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视域下文化保守主义审视、批判与价值引领

胡小君

（苏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文化保守主义是伴随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和文化扩张而引发的世界性现象，也是近现代中国与马克思主义、西方自由主义并行竞争的主要社会思潮之一，影响极为深远。作为现代化的反应物，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发挥着正反两方面的社会功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文化自信作为“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被鲜明地提出，成为迫切需要提升的重大课题。在增强文化自信的背景下，以固守、捍卫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获得了发展机遇，扩大了社会影响。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与文化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方法论等方面有内在差异和冲突。坚定文化自信必须对文化保守主义加以批判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价值引领。

一、“体用之辩”到返本开新：近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历史脉络与态度变迁

一般认为，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一样，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是对法国大革命激进主义的一种反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西方国家文化保守主义并无一个统一的思想体系，难以称得上作为意识形态的“主义”，主要体现为对现代化和激进变革给价值观、文化理念所带来的冲击的一种态度和反应。这种态度通常是“极其谨慎地对待任何变革的心理倾向、气质、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2]。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在19世纪发展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其内核是对英美形成已久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的坚守，并且在方法论上反对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主张渐进式的自然发展。与英美原生性保守主义不同，当现代化和西方文化的压力传导至其他文化背景的国家和民族后，保守的态度蔓延开来，但保守的内容转化为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与价值观，因而文化保守主义呈现出具有多种面向，以认同、回归和捍卫民族文化为主要特征的思想集合。文化保守主义由此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一方面包含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尖锐冲突，另一方面体现了非西方国家本土文化对西方强势文化传播的防范、对自身民族文化特性的捍卫。文化保守主义这种特点在全球化文化交流态势下尤为突出，成为弱势文化“本能地产生的文化防卫意识”[3]。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自信有一定的伴生关系。广义的文化自信，一般指“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4]。从这个视角可见，文化保守主义体现了在普遍的文化不自信情境下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固守甚至自负。

近代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发端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输入所引发的东西文化剧烈碰撞。作为传统意识形态核心的儒学在清代日益保守僵化，西方入侵严重冲击了传统夷夏观构筑的中国文化中心主义的天下秩序。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文人士大夫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回应。以倭仁为代表的理学顽固派固守“忠信”“礼义”的立国之道，盲目自大、无济于事。而认识到西方先进技术的作用的洋务派开启了从“西学中源”说到“中体西用”说的认识历程。“西学中源”在清代流行已久，认为西方先进技术源自中国文化，是一种文化自大主义，与实际相去甚远。于是，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5]，即本辅思想。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进一步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把中西文化诠释为“体和用”“道和器”的关系，坚持中国文化在本体上的优越性。体用之说影响极为深远，构筑了文化保守主义固守文化自信、抗拒西方思想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然而甲午惨败打破了知识分子对“中体”的自信，激进主义政治思想兴起。由于历史发展的惯性，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和章太炎等革命党人都从民族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和斗争武器。康有为在推动维新变法时提倡今文经学，用春秋公羊学“三世说”附会西方社会进化论思想，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而章太炎等“国粹派”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以地理决定论认为中西文化属并列之文化，并无根本之优劣，主张“中西汇通调和，与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积极整合西方文化”[6]。国粹派还把夷夏观与近代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极力主张“排满”，以复兴古学来动员民族革命。由此可见，直到20世纪初，中国本土文化虽不断遭受外来冲击，传统的文化自大心态趋于崩塌，文化自信逐步流失，但在道统、学统上仍处于优势地位；西方文化被界定为“用”的层面，即使“用”由技术到制度，但尚未动摇传统文化根本。这一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捍卫是处于统治地位的文化主体的本能意识，并以政治手段维护，与作为庙堂之下社会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尚有质的区别。

