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与象征主义

美花

在《我读莫言》一文中，我介绍了莫言作品在埃及的接受和研究状况，同时提到在莫言的小说创作中，象征主义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在文章的最后我说，莫言的大部分小说都使用了象征手法，但我在阅读莫言作品的过程中也发现，他的《檀香刑》，特别是这部作品所采用的象征主义手法，却鲜有人深入触及。阿拉伯文学界专门从象征主义视角透视莫言《檀香刑》的文章则更为稀缺，而这样的文章对了解这部作品在国外特别是在阿拉伯世界的译介和接受情况也很重要。所以，在这篇文章中我想从总体上谈莫言与象征主义，在以后的文章中再专门写《檀香刑》的象征主义。当然，这仍然是一位喜爱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外国人——确切地说是一位阿拉伯埃及人的观点。

一

象征，是一个被广泛运用的概念，在人类生活中，象征无处不在，它涉及到文学、文艺学、美学、神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符号学等同人类思维相关的众多学科。“象征”一词最早源自古希腊文的“sumbolon”，原指一块木板或陶片分成两半，双方各执其一，以保证相互友情的信物。后来进入宗教领域后，成为沟通人与神之间关系的一种神秘事物。象征的概念历来较为模糊，在不同的领域“象征”有着不尽相同的内涵。在符号学领域，其创始人皮尔士认为，“象征”是一种人为的符号，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是人为的，或者是约定俗成的。在人类学领域，维克多·特纳与其他人类学家认为，象征是意义的“浓缩形式”，人们通过象征对外部世界及其变化进行自我调适。在哲学领域，康德认为象征是人们审美过程中进入不可见世界的“直觉的表象方式”，黑格尔说“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在美学领域，苏珊·朗格尔把艺术形式解释为表达感情的象征。在文学领域，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一书中说，“在文学理论上，这一术语较为确当的含义应该是，甲事物暗示了乙事物，但甲事物本身作为一种表现手段，也要求给予充分的注意。”显然，“象征”的概念是发展的。简单地说，它是以特定的具体形象表现或暗示某种观念、哲理或情感，运用到创作上就是一种托物取喻以言志抒情的艺术表现手法。

作为西方现代派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象征主义与象征有一定的继承性，但在本质上却大相径庭。象征作为一种由来已久的手法，它常常活跃在不同时期、不同作家的各种文体中，与人类艺术共生共存。而象征主义只是出现在一定时期的一种文学流派或文学思潮而已，它于19世纪八九十年代在法国兴起，随后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蔓延至世界各国，成为一种全球性文学思潮。总之，和象征相比，象征主义是一个比较小的概念，往往包含在象征体系之中，是象征艺术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它主要通过象征来表明作品的内涵、事物的发展和作者内心的真实。一般来说，象征主义首先在诗歌领域兴起。法国“恶魔派”诗人波德莱尔即为象征主义发生、发展的基本依据。其作品《恶之花》就是象征主义文学运动的正式兴起的标志。而法国青年诗人让·莫雷亚斯于1886年在巴黎《费加罗报》上发表的“文学宣言”则被认为是象征主义的“出生证明书”。他把当时鄙弃现实主义、自然主义而着力表达个人意念的诗人称作“象征主义者”。事实上，在“象征主义”这一名称尚未出现以前，法国诗人斯泰法拉·马拉美、阿瑟·兰波和保尔·魏尔仑就创作了许多象征主义诗歌，成为继波德莱尔之后最著名的象征主义诗人。1899年英国诗人阿瑟·西蒙斯发表了《象征主义文学运动》把象征主义介绍到英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从此越过国界，并迅速波及整个世界。

埃及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穆罕默德·曼杜尔曾指出，文学派别是一种心理状态，就是历史的过程和人生经历的结晶，那么这种情况下促使诗人、作家和评论家表达出来，并制定构成它的规则及惯例。那么，文学中为什么产生了象征主义派？作为一个流派，其产生有社会、经济、文学、文艺、文化等方面的不同背景，这里笔者只谈到其中文学方面的。象征主义是对浪漫主义和巴纳斯派的扬弃。它反对浪漫主义的浓情主义，但继承了浪漫主义的内省特征。同时，它吸收唯美主义和巴纳斯派“为艺术而艺术”的审美理想，但反对巴纳斯派的过于强调客观和外在形式而忽视了主观和内在情思。象征主义者认为，客观世界是虚妄的、不可知的，只有主观世界才是真实的，客观不过是主观精神的种种暗示和象征，世界就是一座“象征的森林”（波德莱尔语）。换言之，他们否定真实、客观地描写现实，强调表现直觉和幻想，注重主观性与内向性，追求所谓内心的“最高的真实”。因此，象征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就是象征与暗示。

