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批评与世界文学——2018 年的一次讲演

［法］贝尔唐·韦斯特法尔

(利摩日大学 人文学院，法国)

此刻我身在中国，与母语环境远隔万里，从地理批评的角度看，在陌生的地理空间思考关于世界文学的问题，这番情境已暗喻着世界文学的内涵。展开世界文学的宏大图景，须先从一个较小的空间切入问题。

巴黎的中心地带有一座名为圣叙尔比斯的小广场，这里教堂、喷泉、楼宇错落有致，却鲜有游客往来。广场上有家颇具巴黎风情的咖啡馆，1974 年，著名作家乔治·佩雷克(Georges Pérec)曾在此留下足迹。这位46 岁英年早逝的作家在20 世纪下半页的法国文坛极负盛名。佩雷克来到这家咖啡馆时抱有明确的目的，即“在无事发生的时候记录所发生的一切事”。当时的他选择了一个固定的位置坐下来，开始描述路过的人、经过的车，甚至详细写下停靠的公交车:70 路、86 路、84 路、63 路……这些琐碎的记录形成了一部作品，名为《穷尽巴黎某地信息的尝试》。①Georges Pérec，Tentɑtive d'épuisement d'un lieu pɑrisien (Paris:Christian Bourgois，1975).这本书也许趣味索然，但佩雷克的真正目的并非在于描绘这座广场，而是意在表达一个更高的思想:无论多么细致入微的描述也无法重现这个平淡无奇的小广场之一隅，相比起真实的空间，文字里的广场实在相去甚远。面对世界之广博，若想穷尽其信息、描写其全貌更是难之又难。

2007 年我在撰写《地理批评》②Bertrand Westphal，Lɑ G éocritique. Réel，fiction，espɑce (Paris:Éditions de Minuit，2007).时提到过佩雷克的这部作品，且一次偶然经历让我意识到圣叙尔比斯广场的故事仍在不断续写:我曾在图书馆里翻阅此书，书中某处写到一个放学回家的孩童，肩上挎着书包从广场穿行而过。就在这段文字的旁边，有人用铅笔写道:“天啊，这写的是我!”有位读者竟从文字中认出了年幼时的自己——1974 年10 月，当佩雷克坐在咖啡馆观察的时候，此人曾挎着书包经过小广场。这位神秘读者究竟是不是书中的孩童并不重要，但他的出现则引人发问:当佩雷克忙于穷尽此地信息时，文中的孩童在此地看到的又是什么?他与作者的所见所闻有何异同?也许两人对这片特定空间所持有的是根本不同的视角。这片空间的相对性随着第二人视角的出现而产生。

就在我开启中国之行前不久，一次阅读又让这个故事有所延伸，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广场仿佛有无限续集的可能:西班牙当代著名作家恩里克·比拉-马塔斯(Enrique Vila-Matas)也给这座广场贡献了一言半语，在《最慢的旅行者》中有一段，马塔斯坐在佩雷克曾坐的位置，冥想着关于记录无趣之事的艺术，不久后马塔斯版本的圣叙尔比斯广场也出现了:

63 路车开过去，我于是精准地记录下来，对这里发生的其他一切事情我都是如此做出记录。接着一辆96 路驶来，前往蒙巴纳斯。灰色的天空，干燥而寒冷。一个优雅的女人走着，手里捧着大把鲜花。96 路就是佩雷克说他乘坐的汽车，也是能把我送回利特雷酒店的车。一缕阳光。风。一辆绿色的雪铁龙。远处有鸽子在飞。空无一物的时刻。本来没有车。后来开过去五辆。然后又开过去一辆。①Enrique Vila-Matas，El viɑjeromás lento. El ɑrte de no terminɑr nɑdɑ(Barcelona:SeixBarral，BibliotecaBreve，2011，1992)217.

