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nieszka The Archaeology of Tibetan Books, Leiden:Brill, 2014, pp.xviii+311,USD 131.84.

2020-12-31 02:40
敦煌吐鲁番研究 2020年0期
关键词:藏文技術中國

劉 禕

人們如何具現自己的思想,以及産出的作品如何被接受、流通和保存,是中外學者永恒關注的話題。自新史學,特别是法國年鑒學派誕生以來,人們對書籍的興趣即從書籍史逐漸轉向更加精細的閲讀史,並且形成了知識社會史(1)代表作如彼得·伯克(Peter Burke)著,陳志宏、王婉旎譯《知識社會史》上卷《從古騰堡到狄德羅》,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6年等。、分析目録學(2)代表作如托馬斯·坦瑟勒(G.Thomas Tanselle)著,蘇傑譯《分析書志學綱要》,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等。乃至造紙與印刷技術史(3)代表作如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年;錢存訓《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一分册《紙和印刷》(以下簡稱《紙和印刷》),北京: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同作者《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據前作《紙和印刷》翻譯和增訂),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等。等分支學科(4)戴聯斌將書籍區分爲三個要素(閲讀、文本特徵、物質形態)和一個核心(意義),分别對應以上三種分支學科和閲讀史本身。詳見戴聯斌《從書籍史到閲讀史:閲讀史研究理論與方法》,北京:新星出版社,2017年,12頁。。與此同時,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日益發展,人們對書籍的研究也愈加深入,從對書籍文本的關注轉移到對作爲物質載體的書籍本身及書寫工具的研究,這些研究在西方表現爲對古代書籍製作工藝、生産過程和知識流通(5)如費夫賀(Lucien Febvre)、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著,李鴻志譯《印刷書的誕生》,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愛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著,何道寬譯《作爲變革動因的印刷機》,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達恩頓(Robert Darnton)著,顧航、葉桐譯《啓蒙運動的生意》,北京:讀書·生活·新知三聯書店,2005年等。的關注,在中國則表現爲現代科技和傳統文獻學的跨學科研究,特别是對敦煌、吐魯番地區出土文獻的紙質分析(6)江南和幸、加藤雅人等《大英圖書館斯坦因收集品紙張樣品的成分和形態分析》,林世田、蒙安泰主編《融攝與創新:國際敦煌項目第六次會議論文集》,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年,37—51頁;慶昭蓉、江南和幸《唐代安西大都護府時期之龜兹當地用紙——日本龍谷大學所藏庫車出土漢文書案例研究之一》,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12輯,北京:科學出版社,2018年,159—178頁。這種研究方法對古紙的物理影響也頗受争議,但以上内容在本文僅作提示,不在論限。等,令這一傳統學科焕發新的光彩。

本書分爲正文和附録兩個部分,正文由七個章節構成(9)關於本書各章節内容的介紹,見Kurtis R.Schaeffer(East Asian Publishing and Society 6, 2016, pp.90-92)和Alexander V.Zorin(Written Momuments of the Orient, 2016[1], pp.115-117)的書評。。在緒論和第二章《方法:科學與史學的艱難結合》,作者講述了本書的選題緣起、已有研究情況和作者自己的田野調查,初步介紹了本書使用的跨學科研究方法,並希望將這些技術應用於歷史學研究當中,如通過顯微技術等現代技術對藏文文獻進行物質層面的分析、通過對其封面所用木材的樹輪學分析對書籍定年等(正文12—46頁)。

