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与审美人格教育

韩丽霞

审美人格指向人格境界的提升，构建审美人格是教育的重要使命。学习或吟诵唐诗宋词对于审美人格的建构意义重大，正如冷成金先生所言：“以唐诗宋词中的优秀篇章为代表的中国古典诗词，积淀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是历史合理性的集中体现;这些诗词以优美的形式表达了深切的情感和价值关怀，可谓年轻人滋养诗意心灵的源头活水。”[1]此论深中肯綮。

唐诗宋词在文学表现上臻至中国传统文学之美的极致，对经典诗词的不断吟诵，不仅可以从感性上体味艺术之美，也将符合历史合理性的应然之理充分情感化，最终走向审美人格的自我贞立。在传统文化走向复兴的热潮下，诗词的美育之功虽屡被学人所倡扬，但诗词对审美人格的涵养、净化机制却较少受到关注。本文兹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简要论述这一问题。

一、激发对生命内在情感的亲切体认

与“经国之大业”（曹丕《典论·论文》）的文章不同，诗词更具感发作用。尽管唐诗的创作主旨仍然恪守儒家诗教观的“言志”传统，但经历了六朝“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的文学思潮洗涤，唐诗中的优秀篇章情理交融、意韵浑雅。而词之为体，要眇宜修，尤其在宋代以文化本体为内核的时代精神下，含思宛转的宋词将人的感性生命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吟诵唐诗宋词，可以激发起人们对生命内在情感的亲切体认，从而唤起诗意的心灵家园。

第一、体认情感之美。诗词作为言志言情的文化产物，是传递人类精神世界的重要载体。唐诗宋词中所流溢的亲情、友情、爱情之美将礼法约束下的人伦规范化为亲切可感的世俗人情，更具感发人心之效。诗中有“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亲情之美;有“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夜雨寄北》）的爱情之美;也有“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高适《别董大》）的友情之美。宋词中对亲情友情爱情的歌颂更是不胜枚举。这些辞情兼胜的艺术作品深深地契合了民族文化心理，具有感发人心的强大魅力。

第二、体认山水之美。诗词中所展现的物境之美与人情之美相互促生，造就了蕴藉空灵的审美意境。如“孤篇横绝，竟为大家”的《春江花月夜》，情思与哲理相互融合，诗中那花林如霰、纯美流畅的境界创造出瓊绝的宇宙意识和生命意识，引导读者去不断追询人生的价值、意义并促生着人的觉醒。同时，诗词对于山水自然的书写并不仅仅是为了模山范水，流连光景，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展现出一种亲切的家园感，从而构建起世人可居、可游的精神家园。如王维的《春中田园作》：“屋上春鸠鸣，村边杏花白。持斧伐远扬，荷锄觇泉脉。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临觞忽不御，惆怅远行客。”王维以平实的语言描绘出田园之美，这种美并不是外在的光彩，而是对自然与人事的温情诉说。尤其是“归燕识故巢，旧人看新历”一句，展现出亲切而温馨的家园感，使人类庸常的生活具有了审美超越性。

第三、体认道德之美。诗词中洋溢着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钱穆先生指出：“中国艺术不仅在心情娱乐上，更要则在德性修养上。艺术价值之判定，不在其向外之所获得，而更要在其内心修养之深厚。”[2]同样，李泽厚先生也对中国审美文化的内蕴作出精要解析，他说：“中国美学要求审美意识具有纯洁高尚的道德感，注意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反对沉溺于低级无聊的官能享受。”[3]经典的唐诗宋词积淀了作者深切的情感和价值关怀，能够激发起读者对道德之美的深情体认，对于提升人的德性修养大有裨益。如杜甫“一饭未尝忘君”，他“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俗世情怀显现出德配天地的仁者之心;苏轼诗词更为世人打开了全新的人生境界。正所谓“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水调歌头》），他将外在的功利束缚完全解除，以自由的心灵世界来应对一切不平。只要秉持浩然正气，就能无往不适。因此，诗词中的道德之美对于人格塑造具有重要的净化作用。

