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隆武政权与西南土司军队关系述略

王浩淼,徐梓又

(江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明朝建立后，西南土司地区长期处于和朝廷若即若离的状态，明廷在云南设立黔国公一爵及流官来管理该地区，希冀用家族模式和流官制度进行有效统治。这一措施确实对约束西南民众起了一定作用，致使“云南三百年只知有沐国公”[1](P465-466)，承认“沐公黔滇土司之主”[2](P41-42)，并造成“明初土司犹三百二十余人，末年不存及其半”[3](P219)，其中大多数土司是被改土归流所废。但是思伦发的起义还是极大地震惊了明朝政府，于是土司管理成了明朝关注的焦点之一。西南土司分为四川土司、贵州土司和云南土司，而在腾跃、永顺、顺宁、普洱等府厅还有许多独立部落自成一块。本文研究对象是南明政权所能控制范围内的川滇黔土司军队(以下简称“土兵”)。

天启、崇祯年间，明廷就已对四川土司的实力有所关注，在镇压安效良、奢崇明时，由于石柱土司秦良玉及其子弟的出色表现，朝廷在授予他们官职的同时，招纳他们参加对农民军、清军的战争。但是由于明朝军事指挥者的无能和主客矛盾的加剧，西南土司在中原战场的表现极其有限。崇祯皇帝为了增加勤王的兵力，秘密派遣将吏前往川黔滇地区监督征集土司士兵北援，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故内阁首辅张居正的曾孙张同敞[4](P114-115)，同时弘光政权也曾派遣使者前往征兵。此时的川黔滇地区人民也面临大难，张献忠正不断向西进发，朝廷所属巡抚、总督更是视西南为荒外之地，且自顾不暇，遂委托于黔国公府。1645年朱聿键在福建监国，在沐天波等当地官员的响应下，隆武政权开始在西南有所影响。隆武二年(1646年)，福州行人司瞿昶上奏称：“滇、黔则在外扰邻邦，内顾门户”[5](P834)，该奏疏谈到了滇黔土汉人民与隆武政权的双向关系。本文从云南、浙东、江西战区西南土司军队的行为来分析南明隆武政权和土司土兵的关系。

一、南明土司军队面临的困境

(一)部分汉族官僚剥削的对象

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听闻李自成攻陷北京后，他从武昌沿长江迅速西上，一面派遣游兵骚扰湖南和江西，一面派重兵逼向重庆和成都，成都平原上的明朝官员和藩王焦急不安，赶紧以重金募兵，同时向成都附近的土司求援，但是石柱土司未发一兵[6](P6809)，秦良玉在夔州为张献忠所败，无力支援蜀地，所为者只有“遍谕土司不得应命于大西”而已。[6](P7947-6948)

实际上，除了四川、贵州土司较为积极响应中原朝廷勤王的号召外，云南土司则多以冷漠态度对之。由于云南与中原相隔较远，除了川黔、缅甸有战事而需要云南土司的协助外，一般情况下双方处于隔绝状态，以至于中原大乱和崇祯帝殉节之事都是道听途说。云南人民长期受黔国公沐天波的剥削压迫，因此崇祯帝使者至滇南征兵，沐天波在大行皇帝位前大哭，发誓不与李自成共生，号召土司出兵协讨，土司将领却“俱袖手旁观而已”。当崇祯十七年十月，按察使陈盖奉福王命前来征兵，以赏赐、忠义说辞相诱，各土司或出兵一两百名，或捐助一二百两，陈盖带领这支队伍出滇就没了踪迹。《爝火录》作者李天根认为，张同敞在云南用牙牌已征得兵而未集，陈盖集而东行，方有江西、浙东之勤王滇兵。同时，沐天波也借助此次募兵机会壮大了自己的势力，并依靠这只武装在云南骄纵不法。

