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问题及解决路径
——基于A 市F 村的实地研究

丁 京 王中华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新型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截止2019年末，我国农村常住人口5.5162亿人，占总人口比重为39.4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4.38%，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9077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人数为1.7425 亿人，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59.93%。[1]其中又以已婚男性青壮年为主，由此带来农民工夫妻被迫长期两地分居，农村产生了大量的留守妇女群体。农村留守妇女一般是指丈夫每年在外务工6个月以上、自己留在农村所在地的农村妇女。[2]丈夫长期外出务工使得农村留守妇女在日常生活中要独自面对诸多压力：农业生产与家务劳动，老人赡养与子女教育以及空虚寂寞的情感生活等等。这些常常促使留守妇女陷入焦虑、压抑、烦躁、苦闷、无助之中。她们中有不少开始追求娱乐消遣，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或追求刺激，很多农村留守妇女喜欢参与民间娱乐性赌博，甚至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赌博作为一种娱乐游戏自夏朝末期产生，至今已有3500年的历史。[3]赌博因主体动机不同可以分为广义赌博和狭义赌博两种形式。狭义赌博是纯粹以营利为目的开展赌博活动，比如参与非法赌球、赌马、炸金花、地下六合彩等形式，这些属于目前我国刑法所明确打击的犯罪行为。广义赌博不仅包括狭义赌博，还包括一种日常生活中的娱乐性赌博形式，如遍及全国各地的“打麻将”“斗地主”“掼蛋”等。2005 年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规定，“不以营利为目的，进行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以及提供棋牌室等娱乐场所只收取正常的场所和服务费用的经营行为等，不以赌博论处”，[4]这是目前我国区分二者界限的主要法律依据。因此，在司法实务中对赌博及与之相关的行为，应该如何准确定性，是否构成犯罪，应该给予何种处罚，一直存在较大争议。鉴于此，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广义赌博中的娱乐性赌博形式，即不构成赌博罪的赌博形式。然而，即便是广义的娱乐性赌博形式，由于留守妇女的过度沉迷也会给其身心发展和家庭生活带来巨大伤害，并对新时期乡村治理产生较为严重的负面作用。因此调查现阶段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现状，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显得尤为重要。

二、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现状分析

本文调查地A 市F 村⓵位于山区腹地，总人口4000余人，其中常住人口只有1500余人，外出流动人口2500余人，占总人口的62.5%。⓶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是靠水稻、茶叶、竹子、蚕桑等种植养殖业，但是受到山区复杂的气候环境、地理交通等条件影响，单纯的农业生产收入并不稳定。为了提高家庭收入与生活水平，F 村近年有大量男性劳动力进城务工。留守在家的妇女在守田养家扶老携幼的同时，却沉迷于娱乐性赌博，并呈现出娱乐性赌博普遍化、赌博时间持续化、赌博场所流动化和娱乐性赌博价值负向化等特征。

（一）娱乐性赌博普遍化 丈夫在外务工的收入通常定期通过微信、支付宝、银行转账等形式交给留守在家的妻子，以维持家庭人情往来、日常生活、子女教育等开支。但是笔者在F 村调查发现，丈夫的务工收入却被留守妇女作为赌资参与娱乐性赌博。她们经常邀请牌友来家中进行娱乐性赌博，或者主动去邻居朋友家、棋牌室参与娱乐性赌博，与此同时，F村留守妇女日常聊天中的话题，甚至连见面时的问候也与娱乐性赌博有关。这些留守妇女当中有年长的也有年轻的。这反映出娱乐性赌博在F村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二）娱乐性赌博持续化 留守妇女参与娱乐性赌博的程度可以通过赌博时间、赌博次数反映出来。首先，赌博时间常态化。在F 村，大多农户家的水稻已由双季稻改为单季稻，且随着农药、化肥质量的提高以及农具的改善，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原本农忙时节早出晚归的留守妇女，有了更多的休闲时间参与娱乐性赌博。其次，赌博时间持续化。F村留守妇女参与娱乐性赌博的时间近乎一整天，清早将家务、农活打理完毕，便开始电话或微信联络亲朋邻里进行娱乐性赌博，更有甚者，部分留守妇女把家务与农活、子女接送上学与教育一股脑全部撂给公婆，乐此不彼地投入到娱乐性赌博，不论农闲农忙，几乎每天必聚，甚至通宵达旦。

