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虞喜《志林》到《东坡志林》

◇江 枰

“志林”之为书名，最早出自东晋虞喜。据《晋书·虞喜传》，虞喜“为《志林》三十篇”［1］2349。严可均称虞喜“有《志林》三十卷，《广林》二十四卷，《后林》十卷”［2］1932。这些作品大多失传。严氏从《吴志》注中辑得的《孙讨逆杀于吉事〈江表传〉所载不实》《吴主论郊祀》等五篇，都是对史事的评骘。［2］1934—1935虞喜还有一种《志林》，今存十三条，杂记奇人异事，最长者“诸葛恪父瑾”条五十四字，最短者“洞庭湖神”条十四字。［3］91—92它们无疑是琐屑谈片、道听途说的小说家言。由于南北朝小说较繁荣，虞喜后一种《志林》似乎更为知名。

苏轼在海南时拟撰的史论专书也名为《志林》。［4］邵博载：“苏叔党为叶少蕴言：东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伟于‘武王非圣人’之论者乎？”［5］112叔党即苏过，在岭海期间始终陪伴苏轼左右。可见《志林》是苏轼晚年计划创作的史论，原拟作一百篇，仅完成十三篇。这些文章都先引一段史料，再以“苏子曰”开始其议论。这一体例来自虞喜。虞喜《志林》因从史注辑录，多不完整，但《诸葛恪不受吕岱戒》一篇首尾完备，篇幅较长，应为全文。该篇即先叙史实：“初，权病笃，召恪辅政。临去，大司马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当时咸谓之失言。”下即接“虞喜曰：夫托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兼二至而管万几，能胜之者，鲜矣……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今睹元逊之逆吕侯，二事体同，故并而载之，可以镜讥于后，永为世鉴。”［2］1934—1935这很可能是虞喜史论《志林》的基本模式。苏轼沿用其题名，也继承了这一格式。所完成的十三篇，大都论点鲜明、结构完整、篇幅适中，不同于他的随感式史评，更别于其杂记题跋。

这些史论最先被收入为苏轼所认可的《东坡后集》卷一一，总题“志林”，无单篇标题。到南宋时它们已非原貌：各篇被加上标题，和苏轼其他史论混编，仅个别丛书和笔记类编将其按原样单独收录；而其杂记题跋却被冠以“志林”之名，被编入分类合编的苏轼全集，也有单行本出现。至晚明，各种版本的《东坡志林》纷纷面世，从现存书目至少可看到一卷本、二卷本、三卷本、五卷本、十卷本和十二卷本等。今存一卷本、二卷本、五卷本和十二卷本。这些版本篇目相差很大，甚至完全不同。下面分别论述：

南宋初，苏集的编者改分集编排为分类合编，遂将这十三篇史论和苏轼的其他史论合排，而其他史论都有标题，为保持一致，势必也要为之加上题目。这导致它们原有的总题“志林”显得多余。苏轼的杂记题跋类文字本无总名，而虞喜杂记类文字也称《志林》，编者很可能借鉴其例，将苏轼的这类文章也总名曰《志林》，如三卷本《东坡手泽》就被改名为《志林》收入麻沙书坊版《东坡大全集》。［6］329则《大全集》中的十三篇史论应已各有标题。《大全集》已不可见，今存较早为其加上标题的有婺州本《三苏先生文粹》（以下统称文粹），见该书卷二〇至二三，其原有顺序被打乱，和苏轼《应诏集》中的史论混编。［7］403如将《志林》原第十篇命名为《始皇一》，将《应诏集》卷七的《秦始皇帝论》改名为《始皇二》（见卷二〇），将原第十三篇命名为《管仲一》，将《应诏集》卷八的《管仲论》改为《管仲二》（见卷二一）。《应诏集》的篇名都是苏轼自定的，《文粹》却将其中史论的篇名擅加改动。大概是为显得系统整饬，以便读者。但《志林》都是先引一段史传原文，再加评论，和苏轼其他史论并不相同。

