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明清绅士研究

2021-01-08 20:45
天一阁文丛 2021年0期
关键词:绅士研究

雷 军

提 要:明清绅士研究缘起于西方学界,民国时期学者曾就其关心的地方自治对绅士群体做过探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明清绅士研究则始于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一批西方绅士研究专著的译介,对国内学界影响很大。21世纪以来,国内明清绅士研究一定程度上结合社会学理论,研究也逐渐加深,从趋势上来说呈现出深入化、精细化、个案化的特征。近十余年更侧重于绅士的公共事务参及区域性绅士群体与官府间的互动两方面。本文就改革开放以来的明清绅士研究予以梳理,分为绅士理论的相关探讨、区域研究、个案研究、群体研究四个方面展开,同时对近些年出版的辅助文献做一简单介绍。

一、引 言

中国绅士的研究,肇始于西方学界。 最早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及清朝的来华使团所做的考察报告,最有名的莫过于利玛窦所撰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亦称《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这些著作都是在欧洲大航海的时代背景下,由欧洲传教士、使节对中华帝国社会现象所作的观察,或详或略地描述了科举制下的生员、举人和进士的情况,极大开阔了欧洲人的视野。 随后又有一系列讨论官僚制度的文章及著作,如法国学者毕欧(Edouard Biot)《论中国公共教育史和儒生之社》(1894)、英国社会学家倭讷(E.T.C.Werner)《中国人》等等,最为著名的当属马克斯·韦伯(Weber)的《儒教与道教》和魏复古(Karl August Wittfogel)《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及《东方专制主义》。 西方学者对于中华帝国绅士研究的概况已由郝秉键先生专文介绍,可参看①郝秉键:《西方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7年第2期,第103—119页。。 另外,针对日本学界研究中国绅士的成果,其概况郝氏亦有专门的综述②郝秉键:《日本史学界的明清“绅士论”》,《清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94—111页。。 鉴于郝秉键已对欧美及日本学界的研究做了概括归纳,因此本文仅就目前所见的中国学界的绅士研究,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明清绅士研究做一综述,以见数十年来国内相关领域研究的状况。

中国学者对于绅士的论述,最初见于梁启超的文章。 他在《开绅智》一文中,强调绅士的作用。 从学术角度来看,真正对明清绅士予以关注的时期当在20世纪40年代。 其中,费孝通、吴晗的研究是开拓性的,同时也最具代表性。

1953年,费孝通在美国芝加哥出版了《China's Gentry》①该书自1953年在美国出版后,多次再版。2006年中译本在国内出版发行。参见费孝通:《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一书,该书主要基于社区调查而形成。 全书共分两部分,一是知识分子问题和传统中国的绅士,二是乡村、城镇和都市。 1948年,费孝通与吴晗两人又合写了《皇权与绅权》②吴晗、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上海:观察社,1948年。,对社会结构中的绅士、知识与绅士权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定性式的研究。 同年吴晗还有《论皇权》《论绅权》《再论绅权》诸篇文章,分别对皇权与绅权的关系、绅权的来源和内容及其在不同时期的表现等问题作了研究。 另外,胡寄馨的《明代的乡绅——兼论中国士大夫阶层之形成》③胡寄馨:《明代的乡绅——兼论中国士大夫阶层之形成》,《社会科学(福建永安)》1948年第4卷第1期。一文是对乡绅与缙绅的探讨。 在这些学者的研究当中,不少是在地方自治影响下的讨论,有其时代特性。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界之研究

改革开放以后,国门打开,国外学者的研究论著被引进,国内的学者重新开始开展明清时期的绅士研究。 特别是张仲礼、萧公权、瞿同祖几位华人学者的研究著作翻译出版,为国内的研究提供了借鉴。