比拉-马塔斯与佩雷克坐在同一家咖啡馆的同一个位置，只是在时间上相隔多年。他看到的是相同的公交车，观察的仍是那里来来往往的人群。也许其中有些人已在佩雷克的作品里出现过，只是年龄又大了些。也许当年挎着书包的孩童长大后仍然从广场路过，又被比拉-马塔斯描写了一遍也未可知。比拉-马塔斯与佩雷克所见的是同一个世界吗?并不能这么说——他们笔下的世界至多有相似之处，却算不上相同。

关于这座巴黎的小广场，有两位作家描写它，一个孩童从旁路过，还有我作为叙事者讲它的故事，四个人组成了一个微型世界。即便这个世界微小至此，也难以用统一的视角进行描述，于是问题出现:一座广场尚且如此，世界之大，又怎能用单一的视角来看待?面对世界文学，又怎能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而不质疑其合理性?

这就是地理批评研究需要阐释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在此讨论的主题。

一、地理批评与去中心化

我们如何在进入宏观世界视角的同时避免陷入种族中心主义?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是止步于文学与文化的范畴，还是应该进一步延伸到经济、环境等更多领域?在文学与文化研究的过程中，所持有的视角越宏观，就越需要不断地提出此类问题，以厘清我们与研究领域的关系，并谦和地看待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之间的关系。

以上几个问题可以视为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审视与检测。在开展任何形式的文化定位讨论之前进行一次这样的自测，有助于给来自不同文化环境的评价者提供一个较为平衡的思想基础。屏蔽或阻挠这种自测意识的行为须引起高度警惕，因为在世界性的宏观视角下，这很可能是披着全球主义外衣而推行普遍主义的行为，与殖民时期的传统思想非常接近。全球主义与普遍主义绝非同义词。

世界文学无法也不应被穿上整齐划一的制服。对此，维持一种全球范围的异质性有助于消除普遍主义对世界文学的破坏。这种异质性存在的同时也伴随着长期的文化融合，正如马提尼克岛的著名作家爱德华·格里桑(Edouard Glissant)所说的“克里奥尔化”一样，②Edouard Glissant，Trɑité du Tout-Monde - Poétique IV (Paris:Gallimard，1997).许多奇特罕有的文化身份都是不同文化互相融合、互相影响的结果。

地理批评的理论将文化的多样性阐释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多重聚焦，它意味着交叉的视角和去中心化。我称其为越界性，即持续跨越边界的特性——跨越边界在此指从一种心态跨入另一种心态，从一种精神跨入另一种精神，始终保持动态，与停滞、静止相反。正如我在《地理批评》一书中所写的:“越界性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在这个充满侵入、岔离、增殖、扩散和异质性的大环境中，只有动态才是唯一持久的。”①Bertrand Westphal，G eocriticism. Reɑl ɑnd Fictionɑl Spɑces，transl. Robert T. Tally Jr.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46.

当然，关于文化与文学的动态视角并非我独创。在本世纪初，我曾将此观点放在后现代的场景中反复讨论，而随后人们对当代性的认识似乎出现了转变，至少在所谓的西方，人们已经远离或正在远离后现代。也许正如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进入或正在进入后人类阶段。她对此另有补充:“在各种参数的变化中，我想要时刻留心位置政治的重要性，并继续调查那个最初提出这些疑问的‘我们’究竟是谁。”②RosiBraidotti，The Posthumɑn (London:Polity Press，2013)83.

文学与文化的研究总是涉及许多变化的参数，这些参数中有一些显而易见，比如地区的差异、潮流的驱动，等等;而另有一些参数也断不能忽略，比如人本身——即便如今我们可能已经跨入后人类，但仍有一些人类的因素保留下来，不应遭到遗忘。我是谁?你是谁?我们又是谁?这些都是核心问题。文化层面的世界纷繁错杂，如此庞然大物呈现在眼前，我们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解读?

