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下的世界秩序：解构与重构

李博一

一、引 言

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世界性大国。作为一个处于成长期的世界性大国，中国不仅需要给周边地区国际秩序的重建提供新智慧，也需要为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理念路径。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秩序及其重建处在新的交叉路口：一面是继续走向以权力尤其是以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强权政治为主导的世界秩序重建之路，一面是继续走以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为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之路，还有一面是走以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所主导建立的霸权后秩序——以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以制度为载体的世界秩序之路。然而，上述三种世界秩序存在一个共性的逻辑起点：以西方资本主义为基底建立起的世界秩序是一种逆向的天下体系。即是说，西方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有其合理性与合法性，但也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而且其中的不合理之处往往大于合理之处。面对欧美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曾经提出的世界政府主义与近些年开始滋生蔓延的民粹主义以及至今仍旧存在的文化民族主义等思潮对重建世界秩序造成的困扰，(1)綦大鹏：《国际秩序的裂变及其未来》，《外语学刊》2021年第1期。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群体，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不得不考虑这样的现实问题：世界秩序究竟往何处去？世界秩序的重建究竟是该继续西方的逻辑还是需要将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智慧注入其中，进而为其重构提供一条新的路径？答案是后者。(2)唐世平：《国际秩序变迁与中国的选项》，《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在权力碰撞、文明冲突、制度重叠等对世界秩序构成多面冲击的现实境况下，中国传统秩序观中的天下主义作为一种正向的秩序观正在为世界秩序的重建增添新的备选项。具体来看，就是以一种“内圣外王、恩威并济”理念驱动下的王道思想为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一个新型逻辑。(3)干春松：《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但这并不是要原封不动地将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古老秩序观生硬地套进活的国际现实，而是以一种新天下主义与共生秩序观作为世界秩序重构的逻辑，来对既存的世界秩序及其面临的危机做出一个具有东方智慧的回复，最终达到中国古典国家间思想中所谓的“化成天下”的目的。

二、权力、文明、制度与世界秩序

如同权力是理解与政治有关的知识领域中的关键概念一样，秩序一词虽然主要是用于对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描述，但随着国际关系研究的社会学转向(4)袁正清：《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特别是国际关系的英格兰学派(5)张小明：《国际关系英国学派：历史、理论与中国观》，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36页。对国际社会的研究日益得到重视，对于国际秩序或者说世界秩序的研究也开始走进研究者的研究场域中。但是，对于国际社会中究竟是否存在一个真正的秩序这一议题，不同学派的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这主要是研究国际秩序的学派及其学者拥有不同的思维逻辑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不同所导致。具体来看，目前在研究国际秩序或世界秩序的学术分野中，主要存在着三大主流视角：权力、文明与制度。(6)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关系理论与方法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4-25页。将研究世界秩序的学术分野主要概括为这三大视角并不是要否定其他研究进路，而主要是因为这三大视角具备一定程度的共性。然而，稍显遗憾的是，上述所谓的三大主流视角在全球一体化与碎片化、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之间的张力所带来的冲击面前，已经无法再对世界秩序所面临的危机及其未来重建做出有效诠释。

(一)权力碰撞与世界秩序的裂变

在界定秩序的几个关键变量中，权力占据着核心地位并发挥着主导作用。众所周知，秩序主要是社会学研究当中的一个关键术语。所谓的秩序，主要指的是不同的行为体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排列起来，形成一定的稳定结构。在这个秩序结构中，每一个行为体根据其实力的大小处在相应的位置上并对秩序的后续运转与调适发挥影响。随着国际问题研究中英国学派对国际社会的关注不断加强，对于主要由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中是否同样存在如国内社会那样的秩序这一问题也逐渐引起争鸣。

对于国内政治来讲，一个国家社会内部秩序的构建离不开一个中央权威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力所带来的资源支撑。也正是由于此，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秩序往往是在中央权威的统一支配下所建构起来的等级式秩序。因此，国内秩序很多时候是一个差序有别但实际存在的互动网络。同样，对于国际关系理论群中的现实主义流派来说，权力是世界秩序的基础。即一个国际体系要想成为一个有秩序的国际社会，必须依据权力来界定并给予必要的维护。而这里的权力主要就是指在国际舞台上拥有相对或绝对力量优势的国家行为体。这些在实力上占据优势地位的国家行为体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会单独或联合其他与之有着共同利益诉求的行为体来构建一个由其独自主导或者联合其他力量共同主导的国际秩序。如历史上存在过的罗马帝国凭借自身绝对实力构建的地区性国际秩序。当然，罗马帝国在构建由自身主导的国际秩序时，也并不是仅仅依靠实力，还有力量之外的其他软资源等。又如东亚地区存在过的封贡秩序。目前，对于东亚封贡秩序究竟是属于一种文化主导型的地区国际秩序还是实力主导下的等级式国际秩序仍旧存在不同的声音。(7)关于历史上在东亚地区曾存在的以中国为主导国家所建立的封贡秩序，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东亚封贡秩序的根基在于中国古典文化的威望型吸引力；有的学者认为其根源主要在于当时东亚地区不存在一个可与中国封建王朝相匹敌的地区力量行为体；还有学者两种视角兼而有之，但却侧重其中一个方面。本文无意参与这种学界争论，在这里之所以以东亚封贡秩序作为行文论点的一个论据，只是为了行文的方便。但不论是哪种研究路径，有一点是共通的：东亚封贡秩序的形成与存续在某种程度上离不开政治强制力的作用。还如新航路开辟后，随着资本主义在西欧的萌芽与发展壮大，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兴力量开始对世界的争夺与博弈，及至最后形成的“不列颠治下的和平”，其背后同样不可忽视权力的影响。再如近时的例子，美国凭借其超强实力所构建的美利坚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更是进一步证明权力与秩序的构成性关系。所以，权力是最为关键的秩序的原动力。

