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的文本
——廊下派的发展史、著述及编译回眸

徐健

(贵州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0 引言

据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史观，随着“光辉的希腊世界”的终结，包括廊下派在内的大部分希腊化-罗马哲思者逃避到个人的心灵自由中去，祈求悲苦的现实世界中已经再也找不到的谐和，他们已然不再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拥有真正的思辨思维，与外在世界保持积极的联系(黑格尔，1996:3-47)。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这种19世纪的哲学史叙述论调使得学界贬低甚至忽视廊下派。尤其是在二战以后，学人们终于开始走出德意志迷雾，重新体认到廊下派作为西方第一次重大思想转型的发轫者的历史价值，不仅相关的学术探讨得到了显著推进，而且原始文献的编纂和译疏也获得了可喜的进展。

哲学研究离不开文本，而文本又寓居于历史之中。为了进一步推进汉语学界对廊下派的研究，本文从历史和文本的维度，勾勒廊下派的史纲，细述其原始资料及今人的编译情况，最终端正文本阐释的径路。

1 廊下派史述要

约莫在公元前312年，时值亚历山大王离世11载，21岁的基提翁人芝诺(Zeno of Citium)为了贩卖紫袍，从小亚细亚前往当时的西方文明重镇雅典。然而，在途中他的商船不幸遭遇海难，货物多半沉入海底。可芝诺并没有因此沮丧愤懑，反而在抵达雅典后，悠然地逛起了书店，并且，也许是打小痴迷贤哲苏格拉底的缘故，他捧读起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当读到第二卷的时候，他欣喜异常并询问书商何处可寻得书中所描述之人。这时恰巧克拉特斯(Crates)从旁经过，通过书商的引导，芝诺就毅然舍弃家业，而跟从这位大犬儒搞起了哲学。可惜，对于芝诺来说，犬儒派的生活方式不仅太过“恬不知耻”，而且还缺少深厚的思想根基。因此，他在从犬儒那里习得一些真传后，便不顾老师的阻拦，又先后拜麦加拉学派的斯提尔朋(Stilpo)、老学园派的珀勒蒙(Polemon)、辩证法家狄俄多若斯(Diodorus Cronus)等人为师。

公元前301或前300年，在某个位于雅典集市西北角的彩绘柱廊(stoa poikilè)，芝诺开始自立门户，于廊下边漫步边讲学。一开始，聆听者们被唤作“芝诺主义者”，往后才根据办学场地而被称为廊下派。但正如芝诺的求学生涯所示，廊下派自身倒更愿意被世人以“苏格拉底学派”之名记取，尽管它与犬儒派有着难以撇清的联系。或许受老学园派克塞诺克拉特斯(Xenocrates)启发，芝诺通过逻辑学、自然哲学和伦理学三部分来与门生探讨作为整体的哲学，而后来的廊下士人几乎秉承了这种讲疏模式。

在马其顿王安提戈诺斯二世重新征服雅典后不久，为他所敬重的廊下派创始人离世。在芝诺的后继者中，作为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的克律希珀斯(Chrysippus)，被誉为廊下学术的集大成者：“如果没有克律希珀斯，也就没有廊下派。”(Dorandi，2013:卷七 183)公元前2世纪下半叶，在与怀疑主义学园派的卡尔涅阿德斯(Carneades)的持久论战中，早期廊下派一方面竭尽全力地为自身的正统哲学辩护，另一方面却悄然吸收柏拉图或学园派的思想，这为中期廊下派的历史性登场铺平了道路(Inwood，2003:20)。

