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网络谣言治理的治安学解读

2021-01-12 13:10王乙芙
湖南警察学院学报 2021年5期
关键词:谣言明星公众

王乙芙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 100038)

互联网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当代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娱乐圈网络谣言不仅对公众生产生活造成不可预知的影响,而且给社会安定、人民安宁带来挑战[1]。本文拟从治安学角度,解读娱乐圈网络谣言的现状、治安危害和形成原因,并提出娱乐圈网络谣言治理的对策,以期对警务工作有所裨益。

一、娱乐圈网络谣言现状

屈原《离骚》曾感慨“谣诼谓余以善淫”, 以此来说明当时一些人因嫉妒而对他进行的污蔑和造谣[2]5。明末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直接说“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称街市上流传的没有依据的话为谣言[2]5。《辞海》对“谣言”的解释有二,一为虚构不实的传闻,二为民间流传的歌谣。在当代社会中,谣言一词的“歌谣”之意已不再使用,“没有事实存在而捏造的话”这一含义普遍流传[2]5。美国学者Peterson和Gist认为,谣言是人与人私下流传的,对于公众感兴趣的事件或问题,在未经证实的情况下进行的诠释[2]5。综上所述,谣言是行为人出于某种目的,在私下传播的言论,且流传出去的那一刻,公众不知其真假[3]。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和新媒体技术的更新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强劲动力。2021年2月,CNNIC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为70.4%,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9.86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7%,我国的总体网民规模已占全球网民的五分之一左右[4]17。在世界联网的今天,人们从手机上的各种软件中获取信息,大量信息的疯狂涌入使其真假难辨。这为谣言的传播带来了便利,而最初为了保护个人隐私而实行的匿名化更使得传播谣言的成本大大降低,但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却有了质的飞跃[5]。作为互联网时代的新型谣言传播方式,网络谣言以快速、及时、影响范围大为特点,在人群中广泛流传。人们在真假未知的情况下,偏听偏信,极其容易发表不当言论,做出冲动举动,带来社会问题。

娱乐圈新闻是人们最感兴趣的事物之一。娱乐圈明星始终站在闪光灯下,以光鲜亮丽的模样出现在公众面前,给人以美好幻想。同时娱乐圈也是最容易赚钱的行业,令无数人趋之若鹜,争抢成为明星、网红。出于满足大部分受众娱乐消遣的目的,娱乐圈相关新闻的真假难以分辨,娱乐圈网络谣言更是铺天盖地,受人关注。微博由于具有言论公开性和信息实时性,且专门设置热搜栏以显示公众当下搜索最多的50条热门消息,一举成为娱乐圈网络谣言的主要传播平台。据微博2020年第三季度财务报表显示,2020年9月微博月活跃用户数为5.11亿,且月活跃用户数中约94%为移动端用户;9月平均日活跃用户数为2.24亿[6]。在微博搜索框中以“娱乐圈”为检索词,词条第二位就是名为“娱乐圈八卦大站”的博主,该播主有189万粉丝,目前已发布20087条微博(截至2021年4月10日),且每条微博都会涵盖大约10位明星的时尚、影视资源和私生活等八卦。以“经纪公司声明”为检索词,在前100条微博中仅有两条是娱乐公司的官方辟谣声明,52条微博是各种营销号搬运的辟谣声明,剩下的均为粉丝和路人发布的微博(查询于2021年4月10日晚9点),这说明辟谣速度远远比不上谣言的流传速度,谣言层出不穷。新浪微博于2010年建立虚假消息辟谣官方账号“@微博辟谣”,据统计,“@微博辟谣”在2019年1月——2020年12月共两年时间里发布辟谣微博4637条,辟除新增谣言1252例。但查看每月辟谣微博热度前10的不实谣言,关于娱乐圈信息的辟谣有4条。还有大量娱乐圈网络谣言在网络世界猖獗,无人管理且难以管理,网络治安环境混乱,给社会带来治安隐患。根据“@微博辟谣”发布的2020年度微博辟谣数据报告显示,被投诉人即造谣者的年龄在35岁以上的占55.56%,19-35岁占38.46%,14-18岁占5.98%,这说明造谣者年龄分布广泛,且社会阅历不同,公安机关处理相关案件需要掌握更多信息,破案难度剧增。