布拉伊多蒂提到了“陌生化”，甚至“去身份化”，以“鼓励主体系统地寻求一种激进或相对的不归属感作为其主要出发点”。③Rosi Braidotti，Lɑ philosophie… là où on ne l'ɑttend pɑs (Paris:Larousse，coll.《Philosopher》，2009)129.在审视世界文化时，我们需要退开一步，与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惯常反应保持一定的距离。2004 年，保罗·吉尔罗伊(Paul Gilroy)在《后殖民的忧郁症》一书里写道:“自我认识的机会固然有其价值，然而在如此动荡的政治气候下，它必须退居次要位置，从而让人们得以有原则、有条理地培养一种适度疏远自身文化与历史的意识。”④Paul Gilroy，Postcoloniɑl Melɑncholiɑ(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67.虽然目前看来，这种宽容的文化态度只能为一小部分人所接受，但它在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会显得更加迫切需要和不可或缺。作为一个“我”，我应该时而将自己看作“你”，或至少做到与我自己保持一定的距离，以便迎来一个新形成的“我们”。这里所指的“我们”不是传统人文主义层面的“我们”，也不是虚有其表的普遍意义上的“我们”，而是一个全新的、去中心化的“我们”。这个“我们”既站在世界的边缘位置，又处于文化的交叉路口，也就是说文化之间的相遇点不在某一个世界的中心，而是位于我们各自世界的边缘。正是这个思想推动着地理批评不断前进，也使我个人时刻保持着好奇心，去崇拜和追随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诙谐笔墨之下唯一的真神——惊奇(Astonishment)⑤Kurt Vonnegut，A Mɑn W ithout ɑ Country (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5).，这个词催动着我们的智慧，并激发着我们的热情。

根据上文中提到的越界性可知，地理批评能够为学者们提供工具，帮助他们从某些虚构的表征中观察和归纳去领域化的迹象与进程。地理批评鼓励采用多重聚焦的视角，尽可能地以多方视角的交叠、互动来矫正文化视差。

地理批评的越界性使任何空间都能被看作一个成分混杂的、流动的整体。研究后现代空间需要承认其具有德勒兹和菲利克斯·瓜塔里(Félix Guattari)所说的解域化的特性。无论是涉及小范围的领域，还是地理术语中更大意义上的领域，我们都可将其理解为一个“互相牵拉的共同体”，它需要自我消解以实现领域重建。地理批评的指涉性意味着真实与虚构之间不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对空间所指物的检验不再是地理学的特权，人文社会科学同样可以参与其中。在这样的框架内不言而喻，空间的各种形式的艺术表征都倾向于重新定位所谓真实空间的表征，因而跨学科的研究维度显露出其必要性。作为文学学者，我们也需要同地理学家、城市学家以及地图绘制学家等展开合作。

此外，地理批评可适用于对世界文学的解读，因为它提倡去中心化视角，在我看来，这种视角正是目前世界文学研究中相对缺失的。世界文学应该面向全世界开放，然而仅仅如此还不够:什么是世界文学的开端?世界文学的世界又是什么?如果世界文学是形成一个更高意义的“我们”的关键，那么以上提出的就是核心问题。

二、子午线的牢笼

人们是否能够将自己的视角去中心化，接受(或至少暂时接受)对原有身份的去身份化?2016 年，我完成了《子午线的牢笼》一书。这本书从地理批评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出发，着重探讨了关于全球化以及如何应对全球化等问题。我在书中浓墨重彩地提及了当代艺术，尤其是与地图绘制学相关的艺术——我们可以称其为艺术地图。这些地图并不是严格按照地形地貌或者行政区域来反映这个世界的样貌，而是颇具创意地表达了许多对空间、对世界的想象。它们提供了一个巧妙而难得的机会，使我们得以短暂地站在自己的文化身份之外俯瞰世界。地图是文学世界的绝佳隐喻，艺术地图中更是存在着耐人寻味的规律。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图之于当代艺术，正如静物之于巴洛克时期的欧洲绘画一样，同在不可或缺的焦点位置。艺术地图作为一种视觉的、造型的艺术，可以理解为对“世界造型”的超凡隐喻。它们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文化路径，以此来拓宽文学研究的视野，从而引入新的研究方法。

《子午线的牢笼》法语原文为Lɑ Cɑge des méridiens，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翻译的题目，因为即便译出了字面的意思，也似乎难以读出原题目背后隐含的画面感。试想一个球形的笼子里关着一只松鼠，它在里面一刻不停地跑动，却只能在原地反反复复地打转，永远重复着无意义的循环。在笼外的观察者看到这样的场景会怎样想?大概是希望把这只松鼠从囚笼中解放出来，越快越好。这个题目是从布莱斯·桑德拉尔(Blaise Cendrars)笔下借来的，这位瑞士诗人同时也是个旅行者。一战前夕，他乘坐着开往纽约的蒸汽船横渡大西洋时，忽然觉得自己仿佛一只关在笼中的松鼠。不久后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我在子午线的牢笼中打转，犹如一只笼中的松鼠。①Blaise Cendrars，Le Pɑnɑmɑ ou les ɑventures de mes sept oncles［1918］，in Du Monde entier. Poésies complètes 1912 -1924［1947，1967］(Paris:Gallimard，coll.“Poésie”，1993)52.