通過現代技術對古文獻進行物質層面的分析,是伴隨著現代科學的發展特别是顯微技術的成熟而日漸發展起來的研究方法,旨在通過物質分析來判斷文獻的物質構成,將文獻作爲物質實體而非單純的文本來研究。早在20世紀初,奥地利植物學家魏斯納(Julius Wiesner)即通過顯微技術分析了發現於敦煌的粟特文古信札,以證明它們是現存最古老的紙質文獻(10)Julius Wiesner, Über Die ältesten Bis Jetzt Aufgefundenen Hadernpapiere:Ein Neuer Beitrag Zur Geschichte Des Papiers, Wien:Hölder, 1911.(筆者學力受限,未能獲取原文)。隨後,光學和化學分析技術日漸成熟,對文獻的其他物質組成,如用墨、書寫工具、紙簾及其浮水印、造紙原料植物等的研究同樣得以跟進,並由此催生了科技考古(Archaeometry,或稱考古定年學)這一新興學科(11)近年來,江南和幸教授及其團隊對這一學科的歷史學應用亦有貢獻,代表研究如:Origin of Bromine in Ancient Sutras of Otani Colle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IXE, No.7(3&4)1997, pp.241-251; Physical analysis of ancient manuscripts of Otani Collection,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2002(3), pp.268-290; Laboratory scale reproduction of ancient Chinese paper using hemp cloth waste-a Technical Note, Annual Report of Ryukoku University Digital Archives Research Center, 2003, pp.21-35; A novel method of analyging laid lines of paper, Annual Report of Ryukoku University Digital Archives Research Center, 2004, pp.50-55.。這些對文獻的物質分析,同西方寫本研究的手稿學(Codicology)、古文書學(Paleography)傳統相結合,無疑能爲傳統的古文獻研究帶來新的發展。

書籍的製造,對於視書籍爲聖物的藏人而言不僅是一項技術,也是用來敬神的藝術形式之一,本書在第三章《西藏的書籍:工藝與藝術》即對西藏地區書籍製作工藝進行統括性考察和研究。爲此,作者曾數次從印度、尼泊爾進入後藏(Western Tibet)地區,對該地保存至今的藏文書籍的形制、製法等都有詳細的調查研究。

關於西藏書籍的形制和裝訂方式,作者在經過調查之後發現藏文書籍以活頁爲主,封面或用兩塊雕刻精良的木板壓製,或直接用綢布包裹(正文59頁)。而不同類别的書籍,所用紙張尺寸也不同,如《生死書》即採用面積較大的紙,並用裹以紫紙的木板作封面,以顯示其神聖性(正文59頁)。這種以文獻尺寸來區分重要程度的方法,與中原簡帛時代以來的書籍制度幾無二致(14)見王國維《簡牘檢署考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至於藏文梵夾裝的活頁上經常出現的兩個圓點形態的標誌,則是用來穿綫以和夾板一起固定活頁紙張所用,在書函發明之後,便失去原有功能,僅作裝飾。

另一種形式——經折裝(concertina),在西藏和敦煌所保存的藏文文獻當中都有保存,但都不多,且其來歷也不同。敦煌所存藏文經折裝文獻基本都是中原書籍裝幀影響下的産物,出於宗教傳播的需要,佛典從卷軸裝過渡到經折裝,明顯更容易攜帶和便於傳教;而西藏保存的藏文經折裝,則更多受到印度的影響,是從長條狀的活頁過渡到面積更大、能寫更多字的紙張,如用折疊的形式保存,不僅可以節省造紙人力,也免於裝訂,便於使用。

至於綫裝書(stitched books),敦煌藏文文獻僅存一例(IOL Tib 401),且在年代靠後的黑水城文獻當中存有更多此種形態的藏文書籍。作者認爲,該地的書籍裝幀或許深受其宗教功能的影響,與其作爲佛教供養物的性質密切相關。

在對西藏和敦煌的書籍形式調查和研究之後,作者指出,敦煌保存的藏文書籍形式,在西藏本土都可以找到與之相似乃至完全相同的樣例,但至於整個西藏是否全部使用這些書籍形式,則需要進一步調查研究;書籍裝幀方面,卷軸裝發源於中國,於敦煌文獻所常見,而從10世紀開始逐漸消失於歷史當中;經折裝少見於西藏,但多見於中原地區所生産的藏文書籍;在西藏,綫裝書的應用少於梵夾裝。