二、娱乐圈网络谣言的治安危害

当前,娱乐圈网络谣言五花八门,流言蜚语不仅给明星本人造成极大伤害,粉丝群体和公众受到危害,公共秩序也可能受到严重破坏。

(一)引发粉丝追随效应

近年来,许多名人或明星“被离婚”“被去世”“被怀孕”之类的虚假新闻经常出现在网络上,有些还拿出视频、语音、截图等物料增加真实性。公众相信自己的“眼见为实”,相互评论转发,原本是毫无事实依据的谣言也变成了公众信任的新闻。流言蜚语充斥于明星周围,甚至被“全网黑”,频频遭受网络暴力,给明星造成极大伤害,容易导致其精神痛苦而患上抑郁症,甚至不再留恋人世。当粉丝看到自己喜欢的明星自杀后,也有可能效仿而做出自杀的举动,给社会稳定造成威胁。网络上声称要自杀的人,网友看到会及时劝阻并赶紧报警,但有些来得及挽救,有些却只能眼看着离开。韩国明星崔雪莉因从小长相甜美成为童星,之后因恋爱饱受污秽且诋毁形象谣言的侵扰,恶意谣言无孔不入,搜索词条不堪入目。她一直都在忍受难以启齿的传闻,但网友还是一如既往的对她做的每一件事过度解读。最终她在2019年10月自杀于家中,年仅25岁。在她死后,无数粉丝喊话要自杀追随。一位粉丝发布关于药物和抑郁症的诊断书的微博,表示自己也要离开了,所幸警察及时赶到进行阻止,事故才没有发生。公众人物自杀案件本就极其轰动,粉丝由于崇拜心理更是容易跟随。这不仅使得无数人受到伤害,不利于社会和谐美好生活的建设,还会导致警力资源的滥用。娱乐圈网络谣言一旦出现,其伤害就已经造成,明星抑郁,粉丝追随,社会轰动,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在威胁着社会治安,需要警方参与调解,平息事件。即使造谣行为停止,伤害却永不会消失。

(二)引发治安事件

在饭圈文化盛行的当下,粉丝团体成为明星营销的中流砥柱,后援会发布通知,要求粉丝做哪些事情,粉丝们往往一呼百应,不仅在网络上打榜投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集资投放视频和图像。这群自发组织、具有号召力和响应力的饭圈青年,以维护自身偶像声誉和名誉、积极宣传偶像的正面形象为目标,力图吸引更多粉丝,使偶像事业蒸蒸日上。他们对于诋毁偶像、给其发展造成恶性影响的网络谣言深恶痛绝,绝不允许偶像的形象被抹黑。每当谣言出现,他们不仅会在网络世界控评或者发微博、微信辟谣,与该谣言相关的其他粉丝、媒体掐架,还会现场聚众、应援造势。在广场屏幕和地铁墙壁投放偶像视频或图片是常见的粉丝应援方式。某些偶像大粉即意见领袖会因为网络上随意的一句“他们家没什么粉丝,人也不火”的谣言,就发微博号召大家集资买广告位,并呼吁周边的粉丝朋友定时定点带上应援灯和手幅去现场喊口号。最好拍摄视频留存证据发到网上,让别家粉丝和路人震惊。现场粉丝数量大,声音吵,应援灯和手幅还会影响民众视线,影响路人行走,扰乱社会公共秩序,破坏治安环境,甚至导致踩踏事件的发生。粉丝的这些举动无疑给社会治安带来负担,给警务工作带来巨大困扰,一旦发生治安事件,偶像和粉丝难以承受后果。

