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朔方》与新时期宁夏文学
——兼论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整理研究

白 亮

（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文学院，北京 100089）

宁夏地处西北边陲，经济发展和文学创作的基础相对薄弱，宁夏文学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文坛一直是“隐形”存在的，而其作为一种区域文学的命名，始于“文革”结束之后的新时期。作为宁夏唯一的省级文学期刊，《朔方》“一直在为宁夏文学的百花园种植花木、培土施肥”，并担当着“看园护园、再植新绿的重任”[1]，其办刊方针与文学观念体现了宁夏文学从稚嫩走向成熟、由弱小变为强大的发展态势。依托《朔方》，张贤亮的亮相和扬名、“三棵树”（陈继明、石舒清、金瓯）与“新三棵树”（季栋梁、漠月、张学东）的起步和惊艳，以及“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崛起，都是宁夏文学令人瞩目的景观。作为基础性的文学史料，《朔方》参与建构且见证了新时期宁夏文学的行踪，文学创作格局的形成、地域文化特色的张扬，以及作家个体风格或群体意识的养成均与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本文以1976～1985年新时期10年为时间域，通过对《朔方》历史过渡与改革方式的梳理和审视，希冀在宁夏文学研究格局中得到更多的细节，从新的角度和立场拓宽地域文化的阐述空间。

一、《朔方》创刊、停刊与复刊

1959年5月16日，在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半年后，由宁夏回族自治区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筹备委员会创办的油印小报《群众文艺》在首府银川正式刊行。出于要办成一本“群众性的、综合性的”文艺刊物的编辑理念，刊物常设的栏目主要是“革命回忆录”“工厂史”“工农习作”“创作漫谈”“小小说”“诗歌”“文艺通讯”等，以发挥讴歌革命、颂赞新人与新社会的功能。出版了15 期之后，1960年1月，《群众文艺》改为16开本32页的月刊，并将原来的栏目调整为“小说、散文”“诗歌”“习作园地”“问题讨论”四大块。同年7月，为凸显地方特色，刊物改名为“宁夏文艺”，仍然定位为“综合性的文艺月刊”，刊发的作品多为短篇小说、诗歌、散文、特写、革命回忆录，着重反映宁夏“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人新事新面貌，宣传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需要特意说明的是，此时刊物开始刊登评论与写作辅导方面的文章，意在“批判各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帮助工农群众阅读和写作”[2]。1962 年下半年，刊物改为季刊，1963年起，改为双月刊，持续出版发行了两年，1964年年底，在全国性文艺整风中被迫停刊。对宁夏文学而言，《宁夏文艺》的创办可谓意义重大，从创刊到停刊的5年多时间里，发表了大量新民歌、曲艺、革命回忆录，以及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等作品，虽然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还留有稚嫩或粗糙的痕迹，但其文艺观点和倾向代表了宁夏文艺界的办刊水平和文艺方向，也为宁夏文学在新时期的发生和建构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文革”中后期，随着社会政治氛围的变化，文艺政策出现非常有限的缓和，一些地方省市的文学期刊陆续恢复。《宁夏文艺》于1974 年1 月复刊，和其他复刊或创刊的中央级、省市级文学刊物相似，这一时期《宁夏文艺》的组稿和编排传达的几乎都是那个时代特定的政治意识形态。

1977 年7 月19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文教局召开全区文艺创作会议，出席会议的“专业和业余创作人员，以及文化部门的负责同志”多达130 人，这次会议制定了宁夏“今后四年的创作规划”，也被称为“四个‘歌颂’”，即文艺作品要“歌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歌颂英明领袖华主席，歌颂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歌颂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3]。另一个会议是宁夏文联正式恢复工作后的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这次会议规格较高，从1979 年3 月6 日开始，整整持续了5 天，参会人员大多在宁夏文艺界具有一定资历、身份、声望和影响，会议主题是讨论宁夏“今后如何更好地发展文学艺术事业”，并着重强调目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满腔热情地为四个现代化谱写颂歌，唱出时代的最强音”[4]。作为宁夏文学史上的重要事件，这两次会议被视为新时期宁夏文学起源的标志性事件，其现实作用是通过讨论磋商历史问题、交流创作经验的方式凝聚新的文学共识，重新聚合文学力量，组建文学创作队伍，进一步而言，这其实也创立了一种新的文学规范和文学话语，规划了此后一段时期宁夏文学的基本叙述和展开方向。当然，《朔方》办刊思路的明确与转变主要也源自于此。

