一词出自《第三次浪潮》一书，是指那些参与生产活动的消费者，为了自己使用或者自我满足而不是为了销售或者交换而创造产品、服务或者经验的人(6)陈食霖：《论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江汉论坛》2007年第7期。。但是在资本全球化流动下，产消者的积极意义被资本加以利用吸收了，并赋予技术创新手段从而制造新奇与便捷的消费新体验，让消费者乐于参与并自觉参与其中，积极成为合格的“产消者”。尤其在消费社会成熟阶段的当下，很多新消费工具如在线购物、家庭购物以及网络空间的情感交流平台出现了，人们在这些新消费工具里，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比如当前流行于网络空间的各种交流软件和网络直播，让消费者在参与情感交流的同时也完成了网络流量或虚拟货币的消费。“新工具成功的部分意义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这些新工具被建造起来，人们将会关注它们并与之互动，最终从这种关系中得到满足。”(7)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罗建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9页。“产消者”一旦出现，其实就已经被消费主义逻辑渗透并且被预设好了，“现代晚期商品的生产(及其价值)，并不在工厂门口结束，而是在与消费者的互动下，在消费时才完成赋予消费行为的表现力。”(8)Eva Illouz,Cold Intimacies: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UK:polity Press,2007,p.108.

二是消费领域与交往领域的内爆。在易洛思看来，情感通常被看作是两点之间的二元关系：主体X对人/客体Y有某种感觉。情感也是行动者与人和事物交往并将其融入自我的一种方式(9)Eva Illouz,Cold Intimacies: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UK:polity Press,2007,p.108.。比如浪漫之爱，本是以情感的体验与交往来抵御和反对交换关系的理性世界，但是在消费主义逻辑运行中，当代人以消费品乃至奢侈品作为他们情感关系的象征性表达，爱情因此而被物化和商业化(10)成伯清：《当代情感体制的社会学探析》，《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因而，“浪漫”这个词被用来形容某个时刻或某种氛围的含义，是伴随着某些商品成为浪漫主义情感的代名词而产生的，而制造浪漫的情景或画面一般总是和亲密的情侣相关联，换言之，商品和消费者的情感通过一系列象征意义进行相互建构。之所以说情感商品与消费者相互建构，是因为情侣也会反过来期待享用这些消费体验，以获得一种鹣鲽情深的感受。但是，这种消费体验往往通过一系列戏剧化的仪式表演来完成，以此来重温或加强建立情感交往基础之上的亲密关系。“浪漫的关系不仅在市场中形成，而且其本身也成为装配线生产的商品，可以快速、高效、廉价和大量地消费。”(11)Eva Illouz,Cold Intimacies: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UK:polity Press,2007,p.91.

三是生产领域与交往领域的内爆。我们可以从“情感品牌”的形成来考察情感与商品在生产领域和交往领域的双向运动过程。这也是广告和营销人员故意选择增加商品情感和象征意义的策略，情感品牌常常将产品或商标名称与观念、概念、感情和社会关系等有意识地联系起来，自觉地使用文化偶像和神话来塑造自己的身份，并挖掘由集体符号激活的情感意义，并使消费者和消费过程概念化与情绪化，而这一过程是营销和广告等行业的从业人员所扮演的角色。因此，这一从业人员布里曼称之为“情感性劳动”或“表演性劳动”(performative labor)。在情感品牌的宣传和营销过程中，主要情感往往是积极的情绪，如爱，浪漫，欲望，乐观，愉快，冷静，自信等。“问题是，广告和营销并不是利用了一种‘真正的’情绪，而是在赋予商品以情感意义的同时，营销人员帮助将消费者建构成一种情感实体，从而使消费成为一种情感行为，并使消费者的身份合法化为受情感驱动。”(12)Eva Illouz,Emotions as Commodities: Capitalism, Consumption and Authenticity ,New York:Taylor &Francis Group,2018，pp.6-21.因此，在整个过程中，情感既是“情感性劳动”者的一种情感展示，也是与消费者的一种交往方式，二者共同完成了商品情感化与情感商品化的双向运动。在消费社会，这种基于情感消费的产业已经呈现出一种趋势，如学者王宁指出，在心理咨询、流行文艺、娱乐产业、体育、旅游、大众传媒等领域已经形成情感生产和市场供给的巨大情感产业(13)王宁：《情感消费与情感产业—消费社会学研究系列之一》，《中山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

