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经济如何腾飞？

赵世豪

非洲经济无论如何转型，都不会再现亚洲的发展模式。

“发展经济学之父”和“非洲民族主义之父”没过多久便分道扬镳了。威廉·阿瑟·刘易斯因研究工业革命声名鹊起，加纳首任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以抵制英国统治为己任。1957年加纳独立后，恩克鲁玛邀请刘易斯成为其经济顾问。

这似乎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刘易斯在反殖民主义圈以机敏、德高望重和值得信任闻名，而且不久后还拿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时也是首位获此奖项的黑人。他在一篇具有开创意义的论文中阐述，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之所以贫穷是因为没有从事适当的职业，如果把他们从自给农场转移到工厂和商业农场，经济自然而然就会实现增长。

如何落实？恩克鲁玛想把钱直接砸到工厂。“我是一名政客，”他解释道，“必须为未来赌一把。”刘易斯则敦促采取平衡措施，“如果农业停滞不前，工业不可能实现增长。”这份经济顾问的工作，刘易斯只干了15个月。与此同时，东亚国家走向了工业化和发达国家行列，非洲国家仍在原地踏步。

| 制造产业方兴未艾 |

在一场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疫情之下，如何提高非洲的经济活力这一问题日渐紧迫。南非财政部长蒂托·姆博维尼希望“发展非洲本土的制造业，来生产我们自己需要的产品”;乌干达试图抑制进口;加纳也发声表示将优先考虑进口替代品。

其实早在疫情前，各种形式的转型就已开始。就职于农场的非洲人比例从2000年的66%下降至2015年的不到58%。多数人流向了非正式服务行业和小商品制造业，比如出租车司机和木工，这些都比务农要挣得多。他们的转型并不能代表决策者梦寐以求的工业革命。不过，在这一大趋势的背后隐藏着不计其数的案例：尼日利亚正慢慢摆脱对石油出口的依赖;卢旺达举办各种会议，接待高端消费者和游客;作为少数几个制造业发展较为成功的非洲国家之一，莱索托顺着南非的公路运出服装，再出口至世界各地。

埃塞俄比亚人博萨·布塔住在漫山遍野长满苔麸的地方。这名86岁的商人自海尔·塞拉西一世（前埃塞俄比亚皇帝）时代就开始从事谷物生意。他说，市场发生了“无可比拟”的转变。埃塞俄比亚人将苔麸的植物颗粒研磨成粉，做成面糊后轻微发酵，再烙成巨大的圆形煎饼。这种有独特海绵质感的发酵后面饼叫英杰拉，是埃塞俄比亚家家户户的美食。很多人现在不愿自己做，更乐意买现成的。光是生产和销售英杰拉的从业人员就已超过10万。

整个非洲都是如此，家庭制造的物品成为商品，被拿出来卖。农民只花费40%的工时在农场干活，其余时间则花在了运输或贸易一类的副业上。他们日常吃的一半食物、家用的混凝土砖和锡板都是买回来的。

商业化在城镇和城市最为明显。人们对加工食品、肉制品、奶制品和蔬菜的需求大增。“非洲孩子想尝尝这些新鲜玩意儿。”津巴布韦一家方便面公司的创始人莫妮卡·穆松达说。加纳企业“科科王”将小米粥制成方便食品，供上班族享用;另一家跨国公司将传统的草药苦味酒装瓶售卖。

许多非洲制造商自贸易公司起家，从进口转为本土生产。同时，大批外国公司进驻非洲。麦肯锡咨询师估计，2017年中国企业承担了非洲12%的工业生产，雇佣了数百万人。只有少数非洲企业考虑对西方国家出口，其收益的93%都来自本土和地区销售。乌干达的中国企业“天堂”由一名进口行李箱的商人创办，如今从事钢材、胶合板和床垫的生产工作;美国公司“罗哈”在埃塞俄比亚创建了一家玻璃瓶工厂，为当地酿酒商提供货源。

开普敦大学的卡洛斯·洛佩斯表示，内部消费和投资正在推动非洲经济的发展，而区域贸易规模的扩大让这一势头更加强劲，特别是在工业领域。制成品仅占非洲国家对世界其他地区出口额的19%，但却占非洲区域内贸易总额的43%。

| 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

然而，非洲国家仅靠自产自销是无法致富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综合购买力不及德国。为了开拓更大的市场，非洲企业必须放眼世界，适应全球范围的竞争，才能增强自身实力。