作为省办刊物，《宁夏文艺》的作用之一是及时准确通报宁夏文联和作协的组织活动、文艺政策、重要会议等。对于这两次会议，《宁夏文艺》都在显要位置刊登相关内容，这其实也间接表明了编辑群体观念的转变。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转型迹象也体现着“前三年”（1977～1979 年）“半旧半新”的过渡性特点：一是由于当时乍暖还寒的政治氛围，歌颂领袖和表现工农兵生活的作品几乎成为无可替代的主旋律；二是在文学政策调整与文学风尚变化的促动下，《宁夏文艺》有意摆脱颂歌与主题先行的范囿。这些信号迅捷地呈现在刊物上：作品内容方面，多选择符合政治宣传的先进典型，注重纪实性；作者构成方面，以工人、社员、知识青年、战士等业余作者为主（这些在期刊目录中被注明的作者身份从1977年第4期开始被取消）；最为明显的变化是栏目设置，不仅陆续新增了“创作杂谈”“评论”“新苗”等，而且隆重推介新辟的“散文”专栏——“火热的第一线”，表现煤矿、炼焦、汽车运输、生产队、铁路、石油钻井等处的社会生活，还专设了“小说”栏目，并将其放在刊首位置，尽管发表的作品大多还相当粗糙，但其价值还在于为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合法性的阐释。

当然，仅通过《朔方》的“前史”来寻觅新时期初期宁夏文学的实绩，确实有些捉襟见肘，主要在于刊物在这一阶段重点不够突出、特色不够鲜明，缺乏享誉文坛的实力派作家和作品等。然而在历史转型期，《朔方》借势而上、顺势而为的三次改版，通过对作品的选择、文学资源的取舍、帮助确立作家的身份和地位，以及组织文化讨论等，使其通往繁花似锦的春天的道路开始铺就。

二、《朔方》更名与改版

从1980 年第4 期开始，《宁夏文艺》正式更名为《朔方》，这体现了时代思潮的价值诉求，呼应着思想启蒙、政策解放，也以“新生”体现期刊在刊物主张、特色、选稿标准上对角色定位的渴求，有意在读者群众中培养“纯正”的文学趣味，也因此推动着宁夏文学与20 世纪50～70 年代文学的历史性决裂，“纯文学”逐渐成为评价所有创作的重要尺度。此外，相较于其他文艺期刊的更名，《朔方》为了彰显个性色彩，还将建构西北地域特色作为革新刊物面貌的方向，强调改刊后将“立足本区，面向全国”，并首次明确提出“增加地方色彩，突出回族特点，培养回汉作者”[5]。

角色定位的明确也使《朔方》确立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坚持走综合性文学期刊的路线。1976～1985 年，《朔方》共出版92 期，每期大约10 万字，共刊发小说498 篇，散文304 篇，诗歌1 700 首（含组诗），评论424 篇，报告文学37 篇。容量增大，发表题材逐渐多样化，作品以精悍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随笔、评论为主，其中小说篇目逐年增加，所占篇幅也最多。细致翻阅这92 期刊物，可以清晰地感受到《朔方》在栏目编排、版面设置和装帧设计等方面所进行的三次重要改版。

