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人下南洋

斯文的樊学长

下南洋是近代中国一次持续时间久、规模大的人口流动。与闯关东、走西口不同，下南洋的目的地是模糊的，涵盖了当时东南亚多个依旧是列强殖民地的地区（暹罗除外）。

南洋华人依靠吃苦耐劳的性格和拼搏精神，在东南亚的莽莽丛林开辟出土地，靠几代人持之以恒的勤勉与精明，最终成为东南亚富人的代名词。在获得了稳定富裕的生活之后，他们还在家乡有需要的时候反哺家乡，成就自己的同时带动家乡的发展。

其中，福建闽南华人的贡献尤其突出。他们人口基数大、社会成就高、乡土意识强，在不同的时期依依北望，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那回不去的故乡。

福建闽南地区指今天的福建省泉州市、厦门市、漳州市、漳平市等地，严格来说应该算作福建东南部。

福建省山地、丘陵占到土地面积的八成，平原面积狭小，且大都分布在沿海，闽南地区的河流下游也集中了少量珍贵的平原，这些地区自然成为人口密集区域。

闽南多良港，并在历史上成为中国南方的贸易集散中心之一。但这里的土地终归有限，人口自然增长，加上大量不事农业的城市人口，就出现了明显的人口过剩现象。在现代，这并不是什么难题，而在农产品产量和运力都不尽如人意的古代，就意味着当地人必须开垦更多的土地。土地资源终究有限，人地矛盾愈发尖锐，由此引发了族群间对生存资源的争夺。

到了清末，一只脚踏入近代的闽南人，生存状况也并不好。没有高产良种、化肥、农药和农机的农业，产量并不高，像闽南的薄田，一亩只产二三担谷，而且收获期要等到六月。女人忙家务、照顾孩子，空闲时要纺纱织布，时常织到三更，而清早还要在男人起床前做好早饭。普通人只有节日、庆典才会买块肥肉，先保养铁锅再吃是常规操作。

以上还是祖上在山区成功开荒的自耕农的生活，佃农的生存状态只会更差。

好在除了农业，闽南地区还有发达的商业。泉州、漳州、厦门自宋元以来就是重要的贸易港口，与南洋各岛上的当地人或殖民者有贸易往来，构建了闽南最重要的贸易网络。商人带回了南洋的商品、南洋的银元，也带回了南洋的信息。对于那些无法向土地讨得生活的闽南人来说，下南洋逐渐成为一条可供选择的生路。

当南洋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列强对东南亚有着强烈的开发动机，需要老练的农民、小商人、吃苦耐劳的劳工和手工业者。愿意移民到东南亚的白人毕竟是极少数，而源源不断的华人移民则正好可以填补这一空缺。这些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引起了闽南人的注意，形成了“南洋好赚钱”的共识。

闽南人的家族观念是在异域求生存图发展的关键。因家族关系而形成的情报网快速传递着来自南洋的消息，在南洋扎根的人也会选择带走一些亲戚。参与过“公车上书”的黄乃裳就曾经先后动员千余人去马来西亚的诗巫垦荒。类似的“先去带动后去”的故事，在下南洋的历程中屡见不鲜。

于是，在种种因素的推动下，早已延续了几个世纪的零星人口迁移，在19世纪洪波涌起——下南洋的大浪潮来了。

《南京条约》签订后，厦门成为五个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这里与南洋之间的往来，有着极其优越的交通便利。夏季时受西南季风的影响，越南沿岸流和中国沿岸流自西南向东北，船只自印尼出发顺洋流可以到达厦门，冬季则正好相反，可以很顺利地从厦门到达印尼。就此，厦门成为闽南华侨出海的集散地。据统计，1841年到1875年，三十余年时间里，闽南有50多万人从厦门下南洋。

此时南洋部分地区的开发程度并不高，很多闽南人正是看重这一点，希望得到自己的土地，同时逃离官府的苛捐杂税，因此选择下南洋。这也就注定了这些华人要经历一段艰辛的创业期。他们学习当地人，用木头做柱子，竹子做地板，树叶做墙和房顶，搭出简易的高脚屋。条件已足够简陋，但一个屋子往往还得挤好几个人。