武定土司吾必奎的反叛起因于黔国公沐天波用人不明和参将李肖龙的挑唆，沙定洲的反叛也是由于沐天波的庸懦奢侈。沐天波极为吝啬，所属官员也非正人君子，“滇南余忠林者，号锡朋，寅缘沐府参军，其人贪利惨刻”。[2](P32-34)《爝火录》载，吾必奎数为金沙江戍将李大贽所侵，而沐天波性鄙不出资，造饷票夺盐票，吾必奎不能堪，遂反，据云南府。[5](P725-726)当吾必奎反叛西向后，沐天波悉出财产犒兵，并号召附近土司至楚雄会师，时云南府有日月、虎豹两营兵，加上六卫、三十所及亲兵共上万人，于是石屏州土官龙在田和宁州土知府禄永命愤然协讨。沙定洲俟吾必奎被歼灭、诸军返回驻扎之所后，率领所部兵马逗留在黔国公府。史籍多记载沙定洲叛乱始听于妇女之言，这种说辞是南明遗臣对汉族官僚的维护。抛开各种客观原因，沐天波的骄横和剥削是两次叛乱的始因，“沐公差亲信家丁于吴抚军辕门，将唐藩台百般殴辱，唐公立辞引去……乃土酋沙定洲以此为口实，流连不去，志在谋叛”。[2](P34-35)当全国的战局重心在东南之时，沐天波正集中力量排斥外籍官员，这就造成他得不到外省势力的援助，但他的剥削手段又激增土司的不满情绪，而沙定洲正是反抗的代表。《明季南略》记载，沐天波听信家丁害死土司以致激变沙定洲，《爝火录》称沐天波属吏饶希之、余锡朋向沙定洲“夸饰黔府富盛”，该书又称沐天波攻伐吾必奎于楚雄而力不足，于是调沙定洲前来，沙遂攻取楚雄而杀吾，沐天波于是赏之，多炫耀，沙遂叛。[5](P742-743)。从这些记载来看，大体有三个因素激起沙定洲的反叛：炫富、信奸人和剥削吏民。沙定洲并不是真正要和隆武朝廷对抗，不过是因势反抗沐天波的剥削和追求利益罢了。此外，也有一些土司可能因无法忍受汉族官僚的剥削，或者有投机的考虑而跟从起兵，如蒙自土知县李日芳[3](P222)等。当农民军孙可望部从贵州入云南，并在云南曲靖俘杀隆武所遣官吏，并在楚雄擒降沐国公、杨畏知后，土司的战略目标从反抗官吏剥削转为对抗农民军以求自保。随后沙定洲为孙可望所败，溃退至沙迷州，而其他土司多跟随沐天波降孙可望。

由于部分汉族官僚长期对土司的剥削和利用，土司不断激增对汉族官僚的恨意，于是在甲申之变后爆发了两起土司反叛事件。但是由于当时农民军随时可能入侵云南，西南土司开始寻求和南明合作以稳定云南本土的局势，但是这种合作带有明显的排他性，对抗清大局十分不利。

(二)东南地方将领扩充的对象

王朝先字省宇，是四川土司的一员，此时王朝先已受勋将刘泽清属下标将总兵张国柱的管辖。1645年夏初，清军以三路大军迅速渡过淮河、长江，遂陷南京、杭州，福王政权垮台。其中南路军抢占浙北诸郡，东路军也向苏淞诸郡进发。张国柱正是在这种危难时刻来到舟山，与唐王所委之黄斌卿争夺地盘，不料被拥戴鲁王的张名振、阮进所袭，张国柱最终被“斌卿以计笼络，使去张(名振)而归己，名振由是不悦” ，[7](P66)张国柱归降黄斌卿实是无奈之举。黄斌卿，漳州兴化人，[5](P684)在崇祯十七年募兵勤王，福王授以将军印以镇芜、池，[8](P48)当初曾约同将军陈辉等击却左梦庚军于灰河，后南下入闽，[9](P267)唐王命助守舟山。鲁王将领张名振不满黄斌卿不附己，而黄斌卿对于新附自己的势力也有所忌惮，于是“以书招之(王朝先)，复使兵诈为他盗，中路劫之。既至，又夺其将军印而拘之”，王朝先借机走脱，从此二人埋下不解之仇，王朝先约同阮进攻舟山，鲁王派人和解，就在王、黄接洽之际阮进突袭黄斌卿，黄斌卿携二女跳海死，[10](P138)王朝先也被张名振杀害，而张国柱在随后的钱塘江战役中劫持鲁王长子降清。[11](P1428)王朝先是西南土司在浙东的代表，但是浙东各势力的竞争加重了主客矛盾，尤其当时张名振不能容人，而黄斌卿没有长远眼光，在此之前他就因擅杀副使荆本彻而被革除伯爵。[12](P11)唐王、鲁王的部下皆善于用手段扩充势力，这就造成两个地区势力因缺乏信任而无法达成一致目标，更不能完全使各方势力信服。黄斌卿将土兵编入麾下，正所谓“其意欲如土司为不侵不叛之夷岛，而不知不可得也” ，[7](P67)舟山战败实际上也是张名振等人心胸狭窄、有忠无仁所致。但王朝先的被杀却鼓舞了西南土兵的斗志，他们相继自发投入江西、湖广、两广战场，为残明政权继续战斗。

(三)江西隆武将领排挤的对象

唐王朱聿键的继位受到除浙江以外的江南地区势力的拥戴，当岭南土司农国琦起兵反对唐王时，唐王意识到如果不安抚好土司，他们很可能成为明军背后的隐患，所以在封赏功臣的同时，也封赏西南土司酋长，如赏赐西夷安承宗府名颁印，[12](P13)并委托宗室朱寿琳代为监督滇黔。