（三）娱乐性赌博场所流动化 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场所流动化，主要体现在参赌空间上的变化。首先，参赌场所从家庭内部拓展到街坊邻里。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每个村落无论是在文化、习俗、观念上都有很强的“同质性”，即“一方水土养一方人”。[5]以往，F村留守妇女的娱乐性赌博活动仅仅限于家庭内部，或者仅在婚丧嫁娶、乔迁升学等重要活动中进行，但是随着“赌博圈”的逐步扩大，街坊邻里的留守妇女纷纷加入其中，因此参赌场所也随之发生空间位移。其次，参赌场所从熟悉场所向陌生场所转变，娱乐性赌博性质也开始转化为一种盈利手段，表现在F村部分留守妇女不再满足村庄内部“低赌资”的熟人娱乐性赌博形式，她们会选择去集镇或县城的棋牌室，热衷于参加陌生人之间的“高赌资”非法赌博活动。赌博其实没有最终赢家，赌徒大都“十有九输”，赌博不仅浪费了丈夫在外打工辛苦赚的钱，有的留守妇女甚至因此背上沉重的赌债。

（四）娱乐性赌博价值负向化 如果把农村偶一为之的小彩头赌博界定为零星的群众性娱乐活动，那么它对农村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冲击并不大。但是随着娱乐性赌博普遍化、赌博时间持续化和赌博地点流动化，一种具有社会负向价值观的赌博文化，就构成了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的反向文化嬗变。这股反价值的文化嬗变似乎正以一种强劲的势头冲击着婚姻伦理和性道德，对维系社会常态结构与文化有序发展的价值体系和道德规范也形成了不容忽视的威胁。[6]这种反价值的文化嬗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娱乐性赌博引发婚外情等不正当关系。根据笔者在F村的调查发现，留守妇女通过娱乐性赌博结识其他男性，久而久之往往会出现“一夜情”、“婚外恋”等社会越轨行为。[7]第二，农村留守妇女参与赌博引发家庭暴力甚或离婚率攀升等现象。丈夫在外务工谋求生计，留守在家的妻子却沉迷娱乐性赌博，对家中的老人赡养与子女抚育投入时间较少，甚至不闻不问，从而引起家庭矛盾，诱发家庭暴力的持续蔓延、夫妻感情的破裂和婚姻关系的解体。

三、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问题成因

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现象的背后有一定的生成机制，其中包含了社会环境的外部机制和个体自身的内在机制。从外部机制来看，主要是生产方式变革与生活质量的提高、乡村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的式微以及乡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的不足。而内部机制主要是错误价值观的诱导、身体空间化的情感流变以及单个原子化身份的再确认。这两部分机制共同催生着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现象的产生。

（一）外部机制：社会环境层面

1.生产方式的变革与生活质量的提高。 对于留守妇女来说，农业生产方式的巨大变革，为其参与娱乐性赌博创造了时间条件。首先，机械化（收割机、插秧机、辗米机等）农业的大规模推广与使用，帮助她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快速完成农业生产，甚至让她们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前往田间地头参与劳作。笔者在F村的调查了解到，大部分留守妇女在春耕、夏锄、秋收农活中所耗费的时间仅占全年的四分之一，剩余时间里大部分都闲赋在家，除了照顾老人和孩子便无事可做。其次，家用电器的普及也带来生活质量的提高，洗衣机、电饭煲、微波炉等家电的广泛使用减少了留守妇女家务劳动时间，客观上为她们参与娱乐性赌博提供了方便。再次，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也为呼朋唤友创造了有利条件。智能手机的普及为组织牌局、串联牌友带来了便利，摩托车、电瓶车甚至家用小汽车的普及，为及时赶赴赌博场所提供了快捷的交通工具。

2.乡村公共文化娱乐活动的式微。 农村物质生活条件得到提升的同时，精神文明建设却呈现滞后状态。首先，农村的文化娱乐活动形式比较单一，送戏下乡、电影下乡、民俗节日（庙会、唱戏）等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在F 村有时一年举办一次，有时两到三年才举办一次，甚至有些村落的群众性文化娱乐活动几乎成为空白。其次，农村的文化娱乐设施供需不足，F 村仅有一间公共图书室，大部分均为报刊资料，远远不能满足农民的阅读需求，村庄内的公共文化广场也经常被当停车场、晾晒场使用，一些健身器材年久失修无人问津。由于近年来撤村并组力度加大，行政村的规模进一步扩大，农村的文化娱乐健身设施大都集中在中心村，导致偏远地区的村庄妇女不便享受公共文化体育服务。这给留守妇女参与娱乐性赌博提供了“可乘之机”。