显然，诗中的松鼠并不仅仅是一只松鼠，诗人也并不仅仅是一个在无尽的跨洋旅途中百无聊赖的年轻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只松鼠影射着我们所有人——面对一套充斥着无数人为概念的地理，我们何尝不是在错综复杂的点、线、面中无限地徘徊?

曾有一度，人们生活在山间河畔，自然场景是唯一能够划分区域的参照物，阿兹特克与玛雅地图就是这样反映世界的。然而在欧洲，地理学拥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思路，它总是伴随着几何学与地缘政治的影响。人们对各式各样理论性地标充满了兴趣，许多勇敢的探险者甚至在寻找南极、北极的路上丧命于漫天飞雪之中。瑞典导演扬·古斯塔夫·特洛尔的电影《鹰之行》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三个瑞典人于1897 年乘坐着鹰号氢气球飞往北极探险，他们原以为能够在空中飞行良久，可是在寒冷的气候下气球表面迅速结冰，导致三人迫降在无人区的冰面上。他们试图穿过浮冰向东寻找“文明”，然而经过一段艰辛的旅程后，三人绝望地发现即便他们日夜兼程地向东走，最终都被漂浮的冰面送回西边，送往死亡的方向。最后他们屈于极地的苦寒，在荒芜之境丧生，直到多年后有人发现了他们留下的日记才知道这段冒险之旅。这是一部基于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立雇身文字人立[朵]……/钞用,今为身闲，别无[营]……/人阿兀丁家内作杂用……/每月工钱中统钞……/不令拖欠。如有雇身……/独身，乃连死伤，一……/当罪。并不干雇主之事……/本人一面承当。一写……/悔者罚钞一面无词……/用。/至正十一年九月初……/同雇身……/知见人……/知见人……

理论性地标并不仅有南极、北极这样的地方，还包括一些在我们生活周边随处可见、伸手可及的所谓“地理原点”。去年元旦我在马德里跨年，在太阳门一角的地面上，我看到了镶嵌着的“零公里”标记。不得不承认，新年的第一天站在“零公里”的位置有一种特殊的幽默感，仿佛身处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原点，位于存在与否的临界一般。这个小小轶事听起来更像一个无伤大雅的笑谈而不是一次地理上的经历——或许地理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笑谈?

世界的中心在哪里?你我的中心又在哪里?说到底，中心究竟是什么?

三、世界文学的去中心化

我们所居住的子午线的牢笼，这个由点和线组成的几何形态的空间，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与文学的巨大容器。文学应该如何进入宏观的世界视角?这是与人文学者息息相关的问题。

在全球化的开阔语境下，地理批评处于多国文学理论的交叉路口。作为地理批评的倡导者，我个人对多文化环境抱有完全开放的态度，它对我的研究有着绝对的必要性。在结构主义盛行的时期，我曾在法国接受教育，80 年代初我的校园时光主要在斯特拉斯堡大学度过。后来，我在米兰生活了十二年，其间受到了许多意大利文学理论的启发，诸如克劳迪奥·马格里斯(Claudio Magris)、翁贝托·埃可(Umberto Eco)、吉亚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马西莫·卡奇亚(Massimo Cacciari)等人的理论与思想。随后，我又将英美文学理论加入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尤其是美国文学理论。2005 年我在德州理工大学担任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这段经历对我而言非常宝贵——我不仅认识了美国，而且给自己的行迹地图上划下了浓重一笔。最重要的是，我终于体会到了与自己确定而熟悉的文化相隔万里是怎样的感觉。正是在德克萨斯州与亚利桑那州之间的大片空旷之地上，我完成了《地理批评》的大部分内容。近几年来，我持续关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研究，这些研究陆续补全着后殖民主义研究的内容。

