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谣言、谎言：重大突发疫情舆论传播的内在心理驱动与管控

张爱军，雷艳妮

（1.西北政法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2；2.西北政法大学 研究生院，陕西 西安 710122）

重大突发疫情必然产生恐慌心理，恐慌心理是谣言和谎言产生的心理机制之一，因恐慌而产生的谣言和谎言具有特殊的形式和内容，也具有特殊的发生机制和传播渠道。重大突发疫情恐慌形成的谣言、谎言链条及其相应舆论，并不是简单地对社会产生负向影响，而是正向关系与负向关系的交织、纠缠、互动关系，这或者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或者因重大突发疫情引起问题复杂化，或者阻隔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重大突发疫情带来的一系列恐慌问题、谣言问题、谎言问题、社会舆论问题，需要进行细致梳理。把常规制度机制和非常规性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进行有效性、针对性的管控。

一、重大突发疫情的恐慌与舆论传播类型

恐慌往往是因为某种必备资源的突发稀缺性所导致的结果。重大突发疫情恐慌是因为生命安全受到现实威胁所导致的结果。生命不同于稀缺性资源，通过市场竞争可以优化配置。生命源于生命的神圣性、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和不可回溯性。生命本身是不可竞争的、不可配置的。影响、威胁甚至导致失去生命的重大突发疫情恐慌与其他恐慌具有本质的不同，因恐慌而导致的舆论传播也与非疫情舆论传播具有根本性区别。重大突发疫情恐慌带来一系列影响和消极后果。重大突发疫情恐慌引发相应的经济、社会、政治恐慌。如果处理不好重大突发疫情的恐慌问题，就具有引发失败国家的可能。

第一，重大突发疫情恐慌与舆论传播。重大突发疫情恐慌引发社会舆论与次生舆论的共时性传播。重大突发疫情信息传播主要包括四个渠道：医护人员渠道、科学家渠道、权力渠道、社会渠道。这些渠道相互交叉、相互渗透、相互影响。重大突发疫情信息传播呈现出复合式递进叠加状态，进而形成恐慌式舆论。恐慌形成的社会舆论具有“眩晕”效果，这是因为，疫情信息传播具有突发性、恐慌性、不确定性等特点，信息传播的碎片性和“拼图”的主观任意性，使社会舆论传播具模糊性、脆弱性、恐慌性和易变性。社会舆论与次生舆论共时性生成与传播，是重大突发疫情传播的基本特征。重大突发恐慌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重大突发疫情从中心向外围扩散的生命及设施求救型社会舆论、从外围到中心的“加油”式社会舆论、共情共生式社会舆论、个体生命悲情呐喊共鸣呼应社会舆论、外人破坏阴谋式社会舆论等。这些社会舆论的概括未必妥当，但都是重大突发疫情恐慌导致的无所依归、无所适从的生命样态的真实反映。

第二，经济恐慌与舆论传播。重大突发疫情带来经济恐慌，形成经济恐慌舆论与经济次生舆论。重大突发疫情带来的经济恐慌具有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形成了特有的资本、技术、人才、土地、信息、商品等生产、运输、流通、配置渠道。重大突发疫情的出现，阻塞了市场经济生产与流通的各个环节和渠道，甚至导致经济处于停摆状态，尤其是中小企业停业，中小业主受影响巨大，甚至陷入大规模破产的境地，直接影响所有人的吃穿住用行，因重大突发疫情而采取的封城、封路、封村、封区等措施，加剧了人们的紧张和恐惧。与此同时，疫情时期出现的食品物品抢购风潮更是加剧了人们的紧张感和恐惧感。更为残酷的是，重大突发疫情在企业开工后突然反弹，感染人员不降反增，致使开工之后再次停工，使开工的地区、企业、人员惊慌失措。重大突发疫情恐慌带来了经济舆论和经济次生舆论，形成了次生灾害，严重影响了疫情灾后重建的环节和渠道。