权力可以建构秩序，也可以解构秩序。不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均是如此。对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秩序来说，当不同的权力中心并存且相互间不断博弈中央权威的核心位置时，情况更是如此。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鉴于本部分的关注点在于权力与世界秩序的解构与重构，对于权力对国内秩序的解构不做过多解释。回溯历史，可以发现权力同样可以构建一个有序的国际体系甚至升华为一种国家社会，但权力也同样可以解构由其构建的国际秩序。关键的问题在于，不同的权力主体(主要是国家行为体)能否在解构一个国际秩序的同时构建出一个能够容纳更多行为体诉求的新秩序。而这里就涉及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更为现实的问题：权力的碰撞对世界秩序的撕裂。作为垄断性权力的掌控者，国家在其内部构建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体系时，却在国际舞台上不断进行着各种形式的力量博弈。这在以权力为理论聚焦点的现实主义流派与英国学派看来，是一种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秩序模式(8)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第4版)，张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7-67页、第89-109页、第157-169页。。然而，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由权力造就的秩序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而每时每刻不在遭受着权力间碰撞所释放出来的能量的冲击。如前文所提及的东亚封贡秩序遭受日本丰臣秀吉等的冲击(9)袁南生：《中国古代外交史：夏商时期—近代以前》，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66-420页。。又如二战结束后美苏之间为了构建完全符合自身利益诉求的世界秩序而进行的多重博弈。更近的例子又如“英国脱欧”对欧洲秩序的冲击，美国多次以“美国优先”“亚太再平衡”等外交理念与行为给世界秩序造成的冲击，再如亚洲的日本与印度共同提出“印日自由走廊”等对亚太秩序的冲击。(10)唐世平：《国际秩序的未来》，《国际观察》2019年第2期。上述例子无一不在说明，权力是秩序的构成性因素，也是解构力量。特别是在国际社会的形成进程中，不同的力量行为体间的博弈正在并将继续给世界秩序的稳定与重塑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因此，权力与世界秩序是一种构成性关系，但世界秩序的构建与解构又不仅仅是由权力绝对主导的，文化或者文明间的冲突与磨合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二)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塌陷

文明与世界秩序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认为，文明与秩序之间并没有一个得到统一认知的先后关系，如同权力与秩序之间的关系一样，文明与秩序之间也是一种构成关系。离开任何一方，其中一方便失去存在的依据，进而也会丧失自身的解释力。

文明构成秩序，秩序构成文明。文明作为秩序的一个构成要素，在秩序的形成与调试进程中发挥软性但却是深层次的作用。文明作为一个术语，很多时候是与野蛮或未开化相对使用的。这里我们并不探讨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关系问题。如前所述，秩序的形成，除了需要政治强制力作为后盾之外，也需要非强制性的因素。纯粹由强制力构建起来的秩序虽然可以发挥一定程度的功效与作用，但秩序的延续不能单单靠权力。这里就涉及秩序的合法性问题。根据政治学的解释，任何秩序的构成不仅要具有合理性，更要具有合法性。而这里的合法性转换到秩序领域，便是文明对秩序的充分构成问题。纵观历史上各种秩序的形成，文明或文化因素也不可忽视。如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曾经存在的爱琴海、地中海地区国际秩序，均离不开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感召力与吸引力。可以这么说，虽然古罗马帝国时期所形成的地区国际秩序主要归功于帝国的权力，但承袭古希腊文化后所形成的古罗马文化在其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又如前文所提及的东亚封贡秩序，也离不开当时以中国古典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华文明所具有并散射出来的影响力对于这一地区国际秩序的存续发挥的深层影响。反之，秩序一旦得以生成，也会对文明的延续发挥一种外部的保护作用，就如一个坚硬的外壳护持着文明与文化的延续。因此，文明与世界秩序之间是一种构成性关系，且主要是一种充分的构成性关系。

文明可以构建秩序，也可以解构秩序。这便是亨廷顿笔下文明的冲突给世界秩序带来的挑战。不过在亨廷顿笔下，文明是作为一个集合体出现的，即文明只是一个披着一件件在外人看来拥有威望型感召力外衣的人类集合体，就其本质而言，这种文明的集合体仍旧是以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为主要载体的。如前文所述，文明是秩序的构成性因素，但这种构成性因素并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会发生裂变。历史上曾经发生的诸多文明对秩序的解构的例子不在少数。如古希腊时期，雅典文明与斯巴达文明的对冲所带来的战争(11)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可参见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下)，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德尼兹·加亚尔，贝尔纳代特·德尚，J. 阿尔德伯特：《欧洲史》，蔡鸿滨、桂裕芳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6-77页。对当时爱琴海地区的秩序所造成的破坏；又如古罗马帝国时期，罗马帝国作为一种文明的载体对迦太基文明的战争，也对当时地中海地区的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性打击(12)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上)》，吴象婴、梁赤民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3-180页。；再如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兴起后，在资本主义原始冲动与新教伦理的刺激下，既给其他地区文明、文化传统造成破坏，也给当时的地区秩序造成难以复归的震荡；再如更近时期的例子，以英法资本主义国家为媒介的西方文明对古老的以中华文明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东亚文明秩序的冲击，使得在东亚地区存续许久的东亚封贡秩序在东西文明的冲突中失去了存在的动力；冷战结束后，曾经被美苏两极对峙所掩盖的各种冲突开始突然迸发，其中无不显示出文明间的碰撞对地区乃至世界秩序解构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是“9·11”事件的发生，更是再一次印证着文明间的冲突对当今世界秩序重建的反向制约，尤其是异质文明间的冲突将会使得本就面临解构风险的现存世界秩序更加不稳定。也难怪亨廷顿会发出文明冲突是未来国家间冲突的主导范式，进而会对世界秩序的重塑造成破坏性打击。(13)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Volume 72, Issue 4 ,1993, p.72.随着全球化效应的不断扩散，不同文明间的对话虽然处于主流，但以“伊斯兰国”的崛起与蔓延为标志的后冷战时代的文明间碰撞进一步将世界秩序推向危险的边缘。(14)Charles R. Lister, The Islamic State a Brief Introduction,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15,pp.23-50.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世界秩序的震荡，主要是以国家这一政治集合体或非国家行为体为载体实施的，虽然有被亨廷顿刻意放大之嫌，但也从侧面给了我们一个警示：西方推崇的文明秩序在极力维护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之余，正在给世界秩序的重建带来困扰。