在这许多次与外国文化的相遇和碰撞中，最令我震撼的要数几年前与中国文学相关的一次经历。那时我在哈佛广场散步，谁知Coop 书店里竟有一场惊喜在等着我——书架上的一本书引起了我的注意。从题目上看来，我从未接触过类似的内容，它名叫《中国小说理论:一套非西方的叙事体系》①Ming Dong Gu，Chinese Theories of Fiction. A Non-W estern Nɑrrɑtive System (Albany NY:SUNY University Press，2006).，作者顾明栋是一位美籍华裔教授。“非西方”这个词让我喜悦的同时也激起了一丝奇异的感受:为什么我到了年过半百之时才意识到，自己以前所接触的文学理论并非唯一存在的，而仅仅是众多文学理论体系中属于西方的一脉?在此之前我从未想过还有其他的选项，比如中国文学理论，以及许许多多非西方的文学理论。无论如何，这相遇的一刻总算到来，我学到了关于中国小说的知识，并接触到了多种引人入胜的文体。

世界文学单就道理来说很简单:要研究世界文学，首先要掌握不同文化区域各自生成的文学理论，其次要主张研究者切换自身的位置，以一种移动的、相对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文学。地理批评的理论正是为此而来:从实践层面，它适用于宏观的研究视角;从理论层面，它能够激活一种跨文化、跨国家的流动空间。目前的相关研究已经凸显出地理批评的国际化特点，证明它适用于不同的文化环境。

地理批评所面对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如何推进文化的去中心化进程和建立一套边缘视角的理论体系。《子午线的牢笼》一书穿插讨论了这个问题，正如我先前试图阐释的，研究世界文学需要采取一种真正的全球视角和方法，而不是以个别文化为中心的视角。事实上，这已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个空泛的理论层面上。有时候，世界文学受某种特定给出的视角所限，甚至将这种特定视角作为研究的目标，从而忽略了文化以自我为中心的特性。所以我们需要提出问题:如何避免陷入种族中心主义?如何摆脱种族中心主义的另一个特征，即在描述世界及其文化的无限性时，只热衷于引用来自我们熟悉文化区域的作者?在理论层面，我们是否能够打破这种不良习惯，敞开胸怀去探索那些超越我们熟悉区域的文化?所谓浸润我们自身的文化群体从某种程度来看其实是一种“想象的群体”，它常常是种族中心主义的反映。

当然，世界文学并不总能免于陷入种族中心主义，不仅我本人做不到，客观上说也几乎无人能够完全做到这一点。不久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比较文学教授阿米尔·穆夫蒂(Aamir Mufti)在《忘记英语!东方主义与世界文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想法:如今的世界文学的构思方式是否和十九世纪东方文学经典(比如在印度)的构建思路存在联系?②Aamir Mufti，Forget English!Orientɑlisms ɑnd W orld Literɑtures (Cambridge，MA，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这个想法既充满迷思又令人惊讶——当时构建东方文学经典与如今构建世界文学体系都需要面对相似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看待它们所涵盖范围内的几个明显的中心。在全球化火速推进的背景下，人们的思考的确应该去中心化而达到真正的国际化，而不是仅仅依赖于几个诸如美国、西欧等众所周知的中心。

很久以前，歌德就针对一些相关术语提出了问题。他最早用德语提出了“Weltliteratur”的概念，直译为“世界文学”。毋庸置疑，如今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文学应当比歌德时期所看到的更为广泛和开阔。歌德这位德国浪漫主义者首开先河地为中国文学、印度文学、波斯文学等留出了一片空间，可谓欧洲相关领域的先驱之一。也许向前迈进一步，主动接受去中心化从而走向一种多层化的世界文学将会开启一片新天地。在这里，原本所谓的“西方中心”将不再是唯一的视角。

四、走向全球的世界文学

上升到国际层面，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地理批评在比较文学领域和交叉学科研究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我们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要明晰通过这样的交叉研究能够获得怎样的新知识;再是要了解在开放化和去中心化的背景下，地理批评能够开拓怎样的新视野。在此前提下，研究和阐释地理批评理论与种族中心主义的关系就是一个关键。