二、导向对悲剧意识的审美超越

从根本上讲，唐诗宋词之所以成为审美人格塑造的涵养之方，其原因在于诗词导向对悲剧意识的审美超越。悲剧意识对于民族文化心理和精神价值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传统诗词包含着浓郁的悲剧意识，宋词中“不奈情多无处足”（欧阳修《玉楼春》）“人生有限情无限”（晏殊《踏莎行》）揭示出中国文化中悲剧意识的实质。

与西方依附于神的宗教文化不同，在中国主流文化中，人绝待于鬼神与他人，只有内在的超越本体，即“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论语·颜渊》，必须自己给自己建立价值，而建构价值的依据“就是有利于人类总体存在与发展的历史合理因素”[4]。面对生命有限、价值无解、宇宙中性等现实困境，悲剧意识的兴起将人导向更高一层次的价值追询或本体求索，进而将符合历史合理性的价值不断地积淀到人的情感之中，从而丰富了人的内在心理，使人格境界得以提升。唐诗宋词是悲剧意识的重要载体，对悲剧意识的审美超越最终导向审美人格的自我贞立，如苏轼《水调歌头》一词：“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该词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起句，从屈原的天问到李白的把酒问月，无不体现出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追询与思考，但苏轼并没有否弃现实，他经历了追问、向往、怀疑这一系列必不可少的心理过渡后，终于找到了现实答案，即“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下阙中“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一句则不再局囿于一人一事，而是将其扩展为人类共有的一般性情感，即以一种审美观照的态度来对待现实生活和人的感性生命，从而导向了超越性的价值建构。这种以既现实而又超现实、既现象而达本体的方式建立起来的价值，使词之上片中的悲剧意识得以彻底消解。

宋人胡仔評此词曰：“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余词尽废。”[5]该词之所以千古传唱，其深层次的原因乃在于深契民族文化心理。而词的价值建构方式是以“情—理—情”的理路来对现实悲剧进行审美超越。所谓“情—理—情”的价值建构理路，冷成金先生指出：“中国主流文化的价值架构的起点和动力来自于人要‘活着的内在亲证，这种内在亲证在本质上不属于理性范畴，而是属于感性的范畴和情感，即人的最原初的情。在这种情的基础上，人以自证的方式来选择行为方式和建构价值观念，这个过程是一种理性活动。但由此建立起来的价值观念是具有他律的强制性，并不一定为人的情感所认同;只有当人的境界进一步提升，这些价值观念内化为人的内在自律的情感选择时，这次价值建构才算完成，而此时，这些价值观念已经内化为人的生命情感，又会（上升）到了感性的范畴，又是情，这就是‘情—理—情的价值建构理路。”这一论述为充分挖掘此词的文化内蕴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上阙中的“情”是人在面对浩渺星空时兴起的价值空漠之情，即人的最原初的情。经历了“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心理调试后，体味到“何似在人间”这一现实之“理”。然后词人对所追询到的“理”以自证的方式来进行价值建构，即体悟到生命的意义在于过程。所以过程中展现出现实生活的一般性情境，但这样的描写并不是庸常的。词人从未停止过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终极思考，最终在望月怀思中感悟到人事、自然“自古难全”，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要按照人类应然的状态来构建生活。因此结尾并未导向绝望，而是激发起世人“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美好企盼，从而使该词具有了一定的乐观主义色彩。最终，这一经“理”过滤而升华后的“情”便具有了审美的超越性。

