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工作中国人的社会网络研究

2021-01-02 19:37尹玉洋李东辉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学报 2021年3期
关键词:国籍对象规模

尹玉洋 李东辉

(大连外国语大学 日本语学院,辽宁 大连 116044)

社会网络是一定范围的个人之间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通过社会支持网络的帮助,人们能够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被认为有益于减缓生活压力,有益于身心健康和个人幸福[1]。在日工作的中国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离开熟悉的乡土,远离亲人和朋友,不得不重构新的人际关系。华金·阿朗戈曾指出:“社会网络对移民的重要性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2]

日本厚生劳动省2020 年1 月公布的《外国人雇佣状况》显示,截至2019 年10 月,在日工作的中国人已经达到了41.8 万,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些在日工作的中国人,在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技术、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研究在日工作中国人的社会支持网,研究其构成和特点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研究设计

(一)调查问卷及内容

本研究采用调查问卷的形式来考察在日工作中国人的社会网络情况。笔者于2020 年9 月至11 月,在网上实施了问卷调查。共收集到120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10 份,有效回收率为91.7%。问卷首先调查了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日语能力、在日工作时间、收入、婚姻状况、居住状况等基本属性。另外,为了解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请调查对象在日本的主要交往的人中,列举了三个除亲人之外的亲密交往人,并要求其提供被列举人的年龄、性别、国籍等方面的情况。

(二)基本概念及变量设计

规 模(Size)、 紧 密 度(Density)、 趋 同性(Homophily)和异质性(Diversity)是个体社会网络的基本结构特征[3],在现有的个体社会网络的研究中,也经常从这些方面来考察网络的特点。社会网络的规模是指构成一个社会网络的成员的数目。紧密度是衡量网络成员之间相互关系程度的一个重要概念。趋同性与异质性都是测量网络差异的,网络趋同性指的是社会网络的核心人物与其他社会网络成员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类似性,网络异质性指一个社会网络中全体成员在某种社会特征方面的差别[4]。趋同性和异质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联系,因此大多数研究者在研究中通常只选择其中之一。本研究主要考察在日工作的中国人在日本的交友选择情况,因此从规模和趋同性两方面来考察其社会网络的特征。

本研究首先从整体上了解在日工作中国人在日本除亲人之外的主要交往人数,以及其中关系最好的人数,在此基础上考察其网络规模。其次,从社会网络成员的性别、年龄、国籍三个方面考察调查对象的网络趋同性。趋同性通常用与调查对象在某个特征方面同属于一个群体的人数占全体社会网络成员的百分比来表示。本研究在性别和国籍方面考察了与调查对象同一性别或同一国籍的人数占其社会网络成员的百分比。在年龄方面,考察了与调查对象处于相同年龄层的人数占调查对象社会网络成员的百分比。

二、在日工作中国人的社会网络的特点

(一)调查对象的基本属性

本研究分析所用的110 个样本中,男性占44.6%,女性占55.4%。从年龄来看,20~30 岁的最多,占60.9%;其次是31~40 岁,占27.3%。在学历方面,大学本科占比最高,达到44.6%,其次是硕士36.4%、博士12.7%,总体来看学历较高。从在日本工作的年数来看,占比最高的为1~3 年,占比40.5%;其次是4~10 年,占比27.9%;1 年以下和10 年以上的各占17.2%和14.4%。在日语能力方面,初级、中级、高级水平各占1.8%、26.4%、71.8%,日语水平偏向于中高级水平①。在本次的调查对象中,未婚比例为62.7%,超过半数。最后从调查对象的平均月收入来看,20 万~30 万日元的最多,占60.0%;31 万~40 万日元和20 万日元以下所占的比例相同,都是12.7%;平均月收为41 万~50万日元以及50 万日元以上的比例都不足10.0%。

