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知识产权保护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2020-12-04 02:30刘鹤铭代中强
武夷学院学报 2020年7期
关键词:进口国产品质量知识产权

刘鹤铭,代中强

(1.集美大学 财经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2.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上海 201620)

2008年以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使得外部需求萎缩,同时国内受劳动力供给结构不足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的影响,我国低成本的生产要素比较优势受到威胁。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出口产品质量上。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统计显示,我国出口贸易总额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5亿美元增长到2018年24,866.8亿美元,每年平均以15.6%的速度保持高速增长。经过几十年高速发展,中国出口规模现居世界第一,但出口规模的提升并不能说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高。目前,中国的产品质量还处于从生产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到生产技术含量较高的创新型产品这样的一个过渡阶段。

随着国际间贸易交流日益紧密,各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度也日益提升。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提升一方面有助于减少跨国公司技术被模仿的威胁,鼓励出口国对于高技术和质量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也有助于进口国引进高技术、高质量产品,通过技术外溢提升本国的产品质量。但国内外文献关于知识产权保护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面对国际形势,如何应对其他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会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解释证明。同时,这些问题的解决能够为中国加速产品质量升级提供更好的理论思路和经验依据。

一、文献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导致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因此,实现出口升级,提高产品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经济实践表明,ZHANG等[1]得出出口质量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大于出口数量。相关贸易理论认为,简单的增加出口数量并不能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而是要通过出口高新技术的高质量产品来获得,BRODA等[2]、AMITI等[3]已通过研究对此进行证明。这些研究表明出口产品质量已经成为促进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BERRY等[4]通过美国餐饮业验证了产品质量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提升。AMITI等[5]、张杰等[6]以及FAN等[7]验证了贸易自由化的提升有利于促进产品质量的升级。程凯等[8]通过2003-2015年中国出口到52个国家制造业产品的跨国面板数据,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FARUQ[9]、HU等[10]以及程锐等[11]分别从制度环境、汇率、人力资本的角度分析了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GLASS等[12]的研究表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虽然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增加创新回报,但会抑制模仿,减少长期竞争者,从而不利于产品质量的提升。KIEDAISCH[13]则认为,知识产权保护有助于降低模仿发生的概率,提升现有企业的优势和创新,从而促进了产品质量的升级。林秀梅等[14]通过外生模仿率将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与产品质量升级联系起来,从理论上证明了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估计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与制造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着倒U型关系。徐盈之等[15]得出知识产权保护在技术转让与合作开发模式下对产品质量升级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在不同的地理区位下,其调节作用就有显著的差异性且呈现出U型特征。因此,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于出口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方向是不确定的。

综上所述,很少有学者从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角度来分析对出口国产品质量的影响,本文通过49个样本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角度出发,不仅从全球视角分析,还进一步划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良好的对比不同经济体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情况。同时,鉴于以往的文献研究中产品质量的指标数据过老,不能良好地体现当下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情况,本文将产品质量指标进一步更新到2017年,以便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现状做出更好的研究分析。

二、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测算与分析

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指标的测度借鉴施炳展[16]的方法,根据产品的消费需求函数,利用产品的价格、数量等信息来反推出出口产品质量。对于我国出口到j国第t年HS六分位编码下产品m的需求函数为:

其中σ为替代弹性,qjmt表示我国在t年出口到j国m产品的数量,pjmt为t年m产品出口到j国的市场价格,λjmt代表我国t年出口到j国HS六分位编码下m产品的质量,Ejt为j国t年消费者总支出,Pjt表示进口国j地区t年的价格指数,对上式两边取自然对数可得到回归方程式:

其中γjt=ln Ejt-ln Pjt为进口国—年份两维虚拟变量,包含了随进口国和时间变化的变量信息,用于控制进口国的价格指数和收入水平。ln pjmt为第t年我国出口到j国m产品价格的自然对数,方程估计的残差项εjmt=(σ-1)lnλjmt包含了我国t年出口到j国m产品的质量信息λjmt。(2)式为某一产品的回归方程式,根据上述整理,定义产品质量qualityjmt:

其中qualityjmt取决于残差项与产品间的替代弹性σ,因此还需要进一步确定替代弹性σ的取值,本文采用了回归模型中价格项系数的估计值来替代。(3)式可以测度我国出口到每个国家每个年度某一HS产品的质量,但不同HS六分位编码产品质量不具有可比性,本文需要将质量加总到整体层面来看质量的变化情况,需要将上式得到的产品质量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max qualityjmt、min qualityjmt分别表示我国所有年度出口到所有国家HS某一产品质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经过(4)式调整后的标准化产品质量指标位于[0,1]之间,没有单位,可以在不同层面加总来比较分析。测度我国t年出口到j国整体层面的出口产品质量Qjt,定义如下式:

其中νaluejmt、分别代表t年我国出口到j国某一产品的价值量和出口到该国所有产品的价值量的总和。

本文利用2006-2017年我国出口到49个样本国家的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计算出我国出口到各个国家的出口产品质量。前期原始数据整理过程:首先剔除样本信息缺失的数据,包括没有贸易金额和数量信息的数据。然后,为了更好地体现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情况,本文借鉴陈晓华等[17]的研究,剔除一些技术含量较低且价格变动不一定能体现其出口质量变动的产品,如第十四类(珠宝、贵金属制品、仿首饰等)、第二十一类(艺术品、收藏品及古物)和第二十二类(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通过上述整理过程,总共获得了2006-2017年我国出口到49个国家4002种HS六分位编码产品的出口产品质量,数据单位总数为1,600,293,共计运行了4002次回归,最终汇总出我国出口到49个国家2006-2017年出口产品质量Qjt。表1展现了2017年我国出口到各国的相对出口质量情况。

由表1可知,在发达国家中,2017年我国相对出口质量排名前五名的国家是爱尔兰、芬兰、奥地利、挪威、韩国,排名后五名的是新西兰、希腊、智利、荷兰、斯洛文尼亚;在发展中国家中,2017年我国相对出口产品质量排名前五名的是乌克兰、约旦、巴西、土耳其、马来西亚,排名后五名的是毛里求斯、巴基斯坦、菲律宾、尼日利亚、哈萨克斯坦。

表1 2017年我国相对出口质量情况Tab.1 China’s relative export quality in 2017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计量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49个样本国家2006—2017年经济数据作为研究对象,检验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与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之间的关系。因此,本文构建如下跨国面板模型:

其中Q表示我国出口到世界各国的相对产品质量,ipr表示进口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强度,fdi表示进口国对我国的外商投资存量,pgdp表示进口国国内人均收入水平,open表示进口国的贸易开放度,lsi表示进口国使用软件的正版率,j表示进口国,t表示年份。

(二)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见表2)

被解释变量:出口产品质量(Q)采用施炳展的需求反推法利用联合国UN Comtrade数据库推导出来。核心解释变量:知识产权指标根据余长林[18]采用世界经济论坛(WEF)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中知识产权保护的指标,数值范围在[1,7]之间,其中1表示该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很脆弱或者根本不存在,7表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最严厉,所以采用WEF指标衡量IPR。

控制变量:吸引外资存量(FDI)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的49个样本国家2006-2017年对我国直接投资的存量;人均收入水平(PGDP)来自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贸易开放程度(OPEN)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ACTAD)贸易统计数据库;软件正版率(LSI)来自商业软件联盟(BSA)发布的软件盗版率(UNLICENSED SOFTWARE INSTALLATION),本文用1减去软件盗版率即为软件正版率(LICENSED SOFTWARE INSTALLATION)。