三、构建审美化的人生态度

吟诵唐诗宋词可以为世人构建起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审美的人生态度是一种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是以中国传统儒释道文化为基石而形成的现实实践。儒家文化中所蕴含的审美化的人生态度最集中地体现于《论语》一书。“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在此应特别注意“游于艺”的表述。朱熹曰：“游者，玩物适情之谓。”以“游”的态度来对待“至理所寓”“日用之不可阙”（杨伯峻语）的艺，真正地实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境界，这实际上开启了一种审美化的实践态度。具体到现实生活中，则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以及孔子对颜回的盛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这体现出原始儒家极为重视人的内在精神之美，其中所追求的乐境虽富有宗教性意味，但却并不是宗教，“因为这种乐境是既现实而超现实的，既基于现实，又从现实中超越出来，进而观照现实”[6]。可见，“孔颜乐处”式的安贫乐道便是将生活审美化，其核心在于超越现实功利，不受贫富等外因所干扰。道家主张自然而然，人应该按照人类的自然本性去生活，这种本性是以内心的虚静去摆脱外在的束缚，从而获得精神上的自由高蹈。正如庄子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只有无待，即破除对外在条件的依傍，才能实现逍遥游。这种神游天地、无所依傍的精神境界所获得的“天乐”，“并不是一般的感性快乐或理性愉悦，它实际上首先指的是一种对待人生的审美态度”[7]。佛教了脱生死，禅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审美化的人生体验，通过参禅将人引向更高一层的本体求索，“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泯灭了时空的界限，达到瞬间永恒。这种思维方式使人真正地从外在的一切束缚中解脱出来。

审美化的人生态度在唐诗宋词中得以充分发扬。如刘长卿《过前安宜张明府郊居》一诗：“寂寥东郭外，白首一先生。解印孤琴在，移家五柳成。夕阳临水钓，春雨向田耕。终日空林下，何人识此情。”诗中有对陶渊明独立人格的追慕和企羡。更重要的是，“夕阳临水钓，春雨向田耕”展现出传统文化中那种渔樵耕读式的自然而然的生活理想。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审美化的生活态度。结句“何人识此情”不应看作是知音未赏的遗憾，而是人格境界之美的自我坚守。

审美化的生活态度在苏轼的文学作品中则更具典型意义。苏轼的生命实践可以说真正地实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所向往的最高人格境界，尤其晚年被贬谪至岭南海南时期，苏轼的文化人格达至天地境界。这种审美化的人生态度给予他战胜挫折的无限信心，即使漂泊无定所，但“吾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即使物质生活贫窭不堪，也要“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枝》）;即使有志不获骋，仍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苏轼充分重视感性生命，他摒弃了对外在世俗功利与经验世界的执着，一切诉诸内心，并将此作为精神的终极归依。艰辛苦难统统在其内心化解，由此开启了审美化的人生境界。试看苏轼《减字木兰花·立春》一词：“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上。便与春工。染得桃红似肉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花。”这首词是苏轼被贬居海南时所作，似淡而实腴。在词人明快的笔触下，其思想中的任性逍遥，随缘放旷也清晰可见。词中“春牛春杖”“春幡春胜”是对立春习俗的展现，宋代的海南本是荒蛮之地，但上片的“无限春风来海上”却境界开阔，毫无衰败之气。“染得桃红似肉红”将自然与人事妥切地融合在一起。下片中词人发出“不似天涯”的感喟，更显出随遇而安的达观之态。苏轼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在岭南海南时期以“吾生本无待，俯仰了此生”的人生准则，真正将庄子的“逍遥游”付诸于生命实践，纵浪大化，无喜无惧，认真地活在当下，使现实生活趋向审美化。所以即使在天涯海角，他也能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这是得道后的精神宣言，可以说，他真正地从“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自由人格臻至“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天地境界。

综上可见，唐诗宋词对于審美化人格的培育意义重大。诗词以强大的感发作用激起世人对内在生命的深情体认，这种“润物细无声”式的审美教育具有绵延不绝的情感张力。审美人格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唐诗宋词本身包蕴着极其丰富的悲剧意识，从而将人导向更高一层次的价值追询，并不断地以自证的方式来积淀合理价值，最终达到超越性的审美境界。

参考文献：

[1]冷成金.诗词吟诵与心灵成长[N].人民日报（理论版），2014.06.10（19）.

[2]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三联书店，2001.261.

[3]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23.

[4]冷成金.论孔子的内在亲证价值建构思想[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2）：24-30.

[5][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321.

[6]冷成金.论语的精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191.

[7]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M].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5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