(三)青少年价值观被恶意诱导

青少年一般是指从10岁到24岁的年轻一代,正是价值观逐渐形成的年龄。“少年强则国强”①出自梁启超《少年中国说》。,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健康繁荣,青少年的成长需要正确引导。当前互联网已成为青少年不可或缺的学习工具和娱乐平台。根据CNNIC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89.6%的未成年人使用互联网用来学习,超过五成用来娱乐和放松。平均来看,上网为逛微博、论坛和粉丝应援的未成年人占27.8%,其中初中生为41.5%,高中生为63.4%[7]。在校大学生们刚从高三中解放出来,急于寻找放松自己、娱乐生活的方式。他们空闲时间多且拥有在一定范围内可自由支配的生活费,成为饭圈青年的主力军。初高中学生处于人生关键的学习阶段,人生观和价值观正在慢慢形成,大学生毕业即进入社会,职业选择至关重要,把大好时光用来追星着实可惜。网络纵然是良好的沟通平台,但是由于网络上娱乐信息的爆炸涌入,某位明星片酬丰厚,某位偶像服饰精美,这些可真可假的新闻迷惑了青少年的双眼,使得他们失去判断和思考的能力。20年前孩子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一名无私的教师,现在孩子的梦想是成为一位拥有众多粉丝的偶像、一位直播带货的主播,青少年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出生于1998年的黄智博向往成为明星,但路途坎坷,一直作为练习生无法成功出道,在行业内挣不到钱,维持不了光鲜的生活,他便把主意打到了“卖口罩”这件事上。在疫情期间,他声称自己手中有口罩,共诈骗28万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娱乐圈谣言令许多青少年沉迷于纸醉金迷的幻想,妄想成为明星躺着赚钱,价值观扭曲,如果真实生活与他们的想象大相径庭,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也只在一念之间。

(四)“娱乐至死”现象严重

当前社会高速发展,职场竞争和同辈压力迫使人们将寻找各种解压方式作为日常活动之一。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相当多的人认为在枯燥无聊的现实生活中及时行乐才有价值,上网冲浪便成为他们的解压法宝。上网冲浪免费、便捷,一部手机就能编织一个美丽的乌托邦世界,人们利用碎片化时间,随时随地拿出手机进行浏览,选择娱乐化的新闻或者视频观看以求暂时逃离现实。大家的注意力都放在娱乐八卦身上,无所谓真假,只追求表层化、即时性的快感。反理性、碎片化的思想包围着我们。劲爆的娱乐新闻不出几个小时便能轻轻松松冲上榜,网友们纷纷热议,相互交流,即使工作一天身心俱疲的上班族也要拿出手机继续吃瓜,对于许多似是而非的信息讨论得不亦乐乎。但是一些重大、涉及国计民生的政治新闻却往往没有水花。在全球疫情最严重的时间段,“227事件”①2020年2月27日,粉丝因一篇同人文中偶像形象不佳,投诉、举报、抵制作者和平台,随后几日各路网友纷纷参与其中,网络一片混乱。横空出世,占据热搜榜几天不掉,无数媒体和网友冲在舆论前线,从各个角度深度解读粉丝、偶像、同人文②同人文是对动漫、游戏、小说、影视剧等作品的改编、再创作,亦可以是完全原创。作者,可是事实真相究竟如何,不是能随意揣测出来的。如果这样周而复始地恶性循环,人们会变得不关心国家与社会的动向,不去用实际行动建设家园、维持社会的良好持续发展,就会变成追求安逸、毫无斗志的人,世界的未来将岌岌可危。

三、娱乐圈网络谣言盛行的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时代,社会阶层分化,利益格局调整,人们审视世界的视角日渐多样[8]106。人们不再简单地拘泥于书本知识,而是试图通过其他方法获取更加丰富的信息。由于经济状况、利益诉求、教育水平等方面的不同,公众对于意识形态和话语的理解和认同也存在较大差异[8]107。

(一)去中心化的流行

伴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市场化的席卷,传统联结被个体化进程所破坏,他们分散为独立的“原子化个体”,冲破传统束缚,最终形成了人人都可发声的去中心化局面[9]41。在传统媒体时代只能以某一主体为中心,其他主体都要依赖于中心节点而无法单独存在;在新媒体时代,普通公众通过高科技获得了原先被垄断的生产和传播内容的权力,开始自由表达[8]104。网络空间匿名化更使得公众可以放心大胆地发表言论,无需担心自己的形象被曝光,被现实生活中相处的人认出。