3.乡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的不足。 赌博作为一种社会不良现象，影响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给家庭和睦带来潜在威胁，但是为何这种现象又层出不穷呢？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针对各式各样社会问题（赌博、卖淫、贩毒等），我国通过公社、大队、小队以及妇联、民兵、共青团等团体组织，有效地将每一位农民编制在固定的社会结构之中。[8]广大农民都生活在集体劳动之中，赌博等娱乐活动被明令禁止，这种严格的社会管理体制，有效地抑制了赌博之风的蔓延。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农村就业方式逐渐多样化，农村基层组织生产分配功能逐渐衰微，其对农民的组织约束力大为减弱，使得社会防卫功能开始下降。根据笔者在F村的调查，赌博现象的治理主要靠乡镇派出所，但是派出所在编警察仅占全镇人口的百分之一，也就意味着一名警察要负责村里近百人的治安、户籍等事务，警力明显匮乏，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力不足，因此对于辖区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问题存在着防不胜防等问题。

（二）内部机制：个体自身层面

1.错误价值观的诱导。正面、向上的价值观对形塑一个人的行为有着良好影响，而负面、消极的价值观会给一个人的行为带来不利影响。留守妇女参与娱乐性赌博正是受到错误价值观的诱导，从而对个体自身和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这种错误价值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致富观念的变化，参与娱乐性赌博的留守妇女不再将“勤劳致富”作为生活信条，而是寄希望于娱乐性赌博能够带来“一夜暴富”。其次是消费观念的变化，目前农村大部分家庭都能够满足“两不愁，三保障”的最低标准，而一旦遇到征地拆迁的巨额补偿，大部分农村留守妇女缺乏科学的理财意识和能力，开始追求享受和娱乐刺激，而娱乐性赌博带来的“输赢不定”的心理刺激恰好迎合了留守妇女的精神娱乐需求。

2.身体空间化的情感流变。 从空间社会学的角度看，我国乡村社会正处在“封闭的空间——流动的空间——开放的空间”的转型过程中，农村留守妇女身体实践的可能性和条件也发生了变化，女性情感体验从对传统道德的绝对相信转向对实用主义的依赖。[9]丈夫长期外出，让留守妇女的内心深处产生一种孤独感，长期的“无性生活”让她们感到空虚寂寞，而缺少社会网络的支持让她们陷入生活的困顿之中，她们渴望得到帮助和认可，参与赌博可以在开放的场域内进行社会交往，为建构非正式社会支持网络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并且在牌桌上建立的人际关系也可以延续到餐桌上。根据笔者在F村的调查，大部分留守妇女在娱乐性赌博后都会要求“赢家”请客吃饭，有时还会喝酒聊天，倾诉自我。因此，这样一个情感体验流变的过程，不仅是身体在社会空间中的实践，更是凸显出农村家庭中男性主导权力的逐渐式微，家庭关系也朝“稳定——半稳定——不稳定”的方向变化。

3.单个原子化身份的再确认。 留守妇女承担着农业生产、日常生活、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多重重任，而“阡陌独舞”、“杀子自杀”、“与狗相爱”等社会乱象清晰地呈现出留守妇女单个原子化身份的艰辛与悲凉。[10]夫妻关系是家庭关系的核心，但丈夫长期外出务工，有时甚至过年都无法回家团聚，这让长期缺少丈夫关爱和帮助的留守妇女对自己的家庭身份产生怀疑，并将自己的身份置于家庭之外。美国赌博病理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发现，赌博是一种病态反映性疾病，赌徒长期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大脑皮层高度兴奋，输者精神沮丧，赢者精神亢奋，因此长期赌博易对自己的角色身份产生怀疑，严重者会患上精神疾病。因此，沉迷于娱乐性赌博的留守妇女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朝丈夫及家人发脾气，甚至常常以“离婚”为借口要求丈夫提供赌资。