帕奈提俄斯(Panaetius)，中期廊下派的首任掌舵者，自他以来，廊下派就渐渐地不再以雅典作为自身的学术基地，而将目光投向了地中海文明圈的其他地域，特别是已然荣登世界霸主宝座的罗马共和国。总体而言，廊下派思想在罗马贵族中间的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得归功于帕奈提俄斯以及他的杰出弟子珀赛多尼俄斯(Poseidonius)，要知道，帕奈提俄斯已跻身罗马政坛中著名的“西庇阿圈子”，身属这个圈子的还有西塞罗和作为希腊人质居于罗马的珀律比俄斯(Polybius)。并且，由于苏拉将雅典城内大量的藏书洗劫至罗马，雅典廊下派中就有很多士人不得不投奔这个新兴的西方文明中心。不管怎样，这一切均为晚期廊下派在罗马帝制时代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相比之前的廊下派，这一时期的廊下派更要注重伦理实践，代表人物如暴君尼禄的业师兼重臣塞涅卡、释奴爱比克泰德和帝王马可·奥勒留。

廊下派经历早中晚三个阶段的发展，存续500余年之久，极大地影响了希腊罗马文明的传承和塑造，同时也在后世文明进程中持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廊下派的自然法思想形塑了罗马法包括万民法的理论，廊下派的人神亲缘说及其隐忍博爱伦理则为基督教伦理提供了土壤……近代哲学(如斯宾诺莎等)中的泛神论，近代科学中的宇宙论，乃至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世界公民观念等等，都有廊下派留下的深刻烙印。总之，廊下派在西方古今文明变迁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关键性历史作用(毛丹 等，2014)。

2 晚期廊下派三杰的著述及翻译

尽管廊下派的幽灵始终盘旋在人类大地的上空，但令人遗憾的是，只有晚期廊下派三杰的作品较为完整地留传于世，而其他廊下派著述则仅剩下一些残篇断章。可见，我们在研究廊下派时首先得依托罗马帝国时期的三位廊下派代表人物的文本。

塞涅卡，帝国廊下派中首位典范士人，一生同克劳狄乌斯王朝紧密相系而颇显起伏跌宕，且言行和文风一直备受世人争议。他用拉丁语撰写了众多作品：《自然问题》(NaturalesQuaestiones，七卷)、《致鲁基里乌斯的道德书简》(EpistulaeMoralesadLucilium，124封)、12篇道德文章以及10部肃剧。道德文章有：《论生命的短促》(DeBrevitateVitae)、《论幸福生活》(DeVitaBeata)、《论闲暇》(DeOtio)、《论贤哲的坚强》(DeConstantia)、《论心灵的宁静》(DeTranquillitateAnimi)、《论天意》(DeProvidentia)、《论愤怒》(DeIra)、《论恩惠》(DeBeneficiis)、《论仁慈》(DeClementia)、《致母亲赫尔维娅的告慰书》(ConsolatioadHelviamMatrem)、《致珀律比俄斯的告慰书》(ConsolatioadPolybium)及《致玛西娅的告慰书》(ConsolatioadMarciam)。肃剧包括：《疯狂的赫拉克勒斯》(HerculesFurens)、《特洛亚妇女》(Troades)、《美狄亚》(Medea)、《希珀吕托斯》(Hippolytus)、《俄狄甫斯》(Oedipus)、《赫拉克勒斯在奥塔山上》(HerculesOetaeus)、《梯厄斯特斯》(Thyestes)、《阿伽门农》(Agamemnon)、《腓尼基妇女》(Phoenissae)及《奥克塔维娅》(Octavia)。学界通常认为，作为坊间仅有的古罗马历史剧的《奥克塔维娅》实为某位晚于塞涅卡的诗人所作，而其他九种戏剧确为塞涅卡真作，且模仿了古希腊肃剧的主题，但在处理素材的方式上有较大创新(Miller，1917:401-408)。