清末废除科举制度斩断了儒家知识分子进入官僚集团的制度化输送纽带，由此儒学失去了影响政治生活的场域，在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支配地位也随之消解，“延续了两千余年的道统由此断裂”，并且“导致政统的失序和社会的动荡”[7]。废科举后新式学堂和留学培养的新知识分子推动了主流文化的变迁。新文化运动直接以“孔学”为批判目标，部分激进主义者极力否定中国传统文化，认为“国故”是死亡的文化，甚至主张废除汉字。因而新文化运动在推动思想解放的浪潮中隐含着民族虚无主义倾向，比较彻底地消解了以道统、政统、学统为支柱的旧式文化自信，但也刺激了中西文化比较基础上的新的学理性文化自信的产生。新文化运动推崇的西方文化本身遭受“欧战”的严重创伤和重大挑战，对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对西方文化祛魅的作用，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文明内在的矛盾和不足。于是一些先进知识分子转向马克思主义；而另一些学贯中西的文化名流则在对比中西文化之后，选择回归、捍卫民族文化，形成绵延20世纪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东方文化派的杜亚泉批判了流行的竞争进化论，从互助进化论中探寻中国文化注重人心和精神的价值。梁漱溟比较了中西文化的特质，提出中国文化早熟，精神文明发达，不能放弃这个根本，但要补充西方的物质文明。学衡派以新人文主义为指引，批评新文化运动走得太远，毁灭民族文化会导致民族自取灭亡。在西方文化强势背景下，东方文化派和学衡派都主张融会中西，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秀元素来实现民族新文化的发展，实质上是将“体—用”的认识延续为“主—辅”或“精神—物质”的关系，从中继续发掘支持本土文化自信的元素。在文化保守主义源流中，新儒家的产生及其谱系留传，构成了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主流支柱和理论高峰。在文化激进主义声浪中，如何重振儒学以适应新时代，必须对中国文化包括儒释道三家进行重新诠释，并将西方哲学思想融会其中，“返本开新”，发掘出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民主科学的相通之处，从而建立文化自信的学理基础。新儒家从文化哲学的本体论出发，承继了宋明儒家的心性之学，倡导儒家人文主义，探寻人生哲学、价值世界。在民国时期，新儒家代表学者有承接陆王心学的“新心学”代表性人物熊十力、梁漱溟，承继程朱理学的“新理学”代表性人物冯友兰，会通儒佛的马一浮等。民国时期新儒家在构建学说外，也进行了一定的社会实践，尤其是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开展的乡村建设运动，体现了儒家惯有的入世责任和使命感。作为近代中国三大思潮之一，文化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展开过多次论战，对革命总体持批判态度。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文化中处于领导地位，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处于蛰伏状态。

由上可见，在近现代中国文化激进主义和西化浪潮中，文化保守主义逐步放弃盲目自信的文化自大主义姿态，在中西文化对比中找寻民族文化的延续价值，对于文化传承与文化自信发挥了正面作用。但文化保守主义固有的保守性使其难以指导近现代中国迫切的救亡图存这个根本问题，因而在社会思潮的竞争中必然落败。

二、理论再构与入世进取：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的“复出”及特点

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40余年断裂之后，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中国大陆复出。其历史背景，首先是对文化激进主义的反思。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个时期内，“左”的错误在文化领域蔓延，其以激进姿态反对传统，对社会文化造成破坏，尤其损害了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形成了文化传承中“古—今”断裂与修复问题。在纠正“左”的错误之后，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脱离了政治高压，获得了复苏空间，自然会滋生以回归、固守传统文化为主旨的文化保守主义心理。其次是对民族虚无主义的反弹。20世纪80年代，中西文化交流快速发展，中西现代化程度的巨大落差，使得以仰慕西方文明、追随西方自由主义为取向的民族虚无主义在知识界喧嚣一时。西方文化新一波强势入侵重新激起文明冲突中“中—西”如何交流借鉴的问题，重建文化自信成为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青年一代民族主义的勃兴更是需要民族本位文化自信的支撑。再次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复杂影响和新的需求。一方面，市场经济伴生的贫富分化、道德滑坡、社会矛盾丛生；另一方面，人们在物质需求不断满足的同时，更加注重精神文化方面需求的满足。对此，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道德文化建设在短期内难以满足这种道德调节和精神需求，使得有极深厚底蕴、注重德治和修身的传统文化有了巨大的用武之地。最后是港台新儒家思想的输入和相关学术文化的发展。港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杜维明、成中英、余英时、刘述先等对大陆思想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大陆人文科学的迅速发展，与港台新儒家以及海外汉学形成了有效对接。当代中国大陆国学等人文学科的学术研究不同于文化保守主义，但为其复出提供了一定的思想和理论资源。

