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出版中的意识形态安全保障机制建构

张 滢

(上海大学出版社，上海 200444)

近年来，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迅猛发展，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8—2019中国数字出版产业年度报告》，2018年数字出版产业整体产值达8330.78亿元，比2017年增长17.8%，但由于其多元性、自由性与开放性容易造成对主流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和威胁。在新一轮出版技术革命中, 如何保障数字出版的意识形态安全以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数字出版及传播特性

(一)数字出版范围

数字出版分为广义数字出版和狭义数字出版，本文研究所涉及的数字出版的范围，是在传统出版的过程中，根据传统出版的内容所附加的以数字形式所呈现的视频、音频、三维动画等形式的再创作，以及互联网中所刊载的文学作品、数字报纸杂志等内容中有关意识形态的有关问题。

(二)数字出版的传播特性

1.数字出版的去中心化。传统出版业以报纸、杂志、书籍为中心进行传播，图书编辑掌握信息的取舍和加工，处于信心传播的中心地位。受众接受信息是被动的、单线性的，所接受的信息都是经过事先筛选和处理过的。数字出版的出现颠覆了这种单向传播模式，数字出版借助互联网平台实现快速传播，使电子出版物的门槛越来越低，信息的发布越来越便捷，人人都有可能成为信息发布者，形成了一种无中心、去中心的扁平化互动式传播。

2.数字出版传播碎片化。传统出版业重视信息内容的完整性、系统性，注重表达方式的规范性、严肃性。数字化出版信息数量巨大，民众参与度大，使其传播呈现出碎片化特征。一是内容的碎片化，其传播的内容可以是一篇简单的只有几行字的文章、一张图片、一条视频，或者是几个字的博文等形式；语言风格不是标准规范化文体和语言模式，而是网络通俗的网言网语。二是人们阅读的碎片化，人们的阅读也不只局限于专门的环境安静的阅读，可能是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手机上、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上的匆匆一瞥，这已经成为现代人的主要阅读习惯。

3.数字出版传播扩大化。基于版面、时间、容量、地域的局限性，传统出版业的传播空间受到很大的局限和挤压。数字出版却在互联网、大数据、无线通信等先进技术的支撑下，脱离了空间限制，无限扩展传播空间，具有海量化、超时空的特性。人们在使用数字出版产品的时候不限时间、不限地点、不限终端类型，只要可以连接使用互联网，都可以看到期待的数字产品信息，体现了强烈的 “去空间化”。

4.数字出版传播快速化。 数字出版传播的效应速度之快、传播效果之广远远超过传统出版产业的传播效能。以微信公众号为例，粉丝百万的微信公众号不在少数，这些公众号一旦发出文章，同时可被几十万受众看到，如果受众再次转发予以再传播，受众人数则会无限制地延展下去，传播的广度和速度得以质的飞跃。

二、数字出版中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的冲击与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全党特别是宣传思想战线必须担负起的一个战略任务”，出版业作为宣传思想战线的主力军，有必要肩负起建设和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任。

(一)数字出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涵的挑战

1.数字出版对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影响。数字出版产业发展迅猛，受众数量巨大，伴随其快速发展混杂着各种社会思潮的博弈，冲击和弱化了马克思主义在受众中的影响力。首先，数字出版对马克思主义的权威性进行消解。数字出版使受众有了发言权，他们会按照自己的理解甚至是偏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再创造、再解读，并通过数字出版工具快速传播，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权威和话语权威遭到削弱。其次，现代人期待表达自我，怀疑权威，拒绝灌输，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教育难度加大，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有些数字出版产品为了贴合受众喜好，有意淡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内容。最后，数字出版对现实问题的聚焦、对虚幻世界的营造，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特别是对社会负面事件、西方欧美国家的虚幻想象的潜在传播，导致一些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不信任和抵制，减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2.数字出版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冲击。首先，数字出版对社会主义文化主权的冲击。数字出版以其开放性、互动性、平等性得到受众青睐，如果政府管得太多，会激发大众的不满；管得太少，又会对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此外，数字出版的跨媒体、跨地域特性又使数字出版成为文化渗透新领域，加剧了文化主权的外部威胁。其次，数字出版冲击着社会主义民族文化。一是削弱民族文化认同感、数字出版使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难度降低，同时也增加了文化领域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的预防难度，弱化了我国的民族文化的影响。近年来，日韩、欧美的动漫、综艺、影视剧、游戏以数字出版的形式大量输入，吸引了大批青少年的注意，减弱了对本国民族文化的学习和领悟。二是损害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和准确性。数字出版形式多样多元，编辑门槛降低，“把关人”的功能弱化，圈层文化崛起，催生了各类网络用语，既有错别字、生造字、象形字，也有不少低俗、媚俗用语等，给中华民族语言文字的规范性和纯洁性带来破坏。