与此同时，在来自全世界的文学理论之间搭建桥梁也有其必要性。文学作品在国际间常有比较，而文学理论却不常有，甚至极少有，因此目前所面临的挑战是将不同文化区域所产生的文学理论放在一个整体的球面内进行研究。这项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颇具野心的，因为它要求研究者大量地阅读和掌握多国文学理论，不仅限于西方国家，而是超越其范围，深入到非西方国家的理论中去，这与国际景观批评的思路非常契合。如今后殖民研究也对世界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保持着密切关注。若能将地理批评的多视角、多聚焦思想渗透到文学理论中去，那么便有望在适当的理论基础上建立一个没有明显中心性的世界文学。

在全球化时代，当一切都处于无休止的运动与变化中时，似乎很难将民族与文学这两个概念严格对等起来。在欧洲，这一对概念直到近现代才开始建立密切联系，而19 世纪以前，它们极少被并列提出。进入19 世纪后，许多欧洲民族开始梳理属于自己的历史、文学以及文学史，当时的信条是:一个民族必须拥有一门属于自己的语言，并且拥有一脉以此种语言书写的文学。对当时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大多数作家都是本土的，因此这个标准不难达到;而在如今这样一个充满流散的世界与时代，强行套用这一思想只能走向无解。文学领域的许多要素正在重组，退缩可能导致与时代脱节的危险。我们身处流动的时间板块上，文学史以及文学研究方法都在发生着剧变——我并不是唯一有此感受的人，许多学者都在应对这样激烈的演变。在此引用丽贝卡·L·沃尔克维茨(Rebecca L.Walkowitz)2015 年的著作《生而被译》，这本书充分反映了这种复杂局面。作者意识到关于世界文学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视角:

当世界文学被视为多国文学的容器时，它所关注的是来源:卓尔不凡的地理条件、屈指可数的语言种类、才华出众的人物形象和相对指定的读者群体等等。当世界文学被视为一个不断涌现新作品的过程而非成品时，它所关注的就是目标:对多国文学史中的趋同与分歧的分析。①Rebecca L. Walkowitz，Born Trɑnslɑted. The Contemporɑry Novel in ɑn Age of W orld Literɑtur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5)30.

需要补充的是，英语国家与地区——或者再略微小众一点——法语国家与地区，它们与世界文学过于密切的关系反映出了多层面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关于建立国际文学经典的问题，因为大量的文学作品都是用英语或法语书写的，或者经过翻译最终汇入英语和法语的海洋。再次引用阿米尔·穆夫蒂的观点:

任何关于世界范围内文学关系的批评，即任何关于世界文学的批评，都须主动地面对和开发英语作为一种隐形介质的功能，而不是被动地将其视为中立或透明的媒介，视为世界文学表达和世界资本交流过程中无可争议的语言。②Aamir Mufti，Forget English!Orientɑlisms ɑnd W orld Literɑtures (Cambridge，MA，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6)16.

首先，语言从来都不是什么透明的媒介，它也无法担任一个隐形介质的角色。其次，一旦提及语言，就需要考虑种种涉及翻译的问题。再次，关于获准出版的难度以及翻译过程的合法性问题也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③See Emily Apter Emily Apter，Agɑinst W orld Literɑture. On the Politics of Untrɑnslɑtɑbility (London，New York:Verso，2013).文学作品若要在国际或至少跨国的层面上传播，其前提是要经过翻译，且(或)得到推广，然而翻译与推广在许多层面上来看都属于相当复杂的过程。

之所以说翻译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因为它所面临的障碍和所带来的后果是较为明确的。①See Raphaël Thierry Raphaël Thierry，Le mɑrché du livre ɑfricɑin et ses dynɑmiques littérɑires. Le cɑs du Cɑmeroun(Pessac: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Bordeaux，2015).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翻译至少可以确保文学作品得到传播——若无翻译，许多作品单凭其书写时所用的语言就面临被排挤在外围的困境——因此翻译所搭建的桥梁促进了文化的民主。但与此同时，从负面作用来看，翻译也在无形中强化了某种霸权，因为正如穆夫蒂指出的那样，它无法真正成为隐形介质，所以当翻译发生的同时，来源作品也无可避免地被打上一些不属于自身文化的烙印。