不仅如此，《文粹》的编者还将《志林》个别篇目进行了拆分。原第五篇先引《史记·范蠡传》载范蠡去越之齐经商致富事，其评论大致是称赞范蠡用舍进退无人能及，但不认同其通过聚散货财而安顿人生的行为，认为他是“才有余而道不足”，虽功成身退，但“心终不能自放”，仍有挂碍，不惜以贱士之行寄托其才能，不如鲁仲连洒脱。随后，苏轼顺便驳斥了扬雄对伍子胥、范蠡、文种三人的苛责。这明显是因讨论范蠡而附带论及，其结尾“不忍三子之见诬，故为一言”云云，已至为明白。［7］403附论部分不能单独成篇，全篇的题名也应以“论范蠡兼驳扬雄论子胥种蠡”为当。《文粹》却将“子胥种蠡皆人杰”及以下的内容另为一篇，题为《伍子胥》；又在其前添加《史记·伍子胥传》“楚平王既杀伍奢伍尚……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报父兄之仇”一段，并加“苏子曰”三字，以和其余篇目先引后论的格式统一。［7］402因后半是驳扬雄关于伍子胥、范蠡、文种三人的论点，并非单为伍子胥，故其题名已不妥；只引《史记》关于伍子胥的内容，也显得不伦不类。且扬雄是“以三谏不去、鞭尸、藉馆”三事“为子胥之罪”，而所引史料仅“鞭尸”一事，不但没有扬雄所论“以不强谏勾践而栖之会稽为种、蠡之过”的相关内容，即便与所列伍子胥三事也仅一事相关。其余诸篇则无这种引、论脱节的情况，可推知这段关于伍子胥的史料是《文粹》编者所加。《文粹》中这被强分而成的两文，顺序还被颠倒为《伍子胥》在前，《范蠡》在后，进一步掩盖了原貌。这一改变也误导了后来者，郎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即加沿袭，只调换了次序，于题名后分别加了一“论”字而已。［8］163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时沿用（见卷五），并为《全宋文》［9］117—119《苏轼全集校注》［10］509—514所继承。

目前所见，符合东坡本意的《志林》首次独立成书于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为左圭《百川学海》丛书丙集收录于一卷，名曰《东坡先生志林集》。该书直接取自《后集》。该本后为明初陶宗仪《说郛》卷九五及民国《笔记小说大观》第十三编第二册收录。各本都为十三篇，都只有总题，各篇内容顺序完全一致。但这本《志林》的影响远小于被书坊编者改头换面的《志林》。

南宋前期，《志林》出现了专收杂记题跋的版本。其内容来自《东坡手泽》等书。黄庭坚《跋东坡叙英皇事贴》云：“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手泽袋盖二十余，皆平生作字，语意类小人不欲闻者，辄付诸郎入袋中，死而后可出示人者也。”［11］1565苏辙《题老子〈道德经〉后》曰：“政和元年（1111）冬，得侄迈等所编《先公手泽》，其一曰：‘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然后知此书当子瞻意。”［12］483这两条材料表明《手泽》是苏轼随意书写的文字，与其拟撰的《志林》不同，死后不久即由苏迈等编成书。余嘉锡辨证曰：“其编次出于后人，或亦有所增补，而非零星搜辑者也。”［13］778《东坡手泽》后被改名为《志林》收入麻沙本《大全集》，其原因可能是“刻《大全集》者，又嫌其名有似父之书，故易以今名”［14］916。其实，这些苏集的编者很可能是受到虞喜杂记奇闻异事的短文小章亦名为《志林》的启发，而将原来史论的总题移用于此。虽是自作主张，也非全无依据。另外《宋史》卷二〇三著录苏辙《儋耳手泽》一卷，［15］5121卷二〇八又著录东坡《儋耳手泽》一卷。［15］5369苏辙不曾到过儋耳，不应有是书。有人怀疑《儋耳手泽》是十三篇《志林》，［12］359但施元之注苏诗《东坡八首》曰：“《儋耳手泽》云：‘杞人马正卿作太学生，清苦有气节，学者既不喜，博士亦忌之。’”［16］此条后为十二卷本《东坡志林》收录，可见《儋耳手泽》应即《东坡手泽》。