明星总是以完美的形象出现在公众眼中,微笑挥手都是在镜子面前练习了成千上万遍形成的肌肉记忆,他们努力保持住经纪公司给的“人设”,但真实模样并不为人所知。明星离人们的真实生活很遥远,普通公众难以经历其生活,难免对此产生臆想。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为了满足自己的幻想,高度自由的网友可以每时每刻随意在网络上发表关于明星的看法,但那一刻除了他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真假。可是看到此条消息的网友们或许相信或许不相信,但只要对此感兴趣,都会开始向外传播扩散。每一个人都是朋友们的“中心”,又是朋友们的“节点”,这便会形成广泛影响,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二)粉丝经济的推动

社会经济体系的运转裹挟着世界向前发展,人民需要的物质文化资料已经得到了充分满足,全球均面临产品过剩所造成的企业发展减速乃至衰退的困局,各国都在寻找新的红利模式[10]。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升,文化产业迅速发展,一种新兴的消费模式——粉丝经济进入大众视野。各企业为了提高客户的品牌忠诚度、依赖度和使用度,利用偶像、明星吸引粉丝,重新建立品牌与用户之间的亲密关系。在大众媒体时代,粉丝的话语权变得重要,自主性得到强化,与明星的互动程度加深,粉丝由被动式的喜欢转为主动式的交流[11]。粉丝为了喜爱的明星消费,常常感性大于理性,明星同款遭到疯抢,这正是品牌所追求的。对于经纪公司而言,艺人走“黑红路线”,令其声名远扬,而品牌方经常找高知名度艺人代言产品,明星受到的关注越多,对品牌方越有利。因此面对一些艺人的网络谣言,经纪公司常常选择主动炒作,吸引流量,提升明星本身的关注度,而不在意谣言的真伪。在巨大利益的推动下,各大媒体和网络营销号也开始进入资本市场参与竞争,为了增加话题度,通过一些莫须有的谣言吸引公众眼球,标题断章取义,内容鱼目混杂[8]105。加之粉丝的关注,即使是谩骂,也能使得自己拥有知名度,臭名昭著亦有利可图,影响极为恶劣。

(三)造谣成本低

当前网络技术的快速升级使得网络准入门槛一低再低。99.7%的网友使用手机上网,相比于第46次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的统计,银发网民群体“触网”占比提高11个百分点,人手一部智能手机绝非难事[4]18。一个人只要拥有手机,会思考,懂阅读,能打字,他就可以随意在网络上发表言论。造谣就这样变成一件简单、快捷、容易、好上手的事情,真所谓“造谣一张嘴”。

我国现行刑法中对于规制网络谣言的罪名大致有15个,基本上全部采取“旧瓶装新酒”的方式进行立法,即认为网络犯罪与传统犯罪本质上并无不同,无需特别立法[12]108-109。根据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制娱乐圈网络谣言一般使用“诽谤罪”或“寻衅滋事罪”来定罪处罚。网络谣言带给公众的伤害,即便有救济措施,其负面效应也很难消除,完全可能使他人遭受重创甚至家破人亡[12]113。最高法定刑为三年的诽谤罪和最高法定刑为五年的寻衅滋事罪(娱乐圈网络谣言一般不会纠集他人多次寻衅滋事,达不到十年程度),也不足以应对具有社会危害性的网络造谣行为,如果行为人怀恨在心或走入极端,很有可能几年之后从监狱出来继续造谣生事[12]113。上述原因都导致网络造谣成本极低,人们毫无畏惧法律之心,娱乐圈网络谣言盛行。

(四)公众随波逐流

勒庞认为,群体总是无意识的①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亦言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0:5.。在集体心理中,个人才智被削弱,个性也同样被削弱,异质性被同质性吞没,无意识的特性品质占据上风②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亦言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0:20.。许多情况下,群体根本不会做任何预先策划,他们总是像被风暴卷起的树叶,随风飞舞到任何角落[13]107。他们也易受暗示而轻信于人,通常群体领袖发表意见,接着便会像地震一样,个体把观点从震中向外迅速扩散,形成一个又一个交织互错的浪潮。群众聚集时往往情绪高涨,个人感情不分青红皂白地服从集体思想,不自觉地融入到集体意识中去[14]。一群人如同绵羊一般,听从头羊的号令,不假思索地一哄而上,变为乌合之众。