(三)制度重叠与世界秩序的撕裂

在当今的世界秩序研究中，制度不是一个陌生的议题。但是，对于制度同世界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的探讨，仍旧显得较为单向性。学界普遍认为，制度对世界秩序的构建与存续更多的是发挥一种线性的单向度作用。本文认为，制度与秩序之间也是一种构成性关系，制度能够建构秩序，同样也可以解构秩序。制度，按照政治学的理解，主要指的是诸多规范、规则、标准、原则等的集合。在一个国家社会内部，制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因为在由中央权威制度占据主导性地位的主权国家内部，所有行为体的活动范围都是由中央权威制度与地方权威制度以及各个领域中的制度所规定好的，在这种已经先验给定的制度化实践中，每一个行为体都处于一定的位置，按照轨道化的方式运作，并发挥相应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确实是一个值得向往的有秩序社会，而实际上，在人类社会步入文明时代至今，也确实如上所述。但有一个问题仍旧存在，即制度化的社会运作模式也会由于制度重叠、制度拥堵而陷入被撕裂的风险。尤其是在一个社会当中，各个行为体因利益诉求存在较大差别之时，如若中央权威制度不再能够发挥垄断性的政治强制力功能，整个社会便会因制度的重叠化与拥堵化而陷入一种“制度与秩序互构的困境”。换句话说，制度本身具有双重性：一面是对社会诉求的整合功能，另一面则是因制度重叠而引发的新型社会碎片化，最终将秩序化的社会再次导向无序的社会。所以，制度对于秩序而言，是一种构成性力量，这种构成性力量可以造就一个有序的社会，也会解构社会的秩序。

国际社会中的制度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如何？有学者将国际社会看作国内社会的放大版。原因主要在于，如有些学者所分析的那样，国家作为人的集合体也像人一样，不仅具有人的个体性特征等自然属性，也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国家只不过是将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整合而已。同样的道理，由国家组建起的国际社会，也同国内社会一样，不仅具有国内社会的功能，也具有国内社会的特性。不可否认，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启与深化，今天的世界更像是一个“无国界的社会”。在这个无国界的国际社会中，存在全球化的一体两面：全球化作为一个整体性历史进程，却不得不同时面对一体化与碎片化、全球化与地区化等“二律背反”的现实。对于这种客观现实，有学者认为是全球化进程与世界秩序重建进程中的必经阶段。即一体化与碎片化、全球化与地区化虽然表现形式不一，但其归宿却是全球一体化。如欧洲一体化、东南亚地区一体化、美洲地区一体化、非洲地区一体化等，只不过是整个全球一体化的前夜而已。对此，本文持保留态度，并不认为这种二律背反是一种正态分布。当然，这并不是说要完全否定这种客观现实，而只是想表达出一种不同的声音：从表面上看，地区一体化是为将来的全球一体化做的准备，但过度的地区一体化不仅不会给全球一体化带来好处，反而会催化出更多的地区制度，尤其是次地区制度不断出现，从而形成一种制度的重叠与拥堵，最终也会对地区秩序乃至世界秩序造成不利影响。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如在欧洲地区，本来欧盟的出现便基本可以代表整个欧洲的声音与诉求，但现实似乎并不是如此，欧盟的扩员不仅未将欧洲真正纳入一体化的轨道，反而因为未能充分照顾到新老成员国的诉求而陷入扩员的困境。 “英国脱欧”(15)有学者认为，英国脱欧是因为欧盟已经不能很好满足英国的利益；还有学者认为，英国脱欧与英国历史上的光辉孤立政策有着关联；更有学者认为，英国脱欧是因为英国要重新构建一个以英美特殊关系为主导框架的新型大西洋秩序等。本文认为，英国脱欧也离不开欧洲一体化制度本身的问题，即欧盟作为一个地区一体化的实施载体，未能很好地处理制度与地区秩序的关系。欧盟制度内的“三驾马车”架构表面上看满足了英、法、德的领导权诉求，但实际上仍存在秩序不合理的问题。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制度化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样，亚洲地区至今没有一个如欧盟那样的地区一体化制度，虽然有东盟、东盟与中日韩之间的“10+3”“10+1”、APEC、RCEP等机制化对话轨道发挥了某种积极作用，但这种制度的过剩与重叠所带来的却并不是一个日渐一体化的亚洲，反而可能是一个更为碎片化的亚洲。除了地区制度的重叠给地区秩序造成的冲击之外，反观整个世界，也同样存在制度重叠问题。如各种各样的国际性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客观地讲，众多的国际制度确实给全球一体化带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越来越多的制度化也带来新的问题：碎片性的制度化带给世界的不仅有秩序，也有失序。简而言之，制度重叠造成制度碎片化，制度碎片化正在撕裂着有序的世界。

权力碰撞、文明冲突、制度重叠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解构着无政府状态下的世界秩序。这背后的深层次根源则在于，欧美等西方大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是一个逆向的天下体系。这种逆向的世界秩序如今正在遭受民粹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威胁。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对此的良方却是不切实际的世界政府幻想。

三、西方建构的世界秩序：逆向的天下体系

在讨论了权力、文明、制度与世界秩序之间的构成性关系后，现在转向对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主导构建的世界秩序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做一剖析。从历史上存在过的主要地区性国际秩序，如欧洲秩序、东亚封贡秩序、穆斯林秩序等，到近现代国际关系开端后所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维也纳秩序、凡尔赛-华盛顿秩序、雅尔塔秩序，乃至冷战结束后的所谓后冷战秩序，无一不体现出西方强权逻辑的影子。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开启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由西方大国主导建构的世界秩序开始出现新的面目。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力量近些年来所采取的“亚太再平衡”“美国优先”“退群外交”(16)吕晓莉，刘婧文：《周期理论视角下特朗普政府“退群行动”动因探析》，《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5期；张幼文：《美国退群减税将对全球化经济制造扭曲》，《世界经济研究》2018年第3期。等行为，与“英国脱欧”和法国的“黄马甲运动”(17)许振洲：《法国的“黄马甲运动”：民粹主义的泛起还是精英政治的危机?》，《国际政治研究》2019年第5期；魏南枝：《法国大革命的内在矛盾与“黄马甲”运动》，《文化纵横》2019年第2期；张骥：《法国“黄马甲”运动及其对法国外交的影响》，《当代世界》2019年第1期；魏南枝：《法国爆发“黄马甲”运动的内外部因素》，《红旗文稿》2018年第24期。等民粹主义社会思潮交互叠加，不但给这些国家社会内部的秩序和地区秩序带来震荡，也给世界秩序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18)陈须隆：《在世界大变局中推动国际秩序演变的方略和新视角》，《太平洋学报》2021年第1期。面对此种对世界秩序的挑战性甚至破坏性力量，西方国家在显得有些捉襟见肘的同时，不时地将目光转向一种新古典乌托邦主义的世界政府主义，意图以此重构世界秩序。