陶宗仪《说郛》卷二九收有《东坡手泽》三卷，仅十五篇，分别为《用兵》《宰我非叛臣》《论霍光》《论孙卿子》《汉武帝》《巫蛊》《绝欲为难》《辨〈文选〉》《妇姑皆贤》《妻作送夫诗》《祭春牛文》《卦影》《益智》《何国》《艾人》，［17］504都是短文小章，内容也不完整，符合东坡随手所记而为后人搜集的特征。但《说郛》是“每书略存大概，不必求全；亦有原本久亡，而从类书之中钞合其文，以备一种者”［18］1644。那么这十五篇即使来自陈振孙著录的《东坡手泽》，也非其全貌。这也说明，当《东坡手泽》中的内容被收入《志林》之后，原书仍有流传。

章培恒等指出南宋分类合编的麻沙书坊大全集将十三篇史论去掉了“志林”的总标题，分别加上篇名后和东坡的其他论体文收在一起，而《东坡手泽》则被冠以“志林”之名收入全集，因此麻沙本所收三卷《志林》不包含十三篇史论。［19］163孔凡礼则认为南宋时不存在三卷本《志林》，“志林”只是《大全集》等书中随笔类文章的大标题。［20］462但无论如何，将属于“志林”的十三篇史论另立标题，却在原“志林”题下收入随笔类文字，虽有虞喜的先例，还是违背苏轼本意的。当时“书肆往往逐时增添改换，以求速售”［21］91，这些即其典型体现，且影响深远。首先，这应是明成化间程宗刊本《续集》卷八重收这十三篇的原因。成化本《后集》卷一一已收《志林》，《续集》不应再收，麻沙本的这种安排导致了成化本刊刻者的疏误。因此章培恒认为《续集》出于麻沙本大全集系统。已知《续集》出自洪熙御府本，而御府本除了来自《七集》《外集》，当也会取自以搜罗博杂著称的《大全集》等版本。《续集》卷八的三十二篇论体文中，原《志林》的十三篇史论位于第九至第二十一的位置，但顺序和篇名皆不同于《文粹》和郎本，后为茅维《全集》卷五沿用。茅氏纠正了成化本重收的疏失，于总题“论”下注明“十三篇载《志林》”［22］137。因孔凡礼又以《全集》为底本点校《苏轼文集》，因此今天我们最易获得的《志林》文本很可能来自麻沙本的编者。

其次，麻沙本的这种安排导致了此后以题跋杂记内容为主的《志林》不断出现。韩国安芮璿经过详实考证，认为“南宋时期《志林》的版本肯定在两种以上”，“很可能在麻沙本把《手泽》改为《志林》以后，有人又将十三篇史论的《志林》与《手泽》以及残存的苏氏家藏和他人所藏的苏氏墨迹、杂谈、杂记等，汇编成一书，亦题为《志林》”［23］89。《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原序即云：“编旧集者，或摘取题跋中及诗者，聚为《诗话》；或总取杂记与题跋，而目为《志林》，皆非先生本意。”［24］既然“总取杂记与题跋而目为《志林》”，那么该《志林》不但篇幅应较大，不同于《东坡手泽》的区区三卷，且其内容已是“杂记与题跋”，与原来的史论文字全然有别。苏籀《栾城遗言》引用过《外集》的资料，显然《外集》出现于苏籀生前，而收题跋杂记的《志林》又早于《外集》。事实上署名王十朋的《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就多次引用过《志林》的材料。［23］92由此可证《志林》的内容从精心结撰的史论文章转变为随机生发的题跋杂记并为学者所接受的过程完成于南宋前期。龚明之于1182年记云：“谈谐嘲谑，亦录而弗弃，盖效苏文忠公《志林》体：皆取其有戒于人耳。”［25］1这说明当时《志林》已成为谐谑文字的代称，并成为一种共同效仿的体式。这种转变与麻沙本的改动及流行有关。至此大致可以相信，南宋前期《志林》先是《大全集》中苏轼杂记题跋等文字的总名，后来单独成书，所收内容都以其杂记随笔为主，且已有较大影响，为读者所接受。