从修建住房到拥有自己的社区，闽南人逐渐站稳脚跟并融入当地社会。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其中的艰难險阻不足为外人道，逐渐成为南洋华人间的秘密。

南洋的气候、生态毕竟与闽南不尽相同。初来乍到，很多闽南人出现了水土不服、感染热带疾病等情况。人们当时对霍乱、疟疾、腹泻都缺乏防治方法，犯病之后唯一的选择就是硬扛。除此之外，当地还有蛇、蝎子，以及喜欢偷吃、践踏庄稼的野兽。这一切都让开荒的闽南人面临巨大的风险。一个定居点在一场疫病中死亡几十上百人的事情时有发生。

当然，风险越高，收益也越高。除了务农，不少闽南人选择靠手艺吃饭或者做点小生意，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勇敢逐渐形成了产业聚集区，并主导了一些行业，度过了早期的悲惨生活。

南洋各地早在17世纪就已经有了华人聚居区，到清末，华侨已达四百万之众，他们在越南、缅甸北部、婆罗洲等地开矿，在爪哇岛与马来半岛承包甘蔗、香料种植园。其中，闽南人黄奕住算是一个传奇，他从剃头匠一路逆袭，终成印尼糖业大王。

除了乡邻间有组织的下南洋之外，还有一类是华人契约劳工。这些工人在一定时期内没有人身自由，处境更为悲惨，奋斗史也更为曲折。仅仅1849—1875年，便有20多万名契约劳工下南洋。

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以什么契机下南洋，只要他们在当地能够立足，就往往会带着宗亲一起下海，和在老家一样，一起应对天灾、野兽和其他族群的侵袭。

人丁兴旺又手有余粮的闽南集团，在与当地势力的交往中取得了相对有利的地位。这种发展路径的强化，便是他们继续承袭传统文化：通过修家谱、修祠堂、祭祖等方式来强调长幼尊卑，明确每一个人在宗族中的身份地位，以巩固宗族的向心力。

华侨在外乡依靠坚韧和智慧成功致富，而在当地被歧视、被政治势力盘剥的经历和浓厚的家国情怀，激发了他们更强的国家认同和乡土意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衣锦还乡之后，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为家乡和祖国做出贡献，成为国家在积贫积弱时代一股重要的援助力量。

当然，衣锦还乡也免不了要解决财产保值和自身享受的问题。作为通商口岸的厦门，自然成了他们置业的首选。厦门西南角的鼓浪屿风光秀丽，相对僻静，可满足富豪们的居住需求。在20世纪初到40年代之间，这里逐渐发展成了归国华侨住宅区。

此地的建筑融合了古典、现代、南洋多种风格，因为成本高且规划用心，大多避免了仿西式建筑东施效颦的尴尬，显得别具一格。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今厦门的旅游业，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这些历史建筑撑起来的。

落定以后，南洋华侨们就开始了对家乡城市的投资，毕竟买了一座城市的房就成了它的股东，谁都希望这座城市能越来越好。

当然，这也有时代背景的影响。

民国初期，经济脆弱，政局不稳，加之长期内战，政府并没有多少能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提高社会服务，一些本应是政府的分内事便由市民自己去实现。这正好是南洋华侨回馈乡里的好机会，简单的做法如捐资助学，更有能力的富商则直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如黄奕住牵头华侨和厦门绅商，筹建厦门自来水公司。

当抗战爆发，爱国华侨还纷纷组织筹赈会、义卖、义捐。截至1941年，各地华人捐款不下30亿元，而南洋华人捐款占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各个社区中也涌现出了一批地下组织，展开爱国活动，更有人直接回国参与机场地勤、医疗队、维修队、运输车队，成为当时中国极为珍贵的技术人员和高素质兵源。

在之后的数次历史转折点中，人们总能看到闽南华人审时度势，做出正确选择。作为一个规模庞大又与故乡始终相连的群体，他们在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编辑/梁宇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