张仲礼先生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 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④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出版于1955年,该书考察了19世纪绅士的构成和特征,推算了绅士的人数,阐述了绅士的科举生涯,并对绅士的传记进行了数量分析。 是西方学术界第一部从文献角度系统研究清代绅士的专著。 1991年,该书由李荣昌翻译并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2001年,该社又出版了张氏的《中国绅士的收入》⑤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该书基于传统的典籍,用统计学的方法对各类绅士的收入做一估量。 2008年,两书合为《中国绅士研究》⑥张仲礼:《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一册,分上下编发行,可以说该书有力推动了国内的绅士研究。 萧公权先生的《乡土中国:19世纪帝国的控制》及瞿同祖先生的《清代地方政府》二书在国内的翻译出版对学界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此基础上,国内的明清绅士研究逐渐发展起来,按讨论的类型可以分为四部分,分别是:绅士理论的探讨、区域性研究、个案研究以及群体研究。 起步时间则为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学者的研究视角也不断扩大。 特别是近十来年,学者聚焦于绅士在公共事业的贡献,并提供了不少个案。

(一)绅士理论的探讨①明代的乡绅与缙绅方面的研究,可参看赵毅、栾凡编著:《20世纪明史研究综述》,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3—215页。本文所列明代绅士研究部分为简要引用。

改革开放以来的著作中主要有叶显恩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②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该书论述了缙绅地主的概念、地位、特权及形成等等。 伍丹戈的系列论文《明代绅衿地主的形成》③伍丹戈:《明代绅衿地主的形成》,《抖擞》1981年第11期。《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④伍丹戈:《明代绅衿地主的发展》,《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明代徭役的优免》⑤伍丹戈:《明代徭役的优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第40—54页。对明代缙绅做了系列研究。 李文治的《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⑥李文治:《论中国地主经济制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第143—160页。将地主阶层划分为具有封建特权的贵族缙绅地主和“凡人”地位的庶民地主。 傅衣凌的《明清封建各阶级的社会构成》⑦傅衣凌同名文章有两篇,分别是傅衣凌:《明清封建各阶级的社会构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2年第1期,第7—20页;傅衣凌《明清封建各阶级的社会构成》,《历史研究》1982年第5 期,第189—190页。《我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再认识》⑧傅衣凌:《我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再认识》,《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1期。两篇文章认为缙绅只是乡绅的一部分,并探讨了当时社会阶层的构成。张显清的《明代缙绅地主浅论》、柯建中的《略论明清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变化》⑨柯建中:《略论明清时期封建地主阶级的变化》,《社会科学研究》1984年第3期,第74—81页。、许大龄《试论明代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历史作用》⑩许大龄:《试论明代的封建地主阶级及其历史作用》,《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3—13页,第17页。、方行《论清代前期地主制经济的发展》⑪方行:《论清代前期地主制经济的发展》,《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2期。、陈铿《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清之际的地方士绅》⑫陈铿:《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清之际的地方士绅》,《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第91—99页。等。

虽然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在其问世后晚了近40年才真正进入国内学界,但该书引入带来一股崭新的学术风潮,讨论的重点开始转向纯学术的探讨,逐渐摆脱了时代框架的影响。 张仲礼先生为绅士下了定义,认为:“绅士的地位是通过取得功名、学品、学衔和官职而获得的,凡属上述身份者即自然成为绅士集团成员”。①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第1页。基于此,学界对于绅士概念的界定以及构成,展开过一些讨论。 这群人中,王先明先生是较早的阐述者之一。 1987年,他写了《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②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阶层的分化》,《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第165—174页。王先明先生是否看到张仲礼的英文版尚不可知,如果他对于西方绅士研究有所涉猎的话,应该不难知道张氏的这本绅士研究著作。一文。 两年后,他又写了《中国近代绅士论述》③王先明:《中国近代绅士论述》,《求索》1989年第1期,第112—115页。一文,该文主要分析了绅士的构成,并为他之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1990年,他又撰写了《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④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东南文化》1990年第4期,第15—19页。。 1995年,王氏又有《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⑤王先明:《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44—153页。一文,该文对绅士在清代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与角色做了分析。 两年后,王先明出版了研究专著《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⑥王先明:《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历史命运》,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该书试图由近代社会结构的变动去探寻绅士阶层演变的历程,从士绅阶层的历史轨迹去把握近代社会结构变动的过程。 2010年,王氏又发表了《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⑦王先明:《历史记忆与社会重构——以清末民初“绅权”变异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10年第3期,第4—23页,第189页。,引入社会学理论,探讨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动与重构的“历史记忆”问题。 郝秉键同样是明清绅士研究领域中较早的国内学者,1996年,他对明清绅士的构成及含义做了探究⑧郝秉键:《明清绅士的构成》,《历史教学》1996年第5期,第8—11页。。 二十一世纪以来,学界尚有数篇文章探讨绅权关系或是对前者研究有所修正。 如杨国强的《论晚清中国的绅士、绅权和国家权力》⑨杨国强:《论晚清中国的绅士、绅权和国家权力》,《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95—102页,第118页,第154页。和沈登苗的《张仲礼对太平天国前后绅士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⑩沈登苗:《张仲礼对太平天国前后绅士估算的表述及适用性》,《社会科学论坛》2014年第7期,第108—113页。。