不过南宋人将苏轼记人记事和题跋等文字收入《志林》，虽是对虞喜杂记类《志林》的沿袭，但也有明显突破。首先，虞喜只是杂记他人他事，无关自身；而收入《东坡志林》的文字，有记苏轼自身经历感受的内容。其次，虞喜杂记类《志林》内容只限于奇人异事，而《东坡志林》收入不少诗文琴棋的题跋，范围更大。可以说，南宋苏集编者的这一变动，将“志林”内涵大为扩展。

南宋以后，这些收录苏轼谈谐嘲谑文字的《志林》冷落了很长一段时间。明初，十三篇史论的《志林》转而受到一定关注，陶宗仪《说郛》卷九五即为源自《东坡后集》的《志林》［17］1284，王祎还仿其体例作《续志林》十八篇，今存八篇，皆就具体史事发表议论，各篇也无标题。［26］371这显示在明初特定时代背景下，读者更为重视苏轼史论，《志林》的本来面目也得以恢复。明初宫廷还有一部《东坡志林》，但残缺不全，也不知卷数，杨士奇曾著录。［27］晚明则仍是以收杂记题跋为主的《志林》占优势，出现了多个版本，且多已名为《东坡志林》。有迹可循的三卷本、十卷抄本及今存的五卷本、十二卷本、二卷本和一卷本都刻于万历之后。下面分别论列：

五卷本由赵开美编刻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清代张海鹏翻刻后收入《学津讨原》丛书。1919年，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藏赵刻本为底本校印，《丛书集成》据张本重排。以后出版的《东坡志林》又多以二者为底本，如中华书局1981年王松龄点校本等，故今最为常见。夏敬观《跋》曰：“此五卷虽异于朱子所见，要为宋人所辑，则可信也……其每则加以题目，出自赵刻。悉仍其旧，识者毋讥其陋焉。”［28］122认为该本为宋人所辑，其题目则为赵氏所拟。而赵用贤序已云：“东坡先生《志林》五卷，皆记元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余友汤君云孙博学好古，其文词甚类长公，尝手录是编，刻未竟而会病卒。余子开美，因拾其遗，复梓而卒其业，且为校定讹谬，得数百言。”［28］1明言该书由汤云孙编录并部分刊刻，继由赵开美校定讹误，刻成于万历乙未（1595）。该书前四卷为题跋杂记之文一百八十九篇，各有标题，分为记游、怀古、修养、疾病、梦寐、学问、命分、送别、祭祀、兵略、时事、官职、致仕、隐逸、佛教、道释、异事、技术、四民、女妾、贼盗、夷狄、古迹、玉石、井河、卜居、亭堂、人物、论古二十九类。第五卷为十三篇史论，与《东坡后集》《百川学海》本和陶宗仪《说郛》所收《志林》顺序一致。为避与书名重复，赵氏将原总题《志林》改为《论古》，并分别加上新的标题。至此，源于《东坡后集》的十三篇史论，至少已被添加了四种标题，依次见于《三苏先生文粹》（宋婺州本）、《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庞石帚整理本）、《东坡七集·续集》（明成化本）和《东坡志林》（赵刻本，此处用中华书局1981年版王松龄点校本）。只有赵刻本保留了《东坡后集·志林》的原有顺序，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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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十二卷本《东坡志林》最早见于商濬（商维濬）《稗海》丛书，后为《四库全书》《笔记小说大观》等收入。该本前后无序跋，收文三百六十三篇，全是随笔类文字，无分类，亦无标题，其中一百六十篇与五卷本同。五卷本仅四十二篇不见于十二卷本，十二卷本则有二百零三篇不见于五卷本，显然该本的搜集范围更广。但十二卷本有误收的现象，如卷八“烂蒸同州羔”一条出于赵令畤《侯鲭录》卷八载黄庭坚语，卷九“至苏子美死”、卷一二“作字要手熟”条皆为欧阳修之语。

