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乡村社会改造研究的新进展
——《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

董 昊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如何以及为何成功，是党史与革命史研究永恒的主题。随着党史研究的推进，中外学者对乡村(根据地)之于中共的重要性逐渐达成共识，如史华慈认为中共虽受列宁主义与苏俄革命经验的影响，却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莫斯科的农村革命道路[1]199-201。相关研究中，赛尔登的“延安道路”最具代表性，即中共通过统一战线、社会经济改革、民主建设，在乡村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既提高了农民的地位，又扩大了民众基础[2]262。受限于种种因素，当下研究更多呈现出的是中共与乡村社会的单项互动，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及互相影响关注不足。王建华教授的著作《中国革命的乡村道路》可谓极大弥补了这一缺憾。作者立足于20世纪中国革命的大背景，以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乡村社会改造为中心，呈现了中共自身成长与乡村革命实践的多重面相，既在多重矛盾冲突中思考中国革命的复杂性，又以政党话语的双重性探查中共如何在乡村革命中克服困难、重塑自我，完成政党与乡村的双向互动。新的学术观点的背后，是理论与方法的进步。因此，本文将从该书的核心论点与研究取向两个层面展开讨论，总结该书在资料、视野等方面具备的鲜明特点，以期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政党与乡村社会的相互塑造

家族本位的乡村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长期以来形成的差序格局，固化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与思考问题的方式。革命要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秩序必然会受到传统力量、观念与习惯的抵制。在此意义上，乡村社会不仅是中共开展革命的场域与对象，还具有自身的能动性，在被改造过程中对中共发挥着自身的影响与塑造作用。

以党的经费来源为例。经费为政党的血脉，是组织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党的多种经费来源中，党费与每位党员休戚相关，党费的收缴情况一定意义上可作为衡量个体对组织认同程度的标准。作为一个强调集体主义的强意识形态革命党，个体加入其中意味着自己的生活将由组织来安排，不能再以自我为中心、以家族为本位；意味着个体的交往要打破传统的差序格局，同志间的革命情谊将超越一切；意味着为了组织的需要随时可以献出自己的一切。这些要求明显与乡村社会千百年来的传统观念相去甚远，必然要开展复杂的革命实践予以引导与改造。

梳理各个时期党费收缴情况的变化，可以揭示在乡村社会改造中政党成长的内在机理。建党初期中共以俄为师，规定三个月不缴纳党费者即被开除出党。但是受限于革命环境及党员觉悟，党员不能按期上交党费是组织生活的常态。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各级党委开始探索包括党费收缴在内的组织建设的新路径。抗战时期，组织队伍快速发展，大批农民入党在壮大党员数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党员群体的整体觉悟，党员不缴纳党费几成普遍现象。中央期望通过教育整顿来提高落后党员觉悟，完善组织生活。但是对以入党为负担的落后党员而言，开除党籍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式。为走出党费收缴的困境，党组织开始寻找与个体的共同利益，最终大生产运动成为双方利益的契合点，党员标准也有了新的内容。作者在梳理上述党费收缴的演变过程中指出：“组织改造个体是维护政党纯洁性的必然选择，而个体对组织的重塑则事关政党的发展方向”[3]64。对中共而言，从革命斗争的实际出发，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组织建设的基本原则，及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将党费收缴的权力完全交予了地方党委。以缴纳党费为代表的组织变革就是一个逐步贴近根据地社会生态的过程。