塞涅卡所有作品的编译、版本源流及主要译介情况可见洛布古典丛书，但还有其他一些英译本可供参照：B. Inwood(Seneca:SelectedPhilosophicalLetters，Oxford/New York，2010)、J. M. Cooper/J. F. Procopé(Seneca:MoralandPoliticalEssays，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等。在汉语学术界，最早推出的是赵又春/张建军的选译本(《幸福而短促的人生——塞涅卡道德书简》，上海三联书店，1989)，共从Campbell版转译了书简42封，但长篇导言没有迻译。另外，《古罗马戏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000)从洛布版拉丁文本直译了《特洛亚妇女》(杨周翰译)、《奥克塔维娅》和《美狄亚》(王焕生译)。21世纪以降，相关译品不断问世。包利民等人的编译本(《强者的温柔：塞涅卡伦理文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018)和吴欲波/包利民的编译本(《哲学的治疗：塞涅卡伦理文选之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2017)，以洛布版英译本为底本，同时参考其他部分英译本，迻译了道德文集和《美狄亚》。基于两种《美狄亚》汉译本的对勘可见，人民文学版的译风更显古雅，而社科版的翻译更为信实。最近推出的王焕生的全译本(《古罗马戏剧全集：塞内加》，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9)基于洛布版拉丁原文，以诗体形式改译了人民文学版的三部肃剧，并新译了剩下七部肃剧。有关部分的道德文章，另有三个值得参考的中译本：丁智琼(《塞涅卡三论》，安徽大学出版社，2005)、袁瑜琤(《道德和政治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转译自Cooper/Procopé版)和穆启乐等(《塞涅卡：论幸福生活》，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尤其是最后一种，直接译自拉丁文本且附有较为翔实的译者注和校勘。

爱比克泰德就像苏格拉底那样并不热衷著书立言，但他的门生、《亚历山大远征记》的作者阿里安乌斯(Lucius Flavius Arrianus)就像色诺芬那样以古希腊语记录了自己的老师和学生及来访者在学园中的谈话，包括《清谈录》(Dissertationes，原八卷，今存四卷)、作为《清谈录》指南的《手册》(Enchiridion)，以及非廊下派作家如文献编纂家司托拜俄斯(Stobaeus)的著述中所载的辑语。W. A. Oldfather(Epictetus:TheDiscoursesasReportedbyArrian,TheManualandFragments，London/Cambridge，1925)和王文华(《爱比克泰德论说集》，商务印书馆，2009)已就这些文献的版本源流、主要编译状况作出较详细的介绍。比较可靠的英译本还有：R. F. Dobbin(EpictetusDiscoursesBookI，Oxford，1998)、R. Hard(TheDiscoursesofEpictetus，Everyman/London，1995)、P. E. Matheson(TheStoic&EpicureanPhilosophers，Random House/New York，1916)、G. Long(TheDiscoursesofEpictetus，London，1877)、E. Carter(AlltheWorksofEpictetus,whicharenowExtant,ConsistingofhisDiscourses,PreservedbyArrian,inFourBooks,theEnchiridion,andFragments，London，1758)。汉语学界有吴欲波等人的译本(《哲学谈话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17)和王文华译本(2009)。其中，王文华在参考各种英译本的基础之上，还利用了J. Souilhè的法译本(Entretiensd'épictète，Paris，1948—1965)和Oldfather中的古希腊语文本；而吴欲波等人则主要依据G. Long和Oldfather的希英对照文本译出，然而仅译了《清谈录》，同时因是合译而显译风不够统一。整体看来，两种中译本各有所长，特别是对重要术语的翻译非常值得深层的比照和分析。