至于其来历，四库馆臣认为就是《东坡手泽》，卢文弨、余嘉锡认同此说［29］。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东坡志林·仇池笔记》点校者则认为：“今存之五卷本、十二卷本两种则很可能都是宋代已有过的传本。”［30］278而此前夏敬观云：“疑商刻《志林》为明时好事者所为，其与《言行录》合者，以其裒录之广耳！”［28］122章培恒断定它不是《东坡手泽》，且出现于五卷本之后，两书的编者都未见过《东坡手泽》，只不能肯定十二卷本较五卷本多出的部分是否全为辑佚所得。［20］173但也有人认为十二卷本早于五卷本。［31］183商濬与徐渭、陶望龄等有交往，其《刻徐文长集原本序》作于万历己未（1619），此时《稗海》应已刻成，故十二卷本刻于万历年间是可以肯定的。万历年号长达四十八年，五卷本恰刻于其中期，那么十二卷本与之前后相距也只二十年左右。

《四库全书》收入的是十二卷本《东坡志林》，《钦定四库全书总目》著录的是五卷本，其提要又据十二卷本而写，故《总目》和库书提要内容大致相同，都认为它来自陈振孙著录的《东坡手泽》，“盖轼随手所记，本非著作，亦无书名，其后人裒而录之，命曰《手泽》。而刊轼集者不欲以父书目之，故题曰《志林》耳”；之所以《志林》和《手泽》卷数不同，“盖其卷帙亦皆后人所分，故多寡各随其意也”［18］1607—1608。认定《志林》就是《手泽》，只分卷不同。如果就十二卷本来说，二书的主要内容相近，都是随笔杂记类文字，可能性是有的；如就五卷本而言，则可能性很小，因为五卷本收了十三篇史论，而《手泽》未收。

综合前人论述和现有材料，虽然不能完全排除五卷本和十二卷本的编刻者得到《东坡手泽》或南宋其他版本《志林》的可能，［32］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就五卷本而言，既未收《先公手泽》中苏辙所提到的内容，又收了十三篇史论，显然它既非出自源于《东坡手泽》的《志林》，也不是来自南宋人另编的《志林》。其辑录者为晚明汤云孙，虽取舍较严谨，但数量较少。至于十二卷本，辑录较广，但其误收和漏收也可证明它既非来自《手泽》，也非南宋的其他版本。就漏收而言，从留存至今的朱熹《名臣言行录》、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洪迈《容斋诗话》以及《西溪丛语》《云谷杂记》《甕牖闲评》等南宋文献中发现的出自《志林》的内容就有不少不见于以上二书。安芮璿从《集注分类东坡先生诗》《施注苏诗》《经进东坡文集事略》三书中统计了三十二处引自《志林》的注释，其中同时不见于二书的即有十条，［23］92—94接近三分之一。如真来自宋人所编，这种情况不会出现。所以无论是五卷本还是十二卷本，都是晚明人编录，且是不甚完善的编录。

而晚明人也有编录《志林》的文献条件和市场需求。从文献条件看，在五卷本刊刻之前，收有部分苏轼小品文的《苏长公外纪》和收录东坡谐趣谈谑文字的《坡仙集》都已出现，更不用说后来的《苏文忠公全集》和重编的《东坡先生外集》了；至于保存《志林》条目的各种宋人著述应较今天更易获取，所以对于晚明爱好苏文的人来说，从已有文献资料中辑录苏轼的文字不难。就需求而言，两种版本的《志林》都于万历时出现，主要还是因为喜爱苏轼小言小文的庞大读者群的存在。当时“运趋末造，风气日偷，道学侈称卓老，务讲禅宗；山人竞述眉公，矫言幽尚，或清谈诞放，学晋宋而不成；或绮语浮华，沿齐梁而加甚。著书既易，人竞操觚；小品日增，卮言叠煽，求其卓然蝉蜕于流俗者，十不一二……”［18］1743。此种风气影响之下，不同版本的《东坡志林》，尤其是以编录东坡小言小文为主的《东坡志林》一再出现。

其次，不论五卷本和十二卷本孰先孰后，二者没有前后借鉴关系，是各自成书。因为即使不考虑数量、标题方面的差异，也无法解释除去十三篇史论外五卷本仍有二十九篇不见于十二卷本的现象。