与近代相比，当代中国“复出”的文化保守主义呈现许多新的特点。在形而上的理论构建上，体现出多样面向，且更关注发挥儒学的政治功能。新儒家仍是引领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龙头，但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相比，师承体系不鲜明，发散性、原创性特点较强，学术范式也不拘于哲学一隅，而是呈现多学科发展。“政治儒学说”把儒学分为回避现实政治的心性儒学和提供天道合法性的政治儒学，主张用儒家思想创造性地创建“王道政治、礼治政治、无为政治、大一统政治”[8]368，抵制西方政治发展道路。“儒家宪政说”主张以儒家道统为体、以民主政治为用，借助宪政框架实现两者的深度整合[9]，施行仁政。“公民宗教说”认为儒教是一种能“确立政治制度与运作的价值标准”，“提升共同体的认同基础”[10]，从而确立合法性、提升凝聚力的公民宗教。“儒学文化主体说”认为只有儒家才能解决中国的认同分裂问题，儒家必须“以用于‘预流’的方式推动国家权力朝着善的方向发展”，不仅要“得君行道”，更要“觉民行道”，要大力发展民间儒学[11]。除了直接从政治角度论证儒学开新，也有学者从社会和经济角度进行阐发。“经济儒学说”强调儒学“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让民众自发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与经济学中的自然秩序相近[12]，“不与民争利”与政府减少对经济运转的干预在义理上相通。“生活儒学说”主张从形下学来建构包含伦理规范的礼、正义原则的义和仁爱情感的仁的生活儒学伦理[13]。必须指出的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大陆新儒家只是国学研究中有鲜明政治倾向和积极入世的部分，大多数国学相关研究专注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发展与转化，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建设要求，并未呈现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

在形而下的社会生活层面，文化保守主义借助于传统文化复兴的“国学热”浪潮，积极扩大社会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呈现出学术组织化、社会化、商业化、网络化等特点。“国学院”“儒学院”“中国文化书院”“儒学研究会”等学术机构和团体已形成体系，这既是传统文化研究的需要，也为新儒家学者提供了跻身之所。在社会宣传方面，国学、儒学、蒙学等民间协会和培训机构纷纷建立，一些新儒家学者积极参与青少年“读经”活动，编写读经诵本，试图发挥引导性作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国学热”也带有一定的商业化色彩，一些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以儒商自居，支持儒学文化传播，甚至将其作为文化产业进行投资。互联网也成为“国学热”的重要传播平台，除了作为大陆新儒家大本营的“儒家网”等严肃思想网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App充斥着“国学文化”内容，渗透到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必须指出的是，“国学热”并非文化保守主义的社会表现。“国学热”中既有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有对传统文化糟粕不加区分的宣扬，这种鱼龙混杂的状况为文化保守主义扩大社会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平台与媒介。

当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自信态度有别于近代文化保守主义节节退缩、固步自保，以及港台新儒家对接西学、返本开新，而是呈现出重新发现、系统回归乃至积极进取的文化自信姿态。“国学热”经久不衰反映了民众在长期的文化激进主义以及喧嚣的民族虚无主义退潮后，重新审视“我们是谁”“我们由何而来”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文化保守主义及其伴随的传统文化复兴对解决当代中国人的文化断层问题、建设精神家园，增强民族文化认同、传承中华文化基因，有明显积极作用。在复杂的意识形态斗争中，文化保守主义对民族文化的守护和民族自尊的维护，对西方文化的抵触包括对西式民主的批判，对于防范西方普世价值的文化霸权，起到了主流意识形态同盟军作用。文化保守主义尤其是新儒学积极追踪社会政治热点，“逐渐褪去‘保守’色彩，日益呈现出‘文化进取主义’的特征”[14]。在国内社会治理方面，以德治国与基层治理的“德治”，注重发挥新乡贤作用等，给儒学的教化功能提供了发挥空间。在中西文明对比方面，2020年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出成绩，以及东亚儒家文化圈疫情防控相对较好，被解释为儒家文化中独特的集体主义、家国观念的重要作用。进而在人类文明发展方面，新儒学认为儒家共同体思想“打破了西方的逻辑惯性”，其“当代价值就是为人类提供了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的思维模式”[15]。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对文化保守主义的批判