第一次改版：告别“文革”。首次变化发生于1977 年3 月的第2 期，此后逐渐弱化与“文革”相关联的元素，栏目依序被重新设置为“小说”“诗歌”“散文”“小演唱”“评论”，而且将小说放在头题位置。这些创新举措不仅稳定了每一期刊物的基本内容，也吸引着文学新人不断加盟，为第二次改版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第二次改版：重新划定栏目的四个版块。新时期伊始，《朔方》努力想办成一份全国性的文学刊物，不过面临两个难题：一个是宁夏多年来没有全国知名作家和有影响作品，另一个是稿源“荒”。当时，《朔方》的稿源主要分为两种：一种是重点约稿，即邀请著名作家为刊物撰稿；另一种是业余来稿，但来稿质量参差不齐，有时甚至到了“等米下锅”的地步。1979年年底，《宁夏文艺》首次发布“征订启事”，其中既重申了发展定位：“以发表文学作品为主的综合性文艺刊物”，又明确了办刊宗旨：“刊登真实反映生活的作品，力求具有回族特点和地方色彩”[6]。“启事”宣告了第二次改版，此次改版将双月刊改为月刊，并正式更名为“朔方”。这些焕然一新的景象也延展到内容和栏目的构思，除了继续保留“小说”“散文随笔”“诗歌”和“评论”四大版块，从1980年第4期开始专设“朔方谈”，以杂文形式或介绍宁夏名胜古迹和风土人情或评点社会和文艺问题。与此同时，还不定期以“特辑”形式重点推介本地作家作品，继而将其大力举荐到全国性文学期刊，有些作品荣获了全国性奖项，作者得到了向国内外文坛充分展示自身的机会。这些举措不仅扩大了刊物的影响力，而且直接提高了宁夏本地习作者的积极性，为宁夏本地优秀作家、作品的培育提供了沃土。

第三次改版：凸显浓郁、鲜明的地域风格。对于《朔方》来说，1985 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期刊进行了第三次改版，而且力度很大。良田万顷鸟瞰式的封面设计、竖版排列的彩色目录、舒展大方的小说题图、疏密有致的诗歌版面，以及彩色的封底广告，都使读者感到眼前一亮。较之以往，《朔方》此次改版有意突出浓郁和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一特色除了呈现于封面设计外，主要还是依靠编选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作品，比如在栏目上增加了“春风第一枝”，设置了“宁夏作家论”和“塞上新诗”专页，由此推出的青年作家马治中，“年轻的塞上诗群”的沙新、杨云，以及让宁夏诗歌蜚声文坛的王世兴和杨少青等人，都逐渐成长为宁夏文学展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次大规模改版使读者看到了焕然一新的装帧设计和精美印刷，也感受到了编辑们在内容设置上的衡虑困心，名家名作吸引了更广泛的读者，宁夏本地作家和文学新人在此平台共同拓展宁夏文学的影响。

三、《朔方》三次改版的有效性

从《朔方》三次重要的改版，我们可以看到，《朔方》有效地参与了针对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与展开的规划。在笔者看来，其有效性着重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通过“征文”“学习手册”和“作家改稿会”竭力发掘与培育本地作家

1977 年年底，《宁夏文艺》在第6 期刊发了《〈庆祝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征文启事》，这也是刊物在新时期发布的第一则“征文启事”，主要意图在于借征文选拔一批土生土长的本地作者并着力培养，使其成为新时期宁夏文学创作队伍的重要力量。随后，为配合征文活动的实施，繁荣宁夏短篇小说创作，《宁夏文艺》于1978年1月22日组织召开“宁夏全区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议持续了整整5 天，参会的“工农兵业余作者和大、中学文学教师等三十余人”集中探讨了当前宁夏小说创作中存在的“题材狭窄、构思雷同、风格单一、形象贫乏等”问题，提出要提高创作质量，“从火热的斗争生活出发，创造出有血有肉的艺术形象”[7]。对题材广泛、扎根生活、形象丰满的强调其实反映了编辑部约稿、组稿和选稿的标准。此次征文中，张贤亮的投稿和亮相在编辑部引起了震动。从小说《四封信》的投石问路到接连6 篇小说作为头题发表，张贤亮脱颖而出，后来进入文联成为正式作家，其长篇小说《灵与肉》获得全国大奖，短篇小说《肖尔布拉克》和中篇小说《绿化树》分别于1983年和1984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优秀中篇小说奖。张贤亮的这些标志性成果都与《朔方》息息相关。