天启五年（1625），毛晋刻成《苏米志林》三卷，前两卷为《苏子瞻志林》。毛晋跋曰：“唐宋名集之最著者无如八大家。八大家之尤著者无如苏长公，凡文集诗集全集选集，不啻千百亿本；而《寓黄》《寓惠》《寓儋》《志林》《小品》《艾子》《禅喜》之类，又不啻千百亿本，似可以无刻，然其小碎尚有脱遗。余己未（1619，时年二十岁）春闭关昆湖之曲，凡遇本集所不载者，辄书卷尾，得若干则；既检题跋，又得若干则。聊存痂嗜，见者勿讶为辽东白豕云。”［33］可见该书编成六年后才刻版。卷上主要为纪游和记人，部分条目采自茅维《苏文忠公全集》卷七一题跋（游行）和卷七三，个别为苏轼所作有小序的诗词，如“春夜行溪桥”条即《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的序和词，仅个别文字不同。［34］361多数条目都非苏轼“本集所不载者”。同卷还收了二十八条他人关于苏轼的记载，多为苏轼与他人发生的逸闻趣事或其诗词本事。这些内容主要来自南宋人关于苏轼的笔记。除“约客湖上”“梵天寺月廊”“峡山寺访僧”“孤山访僧”“妓乐殷作”“是中何物”六条外，其余二十二条都以人名为题，如“毛泽民”“李委”“文同”“郑容”“高莹”等。该书卷下共一百二十条，都为苏轼所作。除“戴安道不及阮千里”“刘伯伦非达”两条评人外，其余都为诗文书画和笔砚琴棋的题跋。它们辑自茅本卷六五至卷七一。

可见，毛本《志林》的篇目与其他版本没有关系，全是其自选，其编辑较随意，内容偏驳杂，甚至还有他人关于苏轼的杂记。这些篇章的共同点大概是都与苏轼有关，都较短小。以前的《东坡志林》，不管是史论，还是杂记题跋，都是苏轼自作。显然，在毛晋这里，“志林”的内涵又有扩大。从自记扩大为他记，这也是对虞喜杂记志怪类《志林》体式的进一步突破。因此，毛晋的《苏子瞻志林》是晚明人在“志林”名下随意编选苏文小品，并突破为苏轼自作之界限，从而扩大“志林”内涵的典型代表。其实在当时苏文繁荣的局面下，选本纷然，选家各立名目，并不一定要借“志林”之题。但《志林》毕竟出自苏轼，还可上溯到虞喜，因此以“志林”为名应有某种权威性，更有卖点，故多个版本的《志林》集中出现。这无疑也是晚明人对苏轼小品极为嗜好的反映。正所谓“舂容大篇……天机之玄赏不与焉。惟夫偶然落墨，杂于醉梦之余，小言率语，动有意思；碎金残璧，皆成至宝。是为不可及耳”［35］510。毛本《志林》体现了晚明人对苏文编辑的随意程度，也可说是这一时代需求的典型表征。毛氏汲古阁还藏有宋板《东坡志林》，［36］57不知其卷数和具体内容。上已述及，《苏子瞻志林》为毛晋自编，与所藏宋版无涉。

署名陶宗仪编、陶珽重辑的一百二十卷本《说郛》（宛委山堂本）卷二五收入一卷四十九篇《志林》。它们来自五卷本《东坡志林》的前四卷，相同篇目标题全同，一些篇目的顺序也一致，如卷一“记游”类八篇，卷二“佛教”类五篇都如此。［17］1195—1205陶珽是云南姚安人，万历庚戌年（1610）进士。王应昌序云：“周南李君（李际期），督学两浙。两浙，文献之地。校试之暇，访求遗书，得华容孙氏《说郛》善本，因重授梓，盖以版毁于辛酉（1621）武林大火，去今几三十年……”［17］9—10据此推算，陶珽重辑的《说郛》出现于赵刻《志林》后五十余年，前后关系明确。该本《志林》后为清代马俊良《龙威秘书戊集·说郛杂著十种》所收录。因此明末又出现了一种一卷本的《志林》，只收小品杂记，取自五卷本。