由于网络匿名制,广大网民可以看作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提到的异质性群体中的无名称的群体,他们通常缺乏应有的责任感。③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M].亦言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20:165.在群体面对娱乐圈网络谣言时,网民没有能力辨别真假,但却并不妨碍他们把消息向外传播。如果此时意见领袖发布观点,群体仿佛找到靠山,势必保证与其观点一致。在“狂热”群体中无法约束个人道德和社会机制,人们的感情和思想相互受到影响和暗示而逐渐趋同[15]。群体在感性的操纵下,一窝蜂似地狂轰滥炸,堪称野蛮人。出于人多势众和法不责众的心理,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拥有强大的破坏力和影响力。网民心甘情愿被诱导,随波逐流地传谣。

(五)受众范围广

20世纪初电视代替印刷术开始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自此,尼尔·波兹曼口中的“娱乐业时代”④尼尔·波兹曼认为,我们的文化已经开始采用一种娱乐化的方式处理事务,尤其是重要事务。拉开了序幕。人们不再花费大把时间安安静静坐在椅子上阅读文章,不再关注优美、严谨的辞藻,而是开始观看令人发笑的节目。在这些节目中,语言是否严谨、正确早已不是大家关心的重点,能否让大家感到开心和快乐才是节目价值所在。当今社会,人们时刻面临竞争压力,每天过着复制粘贴般的生活,枯燥无味,个体迫不及待寻求令自己放松的事物,找到释放的窗口。而娱乐文化恰好为其营造了美妙的“乌托邦”。娱乐提供的形象是可以获得“逃避”和“满足”的更好之物,是人们深切希望而日常生活无法提供之物,可以为重复的生活提供一丝乐趣[9]41。在工作之余挤出的闲暇时间碎片化,信息接收方式多样化,通俗易懂地描述事件更能得到大家的共鸣和认可。互联网娱乐信息浅层化、细碎化,还经常利用醒目词语做标题,充分符合当下人们抽屉式的阅读习惯,脱颖而出成为公众关注的主要新闻。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人们系统思考和分析每一条信息真实度的时间成本越来越低,但信息接收总数却越来越高,公众的这些行为为娱乐圈网络谣言的滋生和传播提供了着陆点,使得娱乐新闻渐渐演变成网络谣言的重要阵地[16]。

四、娱乐圈网络谣言的治理路径

公安机关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专门机关,是国家实施社会治安防控的主导性力量。但由于公安机关事务繁杂、警力不足,社会治安若只靠公安机关一家治理,难以胜任,于是将政府、市场、社会结合起来,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便成为社会治安治理的必然选择。治安治理由公安机关“一家独大”的治理格局逐步演变为由公安机关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治理模式,更多的依靠市场力量和社会力量,相互融合,形成协商共治的良好局面[17]。治理娱乐圈网络谣言也要走群防群治道路,国家及公安机关、社会、个人形成合力,共同打造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

(一)完善娱乐圈网络谣言防控的制度规范,正确引导公众行为

国家作为调控全社会各部门、各机关的号令者,拥有发布最具权威性话语的权利,规范网络环境需要国家给予强有力的后盾。

一是制定法律法规。国家需完成一批常见多发罪名的“网络化”司法解释,构建网络犯罪的“立案标准”体系,将网络空间的特殊性纳入到法律使用中考量,而不是一味地使用传统犯罪的罪名[18]109。政府还要对谣言行为加以区分,细化造谣者和传谣者之间的界限,制定不同的处罚制度。

二是推行网络实名制。网络实名可以规范人们在网络世界的行为,要求人们对自己的言行举止负责,加大造谣传谣的成本。一方面可以便于公安机关对于网络谣言源头的追溯;另一方面会使公众产生畏惧心理,强化自我审查义务,缓冲和阻断谣言的流传。