第三，社会恐慌与舆论传播。重大突发疫情带来社会恐慌，形成社会恐慌舆论及社会次生舆论。重大突发疫情来临，瞬间突然中断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使人与人之间互相隔绝，甚至形成互不来往的被隔绝式原子化个体，撕裂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性和社会交往，形成了隔绝式、反社会式的社会恐慌，新冠肺炎所导致的“恐鄂排鄂”就是社会恐慌的突出表现。与此同时，网络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微博、微信等互动式交流平台的出现，使得疫情的各种信息充分流传，形成具有独立性、自由性的社会舆论及其次生舆论。社会恐慌形成网络社会舆论及其次生舆论，网络社会舆论及其次生社会舆论加剧了恐慌，破坏了社会生态和社会稳定。与此同时，经济发展阻隔伴随着大规模的失业，无异于给社会恐慌雪上加霜。

第四，政治型恐慌与舆论传播。重大突发疫情带来政治恐慌，形成政治恐慌舆论及其次生舆论。政治恐慌的主要群体是公共权力及其意识形态部门人员。政治性恐慌围绕三个层面展开，即政治理性人的恐慌、公共权力恐慌、公民权利恐慌。人不但是经济人，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人还是政治人，追求政治利益的最大化。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与政治制度要求和政治伦理规范相符时，三者具有一致性。政治利益的最大化与政治制度要求和政治伦理规范相矛盾时，三者的矛盾和冲突就会显现出来。但无论一致与否，政治人都会有担心政绩、升迁、地位、名誉被剥夺而产生不安和恐慌感。政治人为了保障其根本利益而滥用权力，过滤重大突发疫情的信息传播，这就直接威胁到了重大突发疫情城市和非重大疫情地区居民和村民的生命、健康、安全与尊严。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具有反作用，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和集中表现来看，如果政治对经济反应迟滞，那么公共权力及其意识形态部门就会失去公信力，失去政治合法性资源。政治恐慌既源于经济的突然停摆、社会不稳定，也源于对公共权力基础的削弱和公共权力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即本来装进笼子的权力在重大疫情突发的过程中跑到笼子外面去伤害对社会有利的“吹哨人”，伤害对社会进行预警的先行者。因公权力滥用导致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会使公民产生恐慌，比如剥夺了公民的知情权和问责权，对“吹哨人”的训诫等行为侵害了公民的知情权和问责权。对“吹哨人”的训诫所形成的以“吹哨人”为核心的向外扩散的巨大的政治舆论及其次生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了强有力的监督，有力地推动了公共权力回归正常的轨道。比如，对“吹哨人”被训诫一事进行调查，给予“吹哨人”以英雄烈士名誉称号，恢复“吹哨人”的名誉地位等。不可否认的是，次生舆论对公共权力带来次生政治灾害，降低了公共权力的公信力。

重大突发疫情使恐慌向社会多个层面扩散，形成了多层面社会舆论和次生舆论。从一般意义而言，社会舆论具有对公共权力监督作用和社会预警作用。与此共生的次生社会舆论则具有双重性，这或者与社会舆论一样起到积极作用，或者独立发挥作用并产生相应的次生灾害。

二、重大突发疫情恐慌与谣言舆论传播类型

任何社会都有谣言，谣言是人类社会言论表达的副产品。即使在言论自由的时代，谣言也不可能消失，依然具有存在的理由和空间。“谣言总是被认为是从他人那儿得来的，是‘有人说’，从而消除了人们的犯罪感觉，允许人们最为自由地表达其被压抑的、迄今为止不可名言的冲动。”任何人都可以是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不造谣不传谣只是一种理想追求或者是理想状态，“谣言是一封匿名信，人皆可写而不必受到任何惩罚”[1]59。谣言与人们的消极情绪有着密切的关系，“当谣言制造了强烈的情绪，如厌恶、生气、愤怒，人们更可能传播它们”[2]98。谣言可以分成若干种类型，比如，谣言分为抗议性谣言和非抗议性谣言，危害性谣言和非危害性谣言，意识形态谣言和非意识形态谣言，公域性谣言和私域性谣言，恐慌性谣言和非恐慌性谣言，常规性谣言和非常规性谣言。无论何种谣言，都会形成谣言式舆论。