马可·奥勒留，此人深受爱比克泰德影响，可又不同爱比克泰德那般果决自信，他留给世人的印象是犹疑谦卑，这充分体现在其作品《沉思录》(ΤaeisKeauton，可直译作《致他本人》)的形式和内容中。奥勒留还有一些演说、敕令、书信和语录传诸于世。有关全部哲思性文献的编译状况，洛布版作过翔实说明。较善的英译本如A. S. L. Farquharson(TheMeditationsoftheEmperorMarcusAntoninus，Oxford，1944)、C. R. Haines(FrontoMarcusCorneliusFrontoCorrespondence:WithMarcusAureliusAntoninus,LuciusVerus,AntoninusPius,andVariousFriends，London/Cambridge，1919—1920)、(TheCommuningswithHimself，London/Cambridge，1916)、G. H. Rendall(MarcusAureliusAntoninustoHimself:AnEnglishTranslationwithIntroductoryStudyonStoicismandtheLastoftheStoics，MA/Litt.D./London，1898)、G. Long(TheThoughtsoftheEmperorMarcusAureliusAntoninus，London，1862)。温家宝同志向国人推荐阅读《沉思录》，这使得该书的中译本纷至沓来，同时也让爱比克泰德、塞涅卡、西塞罗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其中，较善的中译本是何怀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梁实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及王焕生(上海三联书店，2009)的译本。王版直接根据Haines的希腊文本译出，何版从一度被赞作“标准译本”的G. Long转译，梁版据更加忠实原文的Haines迻译，其中王版最佳，尽管偶有错漏。此外，奥勒留(或许还有皮乌斯皇帝)的一则敕令，即《安东尼致亚洲地方会议(关于我们的宗教)》(LetterofAntoninustotheCommonAssemblyofAsia[aboutourreligion])，收于优西庇乌斯(Eusebius)的《教会史》(瞿旭彤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卷四 13)中，这份文献有助于我们梳理奥勒留对基督教颇为复杂的立场。

3 廊下派辑语及集译

事实上，在罗马帝国，还有一些我们不太关注的廊下士人。科尔努图斯(Lucius Annaeus Cornutus)，此人系塞涅卡侄子卢坎(Lucan)和讽刺诗人佩尔西乌斯(Persius)的导师，据说还曾在塞涅卡或其家族那里为奴；他在名叫《希腊神学概要》(TheologiaGraecaeCompendium)的著作中清算了坊间盛传的古希腊神话故事，其凭借的就是廊下派的寓意阐释法和语源学(Inwood，2003：38；桑兹，2010：299)。C. Lang在1881年编订并出版了这部作品，相关英译可见R. S. Hays的博士论文(LuciusAnnaeusCornutus'Epidrome(IntroductiontotheTraditionsofGreekTheology):Introduction,Translation,andNotes，1983)。科尔努图斯可能还撰写过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理论及迦南人阿忒诺多若斯(Athenodorus Cananites，他和学述作家好战者狄都谟斯[Arius Didymus]是奥古斯都的两名廊下派顾问)所作阐释方面的作品，只不过业已失传了。

儒福斯(Musonius Rufus)，如今被称作“罗马的苏格拉底”，此人也未曾撰著，但他不仅是爱比克泰德的业师，还教授过廊下哲人幼发拉底(Euphrates of Tyre)以及受廊下主义熏陶的金嘴狄翁(Dio Chrysostom)(Sellars，2006:14-15)。我们只能通过儒福斯的门徒或司托拜俄斯等人的记载或评述来了解他的思想或言行。O. Hense于1905年整理了儒福斯的辑语(MusoniusRufus:Reliquiae，Leipzig)，其英译可见C. E. Lutz(“Musonius Rufus: The Roman Socrates”，YaleClassicalStudies10[1947]:3-147)。

希耶罗克勒斯(Hierocles)，其著作《伦理学要义》(ElementaEthica)的多数篇章幸存在埃及出土的莎草纸上，在其中，他突出了“自我感知”(self-perception)的观念，进而思索了廊下派伦理学之根基问题(Inwood，2003:38)。1906年，H. von Arnim勘订了这部残作(EthischeElementarlehre(Papyrus9780)，Berlin)，而还有些辑语则可见司托拜俄斯的文献。1973年，I. Ramelli把希耶罗克勒斯的全部传世文献汇编成书，2009年，此书被D. Konstan英译(HieroclestheStoic:ElementsofEthics,Fragments,andExcerpts，Atlanta)。