四是生产、消费与交往领域的内爆。《情感商品》开篇中引入的一个有趣故事便可以阐释这个问题。故事的女主角是《独立报》的性专栏作家，她向读者讲述了一个关于自己约会的真实故事，并且在这个真实故事叙说中，详细描述了关于约会所花费的时间和用于约会所支出的成本。而在整个自传体记录中，这个作家同时扮演了情感生产者(性专栏作家)、情感体验者(自己约会的真实故事)、交流者(情感叙事表演以获取更多读者的情绪账户)三个不同角色，而这一切都是在有组织有制度下完成的。“换句话说，我们有一系列的自传、情感和消费者行为，以一个复杂的消费单位组织起来，包括一系列的购买，每一个都表达或创造情感状态，然后转换成报纸上的文章来唤起读者的情绪。在这个无缝的链条中，情感和消费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形成了一个无缝的系统，表达了她忙于表现情感和欲望的主体性。”(14)Eva Illouz,Emotions as Commodities: Capitalism, Consumption and Authenticity ,New York:Taylor &Francis Group,2018，pp.6-21.可见，商品与情感的双向运动就是这样通过有组织有制度地在生产、消费与交往领域相互融合中完成。在易洛思看来，这就是情感资本主义形成的基础，在这个经济、文化合作的过程中，消费者被社会化来生产和消费他/她的情感，而这种合作生产既是过程性的，也是表演性的(15)Eva Illouz,Emotions as Commodities: Capitalism, Consumption and Authenticity ,New York:Taylor &Francis Group,2018，pp.6-21.。

二、情感资本主义的本质：消费主义逻辑与情感共谋的机制

消费主义逻辑之所以与情感能在消费社会日益纠缠，归根结底，一方面在于资本对“商品的剩余价值”的操纵与利用，让资本逻辑得到更加广泛的推进;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在于消费意识形态对情感的生产与加工，推动情感商品化和商品情感化。消费主义与情感共谋的主要手段与方式，理念上源自对情感存在论进行改造和利用的同时，给消费者预设一个美好生活的幻象；目的是刺激消费大众在情感方面的联想与欲望冲动，以打破消费社会实体商品的饱和状态，进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良性循环。

(一)策略一：景观生产与移情的操纵

在消费社会，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各类商品堆积的景观群。景观生产主要表现为五个方面的特征：“不断的技术革新；国家与经济的结合；普遍化的隐秘状态；无可置辩的谎言；永恒的当下。”(16)[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评论》，梁虹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在消费主义的操控下，景观生产的逻辑线路表现为：景观视觉化—消费景观化—景观空间化。景观的生产不仅是凝视的时间延长，也是消费空间的扩张，景观生产让一切商品处于感觉和超感觉之间，“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17)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89页。。目的是让人混淆现实和幻觉的关系，对商品的占有转变为对景观的崇拜，以实现资本的运行和扩张。

景观生产表现在情感领域就是引发情感与美学的联姻，导致景观更为有趣和诱人，这既是引发消费者情感共鸣的有效法宝，也是情感商品得以出场和发展壮大的逻辑理路。“为了吸引消费者，消费圣殿需要提供越来越多神奇的、梦幻的、迷人的设施以供消费者消费，或者至少这些设施外表显得越来越神奇、梦幻和迷人。”(18)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罗建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1页。如沃尔特·本雅明在其著作《拱廊街计划》里所描绘的巴黎拱廊、罗莎琳德·威廉姆斯笔下法国早期的百货商店等等，都是具有魅惑力的“梦想世界”；还有当前诸如迪士尼主题公园、邮轮、度假胜地之类等等，这些富有梦幻式特质和不断被赋予新意义的消费景观，犹如一个个富有磁性的黑洞，散发出巨大的吸附功能，消费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被吞噬进去，即便套上经济“铁笼”也在所不惜。“现代的个人不仅仅栖息于一个经济上必需的‘铁笼’，而且栖息于一个浪漫梦想的城堡，努力通过他们的行为从一方转向另一方。”(19)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罗建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01页。赋魅的景观发出“夏娃的诱惑”，让人自觉地参与到“看与被看”的景观社会，从而让人失去自由思考的能力，达到催眠的效果。“在现实世界自行变成简单图像的地方，这些简单图像就会变成真实的存在，变成某种催眠行为的有效动机。”(20)[法]居伊·德波：《景观社会》，张新木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 年，第 8 页。