三、解决方案：建构多层面的社会支持网络

关于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在研究人口健康时发现，缺乏社会支持或社会融合度低的个体容易出现身心健康问题，且容易发生社会越轨行为。[11]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医学界精神病学的临床研究中，积极搭建患者社会支持网络被证明具有一定的价值。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以助人自助为理念的社会工作在欧美等国逐步确立，社会支持理论开始正式纳入社会工作实务领域之中。在国内有关社会支持理论的研究中，边燕杰倡导“社会关系”研究，并将社会关系分为正式关系与非正式关系，不同类型的关系网络的紧密程度，会直接影响个人社会支持网络合理化构建。[12]李强在社会转型导致社会问题多样化的探讨中，认为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并为其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社会支持网络，是现代社会和谐发展的核心要义。[13]叶敬忠在对农村留守人群的大量研究中发现，通过社会工作者链接工具性支持与表达性社会支持资源，能够最大限度提高留守群体正向社会功能。[14]

当前，乡村社会快速变革，而与之对应的社会支持网络缺乏，使得留守妇女广泛参与娱乐性赌博问题凸显，这不仅对留守妇女个体发展、家庭和谐产生消极影响，更成为新时代乡村建设发展的现实拷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包含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15]这为新时期乡村治理提供一条可行路径。此外，随着农村社会工作的发展，农村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参与乡村治理中发挥专业优势，为留守妇女提供全方位多层面的社会支持，最终激发留守妇女从内生动力上实现对美好乡村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有效抵制娱乐性赌博行为。基于此，本文从社会支持理论的角度提出构建农村留守妇女支持网络的新路径。

（一）情感支持：疏导焦虑感与增强安全感 农村留守妇女为家庭的幸福和农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付出了牺牲，繁重的农业生产、两地分居的婚姻生活、子女抚育中的一系列问题重重地压在她们瘦弱的肩膀上。因此，留守妇女常常陷入焦虑和无助之中，经常处于弱势地位。弗洛伊德（Freud）的焦虑理论指出，当人格结构中自我防卫机制无法调节本我和超我之间的矛盾时，焦虑随即产生。娱乐性赌博看似社会不良现象，实则是留守妇女空虚、压抑和焦虑的现实反映，为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可以对留守妇女进行心理调适，疏导焦虑感。此外，由于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家庭中只剩下老人、妇女和儿童，甚至只有妇女和儿童，这样的人口结构使得家庭的安全防范能力大大减弱，无形中增加了留守家庭的安全风险。中国留守妇女安全感分析调查报告指出，留守妇女在生活中感到害怕的比例为36.2%，而非留守妇女感到害怕的比例为18.5%。[16](P146)这反映出留守妇女在日常生活中的安全感远远低于非留守妇女。

情感支持是建构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前提，农村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动员亲属网络给留守妇女提供非正式的社会支持，以缓解她们孤立无援的心理压力；同时政府还可以在农村设立社会工作专职岗位，引进专业的社会工作人才为其提供正式的社会支持，利用社会工作中的个案、小组、社区等专业方法对留守妇女的心理进行有效调适，疏导焦虑感。此外，对于安全感的增强，政府可以在村委会建立农村妇女权益维护平台，充分发挥妇联等团体组织的作用，鼓励留守妇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同时还可以在农村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建立村民理事会、治安义务巡逻队等自治组织，发挥农村居民群防群治作用，完善农村社区治安联防机制，不断加强农村社区网格化管理，提升农村社区安全治理能力，从而最终增强农村留守妇女安全感。

（二）文化支持：创造文化关心与提升法律意识

农村留守妇女参与娱乐性赌博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素养不高，精神追求低俗化。根据中国妇女教育调查显示，目前留守妇女的受教育程度大部分都是初中及以下。很多留守妇女把自己的角色定位局限于家庭，除了做家务，就是打牌消遣。她们在子女抚育中对孩子缺乏有效管教，“重则打，轻则骂”俨然成为处理孩子错误的基本方式，少数留守妇女在玩麻将时，让孩子在旁边写作业，殊不知这样做会让孩子从小就被不良风气所沾染。特别是文化教育程度较低的留守妇女法律意识淡薄，错误地认为娱乐性赌博是你情我愿，是一场愿赌服输的娱乐游戏，不会触犯法律。