顾诚先生在《南明史》一书中对隆武元年(1645年)至二年的江西战事叙述甚少，因此有必要阐述江西会战的经过。弘光元年(福王朱由崧年号)五月南京陷没，原左良玉部将金声桓、王体忠奏请清廷以本部兵取江西，得到许可后攻陷九江，接着下南昌，趋建昌。此时明朝仪宾邓思铭、江西布政使夏万亨等暂避建昌，会同史夏隆、万元吉、杨廷麟等谋事，共同推举益王朱慈炲为主，以其“好士”，但又过于“仁柔寡谋”“不习武事”，且苦于无兵。适永宁王、罗川王募兵，保宁王自北来，而由陈盖所集之滇军本援南京，不及而还，过建昌，益王请留共守。从军事实力来看，南明军队占弱势，清军主力原是左良玉部，尽管实力雄厚，但是刚受挫于李自成，正急需战功向清廷表现。而明军多来自临时招募，土兵虽勇但未临实战，惟“善用枪”和象，[11](P1491-1492)因此初次交锋，明军击溃了清军前锋，第二次交战，保宁王暗中通款清将王体忠，从背后用火箭射伤滇兵、战象，致使一位明总兵战死，滇兵溃走，建昌遂陷。此后罗川王自金溪复抚州，清廷派主力争夺，抚州沦陷，罗川王还东乡。

滇兵经过建昌战役后，又与南赣巡抚李永茂汇合，当时西南军队主要是云南、贵州的陈赓、赵印选部，滇军为主。后来，永宁王部在抚州地区成功牵制大量清军南下，滇军与湘、赣、粤军合拒清军于龙泉，并取得了在南明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龙泉大胜”，南明军队随后占领吉安[13]。时唐王朱聿键方建权，以万元吉为吉安会战的指挥者，兵部尚书杨廷麟与之协守，杨“用客礼待之(滇军)”，于是云南将士多次击败清兵。在吉安会战的初期阶段，滇军绕至清军背后奇袭获得小胜。时杨廷麟刚收服闽赣地区的峒兵，万元吉却倚以为重而轻视滇军。适逢唐王朱聿键将至赣州，杨廷麟入谒，朱聿键将其召回福建，以万元吉驻跸吉安，这一决策极其错误。隆武二年(1646年)三月二十四日，清军攻吉安城，明守将胡长荫违令擅自撤退，万元吉也退走赣州，他不停向福州辩解滇兵的怯懦来推卸自己的责任，[4](P115)甚至不许滇兵入驻赣州，滇兵于是绕走南康。[5](P799-800)对于失败原因，隆武君臣都认为西南军队是罪魁祸首。其实，在大顺军还没有被正式启用前，做到对各地区武装势力一视同仁才是当时南明政权最好的防御方式，赣州所能倚任的仍是客军，但是督师杨廷麟赶到于都后却将其解散，然后率残部五百人再入赣。隆武二年六月，清军围赣州，时明军纷纷来援，凡三万余人，滇军赵印选、胡一青部三千人亦在其中，然而总督万元吉却坐等海盗罗明受水师的到来，而砂兵、海盗皆畏缩不前，结果罗明受的水师被击溃，清军乘势对赣州城外围的客军逐个击破，粤兵、滇兵败走。就在朱聿键被俘后的第九天，清军正式围攻赣州，并于次日攻破。此时万元吉表现得异常忠心，但他至死都没有能够明白，他们招募的江西峒兵残暴而作战能力低下，致使军事防线不堪一击，唯独靠忠义坚守，这是远远不够的。湖南的何腾蛟也没有派遣军士支援江西战场，在本省内部防“贼”的同时，以各种借口阻止楚军出省，各防区域长官的私心加剧了南明的灭亡[14](P303-305)。

二、云南土司和南明政局的双向影响

(一)云南土兵在主观上受到排挤而造成在云南、江西、浙江处处受挫，致使南明在战略上向农民军寻求妥协和合作。在云南，土司因受到汉族官僚地主的剥削而不断起兵反抗，隆武元年(1645年)八月，黔国公西奔至楚雄，隆武帝所派遣的流官则驻扎在曲靖，二者因为不能汇合而无法采取有效防御措施来对抗孙可望的南下，而西南土兵在各大战场因受排挤而无法在战场上发挥作用，更无法直接受中央调遣，以至于战局一直往被动方向发展。十月，隆武朝同意收纳原是对手的大顺军，晋南明晋湖南总督何腾蛟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定兴伯，而农民军将领李过、高一功亦晋爵有差。朱聿键一直以措饷难为由阻止招募土兵，而把希望寄托在归顺的农民军身上。这一决策的转变，很大可能是基于朱聿键防止地方势力与土司力量结合坐大而对自己造成威胁，地方军政势力则因为异地的土兵难于控制而更倾于接收归顺的农民军，致使东南战场在抗清战争中无法统一协调，一败再败。