随着学界对于明清绅士研究的逐渐深入,学者的研究范围已不再局限于对概念及理论等方面的探讨,而是将视角转向绅士群体与官方之间的互动以及绅士角色演变方面。

在绅士与官方互动层面,刘彦波的《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①刘彦波:《清代基层社会控制中州县官与绅士关系之演变》,《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第590—594页。可谓发其先声。 该文探讨了太平天国时期,绅士通过团练组织,由幕后走向前台,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人员。 杨松水的《论清代皖中绅士在保障城乡社会互动中的作用》②杨松水:《论清代皖中绅士在保障城乡社会互动中的作用》,《中国农史》2007年第2期,第95—103页。一文以皖中绅士为例,从建设交通、捐办教育、制衡地方三个方面来探讨皖中地区乡绅在沟通城市与乡村的物资交流与人才流动以及社会稳定上所做出的贡献。 沿着这个脉络,马华灵在《从绅士到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变迁》③马华灵:《从绅士到知识分子:清末民初乡村社会中的权威变迁》,《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第123—132页。中对在科举制度的废除环境下的古代绅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做了探讨。 龙天贵写了《论清代绅士在国家农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一文④龙天贵:《论清代绅士在国家农村治理中的角色变迁》,《广西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94—98页。。 该文论述了在清代农村治理中,绅士角色经历了从抵制者到合作者再到背叛者的转变。 刘彦波的《晚清基层社会治安管理组织中的绅士角色的变动》⑤刘彦波:《晚清基层社会治安管理组织中的绅士角色的变动》,《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9期,第108—113页。一文探究了晚清基层社会治安管理组织演变过程中绅士所起到的作用,其中出现了所谓的绅权。 吴四伍从清代仓储基层管理与绅士权责的关系出发,探讨清代仓储基层管理变化之下,官绅合作成为主导管理模式,并举出几个案例,说明了清代仓储基层管理的地方特色与整体性压力⑥吴四伍:《清代仓储基层管理与绅士权责新探》,《学术探索》2017年第4期,第104—110页。。

2008年,郭剑鸣出版了《晚清绅士与公共危机治理——以知识权力化治理机制为路径》⑦郭剑鸣:《晚清绅士与公共危机治理——以知识权力化治理机制为路径》,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年。,该书是研究较为深入的一部著作,是政治学及历史学交叉的研究成果,为作者博士论文《晚清绅士与公共危机治理——以知识权力化整合模式为路径》⑧郭剑鸣:《晚清绅士与公共危机治理——以知识权力化整合模式为路径》,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发展而来。

(二)区域研究

就地区性的绅士研究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不少相关著作,主要是以某区域绅士群体为对象,探讨该群体参与公共事务等方面的活动,通过以点带面的形式反映了明清时期各地绅士的不同面貌。