随着资本逻辑的全面渗透与扩张，超越实用功利性的审美逐渐走下神坛，与商品进行合谋，沦为功利性的表达，“非超越的、消费性的日常生活活动的美学合法性”(21)王德胜：《视像与快感》，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页。得以确立。日常生活的唯美倾向随处可见，人们似乎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变成了可以消费的对象，情感需要的释放更多借助美学元素来进行包装。从衣、食、住、行的审美到工作场所的休憩室，从运动体验到休闲度假……一切商品和消费工具都披上美学“外衣”，日常生活的审美泛化推动资本主义审美开启新一轮历史复兴。身披“美学外衣”的商品之所以更能刺激大众的消费欲望，不仅仅是由于视觉刺激所引发的审美愉悦，更深层的原因乃是借由想象所获得的想象性快乐(22)林滨、吴玲：《审美资本主义的本质厘析:资本与审美的“共谋”》，《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这种想象性的快乐本质，在齐泽克看来是一种移情。

移情就是通过给人以真理性的幻觉来引发和操纵人的欲望。移情的秘密就在于“要产生新意义，有必要预先假设它在他者中的存在。……这种知晓当然只是一个幻觉，但它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幻觉：最终只有通过这一种知晓的假定，某些真正的知晓才能产生。”(23)[斯洛文尼亚]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253页。正是在这种意义下，我们在追求唯美和浪漫梦想的生存美学路上，沿着资本主义审美逻辑指引的方向，义无反顾地往前迈进，或许我们意识到我们的情感正在被操纵和加工利用，意识到这种追求感性之美的行为会给资本主义市场带来无穷无尽的商机和经济利益，但是资本主义这种审美情趣，散发出一种无法超越的吸引力而让人着迷，谁又会在乎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情感需要呢？因为我同世界的审美关系是一种占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我要使每一个人、每一样东西，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成为我的财产。”(24)[美]埃利希·弗洛姆：《占有还是存在》，李穆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第13页。

(二)策略二：媒介技术的诱惑与操控

科林·坎贝尔认为，情感消费既是感官的，又可以通过想象激活。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媒介技术的变革和花样的翻新，从电影到小说、电视剧、网剧，或者从小说到剧场，抑或各类网游，这些关涉情感体验的商品，在媒介技术的时间隧道里旅行，经过每一次媒介的转换和翻译，在收编从大众化到分众化时代的各种粉丝的同时，也拓展了衍生品市场。例如，媒介技术对恐怖电影的包装分析便是一个充满情感强度的公式，它有力地证明了消费者想象力是如何塑造和管理情感公式，这些恐怖电影既是作为情感商品生产和消费，同时它又操纵利用了消费者想象中的悬念和恐惧情绪。因此，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或进行消费体验时，媒介技术通过各种修辞和符号手段使产品充满情感承诺，并且让消费者感觉到消费对象实际上传递了它们所承诺的情感效果，因为情感刺激消费，是商品意义的一部分。

在社会加速驱动力的碾压下，“‘当下’这个时态不断地萎缩得越来越短暂。”(25)[德]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7页。科技的加速、社会变迁的加速与生活步调上的加速齐头并进，人们觉得自己像是困在时间滚轮中不停奔跑的小仓鼠，深刻体会到“时间的匮乏”带来的焦虑与异化。因而，处于现代加速中的人们渴望“减速绿洲”，即那些以传统方式生产或以凝聚时间记忆的商品，总能勾起人们的情感记忆，或许可以唤起想象减速。因此，凡是能够勾起时间回忆的老物件或文艺作品，我们称之为“古法商品”，总能直击消费者的情感软肋，引发消费者的关注与共鸣。从尼采到福柯，都认为情感的最高境界是激情，激情自然是爱的本能爆发，如果让商品与爱情主题有关，那么这个情感商品将会变得更加富有情趣。消费社会，可以从福柯的微观政治权力引申出这样一个观点，与人们将处于韦伯主义者所称的全社会范围的铁笼之中相比，更像是存在着无数的微型笼子，瑞泽尔将这些微型笼子成为“活死人群岛”。生活上的压抑和钳制必然引起身体情绪抑或是心理情感的积极反抗，人们渴望有爱的世界而不是冰冷的物化世界。由此，能与情感“谈恋爱”的商品自然能消弭人与世界的物化关系。比如，能谈恋爱的日本“雪国列车”，法国的“爱情锁桥”，见证爱情的巴厘岛，等等，这些富有情趣而又浪漫的消费空间与情感商品，总能让人们暂时忘却日常生活无处不在的权力铁笼，而获得如列斐伏尔所说的“日常生活的节日化艺术化与瞬间化。”(26)刘怀玉：《现代性的平庸与神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44页。这就是媒介技术的诱惑和操控的力量。“虽然他们可能并没有遭受到(哪怕任何一点)明显的强迫，但消费者是大量更温柔、更具诱惑性的技术的控制对象，而且这些技术是后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之一。”(27)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罗建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81页。

