皤滩古镇里的盐与光

胡慧灵

在笔者的印象里，古镇几乎都是一卷卷水墨画，铺陈开来不乏青砖黛瓦，一派苍色景象，总给人留下沉闷阴郁之感。近日探访皤滩，或许是因为顶着烈日前行，相较于时现谜影的水墨画，这里的古镇更像是丰满润泽的油画，流泻出熠熠光辉。

水陆盐道，赏五月月光

皤滩古镇位于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西部，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皤滩在县西五十里，地虽平衍为西北南三面之枢，最称关要。”自古以来，这里便是枢纽要地。从水路来看，西起安岭，东下为灵江直至椒江流入东海，横贯仙居全境的永安溪，把皤滩推到了独一无二的位置。在这里，朱姆溪、万竹溪、九都坑溪、黄榆坑溪于同点汇入永安溪，使之成为永安溪唯一的五溪汇合点，因此有“夜观五月”之景（5个月亮倒影的景象）。皤滩的映月湖，便是观赏五月之景的绝佳之地，也是整个古镇的龙眼之地。每当月明之时，天上一月，池中五月，形成一派“五溪汇月风水长”的景象。

此外，翻越苍岭辐射内陆的古盐道也在皤滩起步。晚唐年间，仙居境内形成内河商业中心，从三门、海门等地熬制的食盐，经椒江、灵江、永安溪逆水而上，进入仙居皤滩后转陆路，即沿苍岭古道销往金华、丽水等地。苍岭古道，史称“婺（金华）括（台州）孔道”，是古代婺州、处州通往台州的交通要道，也是整个仙居辐射内陆的古盐道。这条古盐道上，如今都还保留着盐的滋味。当年，古盐道上“挑者经属蚁接”，挑夫担盐货时不慎遗落的盐屑日积月累，使原为青色的石板现今成为赭红色，沿途两旁的土地更是因为这盐分过重而不长庄稼。可见，作为这条水陆盐道的交汇点，连接起东南沿海与浙西内陆的皤滩，担负着何等的历史重任。据《光绪仙居县志》记载：“仙居县年销正引一千九百八十七引（清代一引六百斤）外，东阳、永康、武义三县，共年销正引四千五百十四引，皆由该县皤滩而上，赴该县行销。”只算东阳、永康、武义三县，每年经皤滩中转的食盐就高达2000吨；如果再加上丽水、金华等县，以及江西、湖南、安徽其他省区的进盐量，每年在皤滩转运的盐量可达5000吨以上。这样看来，皤滩因盐成埠是历史必然的选择。

因盐成埠，享门堂荣光

在皤滩成埠之前，这里原是永安溪河谷平原的一块滩地。因滩上有众多的白色鹅卵石，得名“白滩”。其实从隋代开始，此地就已形成固定的渡口，即当时的“白滩渡”。唐代光化年间（898—901年），附近的村民开始用石头和木板垒筑摊铺，在渡口做起了往来渡客的买卖。由于村民们整日将这垒筑的摊子搬来搬去，因此这里又被称作“搬滩”。随着搬滩贸易的繁盛，居住在永安溪两畔的村民们纷纷开始在这里择地建房，也逐步形成了不定期的早晚集市。到了北宋端拱二年（989年），时任永安县令来到皤滩，划定方圆十五丈水埠头为“官埠”，当时以行人过渡为主。在商贾交易、舟车过往中，东南西北商贾趋利而往，皤滩逐渐形成众多私埠，如永康埠、金华埠、东阳埠、丽水埠、缙云埠、云和埠、龙泉埠、安徽埠、河南盐栈等。据《仙居历史文化论丛》记载：“金华埠最早的经营人为陈丁濂，经营品种为盐与杂货，此埠紧靠永康埠的西边；缙云埠的创始人是缙云富商王金都，经营品种为盐、酒与杂货；龙泉埠的经营者为龙泉瓷器商人夏西正，经营品种为盐、陶瓷和布匹等；丽水埠为女富商何雅丽开设，经营品种为盐、布匹和山货；东阳埠主理者为东阳商人余布木，经营品种为盐、酒与竹木柴炭等。”一时之间，皤滩成为食盐、布匹、山货等物资的重大集散地。除了盐商，皤滩也吸引了不少商贾文人举家前来，落地生根，因此居民人口众多，姓氏繁杂，光是古街上居住的户主姓氏，至今仍有40多个。

其中何氏乃仙居望族，人才辈出，声名远播，尤以何焯最为显赫。何焯，字屺瞻，长洲人，因“何焯母为吴姓，仙居望族”，故仙居皤滩是何焯的第二故乡。据《清史稿》记载：“通经史百家之学……康熙四十一年，直隶巡抚李光地以草泽遗才荐，召入南书房。明年，赐举人，试礼部下第，复赐进士，改庶吉士。仍直南书房，授皇八子读，兼武英殿纂修。”何焯不仅博览群书，还喜临摹晋、唐法帖，与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并称为康熙年间“帖学四大家”。何焯曾受命为康熙皇帝写《四书集注》，刻成木版藏于宫内，其所书《桃花园诗轴》也被珍藏在故宫博物院之中。作为整个皤滩最具声望的人，他的画像如今就陈列在古镇的何氏里大学士府内。

