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人民币汇率变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影响(1)

石丽君

摘要：人民币汇率是调控我国进出口贸易、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政策手段，其波动对贸易具有显著影响。本文旨在分析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出口贸易产品结构存在的长、短期性影响，主要结论表明，人民币升值可能对中国对外出口的确存在一定抑制作用，但不同商品受到影响的程度仍然是不同的。为实现出口贸易稳定发展，中央银行控制渐进升值节奏是较好选择，同时终端生产企业也要持续注重出口商品结构优化，增加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

关键词：汇率变动;出口贸易;贸易结构;相关性分析

Abstract：Rmb exchange rate is an important policy means to regulate China's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nd improve the balance of payments.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ze the long-term and short-term effects of RMB exchange rate changes on the structure of export trade products.The main conclusions show that RMB appreciation may have some inhibitory effect on China's exports， but the degree of impact on different commodities is still different.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export trade， it is a good choice for the central bank to control the pace of gradual appreciation， while the end-production enterprises should continu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ptimization of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and increase capital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products.

Keywords：exchange rate changes;export trade;trade structure;relevance analysis

自加入世貿后，越来越多“国货”走向国际舞台。近年我国进一步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贸易、通过构建“一带一路”更带动了出口贸易快速、健康的发展，我国国际收支也一直处于强势顺差地位。人民币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国家更加信任人民币并将其纳入外汇储备。在这样形势下，人民币的适当升值有助于缓和我国和主要贸易伙伴关系，减少经贸纠纷，同时也利于国内资本海外投资，提高国内资本利用效率。不过也必须看到人民币在升值同时也带来了一定消极影响，譬如削弱了国内企业出口竞争力，进口商品价格下降、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刺激进口贸易增加，国内产业幼稚、高度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企业经营困难加大，也使商业银行国际结算业务和结售汇收益有所削弱。也会增加外商投资成本，导致资本转向。此外，也有可能影响国内货币政策稳定，譬如财政赤字随着人民币的升值而增加。

一、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

世界贸易发展历程表明，国际贸易的条件变化趋势总是有利于出口高级复杂工业制成品的国家，并不利于主要出口初级产品的国家。当面临贸易成本降低或者汇率升值的冲击时，多产品出口企业首先会舍弃最低效的产品，而将出口更集中于收益表现最好、生产最有效率的产品，通过转变产品结构提高企业生产率（Bernardetal.，2010，2011;Chatterjeeetal.，2013）。实际上也有研究结论从成本角度认为，当企业面临的汇率波动增大相当于可变贸易成本的增加（Ethier，1973），此时生产低效率产品的利润率降到可以覆盖掉前期固定成本的水平以下，企业因此放弃低效率产品的生产，将更多资源配置到核心产品的出口上（Bernardetal.，2011）。因此我国对进出口商品结构进行调整的根本目的，应是把贸易商品结构重心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转为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把出口产品着重点放在机械设备、化工、电子等技术含量及附加值较高的产品上，改变过去仅以初级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参与竞争的不利局面，使得我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由互补型变为竞争型。

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则对中国进出口贸易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

1、人民币汇率与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呈现反向变动的趋势。在1994年到2003年间，人民币呈现稳定并小幅升值的趋势，中国的进出口额则呈现为较为平稳、小幅度增长;从2001年开始，由于加入了WTO，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开始迅速扩大，进出口贸易额猛增，而在这一时段的同期内，差不多是在2005年开始，人民币进入了迅速升值的状态，直到2009年受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波及，升值速度才开始减慢;而后在经历了欧债危机、全球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风险也迅速传导到中国，对进出口贸易额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而这一阶段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同时也对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产生了深层次的影响，可以看到此时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也仍是呈现历史相似的反向变动趋势。

2、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变动既加快了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也为中国引入了更多的国外资本、技术、知识等，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随着开放政策的不断深入和开放程度的明显提高，在中国对外贸易额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与国际间资本流动的规模也不断扩大。特别是1992年以来，中国资本国际化进程明显加快，在1997年底已经成为仅次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大量资本的流入不仅弥补了国内资本的不足，而且还带来了先进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根据沈坤荣（1999）的分析，每国际直接投资增加1%，可以带来0.286%的GDP增长。而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进出口中所占的比重迅速提高，已占中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最重要的行为主体。

二、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测算

为了测算中国出口贸易变动对人民币汇率变动的影响及影响程度，选取2010至2018年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用RATE表示，选取同期间2010至2018年中国的月度出口贸易额用EX表示。对上述数据进行处理转化为对数形式分别用lnEX和lnRATE表示。从表1中可以看出lnRATE、lnEX在1%、5%、10%置信区间上的临界值都小于ADF值，即lnRATE、lnEX不是平稳的时间序列，所以对上述变量进行一阶差分后得到DlnRATE、DlnEX如表2，从表2中可以看出，此时DlnRATE、DlnEX序列在1%、5%、10%三个置信区间上的临界值均大于ADF值，此时两个序列在上述置信区间表现均为平稳。