(三)策略三：消费文化与经济理性的叠加

当资本主义从生产型进入消费型社会，贝尔认为，由于技术(包括知识)和理论的高度集约化，正作为创造发明和制定政策的新型原则，日益改造着技术-经济体制，并导致社会本身的科层化(stratification)(28)[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笫34-37页。。因而，现代人满足的源泉和社会理想行为的标准不再是工作劳动本身，而是他们的“生活方式”④。而这种象征自我解放的生活方式，是一种充满自相矛盾的生活方式，即人们不再以“奋勇开拓”的经理阶级为楷模，而是“在解放的旗帜下发泄自己的生命冲动”④。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被抛弃后，剩下的便是享乐主义。此时“个人生活和情感的满足已成为自我的中心追求和当务之急。”(29)Eva Illouz,Emotions as Commodities: Capitalism, Consumption and Authenticity ,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2018，pp.5-8.因而，贝尔认为，新教伦理的破坏，主要在于资本主义大规模的生产与大规模的消费，并且热情地鼓励享乐主义生活方式。

而在易洛思看来，文化矛盾假说的主要缺陷是，没有预见到享乐主义伦理学的胜利和职业道德的消亡，从而未能预测几十年以来工作时间的增长和个人生活特点的变化，这表明经济理性与个人享乐主义和追求之间并不存在结构性的内在矛盾。此外，文化矛盾并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行为者既使用克制又使用解放、经济计算和情感自我实现等文化保留节目而不经历矛盾拉扯。换言之，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个人享乐主义，而是和理性主义一道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享乐主义’并不是一种更自然的自我方面，而是一种理性的表现方式；事实上，它已经在消费文化中日益制度化。”④情感和商品双向运动的历史得以显现，使消费文化成为现代人身份的一个固有方面。“消费文化已经系统地将情感转化为商品，我们现代人所说的情感的‘真实性’，既是大量消费的心理文化动力结构，又是消费的表现本身。”在消费主义文化运行中，感性和理性这对由来已久的矛盾已经开始和解，换言之，理性和情感的个人主义在消费主义文化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和展示，“经济和美学领域相互重叠，创造性和商业活动的相互重叠，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情感能力得到加工和利用。”④以消费主义为特征的情感资本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一种反应，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如易洛思所言：“情感资本主义是一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情感和经济话语与实践相互塑造。”(30)Eva Illouz,Cold Intimacies: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UK:polity Press,2007,p.5.

三、情感资本主义的评价：资本主义发展与修复的内在悖论

二战结束后，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给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方式带来改变的同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正按照《资本论》第三卷图式蓬勃发展。在实体商品逐渐过剩的消费社会，一方面，资本主义为了摆脱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梦魇，不断在各种领域进行尝试与努力，力图调整社会生产结构，突破资本与劳动结构性矛盾所构成的内在界限。因而，资本只有不断创新和拓宽价值增值的手段与方式，才能实现自我修复和持续在场(31)林滨、吴玲：《审美资本主义的本质厘析: 资本与审美的“共谋”》，《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随着情感需要和情感消费在资本主义社会生活中的进一步扩张，资本主义的需要、意义、情感和情绪被广泛地组织、生成和维护，形成了一系列复杂的情感链和情感网络。“情感资本主义重新调整了情感文化，使经济上的自我情绪和情感更紧密地用于工具行动。”(32)Eva Illouz,Cold Intimacies: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UK:polity Press,2007,p.23.

然而，值得注意与深思的问题是，情感是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最基本方式，但在情感资本主义中，人们把情感的需要投射到商品中，增强的是人与商品的联结，而非人与人的真实情感联结。这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疏离，最终将会导致个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落寞与共有社会的破坏，形成资本主义发展与修复的内在悖论，具体表现为：