克勒俄梅德斯(Cleomedes)，著有《论天宇》(Caelestia)，其残卷也有抄本存世。这部自然哲学作品虽说明显有珀赛多尼俄斯思想的印迹，可同时也有其他廊下主义文献中所没有的内容(比方说，天文学认识论、有关地球的测量)(Inwood，2003:39；Sellars，2006:19)。R. B. Todd在1990年编辑并出版了这部著作，且和A. C. Bowen一道于2004年出版了英文译本(Cleomedes'LecturesonAstronomy，Berkeley/Cambridge)。

与晚期的廊下派相比，之前的廊下派只有克勒昂忒斯《宙斯颂》(Cleanthes，HymntoZeus)完整保留下来，其他的著述均已遗失，仅存辑语。研究者若想尽力复原早期和中期廊下派的思想图景，就不得不借助晚期廊下派乃至古代非廊下派著者的文献。这些非廊下派著者主要包括：第欧根尼·拉尔修、司托拜俄斯、西塞罗、狄都谟斯、伽伦(Galen)、斐洛德谟斯(Philodemus)、塞克斯都·恩披里柯(Sextus Empiricus)、普鲁塔克、辛普利基俄斯(Simplicius)、阿弗洛底西亚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Aphrodisias)、奥卢斯·格利乌斯(Aulus Gellius)、优西庇乌斯等。

在这些哲人中，廊下学说的最早记述者是西塞罗，其相关作品有《廊下派的悖论》(ParadoxaStoicorum)、《论神性》《论至善与极恶》(DeFinibusBonorumetMalorum)、《图斯库卢姆清谈录》(TusculanaeDisputationes)、《论义务》《论占卜》(DeDivinatione)、《学园派》(Academica)、《论命运》(DeFato)。除洛布版外，值得参阅的译本还有M. Graver(CiceroontheEmotions:TusculanDisputations3and4，Chicago/IL，2002)、R. Woolf(OnMoralEnds，Cambridge，2001)、P. G. Walsh(TheNatureoftheGods，Oxford，1997)、E. M. Atkins(OnDuties，Cambridge，1991)等。《论至善与极恶》《论神性》的汉译见石敏敏(《论至善与至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017；《论神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商务印书馆，2012)，《学园派》的中译见魏奕昕 /梁中和(《怀疑的理性——西塞罗与学园柏拉图主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西塞罗几乎全部的文献均用对话模式，该模式能够为我们腾出充足的思考空间，因为它较完整地表现了不同的、甚至彼此冲突的立场和观念。我们似乎可以辨识出，尽管西塞罗为怀疑主义学园派中人，可除了《学园派》对廊下派认识论颇有质疑外，他在探讨神学和伦理学时都很大程度上同情理解廊下派(汪子嵩 等，2010：362)。

普鲁塔克这位柏拉图主义者有三部作品频繁征引廊下哲学：《驳廊下派的共同概念》(DeCommunibusNotitiisAdversusStoicos)、《论廊下派的自相矛盾》(DeStoicorumRepugnantiis)、《论廊下派比诗人还荒谬》(CompendiumArgumentiStoicosAbsurdioraPoetisDicere)。在《论廊下派的自相矛盾》里，他为了维护柏拉图主义，广泛援引早期的廊下哲人，特别是克律希珀斯，来揭示廊下派思想的悖论。因此，普鲁塔克被公认为克氏学说的主要记述者之一。当然，除了这些文献以外，普鲁塔克在其他一些地方也批判性地提及或暗示了廊下学术，诸如《论亚历山大大帝的机运或德性》(DeAlexandriMagniFortunaautVirtute)、《论道德德性》(DeVirtuteMorali)等。他那些与廊下派相关的作品已尽数被洛布丛书收入，但只有《论廊下派比诗人还荒谬》的汉译尚佳，见包利民等(《古典共和精神的捍卫》，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2017)。