关于翻译的问题并不仅限于在不同的语言中搜寻相同的概念，还在于怎样在不同的语言之间做出选择。苏里曼·巴切尔·迪亚涅(Souleymane Bachir Diagne)对此发表了他的观点:

思考关于非洲的问题，或者在非洲思考问题，其本身就是一种翻译的思维，既要用到非洲本土的语言，也要用到那些如今在非洲大陆上被使用的诸如葡萄牙语、法语和英语之类的语言。整个思考的过程就是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②Souleymane Bachir Diagne，in Penser et écrire l'Afrique ɑujourd'hui，Alain Mabanckou (ed.)(Paris:Seuil，2017)79.

按照这个观点说下去，法语就不只是属于法国的语言，它同时也是非洲的语言，至少算是非洲大陆上所使用的一种语言。这个视角站在了以欧洲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的反面，它化解了“法语区”这个概念的中心，将其从制度的约束中解放了出来。法语区文学，尤其是法国文学之外的法语文学，必须在世界文学的激烈争辩中确立一席之地。

五、地图与文学

地图学在我近年来的文学研究中备受重视。地理批评一直秉持着跨学科的思想，因而在文学与地理的结合中，我也不断地尝试将地图的解读融入其中，尤其是一些当代艺术家有意而为之的艺术地图。未来几年，关于世界文学的研究将越来越多地讨论文学与当代艺术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反映在世界文学领域的影响。

视觉艺术能否帮助人们更好地解读文学?答案是肯定的。这一点在中国的体验自当比在欧美更加深切，因为在中国的传统里，无论是绘制意境深远的山水画，还是绘制地图、书写诗文，用的都是同样的笔墨与卷轴，这些艺术形式的根本思路之间本就有许多相通之处。如今我更要提及中国艺术家徐冰的《地书》③Bing Xu，Book from the G round-from Point to Point (Cambridge:M IT Press，2014).，这部作品是他继《天书》之后创作的图标小说，整本书完全以图标、表情符号等图像组合而成，因而其读者群体非常广泛——无论他们持什么语言、具有怎样的文化背景，只要拥有当代生活经验就可以无障碍地读懂这本书，在任何国家出版都无需翻译。徐冰花费七年的时间收集整合素材、实验修订，终于将几千个图标连接排列从而达到叙事的效果，讲述了现代城市白领“黑色小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典型生活。

当下我们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当代艺术与文学的交叉点与策展平台上建立科学合作。同样，博物馆与艺术家们也应作为艺术方面的代表加入此类研究，正如布里吉特·威廉姆斯(Brigitte Williams)、乔治·马奇(Jorge Macchi)等人那样。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艺术地图拥有卓越的优势，因为它可以冲破语言的壁垒，将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拉入同一交流平台，这对世界文学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巴别塔神话自有其真实性所在。相比起世界之广博，我们个人渺小的语言能力可谓局限重重。当我们处在自身文化的狭小空间里时，关于世界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带有普遍主义色彩的模糊类比，而不见其真意与精髓。意大利语中有一个词叫作tuttologiɑ，用来表示兼收并蓄、兴趣广泛的态度;法语借用了这个词，写作toutologie，其中tutto 和tout 在上述两种语言中都表示“一切”的意思。难道人们都需要变得无所不知，然后对一切事物都发表自己的观点与态度吗?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既然做不到兼收并蓄，那么我们对文学的研究就无法摆脱偏好的束缚，从而轻易陷入对某些作品、作家、地区的偏重，丧失了全局视角。世界文学领域的重要理论家之一弗朗科·莫莱蒂(Franco Moretti)曾表示:“多年来，我尽量与那种完全由大师之作堆砌而成的文学保持距离。相反，一些小作品中反映出的贴切观念更得我心。”①Franco Moretti，Distɑnt Reɑding(London，New York:Verso，2014)2.可以相信，莫莱蒂在说这番话时是十分中肯的，然而即便如此，他的研究也未能真正做到这一点。倘若文学解读终究难免于语言、知识背景的限制，那么相比之下，视觉艺术的优势就是显而易见的。

至此，我的讲座起于文学，止于视觉艺术，正如先前所说过的，跨学科与跨媒介是推动世界文学发展与研究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