(一)霸凌主义：世界秩序重建的丛林逻辑

如前所述，权力作为秩序的必要性构成要件，是一定秩序得以形成、存续的硬性基础。但失去理性、丧失基本价值功能的权力非但不能维护秩序的良性运转，反而会给秩序的延续造成破坏性影响。这根源于权力的内在扩张性，即权力一旦凌驾于秩序或基本的社会规范、人类价值共识之上，便会变成秩序的解构者而不是秩序的调试者与护持者。这尤其显著地表现在以狭隘的工具理性为行为准则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行事理念中，其中又以美国为典型代表。众所周知，当今大部分维护国际秩序运转的制度、组织均或多或少有着美国的因素存在。如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甚至连不少地区性国际秩序的运作载体也有美国因素的影响，如欧盟、TPP、美洲国家联盟等。作为“冷战的胜利者”，美国不是在将世界秩序导向一个世界各国共享的普惠性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是试图在维护其狭隘的自身利益的道路上渐行渐远。

霸凌主义，作为新一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理念之一，究其根源来讲，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只不过在手段上更具欺骗性与虚伪性”(19)人民论坛特别策划组：《霸凌主义的虚伪与赤裸》，《人民论坛》2018年第24期。。从美国建国起，对于拯救世界的“天定命运说”便有过迷思。美国坚信，自身作为新世界的救世主，不但肩负着带领美洲摆脱欧洲殖民枷锁的使命，更是新的世界秩序重构的主导者(20)任洁：《美国霸凌行为的思维逻辑》，《人民论坛》2018年第24期。。究其本质，乃是一种纯粹的二元对立世界观与零和思维在发挥影响。而这又离不开西方哲学理念中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与工具理性主义。可以这么说，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的自由主义秩序观具有两面性(21)石斌：《“自由国际主义”的迷思与世界秩序的危机》，《史学集刊》2020年第5期。：对内，追求自由、平等、公正等；对外，则是遵循一种霍布斯式的丛林逻辑，即强权与霸权式的生存斗争。而这种两面性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一旦渗透至国际关系中，便会异化为一种霸凌主义。随着“美利坚优先”主义的出台，美国不断用退出各种国际制度、国际条约、国际协议等行为进行价值观变现，这进一步印证着美国仍旧意图以政治强权的逻辑来重构世界秩序。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所践行的霸凌主义虽然集中表现在经贸关系领域，但其本质却是一种“政治性霸权主义”(22)阮建平：《霸凌主义的政治本质》，《人民论坛》2018年第24期。。作为一种新式的强权政治逻辑，霸凌主义对国际秩序的破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霸凌主义打着贸易、技术等经济性的幌子，在同其他行为体进行外部互动的过程中更具隐蔽性，这就使得对国际经贸秩序的破坏夹杂着政治的影子。第二，霸凌主义奉行霍布斯式的“丛林法则”，即零和式的博弈规则。在这种零和思维主导下，拥有政治强制力的主导者为了追求狭隘的自我利益，置其他行为体的合理关切于不顾，破坏无政府状态下的“生存-允许生存”这一法则。第三，霸凌主义主导下的世界秩序，是一种新型的不平等秩序，在这种新型的不平等秩序中，西方国家仍旧占据优势，而广大发展中国家依旧处于半边缘甚至边缘地位。总之，“霸凌主义造成国家间的误解和误会，破坏国际社会的和谐关系，其所采取的单边行动会影响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政治安全，更是对国际体系和规则的破坏”(23)程同顺：《霸凌主义对国际和平的挑战》，《人民论坛》2018年第24期。。因此，以霸凌主义主导世界秩序的重构，仍是一种零和思维式的强权逻辑。这背后折射出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实力相对下降或者说“霸权地位的不完全衰落”(24)张彦：《美国贸易霸凌主义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与应对》，《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8年第6期。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国际现实之间的张力，而面对这一客观现实，美国等不是去考量怎样与之共商新的符合世界普遍公意的秩序如何构建，而是继续试图以强权理念维护由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旧秩序。而这又可以从在欧美社会普遍复燃的民粹主义思潮中得到另一侧面的印证。

(二)民粹主义：世界秩序重构的逆向逻辑

自爆发于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开始，新一轮的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扩散蔓延。这新一轮的逆全球化运动背后所折射的正是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所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正面临着严重的重构危机。而与逆全球化现象相伴发生的则是西方社会历史上存在已久的极端平民主义思潮——民粹主义。如同前文所提及的霸凌主义一样，民粹主义在西方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都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只不过与逆全球化现象伴生而来的民粹主义因其带有原教旨式的逆向性发展逻辑而正在给世界秩序造成新的冲击。