在重大突发疫情传播时，恐慌性谣言及其舆论在舆论传播中占有一席之地。需要指出的是，重大突发疫情恐慌产生的抗议性谣言主要是因为信息传播不自由、不公开、不透明，距离事实真相越来越远而导致的，“在任何一个地区，当人们希望了解某事而得不到官方答复时，谣言便会甚嚣尘上”[1]9。抗议性谣言是基于道德性的对权力不公的非理性抗争，对于权力的公正行使具有积极作用。意识形态谣言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和政治指向，或为稳固政治，或为瓦解政治。公域性谣言意在加剧恐慌，破坏社会稳定。常规性谣言是常态社会难以避免的谣言，危害程度相对较小。非常规性谣言则是在重大事件突发时产生的谣言。重大突发疫情的恐慌期结束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焦虑期、创伤期和抑郁期，谣言也会随之转型转向。

第一，重大突发疫情恐慌与谣言传播。重大突发疫情性恐慌既会产生谣言，也会使谣言反转，变成“遥遥领先的预言”。一般而言，重大突发疫情在突发期和高峰期既是恐慌的高峰期，又是谣言生成与传播的暴发期，弱化于重大突发疫情的平台期和回归常态期。谣言的生成、传播期的长短取决于重大突发疫情信息的公开、透明与否。重大突发疫情的整个过程如果是公开、透明的，谣言生成及传播的幅度、范围就小，影响面就小，形成谣言式舆论的可能性就小，反之就大。如果公共权力视事实真相为谣言，以打击谣言的方式掩盖事情真相，将会对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不可挽回的危害。

第二，经济恐慌与谣言传播。重大突发疫情带来经济恐慌，进而生成经济方面的谣言。重大突发疫情带来经济恐慌与常态社会因经济停滞带来的经济恐慌具有一致的地方，也具有特殊性。重大突发疫情带来经济恐慌的特殊性在于经济发展突然被迫中断、被迫阻隔而产生的恐慌。经济恐慌与重大突发疫情的时间长度成正比例关系，重大突发疫情越短，恐慌周期越短；重大突发疫情越长，恐慌周期越长。经济恐慌主要表现为金融恐慌和人才恐慌，金融恐慌会导致并恶化金融危机。人才恐慌引发企业用工荒，经济恐慌直接影响人们的日常花费、日常消费。因经济型恐慌而产生的谣言会引发人们到银行去挤兑货币、抢购风潮、打砸抢等行为。

第三，社会恐慌与谣言传播。社会恐慌引发社会性谣言。社会性谣言是最为普遍性的谣言。社会谣言对社会危害程度有深有浅。重大突发疫情引发的社会恐慌性谣言与一般社会谣言不同的地方在于危害范围广，危害程度深。尤其是与重大突发疫情之后的治疗方式方法的偏方谣言，会扭转救治人的治疗方式和方向，影响到人的健康与安全，浪费救治病人的时间，甚至牺牲人的生命。比如，双黄连可治新冠肺炎，导致人们疯抢。“人们是否会相信一则谣言，取决于他们在听到谣言之前已有的想法。”[2]26社会恐慌使人们相信治病的各种药方谣言，不但病急乱投医，而且病急乱信谣，任何关于治病的谣言人们都会选择相信，尤其是中医偏方和中国传统文化心理相一致时，人们更愿意选择相信和传播。