一些人争辩说，东亚国家实现早期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一个活跃的政府、高额的投资和对制成品出口的持续关注，非洲还远未达到复制他们的条件。早期一波进口替代的风潮被债务危机打断。上世纪80年代，非洲国家对产业政策兴味索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向政府施压，要求他们向外国竞争者开放非洲市场，许多本土工厂相继关闭。

与非洲不同，东亚国家的国土之下没有埋着诸如石油一类的宝藏，经济增长靠的是人们辛勤的付出，低工资为东亚国家赢得了竞争优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的研究员表示，尽管非洲有数百万穷人，但许多非洲国家却因过高的劳动力成本而无法效仿亚洲的模式。运输成本的下降让许多非洲企业开始从事来料加工贸易：服装公司用进口布料和纽扣缝制衬衫，汽车制造商将零部件组装起来。这让他们更容易登上工业化的第一阶梯，但要想再往上爬可就难了。

所以非洲国家正在探寻一条新出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出口导向的工业化战略收效甚微。”加纳财政部顾问亚乌·安素说，“但像我们这样的国家可以选择另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来为我们的农业和自然资源增值。”比如，加纳首都阿克拉的“蓝色天空”公司把水果切块出售给欧洲商店。

园艺产业也是一个范例。在正常时期，内罗毕平均每天会流出超过400吨切花。在埃塞俄比亚的兹怀小镇，长达数公里的花房伴着尘土和运货驴车像飞机库一样蔓延开来，种植玫瑰为的是把它们运到荷兰。疫情让许多非洲企业陷入危机，但旅游业和国际贸易复苏之时，也是机遇向非洲敞开怀抱之时。

这不是传统的制造业，也并非自给自足的农业。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的专家将这些包括旅游业和客户服务热线中心在内的行业概括为“无烟囱产业”。非洲产业的多样性意味着通向罗马的道路不只一条。

| 转换心态适应现实 |

六年前，罗杰·李决定开一家新工厂。作为香港联业制衣有限公司的老板，他已经把业务发展到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埃塞俄比亚的地方政府支持他，而且在这里生产的产品还可以免税进入美国市场，于是他在阿瓦萨工业园租下了一间工棚。

如果亚洲式制造业能在非洲某地飞速发展，那很可能就是拥有世界最低工资水平的埃塞俄比亚。疫情前，香港联业制衣集团等服装公司在阿瓦萨已聘用了2.7万名员工。一间亚洲工厂的老板说，这座城市让他想起了30年前他叔叔白手起家时的孟加拉港口。

不过阿瓦萨还只是一个试点，事情的发展仍然可能出现差错。埃塞俄比亚的种族冲突就导致工厂关上了大门。绝大多数工人是来自农村的年轻女性，很难完成生产目标。“她们并不具备在工厂工作的心态。”一位生产经理叹息道。

吸引投资者到来的低工资让工人们踟蹰不前。在阿瓦萨工业园区运营的第一年，员工流失率接近100%。芝加哥大学和牛津大学的专家追踪调查了埃塞俄比亚工厂和商业农场聘用的新员工，结果表明1/3的人在三个月内离职，77%的人在一年内离职。

埃塞俄比亚的现实揭示了非洲经济转型的核心矛盾。就在经济学家担忧数百万人失业的同时，工厂老板却在拼命寻找服从管理的员工。工人们经常迟到，还会在收获季辞职。合同难履行，市场易混乱。

如果有人自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兰开夏郡或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而来，那他必然对这一切不会陌生：顺应农耕文明节奏的社会在向工业化社会转型时将产生深刻的断裂。它带来了与法律、时间和纪律相关的新概念，造就了新型的人類：商业化的农民、驯良的工人和有条不紊的管理者。有得必有失，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对这种转型漠不关心甚至充满敌意了。

同样的迟疑也出现在了部分长期依赖援助和石油出口的非洲领导人身上，但人口增长的命运正将这片大陆推向前方。每年约有1500万～2000万非洲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如果找不到好工作，许多人多半会走上街头，表达不满。因此，即使无法再现亚洲经济的发展模式，具有非洲特色的经济转型仍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

[编译自英国《经济学人》]

编辑：要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