另外，陈第著录《志林》三卷，时为万历丙辰（1616）。［37］34该书倒是与麻纱本《志林》卷数相合，但是否为一不得而知。钱曾著录有《东坡志林》十卷抄本，［38］25序称是绛云楼焚后劫余。该抄本也应来自晚明，但不知其详，且钱曾理毕书目的己酉年（1669）已是康熙时期，故不论。

通过以上梳理，已可大致明白各本《志林》的面貌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东晋虞喜的两种《志林》，一为苏轼本人仿作十三篇史论，一为苏集的编者借用为苏轼小品杂记文的总名，并得到广泛接受。而十三篇史论除了个别单行本外，多数时候都被和苏轼的其他史论混编。此后随着苏文研究的相对低落，南宋多种版本的《志林》被冷落并很可能失传。明初陶宗仪将只有十三篇史论的《志林》和《手泽》分别收入《说郛》，似可看作一种正本清源的努力；王祎仿作史论类的《续志林》则可视为其响应。随着对苏文兴趣的转移，万历年间出现将两类文字合一的五卷本和只收小文的十二卷本，到天启时毛晋刻二卷本，将他人关于苏轼的杂记也收入其中，至明末又有出自五卷本的只收杂记随笔的一卷本。从明初陶宗仪《说郛》收十三篇史论的一卷本到明末陶珽《说郛》收四十九篇小品文的一卷本，这个有趣的巧合中有必然的因素：首先，虞喜本有两种《志林》，而苏轼原书未成，给了后人自主编辑的空间；其次，《手泽》等题跋杂记被编为《志林》，其他类似版本随之出现，强化了其影响；最后，为满足晚明读者对苏文中杂记随笔之类文字的偏爱，一些编者对之重加搜辑刊行。为满足读者对苏轼的兴趣，编者甚至还将他人关于苏轼的杂记也纳入其中，将《东坡志林》的篇目从限于苏轼自作扩大为包括他人评苏之作。

总之，《东坡志林》内容的变化反映了从北宋到晚明不同时代读者对苏文不同部分的兴趣发生转移的历程，是苏文研究随时代而变化的一个缩影。苏文的编者不断迎合读者的需求，将前人有意无意地改头换面强化成一种趋势，采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编出面目全非的《东坡志林》，也是读者的主观能动性在苏文研究史上的生动例证。

注 释

［1］〔唐〕房玄龄等：《晋书》第八册卷九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

［2］〔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之《全晋文》第二册卷八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

［3］《五朝小说大观》，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4］也有论者认为这些文章并非都作于海外时期，如《苏轼全集校注》即推测其中的《论商鞅》作于哲宗元祐元年（1086）末（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册，第517页）。其理由是当时新党对元祐党人的打击很严酷，“苏轼岂能愚不识时至于写出《商鞅论》之文？”（第519页）。此说似嫌武断。姑且不论苏轼无所畏惧、直抒无隐的性格，或具体的创作动机背景等偶然因素，即便就文禁而言，北宋晚期的效果也不必高估。如蔡涵墨所云：“宋代对书籍的控制始于朝代的早期，是一种常规而非例外。但它的施行只是零星的、自相矛盾的，并且常常并不存在。”（《历史的严妆》，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38页）且对苏集的禁毁主要发生在苏轼身后。苏轼北归时，刘沔还能搜集苏轼诗文编为二十卷，并为轼所认可。这二十卷即为收有十三篇《志林》的《后集》之基础。故不取此说。

［5］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中华书局1983年版。

［6］〔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一著录《东坡手泽》云：“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谓《志林》者也。”徐小蛮、顾美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7］〔宋〕苏洵等：《宋婺州本三苏先生文粹》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

［8］郎晔为这些史论重新命名，并新增了《宋襄公论》《士燮论》两文，并于卷一二总题《论》下注：“自此以下十六篇，谓之《志林》，亦谓之《海外论》。”见庞石帚校订：《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二，文学古籍刊行社1957年版，第163页。

［9］曾枣庄、刘琳等编：《全宋文》第90册卷一九五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

［10］张志烈等编：《苏轼全集校注》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1］郑永晓整理：《黄庭坚全集》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2］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第5册，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所引该条不见于五卷本《志林》。