第四，政治恐慌与谣言传播。重大突发疫情导致政治恐慌和政治性谣言。政治性谣言对公共权力的权威具有直接的危害。政治恐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即本领恐慌、权威恐慌、升迁恐慌、信任恐慌。本领恐慌主要是因缺少解决重大突发疫情的能力而产生的恐慌，权威恐慌是因缺少解决重大突发疫情问题的权威而产生的恐慌，升迁恐慌是面对重大突发疫情害怕失去权力而产生担忧进而造成的恐慌，信任恐慌是面对重大突发疫情因能力、权威不足而产生的上级或民众不信任的恐慌。政治恐慌更容易产生政治谣言，这是因为，人天生是政治动物，议论政治是人特有的属性，议论政治本来就会产生谣言或者“小道消息”。政府官员在应对重大突发疫情时的统筹能力、应急能力、资源配置能力、社会资源动员能力都与常态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能力不足、能力欠缺，政治型恐慌就会纷至沓来，各种政治性谣言也会随之而来。重大突发性疫情具有明显的区域性和地域性，如2003年的SARS 和2019 年年底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重大突发疫情谣言也具有明显的地域性，有时谣言会转为预言，如武汉在治理重大突发疫情关键时刻及时“换将”的谣言就成为现实。

第五，失败恐慌与谣言传播。“失败型国家”会引发失败型恐慌，恐慌是全方位、多层级的，恐慌导致的各种谣言传播也是全方位、多层级的。失败谣言超越了重大突发疫情本身的传播范围，谣言指向发生了重大结构性转移，不再针对具体的疫情，而是指向国家和基本制度。谣言的目的在于瓦解国家结构体制，瓦解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失败谣言与其他类型谣言交叉传播，最具危险性和危害性。

不可否认，谣言也具有积极性的一面，即对国家、市场、社会等起到了预警作用。比如抗议性谣言。谣言还具有追求意义一致的倾向性的一面，“熟悉效应、晕轮效应（halo effect）、锚定（anchoring）和调整（adjustment）等研究得出的理论说明：人是不纯粹的。所以，我们在追求理性的同时，也心甘情愿地制造、相信、传播谣言。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认同涩谷保的观点，也就是说，谣言并非现实的相对偏离，而是人们渴望真实时，为产生一致意见而进行的努力”[3]。即便如此，谣言的作用弊大于利，不能消灭谣言，也要把谣言置于可控的范围。

三、重大突发疫情的恐慌与谎言舆论传播类型

辨别谣言和谎言的异同是十分必要的。二者产生的动机不一样，谣言把希望发生的事情说成正在发生的事情，谎言是为了掩盖罪恶而掩盖事实真相。美国心理学家保罗·艾克曼认为，“说谎者一定有选择说谎还是说实话的能力，而且一定明白两者之间的差异”。他认为谎言是“存心误导别人的有意行为，事先未透露其目的，并且对方也没有明确要求被误导”[4]。制造的主体不一样，制造谣言的主体是被统治者，谎言的制造者是统治者。产生的机理不一样，谣言有很大的自发性，谎言具有很大的自觉性。传播的路径不一样，谣言传播以横向传播为主，谎言传播以纵向传播为主；谣言传播具有非暴力性，谎言传播具有一定的暴力性和强迫性。造谣传谣的目的是危害他人和社会，制谎撒谎的目的则是为了保护自己。

第一，疫情恐慌与谎言传播。重大突发疫情谎言传播具有客观必然性，谎言来自自保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的政治压力。谎言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垂直层面展开，二是从社会横向层面展开。自保的内在动力包括自保性、自利性。在重大突发疫情面前，人的自保性更加突出。如果谎言能够使自保最大化，谎言就是自保的最佳选择；如果谎言能够增加自己的最大利益，官员就会选择撒谎。为了实现自保和自利，他就会通过谎言进行欺骗。如果谎言能够欺骗他人和社会，从而有效地维持自己的权力、名誉和地位，他就会选择撒谎。重大突发疫情面前选择撒谎，核心是使自己的权益最大化。谎言的外在压力主要来自权力层面，在上级下达统计指标、统计标准，要求限时排查时，加之社会舆论的压力，如果下级官员难以完成相应考核指标，就有随时被撤职的危险，选择撒谎隐瞒就是必选项。