1992年,罗一新的《明末佛山的社会矛盾与新兴士绅集团的全面整顿》①罗一新:《明末佛山的社会矛盾与新兴士绅集团的全面整顿》,《广东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第93—98页。算是早期区域绅士研究的一个代表。 他在文章中探讨了佛山地区的社会矛盾及其导致的明末佛山新兴士绅集团的全面整顿,并由此建立了一套城市运作制度。

邵锋对广东绅士阶层参与公益活动进行了研究,并撰写了《论1644—1875年间广东绅士阶层的社会公益活动》②邵锋:《论1644—1875年间广东绅士阶层的社会公益活动》,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0年。。 许顺富就晚清湖南绅士做了研究,撰写了《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③许顺富:《湖南绅士与晚清政治变迁》,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一书。 该书主要围绕湖南绅士与晚清的政治变迁如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清末新政等的互动关系来展开,探讨了湖南绅士是如何由封建皇权的“卫道者”转变为封建帝制的“掘墓人”,并试图解释湖南奇特的绅权模式对国家政治的影响。 同年,徐茂明出版了《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④徐茂明:《江南士绅与江南社会(1368—1911)》,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一书。 书中作者对江南士绅与明清专制皇权、江南士绅与社会基层组织、江南士绅的文化权利与社会保障功能、江南士绅的家族迁徙与区域文化互动、近代社会变迁中的江南士绅五个方面进行了阐述。

之后其他研究者同样立足于区域角度,探讨绅士与官方之间的关系,写了一系列文章。 其中有杨松水《兴学、决讼、赈灾:清代皖中绅士与地方社会》⑤杨松水:《兴学、决讼、赈灾:清代皖中绅士与地方社会》,《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第49—52页。,介绍了清代皖中绅士在兴学等三个方面的情况。 李良品、王媛的《论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的地方文化建设和事务管理》⑥李良品、王媛:《论明清时期云南绅士阶层的地方文化建设和事务管理》,《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100—105页。,谈了明清时期云南绅士的地方文化建设。 另外张剑、寿自强的《浙江下层绅士与太平天国运动研究》一文⑦张剑、寿自强:《浙江下层绅士与太平天国运动研究》,《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第3期,第69—74页。,讨论了太平军在浙江与当地下层绅士及清政府三者的关系,探究了下层绅士在太平军及清政府之间的抉择问题。 班芳艳的《略论清代贵州绅士在地方教育中的作用——以安顺府为中心》一文⑧班芳艳:《略论清代贵州绅士在地方教育中的作用——以安顺府为中心》,《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1—2页。,以清代安顺府为中心,简要论述了清代贵州绅士参与地方教育的活动及其影响。 王继平就清末民初湖南绅士的变迁做了研究,写了《论清末民初湖南绅士阶层的分化》⑨王继平:《论清末民初湖南绅士阶层的分化》,《江西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第130—139页。一文。

(三)个案研究

针对绅士的身份问题,学者们又从个案角度去分析,进而丰富了相关研究。 有些论著属于艺术史领域,突破了过去研究的学科范畴,无疑为我们认识明清绅士这一群体提供了新颖的视角,这类个案化研究亦能加深我们对明清绅士概念的理解。 从研究的类型来看,可分为个人及事件两方面。

1.以个人为主

艺术史研究领域中以某一人物为中心的个案研究有不少专著,其中知名者有白谦慎教授的《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①白谦慎:《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3年。,该书在国内艺术史研究领域影响颇大。 此书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于美国,为作者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 作者根据文献及手迹等材料,细致地还原了傅山和清朝官员、艺术赞助人之间的密切交往,展现了傅山在清初的生活和思想状况。 2019年,白氏又出版了《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②白谦慎:《晚清官员收藏活动研究——以吴大澂及其友人为中心》,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一书。 该书由三篇长文组成,以吴大澂及其周围的官僚群体为中心,探讨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收藏活动的社会机制。