3.数字出版增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难度。数字出版信息传递的开放性，信息量呈几何倍数增加，扩大了负面信息、谣言信息的滋生空间，正面声音、官方话语空间被严重挤压，从而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导地位。其一，数字出版中负面文化凸显，部分作品通过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产品的恶意改造和篡改，造成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产品的矮化和丑化，严重挤压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产品的受众范围和创作空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树立造成阻碍。其二，数字出版冲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数字出版空间的隐匿性，使公众呈现出一种“放肆”状态，刻意标新立异，反主流；有些数字出版物为了吸引眼球，经常传播一些质疑权威或负面观点，受众在这样的环境里很难高水平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数字出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模式的挑战

1.数字出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发生转变。一是数字出版的去中心化，打破了传统出版业通过书籍、报纸杂志这种由点到面的传播方式，使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多了很多不可控性；二是数字出版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催生了大众的表达欲望，人们倾向于碎片化的时间里掌握或者传达最多的信息，于是口水化、通俗易通的文字形式更容易被接受，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复杂性和理论性，对公众的理解和传播造成阻碍；三是可供选择的信息更加多样，受众会根据自身的差异性和需求选择接受信息，对于灌输性、程式化的意识形态传播内容产生排斥，拒绝接受和理解。

2.数字出版分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注意力。在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很难成为受众的唯一注意焦点。一是数字出版带来海量信息，大众可以低门槛获取、无时差转发，弱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和影响；二是受众获得发布信息的权限，但又缺乏传统出版业中国家官方新闻机构的审核把关机制，于是很容易造成数字出版领域中信息冗杂、真假难辨、谣言丛生，甚至大量黄色、反动出版产品存在。这类虚假信息、有害信息，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恶意推动下，吸引着受众的注意力，分散了受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注意力的聚集。

3.数字出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管控力的削弱。数字出版的开放、去中心、隐匿性，提高了受众互动的积极性，但也导致信息发布“把关人”的消失，严重消解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管控能力，虽然国家和行业出台一些政策进行信息筛选和过滤，但是效果不显著，其直接后果是受众在海量信息的包裹下失去对信息进行判断的能力，要么盲从，要么偏见，无法接收到正确的意识形态指引。

(三)数字出版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认同的冲击和挑战

1.数字出版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认同难度加大。首先，社会思潮借助数字出版广泛传播扩散，从暗处走向明处，并形成强大的话语权，比如个人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民粹主义等观点，对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造成冲击。有些社会思潮披着文学作品、游戏、动漫等出数字版物的外衣，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进行反讽、攻击、丑化、颠覆，潜移默化对受众进行影响，直接挤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数字出版中的生存发展空间。其次，社会思潮的多元多样直接分散了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和接受的注意力。多元社会思潮以数字出版为载体，不断影响大众的思想意识和行为选择，比如， “个人主义通过宣扬资产阶级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消解社会主义中国的价值观基础；历史虚无主义通过所谓的‘还原历史真相’，重新定位、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新中国的历史”(1)轩传树.当前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几种错误思潮[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8).等。多元社会思潮还通过部分数字出版产品制造声势，意图影响国家政策走向和制度实施效果，以期对主流意识形态施加影响和冲击。

2.数字出版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难度加大。数字出版低门槛增加了意识形态整合对象的复杂性，各类人群可以方便地参与到信息发布中来，加剧了官方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整合的难度。数字出版的开放性和个性化，加之社交“圈层化”的影响，围绕某类数字产品使用的小圈子逐步形成。这些圈子的受众基于共同的爱好，很难被官方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和整合，为负面情绪的聚集和发展提供了便捷的渠道，且很容易产生群体极化，使得意识形态整合的阻力越发强大。