第二，经济恐慌与谎言传播。重大突发疫情产生经济型恐慌，经济型恐慌导致经济型谎言传播，撒谎的主体是掌握公共权力的官员。经济绩效一直是地方官员的主导性动力和压力，决定着官员执政绩效和官员升迁。经济绩效与官员谎言成反比例关系，经济绩效高时，官员撒谎的必要性减少；经济绩效低时，官员迫于外在和内在的双重压力，撒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增加。在重大突发疫情来临时，官员的经济绩效指标与治理能力同时受到检验和考验。即使是精准控制、分级开工，仍然会因人力资源流动带来新一轮的病毒传播，加大了掌握公共权力官员的压力和失职受处分的压力，官员撒谎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会相应地增加。在重大突发疫情来临时产生的形式主义也部分显示了官员撒谎的言行。形式主义成为官员撒谎的一种方式。

第三，社会恐慌与谎言传播。重大突发疫情产生社会恐慌，社会恐慌导致社会性谎言。社会性谎言既来自自上而下的谎言，也来自横向的谎言。社会性恐慌导致的社会谎言具有自救性的特点，掌握资源的公共权力主体如果在资源短缺时分配不公而受到公众质疑，撒谎是其因资源分配不公而受到质疑时的自保式选择。

第四，政治恐慌与谎言传播。重大突发疫情导致政治恐慌，政治恐慌引发政治谎言。政治谎言与政治谣言不同，政治谎言是统治者制造的，由被统治者接受。在现代西方政治文明中，统治者转换为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其权力来源的正当性、执政的合法性、执政的合宪性都发生了改变。被统治者也转化为管理国家、经济、社会的主人。但是执掌公共权力的人仍然具有政治理性人的特性，仍然具有追求政治利益最大化的渴求与愿望。在重大突发疫情面前，因应对能力不足而恐慌进而撒谎、因公权私用怕暴露而恐慌进而撒谎、因贪污腐败而恐慌进而撒谎的现象，都以聚焦的形式而呈现出来，隐瞒真实病人数字、编造病人数字、压缩病人统计数字都是撒谎的表现。

第五，失败恐慌与谎言传播。失败恐慌必然会导致失败谎言，失败谎言最大的特点就是失败者不言败的谎言。这样的谎言在语言方式上是反谎言的，失败者以成功者自居，以胜利者的方式言说谎言。这种谎言极易产生胜利者、成功者的心理暗示和幻觉。在重大突发疫情面前，掌握地方权力者的谎言也具有这种心理暗示、心理强化的特性，从而起到麻痹社会民众的效果。

谎言并非都具有负面意义，也并非具有非道德性，比如“真实的谎言”就具有道德性，谎言有时与马克斯·韦伯的“责任伦理”有同构之处。谎言也可以分为多种类型，但最主要的是官方谎言和民间谎言。在重大突发疫情面前，官方谎言是出于“信念伦理”还是出于“责任伦理”，还是二者兼而有之，官方的谎言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在何种情况下利大于弊或者弊大于利，都会在官员的统筹能力和决断能力中体现出来。

四、构建对谣言、谎言及其舆论的多元管控体系

构建重大突发疫情言论管控体系，就是建立常规管控与非常规管控相结合的体系。以常规管控为前提和基础，以应急性的非常规管控为补充，同时通过非常规管控的加强不断完善常规管控体系，使常规管控与非常规管控相协调、促进、完善。

第一，常规管控。常规性管控包括制度管控、法治管控、程序管控。制度包括宏观制度、中观制度、微观制度。从重大突发疫情关联度来说，制度、法治和程序管控包括直接性管控和间接性管控。制度管控是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的管控。比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重大疫情突发时，可以启动人民代表大会疫情通道、召开疫情听证大会、延期开会，在处理疫情时发挥重大作用。法治是谣言、谎言及其传播的最有效管控方式，法治规定了公民权利的行使和边界，网络不是谣言传播的法外之地。法治限制了公共权力，规范了公共权力的行使轨道和范围，法无授权不可行，制造和传播谎言是权力的滥用，是违背法治的行为。常规管控的目标是让在重大疫情突发时保持信息的自由性、多元性、公开性和透明性，其目的是让信息传播不断接近事实真相，有效防止谣言和谎言的传播，防止谣言舆论和谎言舆论的形成和扩散。