何氏里大学士府，简称“何氏里”，原有朝南临街的门楼，门楼前曾立八对旗杆。据传，是何氏家族为历朝历代所出的达官贵人、文人学士所立。进入何氏里，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江南富绅民居。一个大天井连套若干小天井，串厢连接着闺房，后花园通船埠。在何氏里的正堂两侧板壁上，密密麻麻地张贴着官府衙门为高中举人或进士主人所报送的官文捷報，足足16张，早已斑驳的捷报仍强劲地闪耀着英才辈出的荣光。

早在唐宋时期，皤滩“重文教、兴学风、报乡邦”的风俗就已盛行，除了何氏家族英才辈出，方氏家族也名垂青史，以其后代开创的桐江书院最为著名。桐江书院，位于距古街1000米的山下村。据《仙居县志》记载，桐江书院由方干第八代孙、“东南学者表正之师”方斫举资创建，因其祖方干为桐庐人，故以“桐江”为名。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宋代大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前来皤滩巡视与讲学，当时桐江书院未建，讲学只能在方氏族人开办的方氏义塾举行。在讲学期间，朱熹曾在义塾前种下5棵苦槠树和5棵枫树，并救起了在历史上颇有名声的人物。据说有一天晚上，下榻方氏义塾厢房的朱熹做了一个梦，梦见梅花斑点形状的青龙在庙前树下左十圈右十圈地转个不停，早上起来时就见山下村族长急忙赶来，讲述着与朱熹相同的梦境。两人就前往树下查看，只见一男子病倒在苦槠树下，朱熹和族长救起此人，他就是王十朋。此后，王十朋在桐江书院苦心潜读，于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以 “法天、揽权”为对，因他的策论“经学淹通，议论醇正”，被宋高宗亲擢为进士第一。朱熹与王十朋在方氏义塾讲学与就读的消息传开后，方氏义塾名声大振，“四方之学士文人，负笈从游者尝踵相接”。8年后，桐江书院落地建成。

南宋淳熙九年 （1182年），朱熹提举浙东茶盐公事兼主管台州崇道观，慕名遣子从学于桐江书院，并手书“桐江书院”“鼎山堂”两匾赠与桐江书院。清光绪年间《板桥方氏宗谱》还收录一首据传为朱熹所作的《送子入板桥桐江书院勉学诗》：“当年韩愈送阿符，城南灯火秋凉初。我今送郎桐江上，柳条拂水春生鱼。汝若问儒风，云窗雪案深功夫。汝若问农事，晓烟春雨劳耕锄。阿爹望汝耀门闾，勉旃勉旃勤读书。”仙居儒学由此兴盛，学者文人辈出，科举登榜者激增，仅南宋时期，进士及第的就有4人，舉人、贡生、秀才更是不胜枚举。让方氏家族乃至整个皤滩光耀的桐江书院，却在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被入侵的倭寇掠劫后烧毁。直到清同治九年（1870年），由方干后裔方作梅、方维平等人牵头，才得以在原址上重建。

如今，走进桐江书院正门，经过天井为三间的拜师堂，两侧为厢房，穿过拜师堂又为天井，走上三级台阶，才到讲学殿。在讲学殿前步石柱的内侧刻有一副楹联—“祖德流芳众传道学，孙族挺秀士烈贤书”，道出了皤滩的所有门堂荣光。

盐定江山，探唐灯华光

门堂的荣光使古街更加厚重，而街道两旁挂着的各色花灯也为皤滩点睛。随着各大埠头的繁荣昌盛，在皤滩中转的货物除了食盐、布匹、山货，还有源源不断的纸张。纸张供应的方便，为皤滩花灯的产生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皤滩花灯，全名“针刺无骨花灯”，源于唐朝，故被当地百姓称作“唐灯”。唐太宗曾下诏，每年仙居需进贡十对 “皤滩花灯”，寓意“十全十美”。唐之后的宋、元、明、清时期，也延续这一传统，各以十对花灯进贡。据文献记载，明朝万历年间，这里民间就曾举办过盛大的闹花灯活动，灯展也随之成为当地的标志之一。

有着“海灯明珠”标签的皤滩花灯，因其造型制作方法在国内的花灯中独树一帜，被列入中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整个花灯不用一根骨架，只以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纸张粘贴接合，再盖上全用绣花针刺出花纹图案的纸片，经过制图、配胶、灯纸制作、烫纸、剪样、装订、凿花、刺绣、竖灯、组装、装饰等13道工序制作而成。尤其是用针刺孔这一步，格外耗时。用针代替笔，在层层叠叠的纸片上扎出小孔，绘制出图案花样，利用每条棱来作整个花灯的支撑骨架，粘贴好后还要加热，让它更紧密更牢固，经过熨烫过后再组装。一个六角面的花灯每一面都由三层胶和四层纸粘贴而成，熟练的匠人也要历时12天才能做一盏。

目前，皤滩花灯有80多个花色品种，陆续抢救恢复了27种造型，主要的造型有两类：象形类的荔枝灯、菊花灯、绣球灯、宝石灯、花瓶灯、花篮灯等；吉祥寓意类的龙凤灯、十二生肖灯、喜庆灯、状元灯等。无论是哪种造型的皤滩花灯，都能在黑夜里点亮古镇，“唐宋元明清，从古游到今”，让你感受这华灯初上的古镇美景。

踩在古镇的鹅卵石街道，留心着耳边传来的童谣：“高高抬，低低抬，皤滩街，接龙来。”真实的触感与声音，让留在光圈里的皤滩与千年前斑驳的盐渍构成了“地上的盐”与“世上的光”。皤滩的盐与光都随着烈日融化进岁月里，只待夜夜流光相皎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