主要在《论希珀克拉特斯和柏拉图的学说》(DePlactiaHippocratisetPlatonis)这部著作里面，伽伦这位医学家兼哲学家在驳斥克律希珀斯的伦理学说和心灵哲学观时，也大量引用了他的观点，并在划分灵魂方面转而支持珀赛多尼俄斯的立场，因为受柏拉图思想的影响，珀赛多尼俄斯拒不承认灵魂是统一的或一元的(Kidd，1999:辑语34)。并且，伽伦的《逻辑学引论》(InstitutioLogica)向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廊下派逻辑理论的宝贵资料。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那些以廊下思想为专题的著述业已失传，诸如与爱比克泰德有关的作品以及针对克律希珀斯《基本三段论》(FirstSyllogistic)所作的注疏(Sellars，2006:22)。P. De Lacy在1978年到1984年间编订并以德语翻译了《论希珀克拉特斯和柏拉图的学说》。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亦如伽伦，是一个具备哲人心灵的医师，撰有《驳学问家》(Adversusmathematicos，由两本作品集成)和《皮浪学说述要》(PhrrhoniaeHypotyposes)。作为新皮浪派士人，恩披里柯通过并置不同的思想观点来质疑任何一种独断论(dogmatism)，进而主张悬置判断，以使心灵保持宁静状态。然而他并非像皮浪(Pyrrho)那样主张怀疑论彻底拒绝那种追求正确性的钻研，而只是提醒探究者在研究姿态上要显温平而非武断，殊不知，从字面上说，sceptic(怀疑论者)即是inquirer(探询者)(Sharples，1996:29-31)。因此，恩披里柯的对手并不单单是廊下派这样的教条主义者，还有受到皮浪学说深刻影响的学园派(Bury，1957:卷一 2-3)。可能于他而言，怀疑主义学园派本已误入歧途，它部分基于皮浪学说之上来反驳廊下派显然抓不到要害。但学园派事实上早就将皮浪学说割弃了(A. A. Long，2006:285-306)，从而能被划为独断论者，所以，恩披里柯批判的对象主要就是廊下派这个教条观念大户。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廊下教义反复出现在他的作品中；尤其是，廊下派的众多逻辑学说以不同程度呈现在《驳学问家》卷八和《皮浪学说述要》卷二之中。洛布丛书已收入恩披里柯的著作，但较可靠的译本还有R. Bett(SextusEmpiricus:AgainsttheLogicians，Cambridge/New York，2006)、J. Annas/J. Barnes(SextusEmpiricus:OutlinesofScepticism，Cambridge/New York，2000)。汉译本可见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57/1961)、苗力田(《古希腊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杨适等(《悬疑与宁静——皮浪主义文集》，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包利民等(《悬搁判断与心灵宁静：希腊怀疑论原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2017)、孙仲等(《反对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崔延强《皮浪学说概要》，商务印书馆，2019)。

在《名哲言行录》里，第欧根尼·拉尔修以一整卷的篇幅来撰述廊下派早期士人们的生平、著述和思想，据说他本想一直讲到科尔努图斯(Algra et al.，1999:12)。尽管拉尔修所青睐的很可能是伊壁鸠鲁学说，但除开一些具体细节外，他对廊下派言行的记述称得上可信。值得参考的英译本如T. Dorandi(2013)、R. D. Hicks(1925)。汉译本见北大外哲史教研室(1957/1961)、苗力田(1990)、唐凯麟(《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马永翔等(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2011)、徐开来/溥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其中，徐开来/溥林直接据希腊原文译出，且译笔最精审，尽管还是有一些错译之处。奥卢斯·格利乌斯，这位拉丁文学作家著有《阿提卡之夜》(NoctesAtticae)，书中有许多内容能帮助我们理解廊下学说。可用的英译本如洛布版，中译本见周维明等(中国法制出版社，2014/2017，目前已译出的前十卷)。