三是引导青少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面对青少年追星行为,任何人都不能强行制止,而是要正确对待青少年对偶像的崇拜心理,并引导青少年理性对待自己的偶像。国家可以利用明星力量,比如邀请明星拍摄公益视频、宣传公益事业,树立其正面形象,粉丝也会跟随偶像的步伐关注公益事业,逐步形成良好的价值观。

四是建立社会“减压阀”。加强对群体心理的疏导,也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战略性措施[13]111。政府在出现社会问题后安抚民众情绪,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以积极的心态切实为民众排忧解难,化解社会矛盾,防止群众把情绪过度发泄到网络上[13]111-112。

国家是社会治安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为公安机关、社会力量和民众维护网络空间秩序提供勇往直前的动力,政府要有效制止网络谣言的发生,防患于未然。

(二)加强现代科技方法的运用,构建大数据防控路径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公安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把大数据作为推动公安工作创新发展的大引擎”①科技兴警:打造智慧公安 推动创新发展 全国公安机关贯彻落实全国公安工作会议精神巡礼之三[EB/OL].(2020-5-8)[2021-4-20].https://www.mps.gov.cn/n2254098/n4904352/c7183964/content.html.。科技兴警战略一直推动着公安工作的变革,使得公安系统越来越智能化、信息化,民警办案高效快速,极大地提升了公民的安全感。例如,连续三年保持全国公安微博影响力前五名的“江宁婆婆”,其背后的运作者就是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网安大队副大队长王海丁[19]。自微博运营以来,“江宁婆婆”一直以专业、快速的辟谣能力闻名全网,网络上发生的大小事都有网友来私信告知,拜托他处理。网络上有疑似网友自杀行为出现,其他网友迅速报警并@“江宁婆婆”,王海丁同时与当地公安机关取得联系,民警及时赶往轻生网友家中予以制止,事情结束后王海丁再给予公众反馈。面对虚拟世界的娱乐圈网络谣言,公安机关可以采用“情指勤舆”一体化运行机制,安排网警驻扎微博等沟通平台,官方认证,方便网友与公安机关及时进行沟通交流,减轻群众对民警的恐惧感,信任民警并主动告知自己知道的信息。当粉丝因明星自杀而轻生或哪个粉丝团体正在进行线下聚集可能导致治安事件发生时,网友当及时向公安机关反映第一手信息,为处理事件把握住先机。公安机关还可以与各大媒介平台进行合作,实现后台数据联网,监控网络舆情,通过后台数据实名制,掌握“虚拟人”的真实身份。当出现行为恶劣的造谣生事者,利用网友的“火眼金睛”和实名信息,实现对造谣者的精准处理,对照相关法律,对其进行惩罚和教育,并把相关处理措施公之于众,既让网友放心也让不法分子心生怯意。公安机关需要健全虚拟社区管理机制,充实网络警察队伍,运用多种措施和手段,建设集侦查打击、管理控制、舆论引导于一体的虚拟社会治安防控体系[20]。

(三)打造多元共治的娱乐圈网络谣言治理模式

1.强化新兴自媒体的引领作用

媒体应洁身自好,杜绝发布、传播不实新闻,树立公共媒体的社会责任感,正确引导娱乐走向,避免网络环境恶化。在这个万物皆可宣传的时代,媒体也无需局限于新闻报道,只要拥有发现新事物的眼睛,田园生活、搞笑视频、科普文章,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可以成为营业项目。媒体应该专注自身发展路径,坚持做优质、精美、独特的内容,并把它变成自己的专属,而不是单纯为了空洞的信息造谣传谣,这样才能在自媒体时代拥有强大的竞争力。

2.加强经纪公司的“发声筒”作用

经纪公司既管理艺人,也沟通公众。他们培养艺人、给予艺人资源,经营公司业务,帮助艺人与粉丝沟通,是发布艺人信息的官方渠道,粉丝十分相信公司声明。明星网络谣言出现时,经纪公司要承担责任尽快介入,发布官方信息,制止谣言继续扩散,预防群体情绪传染[13]112。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基于当下新媒体环境提出了“黄金4小时”原则,即在谣言出现的4小时内,经纪公司要厘清事实真相、与艺人协调、发布声明,将网络谣言扼杀在摇篮中[13]112。当前很多经纪公司要求艺人走“黑红”路线——公众对其讨论越多,明星知名度越高,品牌方越喜欢。但如果艺人没实力、没演技,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走再多歪门邪道也无济于事,努力提升职业道德和素养才是明星保持事业红火的方法。同时经纪公司应该关注艺人心理健康,遇到问题及时疏导,共同解决,防止自杀事件的发生。

