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与人民在一起，而灵魂走在前头

王珂（东南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著名诗评家）：梁老师好！非常感谢您接受采访。我在做关于诗歌的一个全球性的访谈调查，以便给后代和研究者留下一些音像资料。梁老师是老朋友，1980年代主编《城市文学》发过我的诗，尤其是发表了包括《城市天桥》在内的组诗，对我是重要的一首，显示了梁老师作为编辑的眼光。1991年我们在甘肃嘉峪关中国散文诗研究会年会上第一次见面，2014年和2017年又在重庆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主办的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相聚。这些年我们坚持了文人的艺术操守。下面请谈谈您的创作经历，以及哪些重要事件对您的创作产生过影响。

梁志宏（太原市文联原副主席、文学创作一级，著名诗人）：王珂老师是著名诗评家、学者，学养深厚。我们认识三十多年了，您给过我很大帮助，1980年代起对我的城市诗、叙事长诗《爱魂》写过多篇评论；新世纪我出版五卷本《梁志宏文集》后，又写了长篇评论。我非常感谢！

现在回答第一个问题。我的创作起步在20世纪60年代，考入山西大学后写诗投稿，《延河》1964年5月号发表了两首处女作，同年《人民日报》又发了一首，给我以激励。我真正走上诗坛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其标志是《检察长的眼睛》在《诗刊》1982年9月号头条发表，第二年获得《诗刊》优秀作品奖。这是时代的赐予，应该是改革开放历史转折对我诗歌创作产生的重大影响。而对我创作产生深刻影响的，是1985年10月从太原市委宣传部文艺处调到市文联任职，出任《城市文学》主编，连续举办了三届“中国城市诗展”，“身在江湖”促进我的诗歌观念发生嬗变，对创作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具体而言，举办城市诗展期间，我拜访了诗坛泰斗艾青、《诗刊》主编张志民及王燕生等，有幸当面聆听教诲，并应邀走访上海诗界，接受现代风吹拂；还得到诸多名家题词指教，比如公刘先生题词“现代意识是城市诗的灵魂”……这些都对我打开固有思维、接受现代理念多有帮助。我受到艾青先生诗学及《太阳》等诗作影响，连续创作出版了“太阳系列”三部抒情诗集，对“太阳意象”的蕴含打开了，拂去了那个年代蒙上的宗教愚昧色彩，而成为光明正义和追求崇高信仰的人的象征。叶延滨先生在为我的第三本诗集《魂系太阳》所作序中对此给予肯定，指出：“梁诗为从事中国当代诗歌研究的专家提供了一个课题：太阳意象的嬗变与中国新诗的人性复归。”

1990年代，我的创作重心从抒情诗向长诗转移。一是继《爱魂》后相继创作《山碑》《河颂》，完成了叙事长诗时代三部曲。二是从1991到1994年创构神话史诗《华夏创世神歌》，包括《爱神女娲》《龙神黄帝》《神羿射日》和《大禹治水》四卷，共一万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正式出版，并与太原市文联主办，邀请北京和省城专家召开了研讨会。著名作家孟伟哉出席并撰写评论，著名诗人牛汉写来长信热情肯定，著名评论家吴思敬在其学术专著和综述文章中将这部神话长诗列为华夏民族文化心理构建的重要作品进行评述，使我深感心血没有白费。

19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前十年，由于主客观原因，我对诗歌有所疏离，与友人策划与创作地域历史题材中长篇小说；先后“触电”，合作撰稿大型电视专题片《晋魂》《晋颂》，合作编剧的《矿山人家》和《红军东征》两部电视连续剧均在央视播出。2010年重又回归诗歌，缘于市委宣传部退下来的老部长约我一起出任太原诗词学会会长。这些年大家努力把一个老干部为主的旧体诗词组织，改造成为新诗与旧体诗双轨发展、且水平大幅提升的4A级社团；特别是与赵少琳、吴小虫策划举办了两届立足山西、面向全国的诗歌奖，以邀请韩作荣、吴思敬、商震、谢克强等高级别的评委，以获奖的公正性和高水准产生了全国性影响。

我十分认同吕进先生1990年代中期提出的诗歌精神、诗歌形式和传播方式三大重建，最近他又强调新诗在第二个百年主要任务是“立”，进一步提升自由诗，逐步构建成型的格律體新诗。这些论述对我具有指导意义。我提倡诗人要关注时代与民生，创作离时代比较近。我提倡“诗歌在融汇中前行”，这些年既写自由诗，也写十二行半格律新诗，出版了十二行诗集《雪映金银木》，多诗体精选集《行走的向日葵》和新近作品集《俯首人间》。王珂老师长期以来对新诗的诗体建设有深入研究，对我关注时代和创新诗体有过评论，我深受激励和启发。我的半个世纪的创作历程和近期的尝试，大体就是这么一个脉络，请王老师批评指导。

王珂：梁老师年逾古稀思维清晰，您这一代人非常敬业，做了很多工作，对诗歌文学事业有贡献。我这次到太原采访，调查对象为诗人、理论家，还有编辑。编辑很重要，编辑倡导什么，如自由诗呀、口语诗呀，哪种形式就会受到创作界的重视。您有诗人和诗歌编辑双重身份，还是诗歌活动组织者，把太原诗词学会改造成为新诗和旧体诗兼融的有影响的诗歌团体。您谈到创作离时代比较近。当然诗歌也需要时代的赞歌，如上海诗人桂兴华写了不少政治抒情诗。请问您的创作，是大写还是小写？写个人抒情诗多不多？

梁志宏：前期创作写时代，大写多一些。认为诗人是时代的代言人，所以写“大我”多一些，面向时代，实际上是迎合时代。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了转机，由于接受新诗潮朦胧诗的影响，认识到诗歌要回归本真，回归个人。坚持文艺“两为”方向，但不再是直接为政治和政策服务。我的创作逐渐向写“大我”与“小我”结合，向个人情感表达过渡。尤其我到了《城市文学》编辑部后，身在诗坛，接触现代诗潮多了，无形中加快了这种转化。

进入新世纪，我既写时代的宏大题材，也写个人日常生活与情感，后者起码占到一半，包括写汾河风情，写个人情感体验，写亲情、友情等。一个是对向日葵意象的转变与升华，从仰面向阳到俯首土地，秋天的向日葵头颅俯向土地，显然成熟了。一个是对金银木意象的发现和表达。汾河岸边有几片金银木，细碎的花椒粒大小的果实秋天转红，冬天红果不落，下雪后雪映红果很美。金银木细小平凡，但穿越秋冬象征生命力的顽强。我写了十多首有关金银木的诗，还有大批量的写草木人间、草木之心等日常生活的诗。青年诗人吴小虫给我写过一篇题为《从向日葵到金银木》，指出我对时代旋律和日常生活个人情感的两极书写现象，他表示，写日常生活的诗是更“迷人”的部分；同时对我书写时代、抨击不正之风给予肯定，也给出某种警示。今后我仍要坚持这种两极或称双轨写作。有时代重大题材激发，我还是要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