第二，非常规管控。非常规管控是常规体制、举国体制、战时体制、运动式体制与疫情直接相关元素的重新组装和整合。非常规管控就是超越制度性、法治性的管控，甚至还具有超越道德性的非理性管控。如对“吹哨人”训诫就是非理性管控，其目的是防止社会发生骚乱，结果却违背了初心和目的。非常规管控是应急式、急救式的管控，这种超越常规的管控具有效率优先的特点，但也会因此侵犯人权、生命权、财产权、人格尊严权、居住权、迁徙自由权，当非常规管控取得明显成效之后，就要回归常规管控的轨道。对谣言、谎言的管控，对社会舆论的引导，也都要回归到法治的轨道上来。

第三，技术管控。技术管控主要是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技术平台对舆论进行引导，对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言论、谣言、谎言、舆论进行删帖、销号、屏蔽等。随着大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谣言、谎言的识别能力明显增强，对于社会舆论的引导也逐渐规范。但大数据技术仍然是技术，人工智能仍然处于弱人工智能状态，对于谣言、谎言的识别只能是直接识别，还不会对各种隐喻式的谣言、谎言进行识别，对各种调侃的社会舆论难以辨识和引导，人工智能的各种误伤行为尤其是对敏感词的误伤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甚至破坏了人们正常的交流功能、教学功能，破坏了公共权力宣传教育功能，破坏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平衡。

第四，舆论市场管控。社会多元性、市场多元性、思想观点多元性决定了舆论市场的多元性。多元性舆论具有互相制约、互相规范、互相平衡、互相竞争的功能，有利于社会舆论的自我净化和边界设定。“扑灭一则谣言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人的问题：‘相信什么’取决于由‘谁来说’。没有一个可靠的发言人，反谣言的战斗必然导致失败。”[1]271只有在舆论市场竞争中，才会形成权威声音，才会形成反谣言的战斗力。舆论市场向外管控，体现的是对公共权力的监督。舆论市场向内管控，体现的是舆论市场自身的舆论自律和内在净化。

第五，多中心管控。重大突发疫情管控必然是多中心管控。多中心管控可以依据地域由疫情中心采取向外扩散型管控，疫情中心采取战时体制管控，可视重大突发疫情传播程度采取战时管控、运动式管控、常规式管控等。多中心管控还可以采取政府、市场、社会三中心管控，使政府在保证信息自由流动时发挥保障作用，使市场在信息流动过程中呈现多元化局面，使社会根据流动的信息提供多方面服务。多中心管控还包括差序管控，差序管控就是由中心到外围、由点到面、由内向外、由重点向非重点、由重度到轻度的序列性、分级式管控。

第六，道德自律管控。人具有道德自律性，也具有道德他律性。谣言、谎言及其社会舆论的形成与传播，表明人道德自律性的不足。提升道德自律性，加强道德教育，认识到造谣传谣是一种恶行，让谣言止于智者。但仅有道德自律是不够的，道德自律的同时必须有道德他律，即通过多元化的媒体、多元化的声音、多元化的思想市场对谣言、谎言进行识别，不断地趋近于事实真相，进而压缩谣言、谎言的市场和空间。

重大疫情产生恐慌及恐慌式谣言、恐慌式谎言、恐慌式社会舆论，反过来，这些类型的谣言、谎言、舆论又加剧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只有采取多元复合的管控措施才能使社会回归正常状态，实现多元社会舆论的平衡。但需要指出的是，任何舆论管控都有其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这是因为管控的实质是人对人的管控，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管制，是公共权力对公民权利的管控，是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监督式的管控。各种各样的管控都是具有人的理性有限性的管控，是人无完人的管控。即使把各种管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也具有管控本身的不完美性。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法治管控更具有长久性、根本性、稳定性和长远性，才能更好地保证管控的公平正义性，保证重大突发疫情风险承担的公平正义性，保证重大疫情责任的不可推卸性，保证重大突发疫情下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边界的不可侵犯性。唯其如此，才能有效防止恐慌蔓延，防止谣言、谎言及其恶性舆论的形成和传播，进而形成健康的社会舆论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