另外薛龙春教授对于清初士人郑簠的研究,出版了《郑簠研究》③薛龙春:《郑簠研究》,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7年。一书。 该书对郑氏生平及其交游、访碑活动以及书法研究做了深入的探讨。 之后薛氏又对晚明士绅王宠进行了研究,撰写了《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一书④薛龙春:《雅宜山色:王宠的人生与书法》,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 该书通过王宠现存的墨迹及其他资料再现了王宠的人生,并将之置于书法史脉络中探讨,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晚明绅士的生活侧面。 王铎也是薛氏近年来的研究对象,基于此出版了《王铎四题》⑤薛龙春:《王铎四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0年。与《王铎年谱长编》⑥薛龙春:《王铎年谱长编》,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 其他相类的研究尚有万木春的《味水轩里的闲居者》⑦万木春:《味水轩里的闲居者》,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该书则对晚明士绅李日华做了研究。 封治国的《与古为徒——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⑧封治国:《与古为徒——项元汴书画鉴藏研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3年。,则聚焦于晚明嘉兴绅士项元汴的书画收藏。 此类艺术史个案甚多,不一一举述。 总之,艺术史个案的探讨,有助于明清绅士研究甚多,因为其研究对象,皆可归入乡绅之中。

除去已经出版的一些著作外,尚有部分研究生学位论文对明清绅士做了个案研究。这方面有周宇清的《陈范与辛亥革命——一个晚清绅士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①周宇清:《陈范与辛亥革命——一个晚清绅士的人生轨迹与心路历程》,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该文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绅士陈范生平做了相关的叙述。 嵇姝姝的《张文虎:清代江南一个绅士的生活变迁》②嵇姝姝:《张文虎:清代江南一个绅士的生活变迁》,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这篇文章针对晚清时期张文虎生平及其学术思想、政治思想取向做了基础梳理和研究。 王俊桥《晚年郭嵩焘研究》③王俊桥:《晚年郭嵩焘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则以郭嵩焘晚年作为在野绅士的生活状态为切入点进行研究。 李长云以最新出版的《黄秉义日记》为基础,重点选取了台州黄氏对清末民初几次有影响力时事的相关认知。 写了《清末民初乡居绅士的时事观察研究——以〈黄秉义日记〉为中心》④李长云:《清末民初乡居绅士的时事观察研究——以〈黄秉义日记〉为中心》,宁波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9年。一文。

另外,周琼以高其倬为例,写了《从土官到缙绅: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归流》一文⑤周琼:《从土官到缙绅:高其倬在云南的和平改土归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3期,第57—68页,第149页。,对雍正年间云贵总督高氏采用和平的改土归流政策促使边疆民族土官转为封建缙绅一事进行讨论。 易惠莉以晚清绅士张焕纶为对象,写了《同光年间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以张焕纶为主要考察对象(上)》⑥易惠莉:《同光年间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以张焕纶为主要考察对象(上)》,《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3期,第7—17页。《同光年间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以张焕纶为主要考察对象(下)》⑦易惠莉:《同光年间上海本邑绅士的生活价值取向——以张焕纶为主要考察对象(下)》,《历史教学问题》2005年第4期,第4—9页。二文。 周勇军则以管庭芬为例,写了《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太平天国运动与江南乡村绅士——以浙江海宁管庭芬为例》一文⑧周勇军:《日常生活史视野下的太平天国运动与江南乡村绅士——以浙江海宁管庭芬为例》,《嘉兴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第54—59页,第117页。,该文以《管庭芬日记》为基础来研究管庭芬在太平天国时期的经历与情感体验,试图揭示战争对江南乡村绅士的影响以及江南绅士在战争中的形象。 王俊桥则以郭嵩焘为研究对象,探讨郭氏与近代湖南绅士间的关系,写了《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论郭嵩焘与近代湖南绅士》⑨王俊桥:《从洋务智囊到在野绅士:论郭嵩焘与近代湖南绅士》,《船山学刊》2017年第3期,第65—70页。一文,并对退隐后的郭嵩焘担任绅士职责进行介绍。 冯贤亮的《晚明的县域社会与绅士家族——以嘉善陈龙正为中心》①冯贤亮:《晚明的县域社会与绅士家族——以嘉善陈龙正为中心》,《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172—181页。则是对嘉善陈龙正的个案研究,该文揭示了官绅群体对地方事务的处置与县域社会的稳定产生的积极作用,其写作方式和思路值得借鉴。