3.数字出版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防御难度加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仅受到来自本土的不同价值观的挑战，还会面临世界范围内的竞争和挑战。首先，数字出版的多样性、丰富性降低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大众的吸引力，主要包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力的挑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社会现实问题的回应能力的挑战；其次，数字出版使西方意识形态霸权更加突显，西方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渗透。

三、数字出版中的意识形态安全保障机制建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这为做好新形势下数字出版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数字出版不是真空无管理地带，要旗帜鲜明地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一)严格把关，确保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

1.数字出版产业的健康发展既离不开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支持，也离不开国家法律制度的规范管理。首先，重视数字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意识形态问题，有明确的底线。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定文化自信，发展先进文化，引导流行文化，改造落后文化，抵制有害文化；凡是涉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重大政治性问题，必须与中央保持一致。其次，改进数字出版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增强数字出版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主动权，积极主动地占领和用好数字出版空间这个意识形态新阵地。最后，加强对数字出版的制度建设，对数字出版健康发展做出战略部署，对其意识形态安全保障做提前规划，旗帜鲜明地提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2.坚持对数字出版依法治理。目前，我国对数字出版产业意识形态的管控还比较薄弱，要及时发现并堵住数字出版的漏洞和盲区，确保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同时，加大法治教育，增强数字出版参与主体的法治意识，提升其在发布信息、传播信息、审核信息时的法律意识，重视从初始阶段拒绝不良出版产品进入数字出版领域；还要加强数字出版从业人员的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带动数字出版各方参与者形成良好的数字出版道德环境；要依法治网，对于散布虚假有害信息，故意歪曲、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故意损害党和国家形象的违法言行，要依法及时打击，展示我们党依法治理数字出版空间的决心和能力。

(二)价值引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数字出版文化

数字出版文化需要正确引导，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思想引领，从而确保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方向。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传统出版的标准，还是引领数字出版的标准，必须一以贯之坚决执行；二是健全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机制。首先，融入数字出版文化的出版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数字出版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中；其次，融入数字出版主体的意识形态机制，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融入数字出版各项活动中，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数字出版文化。

(三)集聚正面力量，不断提升数字出版参与者的素质

1.数字出版参与者既包括新媒体运行和服务的企业和单位，也包括普通参与发布和传播数字出版活动的受众，要引导他们树立良好价值追求，守好意识形态底线。不仅要有底线意识，学会必备的维护信息安全、抵御利用数字出版违法犯罪的技能，而且要有基本的自律意识，即“有文明的网络素养”和“有守法的行为习惯”。

2.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不断壮大、汇集正面力量。对于在意识形态领域弘扬正能量的扬帆者给予鼓励支持，培养弘扬正能量的数字出版领袖，宣传一批正能量作品、表彰一批正能量数字出版单位或个人；通过立法、行政、技术、行业自律等手段并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通过微博、微信、新闻客户端等在数字出版空间里掌握技巧，不空洞说教，不生硬灌输，使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正能量的声音多起来；广泛团结数字出版代表企业和个人，主动与网络大V、意见领袖交流，传递真实信息，多方听取意见，使之转化为拥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数字出版领袖。

(四)转型升级，提高数字出版领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

数字出版与传统出版业相比，无论是在内涵外延，还是传播方式、传播方法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要主动跟上数字出版的特点和风格，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

1.推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转型。按照数字出版传播规律开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与保障工作，及时创新、调整宣传教育方式方法；引进互联网思维，把党对意识形态传播转化为对受众的信息服务，从受众体验及感受出发，变显性整合为隐性融合，不断增强意识形态传播的吸引力。

2.创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方式方法。应主动适应数字出版的要求，通过大数据和云计算，全面发现数字出版空间关注的热点、人们讨论的焦点，及时归纳梳理和分析判断，在第一时间进行引导、答疑解惑，提高时效性；把意识形态传播的主动权交还给受众，增强其平等感、选择性，增强受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意识形态的熏陶。

3.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吸引力和凝聚力。在数字出版环境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形式的任何一点不足都容易被放大，进而影响其吸引力。首先，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理论创新的重点在于推进话语创新，要把刻板、深刻的学术话语合理转化成数字出版空间常见的、浅显易懂的话语体系，注重与大多数受众的知识文化水平契合，在潜移默化中达成受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知和认同。其次，积极回应数字出版空间里人们关注的热点焦点问题，积极应对、合理解释和引导，增强受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支s持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