在本書的第四章《靛藍、黄金與人血:裝飾華麗的藏文寫本》中,作者從西藏傳統造紙發展的角度,對兼具技術和藝術性的藏文文獻的贊助機制和贊助者、造紙法和製墨法、尺寸和裝訂樣式、造紙原料植物等展開討論(正文116—178頁)。

西藏的造紙法,一般學界認爲有中原和印度兩個傳入來源,而中原是其最重要的傳授者。據《舊唐書·吐蕃傳》記載,松贊干布派遣使者至長安“請蠶種及造酒、碾、磑、紙、墨之匠,並許焉”(15)《舊唐書》卷一九六《吐蕃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5222頁。。唐太宗去世後,高宗繼續向吐蕃派遣工匠,將造紙、製墨等技術傳入藏地(16)王菊華《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165頁。。但這並不意味著在中原造紙法傳入之前,吐蕃没有自己的造紙法。在作者看來,如果從書籍史的角度對藏文文獻進行研究,那麽不僅是造紙法,在書籍製作的各方面,如紙的裁切和染色、書籍的尺寸和裝訂樣式、書寫習慣等,西藏地區都同時受中原和印度的影響。例如,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傳統造紙法至今仍然是澆紙法,而這種方法多見於今日中國的西南部和印度、尼泊爾等地,少見於中原;藏文典籍的紙張裁切尺寸近似貝葉,是受到了印度方面的影響;在毛筆傳入吐蕃之前,原本的藏文書寫是用木筆在貝葉上寫劃,留下字痕,在整頁染色之後留下相應的字跡,則是受印度佛經的影響;相反,後出的製墨技術則自中原傳來,並由藏人結合當地植物分佈和生長情況,以松脂、菜籽油(藏文稱mar nag gi me thok)和油松木(fir tree,藏文稱sgron shing)樹脂等爲原料製成(正文100頁)。西藏書籍所用的染料,一般都取自當地的動植礦物,如常用的藍色染料即由欖仁樹(myrobalan)的樹汁、黑礬(black vitriol)、硼砂、豆蔻粉(ground cardamom)和海螺粉等混合磨製(正文103頁)。這些動植礦物大部分易於獲得,因而也成了當地工匠經常利用之物(17)據《中國染織史》,中原地區的藍色染料包括馬藍、菘藍、蓼藍等;另有染成藍黑色的用核桃殼及其樹皮、櫟樹皮與堅果等的浸出液(含鞣酸)爲染料,由此可見西藏的染料使用確有就地取材的傾向。詳見吴淑生、田自秉《中國染織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

除對染料、墨等傳統工藝的研究之外,作者著重介紹和整理了著名的藍黑紙寫經(mthing shog,中文譯作“汀秀”)(18)譯名取自朱丽雙《關於藏文藍黑紙(mthing shog)寫經的初步研究:以文獻爲中心》,《藏學學刊》第21期(待刊)。這種藍黑紙在中原地區稱瓷青紙、碧紙或鴉青紙。相關的研究見王菊華《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259—261頁。的研究情況。據《松贊遺訓》《韋協》等傳統藏文典籍記載,在中原造紙法傳入西藏之前,藏人即有自己的造紙染色技術。這種技術誕生的寫經後來與中原的五色紙寫經相互影響,並在東亞、南亞和阿拉伯等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寫經形式(19)如日本即有“經繪”爲主的藍黑紙裝飾用寫經,盛行於奈良、平安時代。最新研究見緒方知美《平安時代経絵の空間表現——愛媛大山祇神社所蔵の紺紙金字法華経并開結見返絵》,《筑紫女學園大學·筑紫女學園大學短期大學部紀要》,2012年,103—115頁;高田時雄《中尊寺本金銀泥字〈大唐西域記〉的舊藏者——明治時期日本古籍流出的一例個案研究》,收入氏著《近代中國的學術與藏書》,北京:中華書局,2018年,340—352頁。。作者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對藏文書籍所用的染料進行功能方面的考察,並認爲以金泥寫字的功能是爲了激發製作者和朝聖者的宗教感情,而將紙染成藍黑色則是爲了爲文獻附加莊嚴、恐懼和護持等效果,以增進閲讀者和朝聖者的虔誠心理,這種寫經在大多數情況下並非是爲了閲讀,而是出於宗教功能所作(20)最近的研究同樣指出,書籍除閲讀之外尚有其他的使用方式,這種情況顯然不僅見於藏文和佛教典籍,但我們可以爲其擬構相似的研究範式,詳見Leah Price, How to do Things with Books in Victorian Britai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總之,對於整個西藏而言,其文獻載體的製作工藝受到多方影響;但就個别區域而言,西藏的造紙、製墨乃至書寫傳統都有很强的地域特徵。以往對西藏書籍的研究,往往止步於傳世文獻,作者在本章則增添了實地調查和顯微技術帶來的新發現,爲這一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思路和可能性。