总体而言，发轫于近代、薪火相传、复兴于当下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在特殊历史时代与文化环境下坚守着民族文化的价值，对于树立文化自信发挥了独特作用。然而，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自信毕竟是针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自信，对其中一些落伍于时代的、封建性的、糟粕性的要素全盘拿来，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偏狭性，不利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并具有一定危害性。文化自信作为“四个自信”之一的重大命题是十八大之后提出的。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16]很显然，我们要坚定的文化自信同其他三个自信一样，指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应当对文化保守主义辩证分析，厘清其现象与实质，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文化保守主义区分开来。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了作为民族精神血脉的优秀部分，但是受“认识水平、时代条件、社会制度的局限性的制约和影响”“不可避免地会存在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17]。文化保守主义在外在现象上隐藏于传统文化复兴的浪潮中，如“国学热”中新儒家学者的言行和影响。但文化保守主义的诸多表现，如对传统文化不加区分地全盘接受，过分夸大传统文化在社会中的作用范围，主张对传统的东西照搬套用的复古倾向，以及对非中国传统文化的其他文化的抵触心态等，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着显著区别，在当前的传统文化复兴中属于支流甚至逆流。从实质来看，文化保守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思潮，不仅是固守传统文化与价值的思想倾向，而且具备相应的理论形态，并衍生出相对完整的政治观、历史观、文化观、民族观等。不同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的发展要求，文化保守主义的思想观念不仅拒斥现代化、缺乏包容性，而且有否定主流意识形态的危害倾向。因而，在厘清和区分的基础上，要准确批判文化保守主义错误性、局限性、妨害性的方面。

第一，对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儒家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同，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自信建立在对儒家学说的尊崇之上。无论是近代文化保守主义对儒家思想统治地位的极力维护和抱残守缺，还是新儒家对复兴儒学所主张的返本开新、重整人心，乃至大陆新儒家提出立儒教为国教、施行儒家宪政等乖谬主张，其都认为儒家政治学说才是符合天道性理的政治法律秩序。为此，当代新儒家或明或暗地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歪曲解释当前的信仰缺失、道德滑坡问题，渲染中国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试图以儒家思想取而代之。例如，有新儒家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公民宗教不相容，还有人认为王阳明良知学可以替代意识形态的空洞说教，并由此提出要“复古更化”，政治儒学的使命就是“在中国建立中国式的政治制度”[8]127，儒学的复兴“能够为中国政治建立神圣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基础”[18]。由于指导意识形态的根本差异和对立，自五四以来，马克思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展开了多次论战，对其进行了深刻批判。在当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处于领导地位的情况下，当代文化保守主义除了部分代表人物的极端政治言说，更多是借助传统文化的复兴，借“国学热”“读经热”推销其复兴儒学的主张。文化保守主义极力推崇儒家意识形态、强调儒学政治化的倾向，具有明显的政治危害性，对于这个大是大非问题，必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提高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

第二，对文化保守主义固守文化决定论的批判。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建立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实践的坚实基础上不同，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自信建立在文化优越感的基础上，是典型的文化决定论。这种文化优越感源于儒学思想中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辨、天下秩序等观念。近代以来，西方入侵和外来思想的冲击，沉重打击了这种文化优越心理，使得文化保守主义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得不以强调文化的民族性来抗拒。当代文化保守主义复兴后，文化优越感随之复苏，尤其是新儒家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说，“对于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才是决定性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优秀，本质上是因为儒家文化特别优秀”[19]。文化保守主义进而主张以儒家思想来解决当代社会政治问题。显然，这种片面强调文化作用的观点割裂了社会构成的完整性，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即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和观念上层建筑，是由社会存在、经济基础决定的客观规律，陷入历史唯心主义错误。对此，不仅马克思主义学者旗帜鲜明地指出：“一定要弄清文化的重要性与‘文化决定论’两者的区别。文化重要，但‘文化决定论’是不对的。”[20]在新儒家阵营内部，也有论者承认“文化决定论”的现代困境就在于其包罗一切的历史负荷已成为“不能承受的儒学之重”[21]。

第三，对文化保守主义否定革命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的批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把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与改革中创造的、蕴含红色基因的革命文化作为核心组成和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但文化保守主义整体上对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事业持否定和批判态度。早期新儒家学者就主张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是伦理本位和职业分途，不存在阶级对立，由此反对阶级斗争。近代史上文化保守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围绕近代中国社会的真问题、问题产生的原因、问题如何解决进行了多次论战[22]。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些新儒家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与中国之人心如园中大树之崩倒，花果飘零、随风吹散。当代文化保守主义继自由主义社会思潮宣扬“告别革命论”之后，借助对近代历史发展的反思，继续批判中国革命，否定中国革命对开辟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卓越贡献。例如在对五四的“反思”中，有论者宣称：“100年前的五四运动，以及180年来的近代史，摧毁了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基本信念，颠覆了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千年信仰。这是迄至今日中国现代性迟迟不能走上正轨的主要原因。”[23]由此可见，文化保守主义在对待中国近代革命的问题上，呈现出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特点，而且其观点论证具有一定的理论连续性和深度，相较于一般性历史虚无主义手法更具有欺骗性和危害性。