与对党员征收党费相比，对普通民众的动员能否得到响应以及响应程度如何，代表了社会对政党的认同程度，成为政党合法性的重要标志。乡村传统社会秩序被改造的同时，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塑造着中共的战时财政政策。陕甘宁边区征收救国公粮的动员理念，经历了从抗战初期“各尽所能”到抗战后期“超征的数目均退还群众”的转变。在细致考察这一转变的过程中，作者认为，小生产者对自身利益的考量与群众路线的生存逻辑，推动着中共动员理念的调整。为发展生产，摆脱财政困境，陕甘宁边区政府制定了农户计划(1)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严密封锁，造成边区政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为扩大农业生产，1942年初，边区建设厅要求各县政府派人会同村长帮助农户制定生产计划，各户需要按照计划完成生产任务。农户计划一度成为边区党和政府领导生产的主要形式。制定农户计划的一般原则是计划的数量和质量比农民自己的打算略高一些。，试图通过组织边界的扩张与渗透，改造小农经济自私与保守的天性。但是私有产权的存在，使得组织的力量难以彰显，绝大多数农户计划成为徒具形式的标签。农户计划失败的背后，是小农经济与计划经济的冲突。中共虽然在当时未能破解这一矛盾，但是却为领导人日后的解决路径提供了原初经验。由此出发，便从另一层面找到了新中国成立后党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逻辑。

无论是征收救国公粮，还是开展农户计划，抑或是书中提到的政权选举、劳动英雄等其他内容，均是以群众路线为指导展开的。群众路线践行了群众主动参与管理政权的民主路径，为党赢得了普遍的社会认同。理性分析群众路线，“既要看到其在政治动员领域的神圣地位，特别是群众运动过程中彰显的民主、平等的价值取向；又要看到当群众路线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表现出来时，群众的非理性经常会改变运动的性质”[3]220。黄宗智曾发问：“中层和下层所理解的东西是否就是上层宣布的东西？实际贯彻的是否就是上面的意图？领导和群众究竟是怎么样互相发生影响的？”[4]221-222回答此类问题，需“回到革命史的实践现场”，一是研究者应从当下的时代回到过去的时代；二是研究者应在理论的、分析的、抽象的视角与实践者的视角二者间往返[5]。作者无疑给出了一个极佳的示范。

检讨政党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具有方法论意义的是组织超越自我的纠错机制，因为对于强意识形态政党而言，组织变革并非易事。总体来看，党对乡村社会的改造是成功的，但是与组织既定目标之间仍存差距。乡村社会的诸多惯习虽然可以被消解，但是其核心——私有产权却不易重塑。为此，党只得不断修正自己的政策主张与行动路线，以适应改造乡村社会的需求。在此意义上，作者提出的判断堪称精辟：“与其说是政党改造了乡村社会，不如说是乡村社会重塑了政党”[3]5。

二、党史研究的求真与求解

如何研究党史？毛泽东在1942年曾就此问题有过一段论述：“如何研究党史呢？根本的方法马、恩、列、斯已经讲过了，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然也要遵照这个方法。我今天提出的只是这个方法的一个方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叫做‘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6]400。毛泽东的此番讲话为党史研究的科学性奠定了基础，但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下，党史研究曾受到诸多限制。

改革开放后，有关党史研究的学科归属问题曾引起学界讨论。21世纪以来，党史学界在此问题上逐渐达成共识，即中共党史学是一门带有政治学特点的历史学科，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与唯物史观为指导，吸收中国传统史学、西方史学等相关学科的精髓来建构中共党史学自己的理论与方法[7]。历史学者的加入，以历史学科的标准面对党史，大大改变了党史研究的气质。但目前呈现出的更多是历史事实的梳理，“所作的相关分析研究也很难说得上深入，对中共革命政治文化的深入剖析更是远远不够，对中共革命行动机制的了解也不足”[8]。

如何在求真的基础上进一步求解，是当前党史研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也是党史作为一个兼具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气质的学科的应有之义。正如作者所言，“超越传统线性革命叙事，既需要致力于革命的复杂性研究，又需要跨学科的研究视角”[3]1。知易行难，已有学者基于当下学术训练高度专门化的现实而指出“不同学科要真正实现从‘交界’到‘交叉’再到‘交融’的跨越，却是异常艰难的‘三级跳’”[9]。各学科之间的“学科惯习”，近年来在党史研究中具体表现为：历史学者的研究大多重材料轻理论，描述有余而解释不足；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学者对西方理论较为熟稔，但在处理外来理论与本土实践之间的关系上仍任重道远；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学者较多使用高层级的重要文件汇编、选编来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致历程，低层级、过程性文件的缺失一定程度上简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复杂的实践逻辑。