(二)隆武帝的自私庸懦造成决策失误。隆武帝朱聿键的自私体现在对于抗清事业没有大局观念，尽管他有志气和胆识，但他不允许其他人与他争夺监国的位置，他曾要求鲁王以伦序退居第二，可以受封为皇太侄，又以闽官易在浙之浙官，这种“先礼后兵”实际体现了他的自私与无能。当时朱聿键已封自己一弟一叔为王，并以为监国，按伦序和明廷以“监国”作为皇太子的预备职位来看，皇位不可能“终至于(鲁)王”。而靖江王朱亨嘉的监国纯属“越辈”，最重要的是以檄书的方式强迫四方拥戴自己为正统，贵州巡抚范鑛首先宣称不受伪诏，朱聿键为之加官晋爵，朱亨嘉被擒获后直接受诛。朱聿键的庸懦主要表现在他无法驾驭在福建的郑氏集团势力。隆武时期武将最骜者当属郑氏，“郑芝龙拥兵骄悍”[5](P644)，在朱聿键即位之初，甚至“郑鸿逵挥扇殿上，何楷呵止之，二郑甚怒”[5](P691)，即便如此，朱聿键亦无可奈何，甚至还仰其鼻息。不仅如此，面对骄狂的部下，朱聿键也是缺乏制衡手段，甚至听之任之。隆武二年四月，永宁王以汀韶大帽山蛮兵守抚州，郑彩在广信，竟弃城入仙霞关，朱聿键只是削其爵，令戴罪立功而已，而抚州最终第二次沦陷[10](P118-119)。因此，整体来看，朱聿键几乎没有能真正控制的军队，为了能够尽快收复浙江、江苏、江西、湖南等地，他不得不令苏观生、黄道周分别去赣州、广信募兵。基于上述原因，朱聿键不可避免地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一是妄图劝降鲁王并依托其地盘为缓冲，如不成，企图用武力使之降附，这一想法在清军入浙之际愈发表现得明显，如浙江舟山的荆本彻、黄斌卿，衢州的黄鸣俊、王景亮，处州的杨文骢、刘孔昭皆为闽所守，而这些地区却是鲁王的势力范围，唐王很可能想在鲁王兵溃后趁机收纳浙东。二是为摆脱福建郑氏集团的掌控，企图将南明都城迁到江西，然后御驾亲征，以赣州为中心组织大规模抗清保卫战。但随着清军在钱塘江、江西战局取得主动权，朱聿键明显感到乏力。加上受制于郑氏集团，自己手中又无兵将可用，朱聿键一旦御驾亲征离开福建，必然会危及众多藩王勋臣的利益，最终的结果只能是“缓征”， 理由是“闽中士民恋恋难释”[5] (P828)，这有点文过饰非。

也正是朱聿键的优柔寡断，在战略上造成长江以南分为四个战区，彼此之间很少有联系，顾诚先生曾考证赣州被围时湖南何腾蛟的所作所为，他发现何腾蛟为人自私、欠缺大局观，有主客之见[14](P330-333)，他尽管曾派遣张光璧等“迎驾”，但被要求只做在表面，对朱聿键的请求也是百般推辞，最终不仅迁都不成，赣州也最终沦陷。

(三)隆武朝西南土司存在的意义。

西南土兵参与南明抗清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交流在军事方面的表现，也是西南地区改土归流的一个过程，使中原能够了解西南地区的风土人情，也让西南地区能进一步了解中原的礼制文化、科举伦理及典章制度等。这种军事交流加速了西南传统土司文化的解构，推动了汉文化与西南土司文化的融合建构，推动了我国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如隆武朝在全国范围内铸币、发展经济，举行科举考试，从而加强了这一地区的信息沟通和经济文化的融合。隆武元年六月，全国铸隆武币，七月，为了落实福州的十二科取士的政策，又从福州派遣了一名翰林学士和一名户部主事到云南开科取士。这些措施对西南地区开发，尤其是经济和政治上的交流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西南土司军队利用自身的影响联系不同抗清势力，将江西南北、岭南东西间的势力构成一道抗清防线，并运用象兵等特殊兵种，有效遏制了清军南下的势头，也为日后在西南地区实施多兵种协同作战提供了实践经验。

三、结语

南明隆武时期，虽然在唐王朱聿键的带领下，各区域的长官大体上能够抛开私人恩怨共同抗敌，并吸收了大量农民军和土司军，但是由于大地主利益随时可能因外来势力的影响而受损，这些没有军事才能的南明君臣仍然在战局最关键时刻盘剥、排挤西南土兵，以至于土司军队或依附或对抗，无法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最终在清军强大的军事攻势下，无能的隆武政权最终湮没在历史长河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