第四，对文化保守主义大众化中儒家道德复古和泛化倾向的批判。道德观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化保守主义主张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灌输以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传统道德观，在大众化发展过程中，鱼龙混杂，一些封建糟粕也沉渣泛起。如“国学热”中以少年儿童为对象举办各种形式的“读经”活动、“女德班”等，宣扬不加区分的传统道德，尤其是封建等级观念、奴化思想、男尊女卑、逆来顺受等陈腐道德观念。这种道德复古主义倾向在理论上违反了道德的历史性原则，无视儒家道德的主体部分产生并服务于宗法专制社会，纲常伦理本质上是封建等级制和专制的体现。儒家道德强调人际关系的等差秩序，构成“官本位”“关系学”等不良社会政治文化的根源，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内在冲突。“国学热”中这些不良做法遭到社会各界批判，教育部专门印发了《禁止妨碍义务教育实施的若干规定》的通知，明确要求“不得以‘国学’为名，传授‘三从四德’、占卜、风水、算命等封建糟粕”[24]。此外，传统文化并不等同于儒家学说，诸子百家、文史医艺等都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学复兴不能狭隘地主张“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第五，对文化保守主义鼓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儒家学说本身就包含华夷之辨，“天下观”包含内在的本位民族主义和文化自大因素。在近代中外交往中，华夷观念和天朝迷梦招致很多无谓冲突和巨大损失。当代文化保守主义对狭隘民族主义的鼓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主张弘扬儒家传统打造新的民族主义。政治儒学说认为，中国近代的民族主义是无根的民族主义，必须以儒家传统作为民族主义的根本，克服传统与现代的对抗，建设具有文化理想内容的健康纯正的民族主义[8]396，并且认为只有以儒家文化建立中国实质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建设现代国家。二是寄希望于文化民族主义在“文明冲突”中取胜。这种观点不自觉地呼应了西方的文明冲突论，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来支撑中国在大国之间的博弈。有的还主张开展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建设以华人为基础的、超越国界的“文化中国”，并借此提高中国的国家竞争力，为中华民族复兴奠定基础[18]。三是在社会生活中体现为过激、脆弱的民族自尊心。网络上相关口水战此起彼伏。由上可见，文化保守主义在民族主义的姿态上存在偏狭性，夹杂着文化自大、文化过敏等不良情绪，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弘扬的爱国主义有显著差异，也不符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对文化保守主义的价值引领

文化保守主义自近代西风东渐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的社会思潮之一，根基深厚、受众广泛。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及社会心理，对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意识形态斗争、社会治理等都产生了复杂影响。因而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必须在总体批判的前提下进行合理有效的价值引领，使其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方面得到引导和彰显，对其错误性、局限性和妨害性的方面坚决抵制和纠正。对文化保守主义进行价值引领的关键，就是在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中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尤其是处理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以及外来文化的关系。不应简单地以所谓“马魂中体西用”来罗列，而应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原则，摒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和落后于时代的部分，继承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地推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明确文化自信的方向，协调好主流意识形态与儒学复兴的关系。意识形态在文化发展中具有引领性作用，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坚定文化自信的理论前提。与儒学相比，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真理性，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前进方向，而儒学无论是“天道说”还是近代“三世说”，都有浓烈的理论空想和神秘主义色彩。马克思主义具有价值合理性，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儒家学说虽有以“道统”“民本”约束统治者的作用，但本质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超越性，以其彻底革命性和追求全人类的解放超越了儒学等传统文明难以避免的民族的、地域的狭隘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指引文化自信，要处理好与儒学复兴的关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绝对对立的观点。对于以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政治呓语坚决驳斥，让儒学回归传统文化主体资源的定位。在儒学复兴中注重发掘与马克思主义相契合的思想理念，如大同理想、民本观、修身理念、均平思想、人伦和谐观等，使儒家思想元素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征程中，作为中国化的重要依据，不断充实新时代思想发展与理论创新的本土文化资源。