(二)网络规模

网络规模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日工作中国人的社会网络的平均规模为7.04,50.9%的调查对象的网络规模是1~5 人,规模不超过10 人的比例高达90.6%。最大的网络规模是40 人,但所占的比例极低。另外,值得关注的是,有6.6%的人社会网络规模为0。关于三个以内最亲密社会网络的调查结果中,只有62.7%的人列举满了三个交往人;列举了两个亲密交往人和一个亲密交往人的各占8.2%和18.2%;没有列举任何亲密交往人的更是达到了10.9%。由此可见,不论是主要社会网络还是最亲密社会网络,在日工作中国人的网络规模都比较小。

(三)网络趋同性

从网络趋同性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在日工作中国人社会网络的趋同性程度较高。首先是性别趋同性,76.9%的社会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性别相同,其中所有网络成员都与调查对象性别相同的比率达51.0%。其次,年龄趋同性程度也比较高,网络成员与调查对象处于相同年龄层的约占70.4%。所有网络成员的年龄层都与调查对象一致的占到了48.0%,接近一半。再次,在国籍趋同性方面,国籍趋同性为0 的仅占9.5%。平均值为72.3%,仅次于性别趋同性。有52.6%的调查对象的国籍趋同性为100,即52.6%的在日工作中国人除亲人外的亲密网络全部由本国人构成。总之,在日工作中国人在日本的亲密社会网络具有很明显的群内选择倾向。

三、从个人属性来看在日工作中国人的社会网络的特征

(一)从个人属性来看在日工作中国人的网络规模

通过皮尔逊相关性分析可知,对网络规模具有影响的个人属性主要有年龄、学历、在日工作时间和平均月收入。

从年龄和网络规模的交叉分析发现,20~40 岁的在日工作中国人在日本除亲人外的主要交往人规模集中在0~5 人,网络规模较小,而40 岁以上的调查对象的网络规模多集中在规模较大的6 人以上。由此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网络规模呈现扩大趋势。

从在日工作时间和网络规模的交叉分析来看,在日工作3 年以内和4~10 年的调查对象的网络规模集中在1~5 人及6~10 人。而在日工作时间为11~20 年和超过20 年的调查对象中网络规模为10 人以上的比例明显更高。即随着在日工作时间的增加,网络规模逐渐增大。

在学历和网络规模的相关性方面,大学本科以下学历的调查对象的网络规模多是1~5 人。大学本科毕业生的规模集中在1~10 人,其中1~5 人占比52.2%、6~10 人占比34.8%。而在硕士和博士学历的调查对象中,网络规模为10 人以上的比例明显高于本科及以下毕业生。由此可以看出,学历和网络规模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从平均月收入与网络规模的交叉分析来看,在平均月收入是20 万日元以下和20 万~40 万日元的调查对象中,网络规模为1~5 人的所占比例最高。而在平均月收入为40 万日元以上的人中,占比最高的是网络规模为10 人以上的。也就是说,收入越高的在日工作中国人倾向于拥有越大的交往圈。

(二)从个人属性来看在日工作中国人的网络趋同性

在皮尔逊相关性分析中,调查对象的个人属性中性别与性别趋同性具有明显的相关性。年龄、在日工作时间及婚姻状况与年龄趋同性显著相关。日语水平与国籍趋同性显著相关。

首先是性别趋同性与个人属性的关联。由性别与性别趋同性的交叉分析可知,性别与网络的趋同性具有密切关系。在趋同性为50%以下的范围中,女性的比例高于男性,而50%以上的范围中,男性的比例则高于女性。由此可见,男性社会网络的性别趋同性高于女性。

其次是年龄趋同性与个人属性的关联。从年龄与年龄趋同性的交叉分析可以看出,20~40 岁的调查对象中,年龄趋同性为100%的区间占比最高,而在40 岁以上的调查对象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是年龄趋同性为51%~99%。由此可以推断,随着年龄的增长,在日工作中国人的社会网络的年龄趋同性反而在降低。在日工作时间与年龄趋同性的交叉数据显示,在日工作时间为3 年以下和4~10 年的调查对象中,有一半以上年龄趋同性为100%。而在日工作时间为11~20 年的调查对象的年龄趋同性集中于51%~99%,20 年以上的人则集中于1%~50%。由此可见,在日工作时间与年龄趋同性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负相关性。关于婚姻状况对年龄趋同性的影响,通过交叉分析数据可知,未婚的调查对象中年龄趋同性为100%的最多,超过一半。而在趋同性较小的0%和1%~50%这两个区间内,已婚群体所占比例明显高于未婚群体。也就是说,未婚群体的趋同性显著高于已婚群体。