如有学者指出的，“民粹主义是一种关于大众政治与精英政治复杂交织的全球性现象，有着特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甚至政治策略与政治风格”(25)林红：《“失衡的极化”：当代欧美民粹主义的左翼与右翼》，《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5期。。这种失去平衡的极化的西方政治思潮越来越多地被归为极右翼政治思潮，其不仅极力抵制文化与文明的多元多维性，更是不惜通过各种新的贸易保护等手段为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制造障碍。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具有平民性质的社会思潮与政治运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宪政民主体制下，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宪法给予的合法性地位，但即使是已经基本同资本主义政治社会结构体系融为一体，民粹主义一旦摆脱与其他政治思潮在整个社会思潮网络中的有效平衡结构，也会蜕变成一种具有原教旨式思维的逆向性思潮运动。更为严重的是，这种逆向性的社会思潮与政治运动并不是单纯地要与其他思潮进行博弈而获得相对的优势地位，其最终所要得到的是对国家最高政权的掌控。可以说，爆发于欧美等国的新一轮民粹主义运动，已经不再简单地是为维护自身所在团体的公共利益，而是要代表一种所谓的新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把控国家的最高权力。客观地讲，民粹主义并不是浑然一体的“坏”。正如前所述，其起初因代表着广大普通民众的公共诉求而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不幸的是，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在同政治游戏混合之后，便成为一种以草根阶层代表的名义行博弈政治主导权之实的逆向思潮。如始于2013年的英国脱欧计划到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以商人身份入主白宫的特朗普总统等世界政治事件，再一次印证民粹主义已经逐渐成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秩序稳定面临的新挑战。然而，在欧美等国复燃的民粹主义浪潮所带来的负向外溢效应并没有局限在西方社会内部。这种负向的外溢效应正在通过影响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政治领袖人物的对外政策理念而对世界秩序产生冲击。如有学者所言，“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深化刺激了欧美民粹主义的兴起，而民粹主义领导人往往通过对外政策对其做出回应”(26)钟准：《从贝卢斯科尼到特朗普：欧美民粹主义与对外政策》，《外交评论》2017年第4期。。从表面上看，民粹主义给西方社会内部的秩序造成的冲击，是平民阶层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所造成的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心理表达，但究其根源，仍旧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缺陷所致。资本主义这种先天的不足虽然在遭遇经济、政治、社会等危机时有着较强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但并不能根除先天痼疾，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给民粹主义的存在以及异化提供了历史的土壤。

在探讨了民粹主义给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所造成的震荡之后，现将目光转向其对世界秩序的破坏以及对世界秩序重构造成的困境。如前所述，民粹主义对世界秩序及其重构的破坏性影响主要是通过具有民粹主义的政治领袖的对外政策理念而发生的。具体来看，以民粹主义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右翼思潮中的逆向性政治运动对世界秩序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民粹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导致欧洲在全球化、移民以及其他重要的政策领域开始向右转，深刻地影响到欧洲的民主与一体化进程”(27)佟德志，朱炳坤：《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及原因分析》，《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2期。。欧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是目前世界上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取得成果最为显著的区域一体化实践，这种高度的地区一体化实践进程代表着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大方向，而民粹主义的出现及其对一体化进程的撕裂与阻碍不但给地区秩序造成冲击，也正在通过给地区一体化进程的破坏性影响，给全球化的纵深发展造成新的挑战。第二，“民粹面前无理性”(28)周穗明：《2016年西方民粹主义政治的新发展》，《当代世界》2017年第2期。。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反建制、反文化多元、反贸易自由的带有右翼色彩的社会政治思潮，往往在同政治主导权博弈的过程中失去其理性一面而陷入一种非理性的泥潭。换句话说，民粹主义因其代表着普通阶层的利益而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然而其在发起反资本主义体制弊端的同时，也会因对经济地位、政治权力的过度迷思般的追求而逐渐丧失掉自身的合理性成分，蜕变成一种原教旨式的逆向性社会思潮。这种逆向性的社会思潮一旦问鼎政坛，便会在对外政策中呈现诸如极端工具理性的因素，从而使得民粹主义思潮掌控下的一国外部政策理念不再考虑价值理性的存在。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美国优先”的政治口号下，所采取的一系列反理性、反价值的外交政策便是最好的例证。第三，“西方国家当下的民粹主义思潮正在并将长期挑战着全球化时期的治理理论”(29)郭佳良：《当代西方民粹主义思潮对治理理论的挑战及启示》，《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更为糟糕的是，民粹主义在不断挑战全球治理理念与治理实践的同时，也在从不同层面和维度给全球治理的规则、规范、原则等造成更多新的困境，以及正在给当前国际秩序的合理成分注入更多不合理的诉求，从而正在将世界秩序的重塑拉向一个与全球秩序发展历史趋向相逆的方向。因此，民粹主义已经开始失去其所具有的价值理性成分，而更多地呈现出纯粹工具理性的一面，这不但给西方社会内部的秩序造成了冲击，也正在外溢到对世界秩序的重塑进程中。面对这样的非理性局面，西方社会一直存在是否能够以一个世界政府的形式对国际秩序进行调试的争论。

(三)世界政府：世界秩序重塑的理想主义

秩序与政府或者说制度化的政治形式之间有着不可完全割裂的联系。但这并不绝对意味着秩序与政府是共时存在的。可以这么说，有秩序不代表有政府或制度化的政治组织形式，同样地，有政府状态也并不完全意味着就存在一个合理合法性的秩序。前一种情况便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理论流派所尊崇的先验逻辑：由主权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是一个无政府世界，在这个无政府世界中，并不存在一个拥有垄断性权力机构的世界政府能够对各个主权国家发号施令。但无政府世界也并不意味着这是一个无序的世界。恰恰相反，在这个由众多主权国家行为体构建的无政府世界中，不同的领域却存在与之相应的秩序。虽然这些秩序因各种原因而具有不合理之处，但至少可以证明，秩序与政府从来就不是处于一种因果性的链条结构中，两者之间更多的是处于一种构成性关系结构中。后一种情况更类似于一个处于政治动荡的国家社会内部，虽然也存在一个中央权威制度，但因其丧失了对本国内部社会秩序地运转进行有效管控与试错的机会，而处于一种虽可发号施令却无行为体遵守的尴尬局面。不论是上述哪种情形，都面临一个问题：政府对于秩序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更具体地说，世界政府对于世界秩序的构建与重构有何功用？