悖论一：增加情感向度的同时又难逃经济理性的算计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马克斯·韦伯认为，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严格的基础上把经济行为理性化，在理性的劳动组织形式内，给人类提供物质财富而努力工作，毫无疑问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33)[德]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9页。。因而，在韦伯看来，经济理性的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发展，二者是互为作用同体进行的过程，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与理性主义发展，二者互为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韦伯这种观点在安德瑞·高兹那里得到了一致的分析：“经济理性就发挥了传统社会宗教道德的替代物的功能：通过经济理性，人试图把自己内在的法则外化出来，作为世界的法则，也就是把人的活动确立为一种可以计算的、能够预知的活动，而经济理性就是这种活动的法则。”(34)André Gorz, 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1989,p.112.在高兹看来，因为资本主义精神体现的一切原则都需要服从经济理性，即计算和预算的逻辑，而经济理性的逻辑与资本对于利润无限追求的逻辑原则内在一致，是资本主义扩张和发展的最完美展示。但是，现代性和资本主义双重异化，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对作为主体的人造成了一种情感上的麻木，这种麻木使人们彼此脱离了他们自己的社会和他们自己，成为仅仅服务于资本的单向度人。

为了纠偏，一种理解自我、实现自我的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学治疗模式逐渐流行开来，并广泛运用工作、家庭等各个领域。“到了20世纪60年代，心理学已经完全制度化，并已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一个固有方面(35)Eva Illouz,Cold Intimacies: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UK:Polity Press,2007,p.25.。可见，在资本和消费主义的共谋下，这种将心理学、神经学、精神病学、医学等专业实践与高低等文化结合起来，并在资本主义社会广为传播的精神分析学与情感治疗方式，已经被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形成了一个个“情感场”。至此，情感健康成为商品，情感能力成为另一种资本形式。之所以人们在摆脱经济理性桎梏的同时又难逃经济理性的最终算计，是因为在消费社会，“消费者的行为和情感生活已经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相互联系在一起，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商品促进情感的表达和体验；情感转化为商品。”(36)Eva Illouz,Emotions as Commodities: Capitalism, Consumption and Authenticity ,New York:Taylor &Francis Group,2018，p.7.

悖论二：消费自由与情感被操纵共存于消费社会

在消费主义时代，人们在消费市场上具有充分的自由空间，无论生活方式、审美价值还是对社会的联系都以消费为纽带。随着资本逻辑的不断演进，“消费势力扩张到了个人领域，命中注定要被加速淘汰的、漂移的、不稳定的自我，其形象与变迁也受到消费的波及。”(37)[法]吉尔·利波维茨：《空虚时代》，方仁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7页。在个性化的逻辑中，“如今的社会风尚便是追求标新立异，贪恋别出心裁和自由自在，合乎标准与矫揉造作已不再能够博得赞誉。”(38)Eva Illouz,Emotions as Commodities: Capitalism, Consumption and Authenticity ,New York:Taylor &Francis Group,2018，p.7.然而，充满悖论的是，“个体自由首先是作为消费者的自由，这种消费者自由以高效运作的市场存在为基础，而反过来它又是确保市场存在的条件。”(39)[英]齐格蒙特·鲍曼：《自由》，杨光、蒋焕新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导言第10-11页。显然，这种自由具有欺骗性，因为这种由消费主导的自由、快乐和幸福是虚假的，而且永难满足的。今天，消费者在权力在极度民主化、自由化的同时丧失了真正的自我。我们的情感在消费主义的操纵下，不断地被整合进商品生产和消费中，与此同时，我们的大脑也在不断接受各种消费暗示，因而，我们的情感与大脑回路缔结成为情感需要和情感消费的共同体。或许我们大脑还存在一定的理性和判断力，但我们的情感恰恰是最脆弱、最敏锐的部分，常常代替大脑去接受各种各样的讯息、指令，并让其进入我们的潜意识。对于这些我们却无能为力，不知道该如何去抗拒和甄别真假，这就是现代消费者的悲剧。