在第五章《西藏雕版印刷文化》,作者從書籍史的角度對藏文文獻,特别是印本書籍的生成和流通進行了研究(正文116—178頁)。在作者看來,藏文文獻雖然幾乎没有受到過現代版權制度影響,但這並不意味著藏文書籍的生産和流通是無序而隨意的。相反,對藏人而言,由於書籍内容的選取、物質方面的製造及其流通管理都與藏傳佛教緊密相連,從而具備了高度制度化特徵,並且可以從西方書籍史、知識社會史的角度對其窺知一二。

在藏文書籍對内容的選取上,作者以藏文的經典(canon)爲例展開了討論。這種體裁的作品由當地學者到民間採集並整理,之後交由專業的校書手(proofreader)來校對、抄寫和排版,最後由專業的匠人進行裝訂和外層封皮的包裝。在這一體系下,校書手被要求具備更多的知識,以期能準確無誤地對學者輯録得來的作品進行訂正,來避免錯訛的發生。在文本校訂完成、行將付梓時,應當由具備最高智慧者——喇嘛出面,對文本作最終定稿和授權,賦予其權威性(正文125—132頁)(21)對於西藏書籍文化在不同人群之中的展現,Kurtis R.Schaeffer同樣有精到的研究,詳見Kurtis R.Schaeffer, The Culture of the Book in Tibe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一部經典在形成之後會廣泛流通,宗教傳播和社會民衆的需要將同時推動它不斷修訂和再版,這是書籍史研究不可或缺的環節。對於藏文佛典的研究,作者同樣遵循這一思路,使用了永樂《甘珠爾》,並且重點調查了波蘭雅蓋隆大學所藏尤金·龐德藏品中的萬曆《甘珠爾》,對這部明代印本作了詳細的考察和研究(22)關於這一收藏的最新研究,可參考龍達瑞《波蘭亞蓋隆大學藏萬曆版〈甘珠爾〉》,88—93頁。。在以上調查的基礎上,作者提出了藏文印本書籍調查所需關注的七個要素:印刷地點的生産規模是否受限;紙張的印刷是單面還是雙面;雕版上殘留的墨蹟;指稱“書頁”的語言及其類别;製作雕版所選用的木材品質;生産印本書籍所需的工具;這些工具所對應的藏文名;等等。

在第六章《藏紙調查》中,作者從自身專業出發,對中國的造紙技術史進行了簡要梳理,並對西藏造紙所用的原料植物的地理分佈、應用和加工等與物質文化關係密切的方面進行了考察,並對喜馬拉雅地區的造紙植物原料與西藏造紙製書的本土化進行了研究。對於吐蕃擁有造紙法的最早時間,于伯赫(Uebach)、杜曉峰(Brandon Dotson)的研究都定位在公元744—745年(正文179頁);在此基礎上,作者認爲造紙法自發明至唐代傳入吐蕃之前,經歷了相當長的進化過程,其間,各地的造紙實踐者使用了很多原材料來代替最初的漁網、破布、繭絮等,並最終形成成熟的製作工藝。