有学者指出，作为西方政治观念的世界政府主义并未能给世界带来有效的和平，也未给世界秩序的建构与重构带来有益的思考，因此将之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30)任晓：《从世界政府到“共生和平”》，《国际观察》2019年第1期。虽如此，仍有学者认为，“世界未来的和平秩序需要一个永久性的由世界民主国家构成的自由民主联盟”(31)伊曼纽尔·康德：《永久和平论》，何兆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38页。。我们暂且不论上述争论，回过头来仔细考量一番世界政府对世界秩序的构成性关系。从人类历史发展观之，从原始社会的无国家状态到现代主权国家构成的文明社会，均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秩序，只不过秩序的表现方式与程度有所区别而已。而对于国际社会，秩序的存在也是一个历史的产物，确切地说，是人类为了避免无谓的斗争而构想出来的一个理性的产物。这个理性的产物随着人类步入一个有政府世界(国家内部)而逐渐发生了异化。即是说，秩序本身是一个行为体或一群行为体意识中存在的理性逻辑选择，而随着主权国家将人类分割成一个个相互隔绝的具有独特身份意识的政治角色，秩序便逐渐成为政治强制力的附属物之一。尤其是在世界政治领域，对于生存以及维持生存资源的竞争，更是进一步催生出霍布斯笔下的“丛林逻辑”。面对这种“你死我活”式的竞存局面，西方政治观念中的世界政府主义便应运而生。从一战结束后成立的国际联盟到二战结束后的联合国等，便是各个主权民族国家为应对世界秩序危机再次发生而做出的妥协性安排。但遗憾的是，这种世界政府式的设计规划并未能有效防止新的世界秩序危机的发生。从美苏冷战对峙形成的核恐怖平衡下的两极秩序到后冷战时代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中东乱局、地区性和全球性金融危机、旧式地缘政治的回潮、“伊斯兰国”的崛起与扩散等均从不同侧面并在不同程度上给世界秩序造成破坏性影响。之所以如此，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由西方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几乎完全反映着西方的利益。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恐怕在于，西方国家提出的世界政府主义与世界政府方案，表面上看是一个合乎逻辑、合乎理性的框架设计，但其背后仍然是根据西方强权政治的逻辑进行设计的。这个看似合理合法的世界政府，也仍旧未能摆脱“西方中心主义” “西方优越感”的痕迹，即在由西方提供的世界政府方案中，仍然存在中心化、等级式的秩序理念，凡是与西方所谓的民主价值标准相吻合的便是这一世界政府的组成部分，而那些与西方标准存在差异的则被隔绝在世界政府的外缘位置。也正是出于此种逻辑，西方政治观念中的世界政府主义不仅未能构建出一个具有“无外与包容”式的世界秩序，甚至也未能给世界秩序未来的向善演化留出合理空间。此外，如联合国这样的世界政府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对外政策中，基本已处于一种狭隘的工具理性的位置，而其设计之初所蕴含的价值理性在西方国家的行事逻辑中已基本不存在。可以这么说，“世界政府是基于全球经济政治现实而做出的合理设想，但其中存在着难以忽略的理论漏洞；它洞见到了问题之所在，却在解决问题时选择了错误的方式”(32)饶志华，于春洋：《世界政府的限度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性》，《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11期。。

西方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及其背后的秩序理念，因民粹主义及其异化的复归、霸凌主义的强权逻辑以及世界政府主义式的乌托邦幻想而陷入一种秩序重塑的危机与困境。这种秩序重构的危机需要一种新的逻辑选择来对之进行合理诊断并给其开出一剂有效化解再造困境的良方。而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给世界秩序的重构所带来的不同于西方传统固有逻辑的路径选择，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

四、从王道到共生：世界秩序重建的中国视角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不仅需要各个国际行为体重思自身的外交理念与实际的对外行为，也需要各个国际行为体对当今的世界秩序所面临的多重冲击做出理性的研判，并据此采取合理的外部行为。当然，这种理性的预期不能再是西方传统延续至今的工具理性，而必须将价值理性合理地复归其中。而从上述简要的分析可以发现，即使国际秩序面临历史的重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也并不会放弃纯粹的工具理性主义的行事风格，这就给世界秩序的重建造成不可避免的困境。面对世界秩序转型的外部困境，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正在给国际秩序的重建注入新的智慧。即以一种王道理念、新天下主义以及共生观念为主导的新型世界秩序观来为当下以及未来世界秩序的重构提供一种新型的逻辑选择。

(一)王道理念：世界秩序重建的仁者逻辑

王道与霸道之争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交锋的表现之一。主张王道思想的流派认为，春秋乱世，一国欲要一统天下，仅凭武力征伐不足以建立起合法性的政权体制。单凭强制性权力虽可获得其他诸侯国一时的臣服与认可，但这种臣服与认可并不意味着那些被征服的诸侯国发自内心地认同霸权国依靠武力夺取的优势主导地位，被征服的诸侯国虽被暂时性压制，但其每时每刻不在等待时机摆脱强制权力的控制，一旦获得权力的空窗期，便会联合其他国家起而反抗甚至推翻原有的霸权型诸侯国，并建立由一个新的主导性力量发挥管控机能的国家间秩序，这种“历史怪圈”是王道思想家极其鄙夷的。而主张以霸道平天下的思想家恰与王道思想家的主张相反，即他们主张依靠对外的武力征伐将其他诸侯行为体强行纳入霸权诸侯国的战略轨道，并以霸权型诸侯国为力量核心构建起一个诸侯间秩序。虽然王道与霸道对武力的态度存在区别，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绝对不可调和。我们这里暂且不论。王道与霸道，作为中国传统国家间政治思想源流中的资源，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与历史土壤。如前所提及的，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礼崩乐坏”(33)袁瑜琤：《“礼崩乐坏”与“纳仁入礼”——以〈论语〉为中心的法理解读与现实思考》，《太平洋学报》2009年第11期。的时代，曾经维护周天子与各诸侯国的礼制秩序在遭到多次侵蚀后，已经逐渐失去其在诸侯国与周天子之间所建立的天下秩序中的纽带作用，各个诸侯国为了一统天下，不时以周天子的名义尝试问鼎权力的金字塔。在这个“礼的秩序”逐渐丧失其价值功用的战国乱世，各个诸侯国为了生存与发展不得不采取“以力服人”(34)参见王勇：《王霸之辩与中国传统文化软实力思想》，《云南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牟钟鉴：《国际政治需要儒学》，《孔子研究》1999年第3期。的工具性选择。虽然霸道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颇受各诸侯国当中那些信奉武力的执政者青睐，但也并没有将传统的礼制道统彻底废除。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即使各个诸侯国欲以武力取天下，也要冠以周天子的名义行事。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给国家间秩序从“力的秩序”向“礼的秩序”的再次回归提供了某种可能。