2.以事件为主

明清地方上的事务处理,总少不了地方乡绅的参与。 在对这些事件的梳理过程中,对绅士角色的讨论更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 而遗留下来的档案文书,则为我们揭示绅士在事务处理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在这一方面,严曦将绅士与诉讼案件联系起来,写了《明代绅士与诉讼——以判牍为中心》②严曦:《明代绅士与诉讼——以判牍为中心》,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这是一部法律史方面的力著,是作者的博士论文。 该文中作者试图从法律史学的角度审视明代的绅士阶层,并以此为切入点,对当时基层社会的法律生活进行考察。

余伟的硕士学位论文《婺源〈保龙全书〉的整理与研究》③余伟:《婺源〈保龙全书〉的整理与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是对现存的婺源《保龙全书》所做的整理研究,他以《保龙全书》为基础,着重考察了婺源知县处理保龙纷争的举措,进而探析了保龙诉讼缠讼的主要原因。 曾伟《〈筹办萍乡铁路公牍〉整理与研究》④曾伟:《〈筹办萍乡铁路公牍〉整理与研究》,江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一文,则是通过对所见的《筹办萍乡铁路公牍》整理,对官府与士绅的互动关系及铁路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做了探讨。

李严成的《晚清政府职能萎缩与绅士基层“自治”》⑤李严成:《晚清政府职能萎缩与绅士基层“自治”》,《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第92—95页。一文则就晚清政府的公共职能的萎缩出发,论述了绅士基层对维持社会秩序等方面的作用。 郭剑鸣的《试析晚清灾疫防治中以绅士为中介的政治整合模式》⑥郭剑鸣:《试析晚清灾疫防治中以绅士为中介的政治整合模式》,《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116—126页。则以晚清灾疫防治事件为切入点,来观察士绅参与灾疫防治的活动。 王红的《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绅士阶层的分化》⑦王红:《科举制度的废除与绅士阶层的分化》,《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89—91页。,在科举制度废除背景下讨论绅士地位和身份的变化。 刘彩虹就绅士们对光绪年间华北爆发的旱灾的赈济情况进行介绍,写了《绅士参与义赈的原因分析——以“丁戊奇荒”为例》⑧刘彩虹:《绅士参与义赈的原因分析——以“丁戊奇荒”为例》,《淮北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第138—141页。。 陈兴德则对清末废除科举事件中的上层绅士做了观察,进而研究上层绅士对废科举的立场与态度。①陈兴德:《社会变迁、权势转移与清末科举评价——以上层绅士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5期,第113—119页。

(四)群体研究

在以个人及事件为主的个案研究之外,还有针对绅士群体的研究。 虽然群体研究有时亦被视为个案研究,但为了更明晰地区分,本文仍将之独立成一部分。 对于不同时期的特定群体研究,有助于我们从宏观上把握绅士群体的面貌,同时也是社会观察非常好的剖析点。 在这些研究之中,多数关注的是乡绅集团与官方的互动。

早期做群体研究的有马敏和朱英,两人合作撰写了《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②马敏、朱英:《传统与近代的二重变奏:晚清苏州商会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 该书主要描述了晚清苏州商会产生与发展变化的过程,并且探寻它的组织系统、社会职能、团体性质及其在社会生活多方面扮演的角色与作用。 之后,马敏又写了《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③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一书,作者批判性地引入了“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等概念,提出了官府与社会合作性的“市民社会雏形论”。