表2 数据的描述性统计Tab.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data

通过数据的描述性结果可以看到共有588个观测样本,其中我国相对出口产品质量(Q)指标的平均值为0.466,最小值为0.246,最大值为0.595;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IPR)指标平均值为4.575,最小值为1.960,最大值为6.580;外商直接投资(FDI)单位为万美元,平均值为50,202.287万美元;进口国人均收入水平(PGDP)单位为美元,平均值为27,039.423美元;贸易开放程度(OPEN)为进口国各国某一年进口总值加上出口总值除以该国GDP的百分比,平均值为0.914;软件正版率(LSI)为百分比,平均值为0.553。

(三)实证与结果分析

1.总体样本回归结果

本文分别基于混合最小二乘法、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对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和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估计,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模型估计结果:基于全球视角Tab.3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based on a global perspective

表3分别为固定效应、随机效应和混合最小二乘回归估计结果通过上述回归结果可以发现:无论是混合回归、固定效应回归还是随机效应回归都可以看到知识产权(IPR)与出口产品质量(Q)具有显著的负相关效应。根据F检验和huasman检验,得到采用固定效应进行分析处理。通过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进一步分析,核心解释变量知识产权(IPR)指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负显著影响,提高1个百分点的IPR会导致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下降0.100个百分点。这说明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的提升会抑制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外商直接投资(FDI)、贸易开放程度(OPEN)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正显著影响,提高1个百分点的FDI、OPEN分别会使我国出口产品质量提升0.039、0.083个百分点。说明进口国对我国的直接投资增加、贸易开放程度提高会促进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人均收入水平(PGDP)和软件正版率(LSI)提高1个百分点会使我国相对出口产品质量下降0.190和0.005个百分点,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这说明当进口国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和该国软件正版率的上升会减少对我国高质量产品的需求,从而导致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下降。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分别回归结果

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数据,本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模型估计结果:基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Tab.4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based on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根据上述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在发达国家中,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Q)具有显著的负效应,提高1个百分点的IPR会导致我国出口产品质量下降0.022个百分点。这说明发达国家更加重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程度,而我国的高质量的出口产品核心竞争力较弱,不具有成型的竞争优势。

在发展中国家中,知识产权保护强度(IPR)对我国的出口产品质量没有显著的影响,进一步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对于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度偏弱。这样会增加我国对其出口高技术产品被模仿概率,不利于我国高质量产品的出口。

3.稳健性分析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Fraser)公布的《世界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Economic Freedom of the World)》2006-2017年49各样本国知识产权保护度作为知识产权保护水平(IPR)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其数值在0~10之间,0表示保护程度很弱几乎不存在,10表示保护强度非常严厉。将ipr_f带入计量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稳健性分析Tab.5 Robustness analysis

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Fraser公布的各国产权保护指标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一致:无论是从全球视角还是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体,其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都是负的显著性影响,与本文回归结果一致,即进口国产权保护程度加强会显著抑制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此外,外商直接投资、进口国人均收入水平和贸易开放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也与上文基本一致。由此可见,实证回归结果是稳健可靠的。

四、结论与启示

本文重点研究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机理,分析得到结论:当进口国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提升会抑制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这也验证了HELPMAN[19]的观点,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提升会增加发展中国家的模仿成本,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从而不利于产品质量的升级。同时,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经济体进行比较分析后发现,发达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加强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抑制效应更为明显,而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强度对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则不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我国当前出口产品相较发达国家而言技术水平偏低,当进口国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强度时,则会抑制我国高质量产品的出口。

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WTO框架共同协议,我们既不能一味地跟从发达国家制定过高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又不能过度放任国内生产企业对于模仿创新的依赖。要认识到我国企业只有从模仿创新转变到自主创新才是长远的发展策略。由此可以适当给予模仿创新的出口企业一定补贴或税收激励措施来提升其出口产品质量,同时,逐步完善我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执法体系。通过上述措施既可以给我国模仿创新企业转型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又能适应国际上对于自主创新企业日益严格的保护趋势,形成合理的平衡体系。同时,也要制定相应的行业应对措施,扶持重点行业发展,充分合理配置资源,统筹兼顾非重点行业的发展,努力实现《中国制造2025》的制造强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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