第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明确文化自信的基础，协调好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关系。当代中国的文化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自信，不是单纯的对本土传统文化的自信。革命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都是支撑文化自信的重要基础，三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中。坚决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者认为的革命文化与传统文化两不相容进而否定近代中国革命的虚无主义观点，应协调处理两者关系。一方面，在革命斗争中，革命文化以其追求国家独立和人民幸福的初心、百折不挠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气概，涤荡了近代中国愚昧保守、盲目自大与积弱积贫、崇洋媚外并存的颓势心态，熔铸了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精神风貌，革命救国、社会主义兴国的伟大成就为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和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奠定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革命文化并不是凭空产生或纯粹外来输入的，而是传承了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并在革命实践中锻造升华，如家国使命与“革命理想高于天”，政治风骨与“革命英雄主义”，自强不息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都有极其鲜明的传承关系，尤其是古语“实事求是”新的唯物主义诠释，体现了两者的相通性。坚决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者刻意区隔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割裂主义观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作为先进文化建设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26]。

第三，坚持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充实文化自信的内容，处理好扬弃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滋润与支撑，但中国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传统文化精华与糟粕并存，坚决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者不加区分地全盘继承，或者把不符合时代潮流、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封建糟粕包装打扮、错误宣扬等复古主义做法。应当以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以辩证的方法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对待，有扬弃地继承。尤其是对待传统文化中居于统摄地位的儒学，做“儒学中糟粕的最彻底的批判者，也应该是其中精华最坚决的继承者”[27]。对散布男尊女卑、等级奴化、官本位、厚黑学等陈腐道德和恶劣政治文化的做法要坚决批判并运用舆论引导、政策规制、法律惩治等多种手段加以制止，尤其是要防范传统文化糟粕进入学校、毒害青少年。积极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深入发掘仁爱、忠孝、民本、诚信、正义、和合等思想精华，结合现实中迫切需要化解的问题，以时代化和大众化方式表现出来，发挥文化教化功能。依法依规限制“国学热”浪潮中过度娱乐化、商业化的噱头和单纯追求复古形式的倾向，引导传统文化资源在合理开发中发挥正能量。推动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厚古薄今的保守态度，按照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继续充实、赓续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血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28]。把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对接起来，在传统文化中植入当代价值，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内容更加坚实，有着更为源远流长的历史根基。

第四，坚持在“四个自信”和“五位一体”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明确文化自信的功能定位，协调好传统文化与各方面文明的关系。在充分认识到文化的极端重要性的同时，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反对文化保守主义鼓吹的文化决定论，尤其是传统文化决定当代中国复兴的片面和错误观点。清晰界定优秀传统文化在民族复兴、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既不贬低，也不夸大，注重系统分析，尤其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之间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例如，对于中国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良好成效，在认可中华文化基因中秩序观念、家国意识发挥作用的同时，更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党的领导的最大优势等方面系统分析，讲清楚只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优秀传统文化社会效应的道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协调好与各方面文明建设的关系。在与物质文明协调发展方面，系统梳理优秀传统文化物质形态的资源留存，发挥服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功能，例如合理引导中医热、养生热服务于全民健康事业。在与政治文明协调发展方面，发掘优秀传统文化中官德文化、民本文化等元素，推进发展积极健康的政治文化。在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方面，发掘优秀传统文化中天地观、天人观、太极说、贵生思想、归隐思想等包含的生态和谐理念，增强生态意识，促进人居生态、自然生态环境保护。

第五，坚持交流互鉴、开放包容，拓展文化自信的视野，处理好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民族性与开放性关系。对于儒学、国学等研究与传承，注意防止被狭隘民族主义绑架。正如有论者指出，“儒学特别是国学的性质，决定了它们极易成为民族主义的寄生之所”[29]。因此，必须厘清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狭隘民族主义成分，弘扬包含家国情怀、忧患意识、责任担当、自立自强等精神财富，摒弃“华夷之辨”等暗含的狭隘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观念，警惕“天下观”等新儒家思想中恢复“天朝上国”迷梦的不良倾向。坚持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既反对文明冲突论，又反对文化保守主义过于强调中华文明的“特质性”。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邃的哲学理念、深沉的人文精神、闪耀的道德光辉和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观念，探索这些宝贵精神财富在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难题中的价值与启示，为人类进步作出中华文明应有的更大贡献。积极探索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大国气度和包容精神，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以大国风范和平常心对待和化解文化交流中的情绪化倾向，避免文化过敏。在共建共享中推进文明对话，实现合作共赢，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更好地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与普遍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