除去上述二书以外,郭润涛的《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④郭润涛:《官府、幕友与书生——“绍兴师爷”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也是一部研究师爷群体的专著。 梁元生就晚清上海道台展开分析研究,撰写了《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⑤梁元生(著),陈同(译):《上海道台研究——转变社会中之联系人物,1843—1890》,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一书。 阳信生则聚焦于近代湖南绅士阶层,在他撰写的《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⑥阳信生:《湖南近代绅士阶层研究》,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一书中,认为清政府为了应付内忧外患的局势而采取了一些主动的变革措施,对绅士阶层的发展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绅士阶层的分化因之大大加快。

以上论著关注于清中期以后的绅士群体,所取得的成果很多。 一方面是由于晚近的材料比较多,另一方面则是时局动荡,是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绅士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 清中期以前的绅士研究相对而言要少一些。 何宗美的《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⑦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是探讨明末清初时期文人结社的一项研究。 虽然此书没有写明是绅士研究,但多数结社文人彼时仍属于绅士群体。 李留文就明清时期济源地方上的精英做了通盘研究,出版了《地方精英与地域文化变迁研究(13—19世纪)——以济源为例》⑧李留文:《地方精英与地域文化变迁研究(13—19世纪)——以济源为例》,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6年。一书。 该书在大量的田野调查基础上考察了金元明清七百多年间怀庆府济源县地方精英的变迁。

在研究专著之外,还有一批学术论文。 其中段凤龙的《太平天国时期浙江的绅士》①段凤龙:《太平天国时期浙江的绅士》,内蒙古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该文中作者将绅士分为巨绅、上层绅士、下层绅士三类,并分别叙述了他们的行为。 王新迎的《乾嘉时期北京缙绅社交活动研究》②王新迎:《乾嘉时期北京缙绅社交活动研究》,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则侧重于对清代乾嘉时期在北京的缙绅各类应酬活动进行考察。 赖功欧、刘军《官绅合作与地方秩序之维持——一个县志绅士阶层的考察》③赖功欧、刘军:《官绅合作与地方秩序之维持——一个县志绅士阶层的考察》,《农业考古》2012年第6期,第182—186页。一文以乾隆时期《沈丘县志》为基础对地方绅士阶层进行了考察。 彭平一在《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与〈湘军志〉毁版事件》④彭平一:《湖南绅士的湘军情结与〈湘军志〉毁版事件》,《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161—163页。中叙述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的事件在湖南绅士中激起了一种“湘军情结”,《湘军志》及其被毁版与这种“湘军情结”有密切关系,作者认为毁版之事也反映了湖南绅士的“正统湘军观”。 胡配军《道光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的绅士阶层与西学传播》⑤胡配军:《道光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的绅士阶层与西学传播》,《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第51—53页,第24页。一文对道光年间东南沿海地区绅士阶层参与宣传西学的情况进行了介绍。

还有一些学者以整个家族为研究对象进行绅士研究。 赵建《地方绅士参与清末兴学的角色分析——以山东曲阜孔氏家族兴学运动为例》⑥赵建:《地方绅士参与清末兴学的角色分析——以山东曲阜孔氏家族兴学运动为例》,《济宁学院学报》2018年第1期,第7—12页。一文便是对清末民初曲阜孔氏家族兴学的研究。 除此之外,周膺、吴晶以杭州丁氏家族为例,着重探讨了丁氏家族与公共文化建设及城市治理的关系⑦周膺、吴晶:《晚清绅士的现代性文化书写与城市善治取向——杭州丁氏家族的公共文化建构与城市治理研究》,《杭州学刊》2018年第4期,第24—37页。。