纵观国家间的关系史，可以发现仍有诸多意图单靠武力构建国家间秩序的例证。最典型的就是近现代欧洲地区国家间秩序的解构与重构进程。从三十年战争、北方大战、英法七年战争到拿破仑战争、德意志与意大利统一战争、一战等，无不充斥着武力征伐的影子。这种凭武力打破既存秩序并构建国家间新秩序的思想并未随着历史的发展而被信奉强权逻辑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忘却，相反，却一再被其重新从历史的博物馆捡起，并运用到其对世界新秩序的构建行为中去。如前文所探讨的霸凌主义便是信奉武力政策的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在面临其霸权相对衰弱后所奉行的具有明显霸道思想的对外行径。只不过这种霸权行径因不再赤裸裸地行使武力而更具隐蔽性与欺骗性。这对当今世界秩序的转型造成一种新的制约。面对此种困境，王道思想驱动下的“礼的秩序”便再次获得其历史的位置与功能。王道思想作为中国古典国家间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源，是对当今世界秩序在转型期遭遇霸凌瓶颈的一种新型逻辑。王道思想并不纯粹依靠武力来获得其他行为体的服从，而是主要以一种正统的合法性与道义感召力来获得其他国家行为体的认同与接纳。具体地看，第一，王道思想因其非武力性，而对国家间关系的驱动有着软性的规约作用。第二，王道思想因重视“礼”的作用而对国家间秩序的构建与转型有着启迪。第三，王道思想对当今世界秩序的重塑可以发挥一种“温和的外部刺激”。因此，世界秩序的重塑，不是单靠政治强制力就可收获预期效果的，即使武力或强制力暂时发挥了一定作用，也只是暂时脆弱的作用。要想构建一个能够反映世界上广大国际行为体普遍诉求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还需要这种秩序及其背后的秩序理念能够被各个行为体发自内心地认同，从而能够将“以礼构建国家间秩序”的观念内化到各个行为体的外部实践中。总之，作为一个成长中的仁智型大国，中国有必要也有责任为世界秩序的转型与重塑提供一条不同于西方传统的路径选择，而古典政治思想资源中的王道思想便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来源和渠道。

(二)新天下主义：世界秩序重构的智者选择

后冷战时代的霸权后国际秩序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制度主导的秩序。这种制度主导的秩序表面上看是一个更加公正、民主的体系，但由于构成冷战后国际秩序的制度体系主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大国主导建立并且主要反映其自身狭隘利益的本质，所以并不具有均衡普惠性与多元包容性。正如秦亚青教授指出的， “所谓霸权制度秩序，就是在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多边制度秩序，或者说一种以美国为主导、以主权为基准、以国际规则为制度的多边主义世界秩序”(35)秦亚青：《世界秩序刍议》，《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在这个由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构建起来并在其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后冷战世界秩序中，所呈现的是一种等级式、中心化的模式。即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着这个秩序的核心位置并获得大部分收益，而其他中等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地区的国家却处于这一秩序圈的半边缘乃至边缘位置。与此同时，作为这种传统秩序的构建者、护持者、既得利益者，美国等西方大国不断通过各种途径试图将这种秩序模式固定化。当那些相对于处于不利地位的国际行为体试图表达对此种情势的不满乃至尝试对这种秩序进行改革完善之时，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会运用原教旨式的工具理性主义方法进行抵制。如美国特朗普政府的“退群外交”、撕毁双边协议等行为便是例证。面对此种状况，以中国为代表的正在群体性崛起的非西方国家尝试将自身传统中那些经过改造的古典政治智慧注入冷战后国际秩序的转型与重塑进程中。

天下主义作为中国古老的国家间政治思想之一，因其具有高度包容性、无外性等内涵而正在成为世界秩序重建的重要选择来源。正如天下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而非某个个人的天下”(36)原文表述为：文王曰：“立敛若何,而天下归之?”太公曰：“天下非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恶死而乐生，好德而归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归之。”参见姜尚：《文师第一》，《六韬》，蓝天出版社，1998年，第6页。。即是说，世界秩序构造者应该是所有国际行为体，甚至包括个人，而不是个别国家尤其是个别大国的独享专权。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古典的国家间政治思想虽然仍具有现实价值，但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更未获得普遍性认同。究其根源，恐怕在于虽然天下主义思想注重一种包容性、无外性的政治主张，但由于其源于中国周朝时期的宗法分封制而带有一定的等级式、中心化色彩，从而被认为仅是中国的实践经验。此外，天下主义又或多或少被认为具有类似于美国等西方大国主导建立的“中心-外围”秩序模式而遭非议。因此，在世界百年大变局中，传统的天下主义想要获得一定的认可并为世界秩序的重构提供有益的经验，需要做出相应的转换与变通。这种转变的关键就在于“去中心化、去等级化”。(37)许纪霖：《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40-445页。所谓的去中心化，主要是指，传统的天下主义种那种强调周天子式的最高权威的位置、价值与功用的圈序逻辑，已不再适应这个逐渐非中心化的全球化世界，需要根据新的现实改变这种不合时宜的思维遗传；所谓的去等级化，主要是指，在传统的天下主义中，周天子所代表的王朝正统处于诸侯国间秩序模式的顶端，其他因分封而获得某种位置并具有一定功能的分封国依其价值而与周王室之间形成一种同心圆式的等级排列。这种等级式的秩序观也是与全球一体化不断深入发展的现实格格不入的。可以这么说，传统天下主义的等级式秩序观多少有些类似于西方大国占据主导的现存秩序，也正如非西方学者所形容的那样，是一种“中心-半边缘-边缘”式的秩序结构。因此，作为一个正在实现民族复兴、国际位置复归的成长型国家，中国在尝试运用自身传统政治智慧资源为世界秩序的重构提供新型逻辑的过程中，需要改变传统政治思想的褊狭思维，并尝试将这些褊狭思维逐渐改造成具有普适性、包容性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以此为世界秩序的转型与重建提供具有东方智慧的非西方的路径。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给国家间关系带来的新议题，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在尝试挖掘自身历史继承下来的古典政治思想资源时，需要将古典思想资源与新的国际现实进行有机的磨合，在磨合的过程中不断祛除那些不合时宜的成分，在保留古典政治智慧思想原典性的前提下，更多地注入鲜活的现实成分，从而为世界秩序的重构提供一条本质上有别于西方大国的路径选择。而天下主义作为中国古典政治体系中的有益传统之一，其所强调的公益性、普适性、广泛性、礼制性等特质内涵是值得保留的，但其中的僵化成分如“中心化、等级化”等则是需要予以剔除的。唯有如此，中国古典国家间政治思想中的良善成分才可以与不断演化的国际现实进行适配，而这也是世界秩序重构中的中国方案不得不应对的现实选择。