以该书为例，作者在历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个专业均拥有较为深入的学习与工作经历。跨学科的学术经历促使作者可以在多学科的对比与反思中开展党史研究。因此，从不同层面对理论问题的思考，是该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作者从两个层面定位了理论在党史研究中的地位，并以多层级、多种类史料为基础，以问题为导向，展开了具体论述。

第一，作为实践的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成功，可视为外来的马列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不断中国化以适应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实践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10]12。以组织发展为例，中共被公认为是一个动员型政党，组织发展在其革命进程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依据列宁的建党理念，共产主义政党应当把工人和其他阶级中最可靠的人吸收到党内来，以保障党组织的纯洁性与战斗力[11]235。在此影响下，早期党组织发展缓慢，无法满足现实需求，如若继续坚守文本，则将陷入理论与现实对立的境地。全面抗战爆发前，阶级的先进性使得组织发展以身份认同为底线，强调对产业工人敞开大门，工人入党甚至无须候补期。华北事变后，面对中日民族矛盾的激化，中共不再空谈抽象的共产主义原则，党员吸纳中的阶级界限被突破，“一切愿意为着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他们的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加入共产党。一切在民族革命与土地革命中的英勇战士，都应该吸收入党，担负党在各方面的工作”[12]549。转折的背后，列宁主义的建党理论在党组织发展演变过程中有着怎样的实践逻辑，是需要关注并回答的问题。作者指出，放宽入党条件可能会暂时影响组织的纯洁性与战斗性，但由此带来的组织发展却不可否认。虽然中共采取的灵活策略使组织发展的程序和标准“几无不可突破的底线”，但是就阶级身份与政党纲领这两个标准而言，“中共吸纳党员从没同时跨越这两个底线”[3]51-52。因为向产业工人敞开大门是基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而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的纲领认同是吸纳精神上的布尔什维克，两者共同构成了中共组织发展的弹性限度[3]52-53。

第二，作为解释的理论。作为经验知识的升华与凝练，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是，理论的生成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其解释力既来源于此，又受限于此。如若对此点没有深刻的认识，“急于历史细节与理论模式的对接，匆忙在叙事上套装理论概念”，不仅无助于克服史学“碎片化”危机，更使史学蒙受理论与材料的双重“碎片化”冲击[9]。而“倒放电影”的研究方式，则进一步加剧了理论的泛用甚至是滥用，即在已知结局的前提下“有意无意中会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得出超越于时代的判断”[13]。以延安大生产运动为例，权力控制、劳动规训是常见的理论解释，这无疑受到1949年后知识分子参与劳动的影响。作者在翔实资料的基础上，“回到历史的原点”，呈现了延安大生产运动的另一幅场景，对当下的相关研究具有正本清源的意义。大生产运动是抗战时期中共面对生存危机而发起的一场“自救”运动，在生存问题尚未解决之前，试图借用全员参与劳动完成思想的改造与规训，既无可能也无意义。作者并不否认大生产运动在生存之外的溢出效应，但不同于部分学者借用外来理论、概念，作者选择回归本土，从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寻求答案：中共领导人与知识分子参与劳动，使深受传统等级制思想影响的根据地民众切身感受到了中共主张的真实性，提升了中共的地位与形象；“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关注普罗大众的风气，使得奔赴延安的知识青年在劳动中获得了个人理想的满足，“与其说是劳动改造了知识分子，毋宁说是知识分子在劳动中找到了精神的家园”[3]371。对比可以发现，理论与概念的使用并不必然带来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在缺乏扎实史学考证的前提下，反而会遮蔽历史可能的原貌。

