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兰普莱希特在中美史学界的回响

王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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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三

但无论是兰普莱希特还是与他一起进入中国的美国“新史学”流派，其学术思想在民国时期并没有一枝独秀，它始终与考证派共存，甚至可以说，考证派在民国时期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新史学”流派，并形成了一时的学术风气，成为王晴佳笔下具有“学术美德”的典范。⑧王晴佳：《美德·角色·风气：清末到五四学术思想变迁的一个新视角》，《社会科学研究》2020 年第3 期。胡适是开创这种新的“学术美德”的人物，虽然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但他显然并未服膺于母校的“新史学”，如果说胡适是个人兴趣所致，那么蔡元培和何炳松这两个早期就积极宣传兰普莱希特和鲁滨逊《新史学》的人物也支持考证派，就变得令人匪夷所思了。特别是何炳松，早在1924 年就出版了《新史学》，他却几乎于同时对胡适的考证大加赞赏。在德国和西方史学中几乎势不两立的史学流派，在民国时期居然可以得到同一拨人的支持。在民国学人的眼里，考证和新史学是不可相容的两种史学方法吗？他们真的理解双方背后的争执吗？蔡元培和何炳松等人是混沌的继承者、调和者，抑或仅仅是西方史学的“拿来”者？无论是何种立场，蔡、何等人的模棱两可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兰克史学与兰普莱希特史学在西方史学上的先后顺序，弱化了后者对前者的批判和试图从前者中走出来的时代思想背景，正是这种模糊不清为“考证派”在民国现代史学中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使得部分民国学人结合清代的考据学传统，按照自己的需要建立了中国的现代史学。

与蔡元培和何炳松等人的调和不同，朱谦之旗帜鲜明地反对“考证派”。虽然他并不同意兰普莱希特的全部观点，但他支持兰氏等人提出的现代“实证史学”。朱谦之是1949 年以前对其着墨最多、研究最为深入的中国学者。他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兰普莱希特的社会心理史学来自于孔德。朱谦之在《孔德的历史哲学》中表示，他非常认可伯伦汉（他称之为鲍恩韩）和伯里（John B. Bury，他称为布雷）的评价，认为兰氏在《德意志史》中就已经“包含了孔德的根本思想”，并不是全新的创造。虽然兰氏自己特意否认孔德对他的方法论的贡献，但在朱谦之看来，兰氏毫无疑问继承了孔德的心理学说和文化比较的方法。⑨朱谦之：《孔德的历史哲学》，商务印书馆，1941 年，第70 页。

第二，朱谦之并不认可兰普莱希特划定的文化阶段说，而是更加看重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他认为兰氏的文化阶段说不过是《德意志史》一书的结构框架，是否能作为德意志史的历史分期还有待验证，至于它将会成为世界各文化的普遍文化发展阶段，更经不起推敲。也就是说，朱谦之虽然很欣赏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去探讨历史，但对兰氏提出的阶段论的普遍性充满质疑。而且，朱谦之还提出，社会心理也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对于这一点，兰氏关注得不够，因此，社会心理史研究还需要从方法论上加以改进。⑩朱谦之：《孔德的历史哲学》，第72 页。有关孔德对朱谦之的影响以及朱否定文化阶段论这两点，参阅张晶萍：《20 世纪上半叶兰普雷希特“文明史学”在中国的传播》。虽然朱谦之对于兰氏的文化阶段说颇多微词，也不认可德国文化阶段的普世性，但他并未否认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阶段。朱谦之较为推崇孙中山提出的“经济发达阶段说”，即“经济心理阶段上的需要时代、安适时代、繁华时代”，认为这种分期“将经济发达阶段还原于物质的条件，又将物质的条件还原于心理的条件”，这是一大贡献。①朱谦之：《历史学派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31 年，第312 页。

第三，朱谦之赞同兰普莱希特的世界视野。尽管他质疑德意志文化分期的普世性，但非常赞赏兰氏把史学的视野从民族史转向世界史。当他看到其把日本历史和德国历史相提并论的时候，朱谦之的内心充满了希望，认为中国也能通过类似的方法获得进入世界历史的资格。②朱谦之：《历史哲学大纲》，明智书局，1933 年，第247 页。不过，这种想法无论对于兰普莱希特，还是对于朱谦之而言，都充满了矛盾和紧张。兰氏的世界视野明显基于其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德意志精英文化立场之上，他在一战前夕还执着于世界主义的理想，但一战伊始，他又急于为德国的民族主义辩护；而对于朱谦之来说，他从世界性的虚无主义收缩至民族主义，在世界与民族之间不断摇摆，也未必能意识到兰氏思想本身具有的矛盾性。

第四，朱谦之认为现代史学应当走兰普莱希特“考今”和“实证主义”的道路。早年的朱谦之是一位著名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主张打破一切，“我”就是宇宙间的唯一，这种思想是他对现实政治愤懑、不满的写照，也使他从思想情感上就远离了“考据派”。朱谦之的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一直维持到他的爱人杨没累生病，他才部分地服从于现实政治，来到黄埔学校担任政治教官。但即使从“象牙之塔”中走出来，他注重的仍然是“现代的思潮和事实”，黄埔的生活使他重新感受到五四时期解决现实问题的蓬勃向上的精神。③朱谦之：《奋斗廿年》，收入《朱谦之文集》第1 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 年，第66—67 页。这种以历史探索当下的思想，在抗战以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考今》一文里，朱谦之猛烈地批判抗战以前“考据派”埋头学术、不问世事的做法。在他看来，为一事、一物做详尽的考古、考据对民族和国家都没有任何益处，在国破家亡的时候，历史学家应当从历史中综合得出历史发展的规律，理解中国的历史何以走到了当下。④朱谦之：《卷首语·考今》，《现代史学》1942 年第5 卷第1 期。可以说，像李大钊否定历史是“考证零零碎碎的事实为毕”一样，⑤李守常：《史学要论》，第23 页。朱谦之从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支持“实证主义”史学的立场，他是中国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发展中的重要一环。

结 语

兰普莱希特和他的《现代历史科学》《历史学是什么？》是考证史学向综合性的“新史学”转变的关键环节。这个环节在世界各国的反应如此不同，德国要到二战以后才正式走出兰克考证学术的影响，美国则早在20 世纪初就在吸收批判兰普莱希特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新史学”。虽然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学术界已经介绍过兰普莱希特的学术观点，也指出过他与兰克学派之间的对立，但在本土的考据派和实证主义派之间，显然没有形成德国那样的史学张力和冲突，更多的是妥协和调和。支持兰普莱希特史学观的人中，有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学人，但总体而言，持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学人更倾向于认可其“实证主义”史学，可以说，兰氏的“社会心理”史学是“实证主义”史学在中国被接受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在抗战爆发以后，类似朱谦之这样的学人更加意识到考据不能救国，更倾向于从历史发展中去寻找规律。历史迫使他们回到兰普莱希特，又越过他，从“社会心理”转向“物质基础”，并在“世界历史”和“民族历史”之间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