雖然歷代研究者都對造紙法最初誕生之時所用的原材料有所研究,如羅佛提出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就有用繭絮廢棄物來造紙的可能。以往對中國造紙植物原料的研究,除潘吉星、王明等學者之外,最爲詳盡徹底的統計和研究當屬錢存訓先生的《紙和印刷》,但錢氏著作只收録了中原地區的造紙植物,對西藏的造紙原料則因材料不足而幾乎没有討論。事實上,以往的研究者都只是以中原的造紙原料爲中心進行討論,而往往忽略廣泛分佈於中國西南部和西藏的纖維植物大類,即以結香屬、瑞香屬等爲代表的瑞香科植物。通過對這些植物的認識和利用,藏人在傳入造紙法的基礎上創造了更多種類的紙,如以瑞香科植物根系所造的木紙(藏語作shog shing或dung lo ma)、以沉香屬(Aquilaria)植物所造的香皮紙、以瑞香狼毒所造可防蟲蛀的毒紙(藏語作dug shog)(23)這種毒紙作爲當地的文化遺産傳承至今,相關的研究見達爾文·尼夏、達瓦《尼木傳統藏紙工藝調查》,《西藏藝術研究》2013年第4期,60—64頁。,以及用以上植物的木皮所造的皮紙等(正文188—189頁)。

筆者注意到,就本章的調查研究而言,作者與此前大多數研究者一樣,引述了來自《後漢書》中關於蔡倫造紙的觀點,但同時接受來自潘吉星、錢存訓等學者關於目前最早的紙可以追溯到西漢的灞橋紙的説法,而對於這一號稱“最早的紙”的物質,至今仍是造紙史學者争論的焦點(24)灞橋出土古紙最早由潘吉星鑒定和研究,並提出其爲中國至今發現最早的紙的説法,而後錢存訓認同這一主張,並著録在其《紙和印刷》中。隨後,戴家璋、楊巨中、王菊華等都不同程度地認爲這一發現實際上只能歸於“紙狀物”,而並不會動摇蔡倫作爲造紙發明者的地位。詳見戴家璋《中國造紙技術簡史》,北京:中國輕工業出版社,1994年;楊巨中《中國古代造紙史淵源》,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王菊華《中國古代造紙工程技術史》。。筆者認爲,我們應當承認灞橋紙是中國迄今所發現最早的由絮向紙過渡的物質,不能將其否定爲“麻絮”或“紙狀物”;但與此同時,由於這件發現物過於粗糙簡陋,且並不具備一些現代意義上的紙所具備的特徵(簾紋、紙藥、植物纖維的帚化程度等),故只能將其視作現代意義上的“紙”的雛形,而不能簡單地稱作“紙”。

最後,作者通過大英圖書館藏1940年代拍攝的藏人造紙照片和前人研究,對西藏造紙的工具和工序進行了介紹與梳理。通過對比觀察可以發現,除工具方面偏向澆紙法之外,西藏的造紙工序和中原大致無差,都要經過煮料、打料、澆紙、定型、風乾等步驟(25)關於這些工序的研究,可參考潘吉星《中國造紙技術史稿》、錢存訓《中國紙和印刷文化史》等。。

在最後一章,作者對現存藏文古文獻的保存進行了介紹,並從紙張修復和保護的角度提出自己的建議(正文201—224頁)。對於藏人而言,書籍是神聖的。作者認爲,在新中國成立之後,由於諸多原因,這些書籍的地位已不復往日,但其製作技術卻留存至今,而並非僅存於史書中。而西方語境下的“古籍保護”,對這些書籍來説很可能意味著破壞。相比於中原的古籍儲存與保護,藏文文獻不能簡單照搬其古籍整理方法,而需要結合自身的發展史來綜合看待。作者進一步指出,書籍誕生之後,即成爲“流動之物”(Subjects in Transition),其功能和地位將隨著閲讀對象而不斷發生變化。即使在書籍被用壞之後,也仍會作爲聖物被供奉起來,只有在極少數情況下,才會被燔祭燒毁。也正因爲這些獨特的宗教色彩,作者提議雖然可以將西方書籍史的研究理路引入藏文古籍的研究中,但一定要結合西藏古籍保存的現狀進行研究(正文203頁)。