纵观改革开放以后的绅士研究,从翻译国外学术研究著作到学者逐渐踏上独立研究的道路。 总体的研究趋势呈现出深入化、精细化以及个案化三个方面。 “绅士”的概念自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张仲礼做了较为清晰界定后,九十年代在国内也有学者就概念和理论进行讨论。 但从研究的角度来看,整个绅士的定义及框架仍然基于张仲礼的研究成果。在这个基础上,学者针对明清以来的绅士群体,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进行研究,或论述某一地区绅士的行为,或对绅士参与某一事件进行研究,这种细致的个案研究,使得明清绅士研究这一课题更为立体化,而不再是材料的梳理。 近十几年来有些学者又结合社会学理论,探讨绅士群体与公共空间及公共事业的关系,让人耳目一新。 未来的明清绅士研究,将会在绅士基层自治及参与公共活动等方面继续下去,从时空两个维度深入下去,必然会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三、绅士研究文献简介

近20年的明清绅士研究的深入与大量材料文献的公开出版密不可分。 除去美国、日本各国公藏单位公布的电子数据资源外,国内也陆续出版了一些研究所用的基础资料,特别是大型丛书的影印出版,极大促进了相关领域的研究。 如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①《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北京,中华书局。该书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目前仍在整理进行中。,目前为止已经有了41册。 该丛书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点校出版,收录了不少晚清以来重要的人物日记,如《翁同龢日记》《郑孝胥日记》《吴大澂日记》《皮锡瑞日记》《绍英日记》《曾纪泽日记》等,由于这些人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因此他们日记的公开对研究当时的历史具有极大的意义,同时也是绅士研究的极佳材料。

1992年,顾廷龙先生主编的《清代朱卷集成》②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由台湾成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套丛书搜集了所见清代朱卷八千余种。 清代成例,新中试的举人、进士都要将履历、科份、试卷刻印。 故朱卷中保存了不少绅士的基本信息。

另外较重要的还有《清代诗文集汇编》③《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 该丛书收录了满清入关以来至民国时两百六十余年间三千多位清代重要人物的诗文集,约四千种,其中收录的很多稿本是首次影印。 200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编的《清代缙绅录集成》④清华大学图书馆科技史暨古文献研究所:《清代缙绅录集成》,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共计九十五册,亦是可供参考的资料书。 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将其所藏的清代名人稿钞本影印出版了《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⑤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共计一百四十五册,其中涵盖了诸如邓廷桢、翁同龢、梁鼎芬、吴大澂等上层官员的一手材料,值得珍视。 之后又出了第二辑张之洞专档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和第三辑⑦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三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7年。。 2020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又将近代史所所藏稿钞本影印,出版了《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⑧王建朗、马忠文主编:《近代史研究所藏稿钞本日记丛刊》,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共选近代史所藏稿钞本日记31种影印,如李星沅、吴大澂等人日记。 2021年,上海图书馆馆藏《稀见清代尺牍》第一辑两种《青溪旧屋尺牍》《通义堂尺牍》彩色影印出版①上海图书馆、台湾古籍保护学会编:《稀见清代尺牍》第一辑,台中:经学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21年。,并附有释文。 二种尺牍是以刘文淇父子为中心的人际往来的信札合集,对于了解清代绅士是很重要的补充。

除去各大公藏单位影印出版的文献以外,值得留意的还有近20年拍卖会上出现的一些稿钞本及书画尺牍,从一定程度上能够填补明清绅士研究的空缺,因此需要留意像嘉德、保利等大型拍卖会的图录。 近年来,私人收藏中也有不少材料可供参考,如2020年影印出版的《笃斋藏晚清名臣翰札》②李隽主编:《笃斋藏晚清名臣翰札》,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便是私人收藏的一部分,其中收录了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彭玉麟、翁同龢、张之洞书信一百余通,对研究咸丰至光绪朝的政治、军事、社会、家族都有参考价值。 同年又出版了《枫下清芬:笃斋藏两罍轩往来尺牍》③郑伯象、李隽、吴刚主编:《枫下清芬:笃斋藏两罍轩往来尺牍》,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0年。,为吴云与友人的往来信札,对吴云的个案研究也有不少补充作用。 当然,在利用拍卖会与私人收藏的材料时需要进行先期辨别,以免使用伪物。 总之,以审慎的态度对待材料,充分利用搜集到的文献资料来做相关研究,才能够做得更丰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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