基于此，农村社会工作者可以为留守妇女创造文化关心。“文化关心”是美国学者诺拉·埃伦·格罗斯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提出的概念。[17]是指在文化教育层面为弱势群体提供各类关怀服务。对于留守妇女来说，她们在身体、精神、心理上遇到的困境远远超过非留守妇女，较低的文化水平更是给她们带来很多难以识别的“隐形”困难。创造文化关心对于提升留守妇女社会适应能力至关重要。政府可以通过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服务的形式，让社会组织开设妇女学校、亲子课堂、专家讲座等教育方式，不断提高留守妇女的文化素质，增强面对困难的决心和勇气。与此同时，文化支持还需要提升留守妇女的法律意识，政府及其主管部门要经常通过“送法下乡”“普法入户”“法律讲堂”“以案说法”等形式，开展赌博危害的法律宣传，让“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观念深入到留守妇女的内心。

（三）就业支持：转变就业观念与积累 就业资本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大规模运作，大多数留守妇女农忙时干农活，农闲时就处于无业状态，这给她们参与娱乐性赌博提供了时间条件。基于此，农村社会工作者首先可以帮助留守妇女转变就业观念，树立勤劳致富的就业理念，引导其参与就业技能培训，增加留守妇女的就业资本。现阶段我国正在大力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和推进乡村精准脱贫，这与农村社会工作者的专业领域有着契合之处，通过鼓励留守妇女创业创新，因地制宜大力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和乡村旅游，不断拓展增产增收渠道。

其次，政府应当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民办企业及个体工商业，就近转移多余劳动力。这是解决当前农村男性外出务工，妇女守田养家、负担过重等问题的最佳途径，“早出晚归”式的务工方式能够使“养老育小”互不耽误。概而言之，通过就业支持不仅摆脱农闲无事可干的窘境，实现经济收入增加，还能使留守妇女养成“双手养家”的正确致富观，摒弃娱乐性赌博“一夜暴富”的错误致富观。

（四）社会交往支持：实现身份认同与组织化发展 社会交往支持是实现留守妇女身份认同和组织化发展的根本。出于对自尊的本能维护，现实生活中留守妇女对于“留守”身份标签具有抵触和排斥心理，她们认为这种标签凸显了其弱者的身份，而身份认同感低的后果，是留守妇女难以结社或者实现组织化发展。为此，政府首先要充分发挥基层妇联的作用。妇联组织作为农村基层组织之一，能够为留守妇女提供政策宣传、信息传达、权益维护等方面的服务和帮助。具体而言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保障留守妇女的合法权益，主动帮助解决留守妇女在就业、婚恋、生育中遇到的各类问题；二是为留守妇女创业贷款方面提供服务，为其推荐适合的创业发展项目；三是提高基层妇联干部职业化和专业化水平，使其具备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提高基层妇联工作的效率。

其次，大力推进留守妇女自助组织的发展。在农村留守妇女的非正式支持网络中，妇女自助组织发挥着重要作用。从优势视角来看，自治组织最终的目标是协助弱势群体建立起一个适合其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使他们有能力通过这个网络实现自助。在农村留守妇女的非正式支持中，亲缘关系、地缘关系、业缘关系、趣缘关系是其支持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非正式的支持关系具有松散性的特点，支持效果并不稳固，留守妇女自发性的合作互助主要局限于熟人之间的互助合作。为此，广大农村社会工作者可以借助社区平台，与基层妇联组织以及基层自治组织共同推动留守妇女互助组织的建立，如建立生产互助小组、娱乐互助小组、体育健身互助小组、心理慰藉互助小组等，既能挖掘留守妇女自身的潜能，又能提升留守妇女的自我发展能力，从而更好地建构多层面社会支持网络以解决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问题。

结语

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现象是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产物，参与娱乐性赌博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乡村文明建设和健康生活方式的阻碍。通过对A市F村的实地调查，揭示当前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的现状特征，并从外部机制和内部机制分析其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最后，基于社会支持网络视角，要从留守妇女自身出发构建全方位的社会支持网络体系，增强其社会功能，为有效遏制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性赌博之风提供相应的对策。

注释：

①按照学术惯例，地名、人名都使用化名处理。

②人口信息由F村镇政府官方网站收集所得。网址：http//:www.yuexi.gov.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