3.发挥社交平台的宣传作用

为维护网络社区的正常秩序,腾讯公司制定了《微博社区公约》等管理规则。微博的“@微博辟谣”用于处理网络谣言已运营多年,但娱乐圈网络谣言依旧猖獗。平台运营方还需加强自我管理,通过网友的情报找寻谣言并一一破除,对于谣言散布者应当进行永久封号处理。打造良好的网络治安环境,是平台媒介的重要责任。微博作为网络平台,需要强化“把关人”角色,实时监控网络上的虚假言论,及时对网络谣言进行抓取和辟谣,并推送国家关于造谣者的处罚,加强对法治的宣传与教育,以达到震慑蠢蠢欲动人员的目的。同时,平台应主动与公安机关网络安全部门进行合作,实行后台数据联网备案,提供数据和资料,积极配合警方办案。

媒体、经纪公司和平台运营商作为社会治安主体的主要社会力量,要时刻维护网络治安秩序,把清理谣言、自由平等交流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协助公安机关共同建设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实现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

(四)营造健康积极的网络空间环境

1.提高信息公开水平

通常来讲,娱乐圈网络谣言的兴起,主要是因为明星行业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存在一定差距,容易令人浮想联翩,往往无中生有,有中生无。广大网友无法经历明星的生活,出于猎奇心理,总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对其进行造谣,力图拉近自己与明星之间的距离。社会信息的公开程度越高,谣言的生存空间越小[21]60。为了减少谣言,明星艺人可以适当公开自己的生活,比如拍摄vlog记录自己的工作,使自己“接地气”,融入公众,让大家看到明星的生活其实与普通大众一样,减少粉丝对自己的好奇心。同时对于自己的谣言,把握时机及时辟谣,降低扩散度和影响度,转移公众视线到国家大政方针上面,引领并管理好自己的粉丝。

2.培养网民辟谣意识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娱乐圈网络谣言治理需要“一切依靠群众”。

一是进行“源头治理”,即公众面对娱乐圈明星做到不造谣。无论明星多么美丽、帅气,他终究只是荧幕里面的人,不会走入大家的现实生活,网友的现实生活最终还是要与亲人、朋友一起度过。公众需要做到理智客观,在追星的过程中保持清醒,即使情绪失控,也不要随意编造流言,害人终害己。

二是做到阻滞传播,即公众不传谣。面对娱乐圈网络谣言,公众要自觉提高判断能力,切忌盲目相信谣言,任何一件事都要有自己的思考,而不是简单的跟风,对于不实信息能主动进行过滤和筛选,减少传播行为。同时粉丝群体积极投身于辟谣的行列,防止不良新闻的扩散而造成严重影响[21]60。

三是及时监督举报,即公众发现谣言向监管部门(如微博)或是经纪公司进行举报,督促他们通过官方渠道辟谣,避免谣言的发展壮大。

总的来说,民众需要提高媒介素养,使自己在庞杂的信息面前,有能力分析、评估各种媒体信息的真假,对发布、转发、评论的内容进行“自审自纠”,实现自我把关[8]108。同时包括明星在内的每一个人都要培养维护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以治安主体的思维,看待网络世界乱象,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运用各种方式,维持网络治安秩序。

结语

互联网问世以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加高效,生活更加便捷,但随之而来的信息爆炸却蒙蔽了人们的双眼,信息茧房桎梏了人们的思想。科学对待这些不良影响才能使社会进步。为治理网络治安环境,本文以深受公众喜爱的娱乐圈网络谣言为主题进行分析研究,希望可以为当前社会治安的治理提供新思路,以便进一步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智者” ,个体保持理性与克制,群体保持清醒与思考,大家以批判、反思的思维审视自身,凡事有独立的判断,勿让垃圾快乐毁掉自己,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包容自由的社会中健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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