阿弗洛底西亚的亚历山大，此人担任过漫游派(旧译漫步派)哲学讲席教师，这是帝王奥勒留在雅典所设的四种哲学教席之一。他在大量作品中，特别是在阿拉伯语的《论天意》及希腊语的《论混合物》(DeMixtione)和《论命运》里，深刻地批判了廊下派思想。或许，亚历山大和廊下派哲学教席执掌者之间的论战，使他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质疑廊下派观点。有关著作较好的译本除洛布外，还有：R. W. Sharples(AlexanderofAphrodisiasonFate，London，1983)、R. B. Todd(AlexanderofAphrodisiasonStoicPhysics:AStudyoftheDeMixtione，Leiden，1976)。优西庇乌斯，教会史之父，不仅记录了奥勒留的那封敕令，还频繁地在《福音的预备》(PraeparatioEvangelica)里逐句援引廊下派学说。他的相关著述的英译本均可见洛布版。

为了儿子的教育和成长，司托拜俄斯搜集、整理和选摘了大量文学和哲学作品，最终形成《读本》(Anthologium)，此书中有众多廊下派辑语，特别是儒福斯《清谈录》、克勒昂忒斯《宙斯颂》及狄都谟斯《廊下派伦理学读本》(EpitomeofStoicEthics)。文献由C. Wachsmuth和O. Hense在1884—1912年间编订发行。辛普利基俄斯，著名的亚里士多德著作注疏家，也广泛记述过廊下派学思，还对爱比克泰德还疏解《手册》。相关著述英译本如洛布版、T. Brennan/C. Brittain版(Simplicius:OnEpictetusHandbook，London，2002)等。

自18世纪以降，通过在意大利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考古，人们幸运地获得了数量可观的莎草纸残卷，比如伊壁鸠鲁主义者斐洛德谟斯的《哲人思想梳理》(Syntaksi tōn philosoōn)尤其是《论廊下派》(DeStoicis)，其中提供了大量关于廊下派学说的信息，这两个文本收于Dorandi(“Filodemo, Gli Stoici (PHerc. 155 e 339)”，CronacheErcolanesi(1982) 12:91-133；Filodemo:StoriadeiFilosofi[.]:Platoneel'Academia(PHerc. 1021e164)，Naples，1991；“Bryson d' Achaïe”，in R. Goulet ed.，Dictionnairedesphilosophesantiques(ii)，Paris，1994)。除此，残卷中还记有克律希珀斯的《逻辑学问题》(QuaestionesLogicae)和《论天意》等著作的一些辑语，可见K. Hülser(DieFragmentezurDialektikderStoiker，4 vols，Stuttgart，1987)(Algra et al.，1999:6-9；Sellars，2006:8)。迄今为止，赫库兰尼姆的文献考古和整理依然在持续运作中，而埃及和柏林地下尘封的文献资料也被不断地挖掘出土，或许将来我们还会看到另一些相关的原始资料。

随着廊下派日益受到关注，国外出版了一大批关于廊下派辑语的编(译)本。1891年，英国著名学人A. C. Pearson推出了《芝诺和克勒昂忒斯辑语》(TheFragmentsofZenoandCleanthes，Cambridge/MA)，这是第一个廊下派辑语汇编本。十余年后，德国权威学者H. von Arnim耗费20来年时间，依次推出了四卷本的《早期廊下派辑语》(StoicorumVeterumFragmenta，Leipzig，1903—1924)，一直以来，此作品都被誉为标准编本，尽管由于文献考古工作的不断推进，它或许在逻辑学材料集录方面比不上K. Hülser的四卷本《廊下派辩证法辑语》。就中期廊下派辑语而言，可供研究之用的编本有：L. Edelstein/I. G. Kidd的《珀赛多尼俄斯：辑语(第一卷)》(Posidonius:I.TheFragments，Cambridge，1972)、M. Van. Straaten的《玫瑰岛的帕奈提俄斯辑语》(PanaetiiRhodiiFragmenta，Leiden，1963)。就其中第一个本子，Kidd后又陆续推出相关的注疏和英译：《珀赛多尼俄斯：注疏(第二卷)》(Posidonius:II.TheCommentary，Cambridge，1988)《珀赛多尼俄斯：辑语译文(第三卷)》(Posidonius:III.TheTranslationoftheFragments，Cambridge，1999)。