此外，《朔方》开始印一些学习手册，发给来稿的业余作者，同时长期扶植那些势头好、处于上升状态但尚未走红的作者，“从主编、副主编到编辑，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其修改作品”，有时甚至将远在山区的作者请到自己家里，一同吃住修改作品[8]。编辑部还经常联合宁夏文联和作协举办作家改稿会，参会的主要是青年习作者，以及区内业已成名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张贤亮、杨继国、高嵩、高深、查舜等。这种“集中座谈、面对面交流和手把手改稿”的方式既将分散的作家个体凝聚在一起，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有益的指导，又进一步巩固了作家队伍。作为改稿会的直接产物，1983 年第7期，《朔方》隆重推出“回族作家专号”，这一专辑由1 篇散文、7 篇小说、16 首诗歌和4 篇评论组成，作家构成也比较多元，文坛宿将、中年生力军和崭露头角的新秀集中亮相。在《朔方》办刊史上，用整期篇幅推出民族文学作品尚属首次，编辑部主动组稿、改稿和推介，无疑展现出刊物在宁夏文学传播中的主体能动作用。《朔方》对本地作家的扶持和培养是对期刊形象的重新塑造，也为20 世纪90年代以来宁夏青年作家群的崛起奠定了深厚基础，某种意义上也收获了宁夏文学的未来。

（二）通过“作家专栏”和“市县作品专辑”呈现与构建宁夏地域特色

1980 年3 月8 日，由《朔方》联合云南的《边疆文艺》和内蒙古的《草原》筹办的“民族省区文艺期刊编辑工作会议”在昆明举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由少数民族地区文艺期刊联合举办的全国性会议，来自9个民族省区文艺期刊的负责人和编辑70余人参加了研讨①9 本汉语文学期刊分别为：《飞天》（甘肃）、《广西文学》（广西）、《边疆文艺》（云南）、《西藏文艺》（西藏）、《草原》（内蒙古）、《青海湖》（青海）、《朔方》（宁夏）、《新疆文学》（新疆）、《山花》（贵州）。。参会者交流最多的是如何开辟民族作家专栏（专号）、建立少数民族作者队伍，彰显地方色彩。作为宁夏省级文学期刊，《朔方》不可避免地受到西北地域文化的影响，因而相较于众多的文学期刊，它在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生还担负另一个责任，即有意采取具体措施来呈现与构建作品的地域文化特色。但正如前文所述，就20 世纪50～70 年代的宁夏文学而言，自发存在且势单力孤，即使那一时期宁夏本地作家和诗人，诸如哈宽贵、翟辰恩、徐兴亚、林楠等勤奋的写作者依托《宁夏文艺》发表了一些诗歌、散文及小说，但还未形成自己独立的风范与品格。进入新时期，宁夏文学开始紧紧抓住地域文化这个得天独厚的创作资源，而《朔方》则是最直接的实践基地。

基于在作品风格上对地方乡土色彩的极力彰显，《朔方》从1986 年第3 期开始，先后编发银川、同心、中卫、盐池、海原、青铜峡、固原、西吉、惠农、石嘴山、灵武、陶乐、彭阳等市县作品专辑。在这些专辑中，除了文学作品，还有作者创作谈、编者点评，熔创作、批评、研究、传播于一炉，以编者为纽带，以期刊为阵地，将作家、评论家、研究者与普通读者连接在一起。