［13］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下册卷十五《东坡志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4］〔清〕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上册卷五六，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

［15］〔元〕脱脱等：《宋史》第15、16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

［16］〔宋〕施元之等：《施注苏诗》卷十九，上海图书馆藏。

［17］〔明〕陶宗仪等：《说郛三种》之《说郛一百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18］〔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三《说郛》提要，中华书局1997年版。

［19］章培恒、徐艳：《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

［20］孔凡礼：《南宋时不存在三卷本东坡〈志林〉一书》，参见《宋代文史丛考》，学苑出版社2006年版。

［21］陈善《扪虱新话》下集卷四“编次文字或是或非”条。丛书集成初编本。

［22］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五，中华书局1986年版。

［23］安芮璿：《宋人笔记研究——以随笔杂记为中心》，复旦大学2005届博士论文。

［24］《重编东坡先生外集》卷首，上海图书馆藏。

［25］〔宋〕龚明之撰，孙菊园校点：《中吴纪闻·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26］〔明〕王祎：《王忠文集》第一一二六册卷一八，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

［27］〔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八著录“《东坡志林》一部一册（阙）”，丛书集成初编本。

［28］〔宋〕苏轼：《东坡志林》，中华书局1981年版。

［29］卢文弨《书〈东坡志林〉后》：“是皆从墨迹中掇拾而成者，虽判语间亦入焉，以此知《手简》之名之所由来”（《续修四库全书》第一四三二册，第642页）；余嘉锡“其编次出于后人，或亦有所增补，而非零星搜辑者也”的辨证是指《东坡手泽》的成书过程，并不否认该书即《东坡手泽》（《四库提要辨证》下册，第778页）。

［30］〔宋〕《东坡志林·仇池笔记》附《〈东坡志林〉成书考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31］瞿良士辑：《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卷三子部著录钞本《东坡志林》十二卷，载白泉老人跋：“此本与虞山赵氏刻于南中者颇多异同，盖后人各取先生语为之耳。然赵本在此本之后，分门纪事，终不若弇州公《外纪》之精备也。”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32］两种《志林》中有个别条目的文字较通行本为优，如《记朱炎禅颂》“若有得者”“此心何在”“四大不须无后觉”，五卷本《志林》分别为“若有所得者”“此心何住”“四大不须先后觉”。《题李伯祥诗》“余幼时尝见余叹曰”，十二卷本《志林》为“余幼时学于道士张易简观中，伯祥与易简往来，尝叹曰”，多出十七字（《苏轼全集校注》第19册，第7464页、7643页）。或可据此推测晚明的编录者可能得到过传自南宋的个别条目甚至残本，但绝非全本，因文字较胜的较少。

［33］〔明〕毛晋：《跋苏子瞻志林》。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85册，第573页。毛晋晚年自刻的《隐湖题跋》中，此文却已名为《跋苏子瞻外纪》（《汲古阁书跋》，潘景郑校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0页）。此前有王世贞编，璩之璞补刻的《苏长公外纪》十二卷，毛晋并未重刻《外纪》，仅于与此书合刻的《跋米元章志林》中提到他于“辛酉秋（1621），偶编《东坡行纪》”一事（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85册，第605页），但后未见该书线索，或许当时毛晋曾拟撰此书，并未完工。同书卷三末的《跋米元章志林》也收入《隐湖题跋》，却未易名（《汲古阁书跋》，第17页）。总之，此跋和《子瞻志林》的内容和规模完全相符，且毛晋1625年原刻的《苏米志林》今存，此跋正位于《子瞻志林》卷下之末。

［34］邹同庆、王宗堂著：《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

［35］〔明〕魏浣初：《苏米志林序》，《苏米志林》卷首，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85册。

［36］〔清〕缪荃孙：《缪荃孙全集·笔记》，凤凰出版社2013年版。

［37］〔明〕陈第：《世善堂藏书目录》卷上史类，知不足斋丛书本。

［38］〔清〕钱曾：《述古堂藏书目》卷三，丛书集成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