再次是国籍趋同性与个人属性的相关性。在国籍趋同性方面,初级日语水平的调查对象的国籍趋同性全都是100%。中级日语水平的群体中,国籍趋同性为100%的比例虽有所降低,但也超过了80%,而高级日语水平的比例降低到了一半以下。日语水平与国籍趋同性具有明显的反向关系。

四、总结与讨论

首先,从社会网络的特征来看,在日工作中国人在日本除亲人以外的社会网络具有网络规模小、趋同性高的特点。社会网络的规模决定了一个人社会资源的拥有程度,一个人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越丰富[5]。由于在日工作中国人在日本的网络规模太小因而不利于其对资源和社会支持的获取,进而对他们的社会文化适应和心理适应产生不良的影响。

此外,一般认为具有相似特点的人之间容易取得沟通和理解,从而易于建立友谊关系。因此通常来说,人们总是会倾向于与文化背景相近的人交往。从本次研究结果可以发现,在日工作的中国人也主要是和自己具有相同性别、相近年龄及同一国籍的人,即有相同文化背景的中国人进行深入的交往。他们的这种明显的群内选择倾向,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与日本人的交流和交往。由此也可以看出,在日本工作的中国人在日本的社会融入方面还存在很大的问题。

其次是个人属性与社会网络的相关性结果。关于个人属性与网络规模的相关性,本次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日工作中国人的年龄越大、在日工作时间越长、学历及收入越高,其在日本除亲人以外的社交网络规模也越大。具体而言,在年龄方面,阮丹青等人在天津的调查指出年龄与网络规模的关系是一种曲线关系,即中年人的网络规模最大,年轻人和老年人的网络规模比较小[4]。由于本次调查对象的年龄大多介于年轻人到中年人之间②,自然是年龄越靠近中年层网络规模也越大。关于在日工作时间与网络规模的正相关性,在日工作中国人从刚开始工作到适应需要一定的时间,随着适应程度的加深,交往人数自然随之增多。关于学历及收入对网络规模的影响,康姆贝尔等在对北加利福尼亚社区的调查中发现,网络规模与个人的社会地位呈正相关(社会地位通过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声望来测量)[3]。阮丹青等在天津的调查结果也表明教育水平和收入与网络规模具有正向关系[4]。本次的调查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在日工作中国人的学历和收入越高,其社会网络的成员数目越多。

在网络趋同性与个人属性的研究上,本次调查分析的结果与现有研究的结果不尽一致。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在日工作中国人的性别影响性别趋同性,年龄、婚姻状况、在日工作时间等影响年龄趋同性,日语水平影响国籍趋同性。

具体来看,在日工作中国人中,男性的性别趋同性高于女性,因为社会的较多资源仍然掌握在男性手里,因此女性从男性身上获得的支持必然会多于男性从女性身上获得的支持。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什么男性社会网络中的女性比例会小于女性社会网络中男性的比例。在年龄趋同性方面,已婚群体比未婚群体的年龄趋同性低,年龄和在日工作时间明显与年龄趋同性呈反向关系,即年龄越大,在日工作时间越长,其社会网络的年龄趋同性越低。在日本,年功序列制仍占据着重要地位,即年龄越大、在日工作时间越长,工作职位等个人地位会随之提升,进而也会有足够的资源和机会去构建并维持自己的网络。关于国籍趋同性,本次调查结果显示与在日中国人的国籍趋同性具有明显相关性的只有日语水平。这是由于不论在哪个国家,语言都是与当地人沟通的桥梁,如果不会日语,与日本人的交流必然会受到阻碍。这也可以反映出日语能力是阻碍在日工作中国人与日本人交往的原因之一。

注释

①初级水平,日常会话也很困难;中级水平,日常会话程度;高级水平,日常生活和工作完全无障碍。

②在本次的调查中,50 岁以下的调查对象占比高达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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