根据AIC和SC同时最小的原则对滞后期进行对比，此时可以得到两个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期。接下来使用Johansen协整检验lnRATE、lnEX在時间序列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假设协整检验的方程个数为0，对lnEX和lnRATE进行协整检验得到结果表3，此时P值为0.0044，因为小于置信区间10%，所以拒绝原假设，所以lnEX和lnRATE间存在着至少一个协整关系。

经过上述协整检验得知中国出口贸易与人民币汇率间存在着长期的协整关系，满足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前提条件，如表4可以看出，当滞后阶数为4时，lnEX不是lnRATE的格兰杰原因的概率为0.0252，所以在10%置信区间上，lnEX是lnRATE变化的格兰杰原因。

但格兰杰因果检验并不能给出两个变量间影响力度的大小，所以还要通过分析一个变量对一个标准差的冲击对其他变量波动的贡献的方差分解分析法来分析变量受到其它变量的影响程度。表5是对响应变量人民币汇率受到冲击来源的方差分解，从表中可以看出，人民币的汇率受到自身冲击的贡献率随着周期的增加从97.53%降低至68.46%，而来自中国贸易出口额的冲击贡献率随着周期的增加由2.46%增到31.54%，这表面中国贸易的出口额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较为显著。

通过对2010至2018年逐月的出口贸易额和人民币汇率的月度数据分析，可总结如下结论：在10%的显著水平下，人民币汇率与中国出口贸易额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中国的出口贸易额是人民币汇率的格兰杰原因。中国出口贸易额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产生了比较显著的影响。

三、启示和建议

人民币汇率波动与我国出口贸易有重大的关联影响，对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及世界金融的长久稳定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持人民币的汇率稳定不仅助于提高国家形象，也有助于更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平等交流、对话和合作打下稳定基础。近些年内，人民币升值仍是较确定的趋势方向，但升值本身仍是一把双刃剑，升值过快遭遇做空，人民币就有可能开始崩盘，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打击。

可以看到，在对外贸易发展过程中，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正在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产生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机制并不是直接、线性传导的。而且结合2015年的“8.11汇改”的历史经验，彼时人民币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贬值，但实际数据表明这并没有对我国出口贸易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因大幅增加进口成本而导致了进出口规模的“双降”，增大我国经济所面临的潜在风险。为维持我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进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既要有所减少政府对汇率的强力政策干扰，在加强汇率价格传递的微观基础建设上也要做文章，尤其是提高进出口企业的汇率风险管理和应对水平。因此，针对人民币汇率变动应有弹性灵活的应对机制，具体涉及主体应包括从上到下，由中央银行及国内进出口企业共同参与：

首先，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之下，中央银行在进行汇率调整时应该遵循循序渐进、小幅稳定的升值节奏。人民币进一步升值预期已经形成，而升值的预期往往比升值本身更可怕。从日本的经验来看，升值预期的自我实现往往会导致汇率的超调，而汇率过度波动特别是大幅度升值会对一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也会吸引大量的投机性热钱通过各种途径蜂拥而至，造成对国内经济的冲击。而且中央银行在汇率调整时不能只考虑汇率波动带来的即期影响，还应考虑因J曲线效应带来的时滞作用，在政策制定上要斟酌所需的传导时间把控幅度。因此，要通过经济手段去宏观调控，而不仅是以强力行政的手段去干涉人民币汇率，要让市场来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不断地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的形成机制，扩大外汇市场，增加人民币汇率的浮动弹性。

其次，合理利用充足的外汇储备，提升外汇的使用效率，从而助力于中国出口企业的健康发展。中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如利用这些资源来多进口石油、粮食、矿砂和技术设备等国内相对更紧缺的资源和急需的技术，不仅可以缓解大量的外汇储备所累积的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可以提高国内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整体素质，最终有利于产品的出口，充分发挥人民币升值对中国贸易的有利作用。具体使用途径可包括：1、在国际金融市场建立和完善对中国具有重要战略资源的期货储备机制，如石油、铜、铁矿砂等稀缺资源，为保障国家的安全作必需准备;2、放宽外汇管制，提高优秀企业用汇比例，鼓励国内的优秀企业向外直接投资，提高外汇使用效率;3、购买国内紧缺商品，平衡国内物价，利用人民币的升值减轻部分行业、部分产品物价上升过快的压力，对我国可能出现的通货膨胀也会起到一定抵消作用。

再次，正如2020年开始明确提出的“国内大循环为主，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要积极扩大国内需求、降低外贸依存度，从结构上转变发展战略。过去中国一直推崇外向型发展战略，外贸依存度较高，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外需拉动。但长期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不能一味地依赖于外向型经济，单纯依靠出口导向战略极易受到外部冲击，从而使经济的持续发展无法保持。因此，必须压缩淘汰过剩落后夕阳产业，对那些市场已经饱和资源浪费大、技术进步缓慢、缺乏创新能力的产业进行淘汰和调整，同时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和扩张，让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促进经济向集约型转变。

最后，从出口企业层面的微观行为而言，应抓住时机去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一方面要在汇率的有利窗口积极吸引外资，另一方面还要持续地引进和改良技术开发研制出更具国际竞争力的新产品，不断提高商品附加价值，从“中国制造”向“中国质造”、“中国智造”转型，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升级发展，为我国提升在国际贸易市场的地位贡献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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