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社会适应的经济因素分析
——基于对贵州省岑巩县易地扶贫安置社区的经济调查

凯里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张 伟

易地扶贫搬迁是国家的一项重要的扶贫战略性工作。为高质高效的完成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从国家到地方均出台重要政策给予支持，取得了决定性进展。按照中央新一轮易地扶贫搬迁的决策部署，2015年，贵州省启动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是全国搬迁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省份。要实现“易地扶贫搬迁户‘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让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留得住、能就业、有收入’”的目标，厘清影响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社会适应的因素是基础。本文从生计适应、消费生活适应、休闲生活适应、文化心理适应和子女教育适应六个方面剖析易地扶贫搬迁居民社会适应的影响因素，以期为异地搬迁后续工作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生计适应的影响因素

（一）城镇集中无地安置模式的特殊性

城镇集中无地安置模式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城镇发展的经济和区位优势来帮助乡村贫困人口脱贫，让农村贫困人口能够分享城市发展的红利，借助城市较好的公共基础设施、较多的就业岗位、高水平的教育等条件，增加脱贫的可能性和持久性。但是，城镇集中无地安置模式由于从根本上改变了移民的居住空间，从偏远的乡村来到城市周边，农民的生计模式面临颠覆性的变化，移民在搬迁前后的主要收入来源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移民与土地分割开来。这给移民的生计适应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使移民不得不继续社会化，适应新的环境。

（二）搬迁居民先天基础薄弱

1.文化程度低

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是成正比的，文化程度越高，可以选择的工作种类、能够胜任的工作岗位就越多，同时也更有可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相反，文化程度低的人，可以选择的工作种类有限，能够胜任的工作岗位也是少之又少，获得的经济收入自然也是非常有限的。

移民的总体受教育文化水平相对较低，严重影响了移民的社会适应程度。教育水平不高导致生产技能低，虽然搬迁后就业的区位优势大大提升了，但是搬迁居民难以满足工作的技能要求，很多工作难以胜任。文化程度总体较低的现状使城镇集中安置模式的优势难以得到体现，原有的农民生计模式被中断的同时新的生计来源又难以获取，无力分享城市发展红利。

2.自身经济条件差

黔府办发〔2014〕26 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州省 2014 年扶贫生态移民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中指出，易地扶贫搬迁对象主要是在特定自然环境和发展条件下需要实施搬迁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从搬迁对象来看，移民在原居住地时自身的经济条件比较差，这一现实对移民的社会适应构成了障碍，虽然搬迁后，居住地的区位优势、公共基础设施、发展机会等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没有最基本的原始积累，很难充分利用搬迁带来的优势，导致在新的社区重新整合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搬迁后依然难以实现自主创业。

3.搬迁居民群体构成的特殊性

在调查中发现，移民群体构成具有很强的特殊性，“老弱病残”占了很大的比重，。概括来说，具有年龄结构老龄化、文化程度偏低、家庭成员中有慢性病的比例大、残疾人较多等特点，这些特点造成了移民群体内生活力不足、生产能力不足，面对生活的困难很难通过自身的实践来解决，部分移民养成了“等、要、靠”的依赖思想。移民群体构成的这些特殊性，导致移民总体上社会适应能力较差，不能够及时调整生计方式来改善生活。

（三）就业难是影响社会适应程度的重要因素

移民搬迁到新的生活环境，原有的生计模式被中断，曾经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土地是他们主要的生活来源，搬迁之后远离土地的现实，势必对其生计来源带来影响，面临着重新就业的问题。但是根据调查显示，目前移民的就业状况并不乐观，出现了就业难的问题。

二、消费生活适应的影响因素

消费结构反映了消费者在总体消费中“衣、食、住、行”的比例关系。不同居住环境、不同阶层的人的消费结构是不同的。一般来说，一个人的消费结构是与其生产结构相适应的，也与其消费能力相匹配。

搬迁居民在搬迁前，生活在传统的农村地区，过着田园式的自给自足的生活。住宅周边就可以种蔬菜、粮食、养鸡、鸭、猪，所以大多数居民能够在蔬菜、粮食和肉类等方面自给自足，在总体的消费结构中，用于饮食方面的消费比例非常小。搬迁后，带来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搬迁居民的饮食来源的改变。搬迁居民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基础不复存在，没有了种粮食、蔬菜的土地，没有了养家禽、牲畜的空间，由原先极低的饮食消费比例转变到现在较大的饮食开支比例。

搬迁居民收入增加较少的情况下，消费支出却在飞速增长，导致了“收入农村型、消费城市型”的经济状况的形成，搬迁户收入与支出极不协调，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给搬迁居民增加了生活压力，严重影响了搬迁居民对安置区的适应程度，要达到收入与消费相匹配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调适过程。