（三）通过组织刊发文学批评文章直接影响宁夏文学的发生与演进

从1977年年初到1985年年底，《朔方》设置了“评论”“投枪集”“创作杂谈”“争鸣”“朔方谈”等栏目，共发表批评文章457篇（含评论和文艺消息、文艺简讯等）。这些文章大致分为四类：作家作品专论（包括作品研讨会综述、作品争鸣），对宁夏文学创作及地域文学特色的适时总结，作品争鸣，文学动态。这些评介不仅为读者推荐了优秀作品，深化了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也忠实地记录了宁夏作家成长的轨迹，而且通过作家、批评家、编辑与读者共存聚合的方式，使《朔方》有效参与了宁夏文学批评空间的建构。从《朔方》对文学理论与争鸣文章、小说创作和评论的侧重与凸显可以发现，作为考察新时期宁夏文学起源问题坚实的基础支撑，这些文学批评渗透着刊物自身的角色定位、编辑方针和理论主张，以及文学生产机制调整、社会意识嬗变等，同时也以此为出发点和依据来规划宁夏文学创作的走向。由此看出，作为一种选择和评价机制，批评所提供的历史信息在见证和记录宁夏文学发生发展过程的同时，也为宁夏文学研究保存了丰富的史料，提供了原生态的历史背景资料。

四、《朔方》之于宁夏文学的史料价值

宁夏偏居中国西部，历史、地理和自然条件使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生活相对艰苦，在新时期转型和调整的历史进程中，宁夏文学奋斗的足迹、成功的经验和付出的心灵代价更需要在新的时代文化背景下予以科学看待和客观解读。近些年，“中国文学的宁夏现象”引发文坛热议①2018 年12 月20 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主办，中国作协创研部、宁夏文联承办的“中国文学的宁夏现象”研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总结了宁夏文学60 年的发展经验，深入探讨宁夏文学未来发展，提出宁夏文学和本地作家面临的新课题是“如何真正反映现实，写出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塑造出体现时代发展方向的新人”。。在笔者看来，历史化地理解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生与展开，可以从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中寻求突破。在探究这个历史起源问题的过程中，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显得至关重要。

（一）有效拓展当下宁夏文学的研究

当前宁夏文学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单纯的作家作品研究，或者作家作品的总体概览，对史料的全面梳理与整体把握相对滞后。对宁夏文学研究的拓展而言，不应只是评估作家或作品产生的影响和效应，止步于民族特色和地域风格的总结，而是在学界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精彩的阐释后，还需通过对地方性文学史料的梳理与把握去探究宁夏文学发生的历史根源。这应成为一种视野与方法，从发掘入手，以整理为纲，通过史料的多元化，如地方性文艺报刊、地方档案、地方文化资料汇编、名人手札、作品版本、作家圈子等，扩大史料来源，拓宽宁夏文学的研究视野，挖掘其丰富性和复杂性。

（二）厘清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的逻辑脉络

对笔者而言，“新时期宁夏文学的发生”是地方性文学史料整理与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这其实包含着两个重要的分支：一是其“发生”与前三十年的文学资源之间究竟应建立怎样的历史联系；二是其“展开”采取了怎样的策略。这些既是一个元问题，需要被不断地重返与叩问，又不仅是纯粹的文学问题，而是意味着要通过对“文学现场”与“概念历史化”的细致观照，有效地展示新时期以来宁夏纷繁复杂的历史进程，以及生存于历史中的人们的生命体验。

（三）进一步发掘地方性文学史料的价值

还需要明确的是，地方性史料最大的价值在于因地域、民族、当事人和文学语境等多重因素的机缘巧合而拥有自己鲜明的个体性特征，因此从史料中具有代表性或权威性的个案入手，也必然会牵出一部地方文学史，甚至许多我们未曾想到的文学史的秘密。正如本文希冀借助《朔方》研究来推动宁夏文学史研究的视角转换与方法更新。不可否认，作为与宁夏当代文学的发展共同生长的一面镜子，《朔方》是新时期宁夏文学的鼎力支持者和现场参与者，保存了真实、原始的文学文本，鲜明地体现出宁夏文学的基本风貌和发展格局，成为研究者重返“历史现场”的重要通路。

综上所述，通过论析《朔方》的创生、复刊和更名，以及三次改版及其有效性，笔者期望重回新时期之初的宁夏文学现场，去考察其“发生”的路径及为何会这样“展开”，所呈现的历史面貌及背后的深意。从这个意义而言，基于以上层面的分析，也许会避免研究的笼统化，从而使得新时期宁夏文学发生的问题更具有效性和现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