(三)共生秩序：世界秩序重塑的中国方案

不论是以王道理念还是新天下主义作为世界秩序重构的逻辑前提，其落脚点最终还在于以一种“和谐共生、和平共存”的思维来构建新型的国家间关系，这是世界秩序重构的关键所在。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得不仅仅是客观的国际现实，更需要不同的国际行为体适时变革自己的对外政策理念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客观世界，即“我们需要用一种新的普遍主义思想,理解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政府与政府乃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关系”(38)苏长和：《以新普遍主义建构世界秩序——对共生问题的进一步思考》，《探索与争鸣》2014年第11期。。这种新的秩序模式即以一种共存共生的共有预期来为国家间关系的磨合填入某种润滑剂。共生，是一种哲学智慧，也是一种行为体间的相处之道。这种不同行为体之间的相处之道与西方传统中以强制性的政治权力为主导思维的二元行事逻辑有着本质区别，即共生更为强调的是不同行为体之间高度的正向发展的主体间性。这种正向的主体间意识以不同行为体间的共有认知为基础，通过良性的互动，构建出诸行为体对其未来相互间关系的可靠预期。而这对未来相互间关系的可靠预期作为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共有背景知识，又是重构世界秩序的心理基石。因此，以共生观念作为世界秩序重构的新型逻辑，不仅意味着要摒弃零和思维，也蕴含着一种新型国家间关系模式。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新的时代背景，必须用一种新的思维来思考世界秩序以及建构一种符合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新秩序。”(39)梁颖，黄立群：《共生型国际秩序与命运共同体建设》，《南洋问题研究》2017年第1期。这种新的世界秩序观，注重的是以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利益诉求的冲突，不再以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作为国家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

在共生型世界秩序观中，国际关系虽然仍不能完全排除非和平状态的可能，但此时和平已成为国际行为体之间的一种共有理解和共同预期，即使发生利益与战略的摩擦，也能够将这种不协调约束在行为体可管控的能力范围之内。换句话说，共生理念并不是要绝对地否认甚至否定世界秩序重构中的不和谐音符，更不是要刻意掩盖国家间关系中仍会客观存在的纷争与博弈，而是聚焦其中的有益成分并使这种有益成分不断外溢到行为体的认知理念与外部行为中去；而倘若将共生理念狭隘地理解为纯粹的无纷争、无冲突、无矛盾状态或新的世界秩序模式，那只能是像西方的世界政府主义模式那样，成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和一种虚构的世界秩序新模式。

从目前的发展形势来看，中国所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便是对共生型世界秩序模式的一个尝试。(40)周桂银，宋德星，刘丰，等：《中国与国际秩序笔谈：观念与战略》，《国际展望》2021年第1期。从共生的视角看，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在这个相互依存深度发展的全球一体化时代，国际行为体之间在多个领域多个层次均处于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关系模式中，在这种共存共荣的关系模式中，每一个行为体由于对未来有着共有的愿景，而不断诱发行为体之间的向善意识。一旦这种向善意识外溢并内化到行为体间关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便会催化行为体间的共生意识，进一步，这种不断生成进化的共生意识会继续诱导国家间关系朝着“礼的关系”的方向演化，与此同时，传统的那种以“力的关系”理念为主导的世界秩序模式也会得以改造，最终形成所谓的命运共同体。

总之，世界秩序的重建，需要新的智慧与新的逻辑。作为一个新型的处于成长期的大国，中国有责任为世界秩序的未来提供自己的方案与路径选择。成长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型大国，不只是要为世界提供“硬支撑”，也需要为世界的向善演进提供“软智慧”，即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文化知识层面的思想性国际公共产品。这种“软智慧”便是中国古典国家间政治思想体系中以“礼的关系”为主要驱动力的王道理念，经过改造后以“包容性、无外性”为主要特征的新天下主义以及以命运共同体为主要理念载体的共生型秩序观。

五、结 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世界秩序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需要做出相应的转型，必要时也需要对之进行重构。当然，这种重构并不是要彻底推翻既存的秩序模式。毕竟，推翻一切重新来过既不现实也不可行。既具现实性又具可行性的方案是，要在既存的不合理的世界秩序模式中注入更多的非西方元素。因为，西方大国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虽有其合理之处，但不合理之处越发彰显。换句话说，随着全球一体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发展以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间的张力不断增强，传统的由西方大国主导构建的世界秩序模式当中的不合理之处日渐凸显，并不时沦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处于相对没落中的西方传统大国维护自身既得利益的工具。因此，这种世界秩序模式已经在逐渐丧失其所拥有的价值理性成分。而面对此种形势，西方国家社会内部不时出现霸凌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运动，其意更多在于以此逻辑和行径维护后冷战时代的霸权后秩序。而随着中国等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当今世界秩序的包容性已经增长到极限。这种极限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正遭遇多重困境，也时刻面临塌陷的风险。如何为世界秩序的重建做好准备，是中国等非西方国家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中国而言，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更为艰巨。作为一个处于快速成长期的新型大国，中国一方面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等内部预期，另一面也在努力实现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和谐世界以及携手国际社会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部预期。面对百年大变局给世界秩序及其重建造成的多维度冲击和震荡，中国既要肩负起一个新型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也需要量力而行。对于世界秩序面临的多重危机，西方国家已经出现一筹莫展的迹象。这既给中国为世界秩序的重建注入东方元素提供了历史机遇，也给中国如何将自身古典文化遗产中的知识资源与动态发展的国际现实进行适配提出了新考验。具体而言，王道理念、新天下主义、共生理念等代表中国风格的东方智慧，在保留自身本源性内涵(如无外原则、包容性等)的同时，需要与当今国际现实进行不断的磨合，方能为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具有中国智慧的新方案和新路径。而为世界秩序的重建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既是中国成长为新型全球大国的必备素质，也是中国文化通达世界的必然之选，还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思想性国际公共产品的必由之路。总之，百年变局下世界秩序所面临的多重危机以及危机中的重建，需要更多非西方元素为之提供新的动力。作为当今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世界秩序的后来者之一，中国既是维护者，也是修补者和完善者。不论是王道理念、新天下主义还是共生理念等，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的新型世界秩序理念的有机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