悖论三：情绪确证自我的“自恋”人格与共同体责任的落寞

当实体商品在消费社会达到饱和状态时，真实性的概念继而成为一个大书特书的概念，广告商顺势将这一概念转变成“做你自己”的口号。“从1960年代开始，我们看到一个新市场在飞速扩张：自我完善。”(40)伊娃·易洛思：《情感为何沦为商品？资本主义如何利用、加工并生产我们的情感》(2019-08-12)，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2-14/doc-ihqfskcp5123029.shtml。可以说，确认自我和寻找真实性的本真，是现代性建构的一个重要向度，但现代性特征之一的社会分化，却给人类生活带来一种普遍的不稳定感和不确切感。这种特征，既复现了齐美尔、克拉考尔和本雅明时期“过渡的、短暂易逝的、偶然的”特征，(41)[英]戴维·弗里斯比：《现代性的碎片：齐美尔、 克拉考尔和本雅明作品中的现代性理论》(2019-08-12)，卢晖临，周怡，李林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5页。也呈现了如鲍曼所称的“液化的，灵活多变的”流动性样态，充满着流变性与风险性，也制造出个体的焦虑、孤独与恐惧感。于是，在消费社会倡导“做你自己”的价值引导下，当消费与情感日益陷入相互纠缠中，消费者将情感体验作为判断现实存在唯一标准的确认方法也就顺势产生了，因为情绪是自我的真实感受，“当你感受到一种情绪时，你永远不会出错。情感总是正确的。”③但问题是，如果只有情感能给我们带来现实感，也就意味着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将更加疏离，因为我们的情感无论是否来自集体组织的激发，其体验和应对都只能在我们心理的内在性中完成。这种情感集约化最终会导致更严重的社会分裂和个人的自我僵化：我的感受就是最终的判决，然而人的情感最难以通融，个体极易产生“自恋”性人格，与此同时，也导致了共同体责任的落寞和空虚时代的来临。“如今，涉及集体生活的关键问题遭遇到了与最为流行的‘歌曲’一样的下场，所有的高亢都弱化了，所有的一切都滑进了松懈与冷淡之中。”(42)[法] 吉尔·利波维茨：《空虚时代》，方仁杰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序言第11页。

悖论四：资本全球化的推进与“情绪”政治的抵抗

消费与情感的日益纠缠，其本质是资本逻辑在当今时代的进一步演绎。消费社会是与资本全球化齐头并进的，但是在资本全球性推进与扩张的时代，“情绪政治”的特点日益凸显，“政治是一种可以激发极端情绪的生活领域。情绪影响到政治人头脑的所有烦恼，并且被所有这些方面所影响。价值、认同和态度具有情绪性、或者具有情绪成分。”(43)[美]马莎·L·科塔姆：《政治心理学》，胡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页。究其原因，“在于全球化导致不安，引发了身份问题。在冷战时期，从来没有任何理由去问，‘我们是谁？’，答案简单而明显，地图上画着两个敌对集团，将地球分成两大地区。但在一个不断变动的没有疆界的世界中，这个‘我们是谁’的问题就越来越与每个人密切相关。”(44)[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4-7页。流动的现代性导致民族国家的式微和身份认同的问题日益凸显，“意识形态形态已经被身份斗争所取代……在一个由身份主导的世界中，我们不太被我们的政治信仰和观念所限定，而是由我们的核心理念所限定，由我们从自我成就中获得的自信以及我们从其他人那里获得的尊重所限定，或者由我们缺乏自信或尊重所限定。在我们的核心理念中，情感占有重要地位，与我们看待其他人的方式以及他人看待我们的方式息息相关。情感既是情感持有者自己的镜中影，又是他的眼中像。”(45)[法]多米尼克·莫伊西：《情感地缘政治学》，姚芸竹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第7页。

在全球化时代，当国家、民族与个人的利益受到损害时，一种逆全球化的趋势也不断加强，排斥全球化的愤怒情绪与运动也随之产生。究其原因，在罗伯特·所罗门看来，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情感，表达什么样的态度和立场，反映什么样的目的和价值，在一定意义上是由我们身处世界的境遇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经历所决定的。“情绪的模式决定于如何辨认现实。”(46)[法]让-弗朗索瓦·何维勒、马修·理査德：《僧侣与哲学家》，赖声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 87 页。欧洲的难民问题、英国的脱欧运动以及美国建立与墨西哥边境墙的议案等等，都明显体现了情绪政治的特点，也昭示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2016年末，《牛津英语词典》把“后真相”定义为“诉诸情感和个人信念比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47)张贝：《“后真相”时代公共舆论的情感表达》，《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在消费文化和“情绪政治”的共同操纵下，后真相时代悖论在于，“个人经验”的叙事背后，往往打上公共价值的烙印，个人生活世界的某些方面诸如情感、金钱和权力的过度膨胀，就会很容易侵占生活的其他部分，从而把丰富的生活世界变成新的“殖民地”。这种殖民，既是一种个人经验主义的简化思维，也是一种生活对另一种生活的殖民，极易导致“政治不正确”的后果，这显然是对资本全球化的一种阻碍。

显然，情感资本主义的产生，既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解决的需要，也是自我发展和修复的一种方式，但也由此衍生出众多的悖论，或如卢曼所宣称的那样，悖论或许就是我们时代的正统，但我们以为这恰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宿命，且历史的辩证法表明，资本主义终有一天会被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