立足中国革命的本土实践，对相关理论“量体裁衣”，而非将材料“削足适履”，是作者对待和使用理论的鲜明特点。对理论的熟稔与反思，使得作者并不试图以某一理论来统领全书或某一主题，而是从材料出发，将相关理论融入其中，以求论述的深入与准确。如作者在论述党员吸纳条件的流变、乡村经济变革等问题时，借用拉卡托斯“硬核—保护带”理论，更加生动、形象、准确地展现出了其中各因素的主次关系及其互动。

对指导理论的实践逻辑的关注与考察，是求真的应有之义；对作为解释的理论的反思与使用，不仅是求真的保障，也是求解的路径之一。

三、总体评述

笔者认为，该书是近年来党史领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乡村社会改造领域内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至少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视角独特。人物、事件是历史叙事的基本元素，也是党史研究的主要着眼点。但正如作者所言，聚焦人物的研究，“有的呈现年谱化的线性逻辑，有的陷入人物的情感纠葛”；个案深描虽细节丰富，却“不免有游走于革命边缘的‘碎片化’之虞”[3]398。为此，作者提出党史研究的组织维度，尝试使人物、事件围绕组织展开论述，“在矛盾冲突中把握政党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把握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与整体面貌”[3]398。与近年来流行的注重实际运作的中共组织史研究不同，作者不仅关注以党员、党魁、经费等为代表的组织的物质要素，同时也关注包括纲领、路线、纪律等在内的组织的精神要素。以个体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为逻辑起点，透过对诸多组织要素的历史考察，作者呈现了中共塑造自我的动态过程、组织发展的中国特色以及革命的组织艺术，大大深化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党史研究。

第二，史料丰富。梁任公指出：“史料为史之组织细胞，史料不具或不确，则无复史之可言。”[14]39由于党史研究的特殊性质，材料的获取与利用一直是影响研究开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学术研究在个人的天赋与努力外，更是各方机缘所成。作者系统地利用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等多层级材料，其中既有总结性文件，也有过程性文件，上下之间的指示汇报与同级之间的交流问询，共同构成史料的闭合逻辑。对报刊材料的辩证使用，既利用报刊的典型报道丰富了论述的细节，也在对比中呈现了政党话语所具有的双重性。此外，书中使用的绝大多数馆藏档案近年来已不对外开放，这些材料在丰富、加强作者论述的同时，亦为该书增添了较高史料价值。

第三，问题意识强烈。党史研究近年来最鲜明的特点之一，便是对个人档案、知青日记、村庄账簿等较为孤立的低层级史料的关注与搜寻，并产出了一批成果。对新史料的追求是历史研究进步的动力之一，但并非人人都能成为史料的幸运儿，党史研究领域更是如此。如何使用易见史料实现学术创新，既考验研究者的功底，也是党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增长点。作者开篇便指出，跨学科的研究视角将有助于发现传统研究领域的诸多新问题。对理论的深刻理解与批判性反思，可以将理论化为无形，回到常见史料中提出新问题。

第四，横向与纵向的多重考量。托克维尔有言：“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15]59。托克维尔的论断放在当下的国共研究中依旧成立。作为彼此的“他者”，如若忽视二者间的联系而只关注一方，必然会走向片面。作者指出：“国共之间有合作也有竞争，有对抗也有妥协，而这一切都影响着中共局部执政的理念”[3]2。此外，历史是一门关于时间的学问，时间是连续的。党史研究中存在若干时间节点，如中共初创的1921年、土地革命开始的1927年、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等。标志性节点可以帮助研究者把握不同时期的中心与主题，却也多少遮蔽了不同阶段间的诸多共相，不易呈现历史发展的全貌与延续。作者提出，只有将瑞金与延安“二者联系起来，在历史的长时段中思考问题，才能认清中共成长与乡村革命的全貌”[3]1。

丰富的学术经历，使作者可以在历史学与政治学的双重自觉下，实现材料与理论、求真与求解的交融与调和，最终呈现出这样一部新意十足的学术著作。笔者衷心希望作者可以循此路径继续深入，再出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