同時,作者提出希望應用跨學科,特别是物理、化學方面的知識對這些遺存進行物質分析,並區分不同意義上的“保護”(正文205頁)(26)對於傳統典籍的保護,作者提出了Preservation、Preventive Conservation、Conservation Science和Restoration等術語,並認爲這些術語的定義需要釐清,才能正確地保護古籍。。對於古籍保護而言,作者提出内在和外在兩種影響因素,内在因素包括書籍自身的文本性和物質性,外在因素包括環境(氣候、空氣、水分、生物影響等)對書籍的作用(27)這些因素完全可以和中原古籍修復等量齊觀,詳見潘美娣《古籍裝幀與修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

附録是本書文獻資料來源的集合。在長達全書三分之一規模的附録部分,作者對大英博物館藏部分藏文文獻做了解題,並分析了萬曆《甘珠爾》的紙張特性;同時,作爲本書的材料出處,作者對克拉科夫博物館藏永樂版《甘珠爾》、柏林國立圖書館所藏《甘珠爾》以及華盛頓國會圖書館亞洲閲覽室所藏藏文文獻也做了紙質分析和敍録。

作爲研究專著,本書填補了藏文文獻在書籍史上的研究空缺,以往的學者多著力於印度、尼泊爾以及中國的造紙與印刷史,而對西藏這一文化交匯之地缺乏應有的關注。瓦兹尼博士則從多種學科出發,對西藏造紙、印刷和書籍製作都有相當精細的研究,對人們瞭解西藏書籍及其物質文化有很大的幫助。

如果在本書的貢獻之外吹毛求疵,那麽它的缺點也顯而易見。首先,作者不通漢語,且本質上是一位藏學研究者,對於中國的制度史、文獻學等知識缺乏應有的基礎。兹舉一例,如作者認爲,在雕印方法發明之後,並没有立即通用於全國,尤其不適用於重要的官文書,而這種情況的出現是因爲雕印字體並不能代表當時印刷術最好的字體(正文122頁)。實際上,對書法的强調屬於唐代選舉制度的一部分,也是銓選官僚的基本考察能力之一。只有通過“身言書判”的釋褐試,才有資格步入官場,開始職業生涯(28)《新唐書》卷四五《選舉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1171頁。。如作者能注意到這些唐代官員選舉的基本常識,應該可以得出更加深入的結論。

其次,同樣因專業所限,本書對毗鄰印度、尼泊爾的後藏的過度關注也值得注意,這使得作者的結論在某種程度上僅能代表西藏部分地區,並不是整個西藏的書籍製作及其概況。西藏本身受到來自中原和印度兩方面的影響,前藏與後藏需要同時進行對比與研究,才能得出客觀翔實的結論。

最後,除内容及論證方面之外,本書也存在極個别文本失誤,在此一併指出。附録3中的英漢轉寫,“一卷内”的拉丁文轉寫當依漢語寫爲yi juan nei;《聖者寶網請問大乘經》的“經”誤寫爲Jinga;其餘漢文的拉丁字母轉寫,如“聖者”“陀羅尼”“密意”等,皆當連寫(附録262—264頁);等等。

通觀全書,瓦兹尼博士在中國造紙和印刷技術的分野之外,從西方書籍史和造紙技術史的視角,對西藏這一以往學者甚少涉足的區域進行了第一次系統的研究。與此同時,由於作者具備藏學的研究視角和專業的紙張分析技術,也爲中國的傳統文獻學研究提供了他山之石。作爲溝通漢地和西藏書籍史研究的著作,本書很好地完成了這個使命。筆者期待,書籍史研究能夠衝破地域和專業的壁壘,向多學科、多領域的合作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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