三、休闲生活适应的影响因素

（一）原有的休闲活动减少

由于居住环境的改变、邻里关系的改变等因素的影响，原有的休闲活动失去了继续下去的可能性。比如在搬迁之前，串门聊天是一项非常普遍的休闲活动，闲暇时间到邻居家、亲戚家聚聚，聊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事情，也能起到心理慰藉的作用，但是现在邻居都是房门紧闭，再加上邻居彼此之间不是很熟悉，见面只是客套的问候，没有了愉悦的聊天。

（二）休闲娱乐场地、设施和社区活动不能满足居民需求

一是可供休闲娱乐的场地没有或者非常小，容纳力非常有限，没有足够宽阔的场地可供居民开展跳广场舞等集体活动。二是休闲娱乐设施较少，特别是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他们希望多一些休闲娱乐的设施，但是就目前来看，休闲娱乐设施较少，难以满足居民需求。三是社区组织的相关休闲娱乐活动较少，不能满足居民的需求。通过调查了解到，社区居民非常渴望社区能够组织一些联谊、舞台表演、兴趣小组等活动，但是由于工作人员较少、社区工作经验缺乏等原因，目前社区组织的休闲娱乐活动还不够丰富。

四、社会交往生活适应影响因素

随着搬迁的完成，居民的生活空间从乡村到城市，社会形态从“熟人社会”到“半陌生人社会”，不可避免，搬迁居民的社会交往生活也需要随着改变，这样才能适应新环境，建立新的社会交往生活。

（一）原有的社会交往关系弱化

搬迁后，搬迁居民与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的空间距离增加，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居民与原先邻居、亲朋好友交往的次数不可避免的减少，再者空间距离的增加也提高了社会关系网络维系的成本，多种因素导致搬迁居民原有的社会关系弱化，人们的社会圈子发生了变化，旧的关系逐渐被新的社会关系所取代。

（二）家庭关系的新变化

搬迁之后，原先较宽敞、开放的居住空间被大幅度的压缩和改变，人均20㎡的房子被分割为有明确界限的独立房间，公共活动空间缩小。这样的居住空间布局改变了原先的家庭关系，特别是代际关系。由于家庭成员共有的活动空间主要是客厅，空间面积狭小，几代人共享者这个空间，但是由于代际之间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有很大的不同，难免会产生代际之间的隔阂和摩擦。

（三）邻里交往形式转变

我国自古就有“远亲不如近邻”的传统观念，传统村民对于邻里关系是非常重视的，和谐的邻里关系可以满足村民很多方面的需求，空闲时一起聊天、娱乐，困难时互帮互助，各家各户的大门永远是开放的，村民可以随意的进出邻居的院落，他们的居住空间也是彼此共享的互动空间。搬迁后这一形态骤然改变，搬迁居民住在电梯楼房里，各家各户的防盗门将彼此的活动空间清晰的隔离开来，居民之间缺少了相互之间了解沟通的空间。由于搬迁户大多不是整村、整寨搬迁，邻居大多是以前不认识的人，也不是来自同一乡镇，所以和谐的邻里关系需要从零重建。搬迁后居住空间的隔离阻碍了居民之间的交往，与之前相比，邻里关系变的松散，交往不够深入，较少产生情感性互动，这就不能为搬迁居民的社会适应提供可靠的支持网络，原有的社会关系依然是他们的情感慰藉和社会支持的主要来源。

五、文化心理适应的影响因素

（一）身份认同困境

搬迁后，虽然居住地来到了城市周边，但是与城市人相比，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难以去除农民身份的“烙印”，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冲击的同时，又没有形成新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失范”状态，导致搬迁居民身份认同上的两难处境：离开了农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缺失了农民身份的认同，没有形成城市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又难以形成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在身份认同中，搬迁居民更加强调自己“移民”身份的特殊性。实质上，大部分搬迁居民在心理上依然把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农民，乡村依然是搬迁居民生存的退路和心灵的归宿，而难以形成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

（二）价值观的冲突

价值观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两种行为选择依据的冲突上，即以情感性行动为核心的乡土性行动选择和以理性行动为核心的城市性行动的冲突。当乡土性的居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忽视人情、重视理性选择的现象时，居民表现出不适应，却又不得不屈服的困境。价值观的冲突也表现在搬迁居民公约意识的缺乏。在传统的村落中，由于在生活环境和生活规则与城市截然不同，导致搬迁到城市社区后，居民的环保意识、安全意识、爱护公共基础设施的意识等较为淡薄。

六、小结

解决搬迁后居民的社会适应问题是易地扶贫搬迁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整个搬迁工作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而深入剖析影响搬迁居民社会适应程度的因素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找准导致问题产生的根源，对症下药，方能在搬迁的后续工作中有的放矢。搬迁居民社会适应程度的提升需要各方专业力量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搬迁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个需要持续输入力量和持续变化发展的过程，这将是一个不断上下而求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