关于廊下派辑语的其他较善的英语编译本如：A. A. Long/D. N. Sedley的两卷本《希腊化哲人》(TheHellenisticPhilosophers，Cambridge，1987)、B. Inwood/L. P. Gerson《希腊化哲学读本》(HellenisticPhilosophy:IntroductoryReadings，第二版，Indianapolis/IN，1997)、R. Sorabji的三卷本《注疏家的哲学：公元200—600年》(ThePhilosophyoftheCommentators: 200—600AD，London，2005)、L. Saunders《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希腊罗马哲学》(GreekandRomanPhilosophyafterAristotle，New York，1966)、G. H. Clark《希腊化哲学选》(SelectionsfromHellenisticPhilosophy，New York，1940)、C. J. De Vogel《希腊哲学——附有注解的文本集》(GreekPhilosophy:ACollectionofTextsWithNotesandExplanations，E. J. Brill/Leiden，1987)。在这些本子里面，最广泛使用的是《希腊化哲人》，该书的两位作者也是廊下派研究界的重量级学者。

4 廊下派文本的散佚与阐释

据拉尔修等人的记录，廊下派历代文献的数目之巨令人叹为观止，那么为何会出现文本尤其是早期和中期廊下派的文本大规模散佚的现象？据说，廊下派进入帝制罗马后就已不再是建制意义上的学派了，可尽管如此，仍有不少士人在教导或传扬廊下派理论(Inwood，2003:33)。随着最后一位廊下派代表人物奥勒留的时代的结束，这一传播途径也在很大程度上被切断了。这或许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崛起相关，因为新柏拉图主义从廊下派那里挪用了大量思想和观念，要知道，曾几何时，芝诺创建廊下派也使麦加拉学派从哲学擂台上淡出。在新柏拉图主义盛行之后，士人们主要转向注释和译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述，而廊下派特别是晚期之前的廊下派的文本却几近彻底没有获得相同的对待，这导致了后来这些文本的大量失传(Algra et al.，1999:4)。据辛普利基俄斯这位新柏拉图主义晚期代表人物所言，廊下派的许多文献在他所处的时期就已经很少看到。但另一方面，爱比克泰德自己就几乎完全轻视文献的评注工作，可以说，廊下派内部在他的影响下也开始对文本注疏持消极的看法，这就加剧了廊下派文献的佚失(Sellars，2006:25-30)。

因此，汉语学界在推进廊下派研究时，务必首先要重视文本的注疏，逐步推出可供研究用的各种笺释本。当前，我国在晚期廊下派三杰的著作翻译上已取得不错的成绩，但仍需要在此基础之上，充分利用西方学界已有成果，刊布一些笺释本，尤其是廊下派辑语集的笺释本。否则的话，我们的问题意识和研究空间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此外，即便推出了廊下派辑语笺释本，如何利用仍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我们在解释和使用辑语时，最稳妥的做法是首先将其还原到所在的原始文本之中，以全面考量上下文的语境和立意，甚至要留意是间接引用还是直接引用，以及是否指出了原作者名。因为，原始文本的作者往往都不是廊下派的，他们几乎都对该学派怀有不同程度的敌意，从而有可能会有意无意地曲解廊下派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晚期廊下派三杰在援用和理解先前廊下派的观点时也会受到自身的写作意图的影响。总之，唯有当我们在文本译疏和阐释上足够小心谨慎，方能尽量准确地复原廊下派思想的原初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