二

在埃及人眼里，莫言是伟大的民族文学英雄，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和启发。其代表作品有《红高粱》《檀香刑》《丰乳肥臀》《酒国》《生死疲劳》《蛙》，处女作《春夜雨霏霏》，以及成名作《红高粱家族》，都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莫言在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中不仅映射了中国社会的伟大变迁，还历经了中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的发展流变，几乎尝试了所有的文体，就连影视和话剧的领域也有所涉及，既继承和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写作手法，又把中国本土的创作方法与世界接轨，以自己的出色创作和独特风格在表达手法、题材性質、结构类型、语言体式、形态格式等文体的构成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 “莫言体”小说范式，在当代国内外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说到莫言小说的象征主义，我们不能不谈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对莫言的影响。诺贝尔委员会宣布2012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奖得主为莫言时的颁奖词中认为，莫言“很好地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他的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中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一般来说，魔幻现实主义是在拉丁美洲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根植于拉美本土的现代派，与拉美“寻找民族特性”的运动相随。它以拉美的文化传统为基础，通过使用象征、隐喻、暗示、借代等表现手法，扩充了表层语言的意义边界，对中国作家的创作观念和艺术手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影响最大。所谓魔幻现实主义的象征手法，是指“在传统的象征主义基础上增加了虚幻、荒诞、变形的成分，使象征物与被描写的象征实体的不确定性增强，而弱化其自身的确定性，因而魔幻现实主义的象征手法，较少受到象征实体的客观属性的框范，表现出了一种超表象、超现实的复合”。可见，象征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常用的技法，在他们笔下，即在“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魔幻现实主义创作的根本原则上，象征实现了与民族文化的融合，从而顺应了此时期小说创作由当前客观性的社会话语向虚幻的历史与文化话语发展的演变。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之所以能得到“寻根”作家特别是莫言的青睐，是因为它把 “寻根小说”的象征叙事与魔幻现实主义手法结合起来。

作为“寻根”派著名作家，莫言也深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并发展成为中西合璧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他自己坦承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他早期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我的中篇小说《球状闪电》《金发婴儿》都有模仿魔幻现实主义的痕迹。他还说：1984年我第一次读到《百年孤独》时非常惊讶，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莫言说，“那之后十几年，我一直在和马尔克斯‘搏斗。” 《百年孤独》不仅让莫言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领域，也让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表现手法。在延续了魔幻现实主义的特殊结构方式和表现视角的同时，莫言又在写作中加入了寓言性的象征手法。象征是魔幻现实主义常用的写作手法，象征手法在莫言的绝大多数作品中多有所见。

三

在福克纳和马尔克斯文学地理的影响下，莫言创造了一个充满生命意识的乡土世界——“高密东北乡”。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积累，使莫言对农村生活、农民心理有着独特而深刻的体验。其绝大多数作品是围绕故乡的背景而创作的，深深扎植于高密东北乡的民族土壤里，广泛吸收了民间文化的生命元气，叙述了“高密乡”的悲欢离合。莫言将高密东北乡点化为一个生机勃勃的生命世界，通过对象征手法在小说创作中的巧妙运用，借此探究生命本原的意义。早在“红高粱系列”里，莫言就大量地运用了象征的手法。红高粱是笼罩全篇的象征，是中国百姓强韧生命力的象征，由“红高粱”衍生出来的“高粱酒”，象征了高密东北乡乡民顽强进取、豪迈阳刚的“酒神”精神。在莫言的笔下，“故乡就是一种想象，一种无边的，不是地理意义上而是文学意义上的故乡。”莫言用神话、荒诞与寓言这三大象征方式来表达“高密东北乡”的象征性。

首先是神话模式。神话模式以其完满自足的整体性象征构成了“寻根小说”的叙事策略，支撑起小说的象征叙事，增强了小说的象征艺术。在莫言的笔下，神话模式的建构不仅增强了小说的魔幻因素，丰富了小说的象征意蕴，也成为了作家的创作风格特色。在“红高粱系列”里，莫言通过将“神话模式”运用于小说，建立了一个玄幻神话世界，达到了揭示民族性格底蕴的目的。其次是荒诞叙事。 魔幻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就是大量运用荒诞、变形和梦幻的成份。荒诞性是象征叙事中神话思维的具体体现，荒诞与真实的对照融合更能增加小说的象征意蕴。荒诞叙事在莫言的小说中无处不在，几乎贯穿了莫言所有的创作历程。他在《球状闪电》《十三步》《红树林》《野骡子》《丰乳肥臀》《酒国》《四十一炮》《白棉花》《檀香刑》等中，通过大量运用“荒诞”的事物，精心地构建了一个丑恶、肮脏的荒诞的世界。第三是民族寓言。寓言与象征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民族寓言是“寻根小说”象征叙事的一种策略。民族寓言来源于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第三世界民族寓言的核心是以本土化的象征与想象表达对民族生存的感悟。莫言的文本具有多重的含义，民族寓言是其中一个重要内涵。莫言以象征和寓言的手法相结合，使得乡土想象变成了一种民族寓言想象，也是一个有关民族生存的寓言。在《红高粱》中，莫言借“我爷爷”“我奶奶”那一辈荒诞离奇的故事，表达了对民族精神中优秀部分失落的痛惜与追忆。《生死疲劳》《檀香刑》《蛙》《酒国》等无不营造着民族的苦难、挫折和希望。《透明的红萝卜》中的“黑孩”意象和“红萝卜”意象使得整个小说文本像一个诗体的寓言，等等。

四

莫言还以女性为中心建构他的文学天堂。莫言笔下的女性形象和象征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首先归结于莫言童年的经历以及莫言对母亲的感激。母亲在莫言的作品中是一种象征，是一个图腾，是一种超越，是一个理想。在莫言小说中，女性是追求自由与爱情的隐喻和象征。《透明的红萝卜》中的菊子姑娘、《红高粱》里的戴凤莲、《欢乐》中的“娘”、《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檀香刑》中的孙眉娘、《怀抱鲜花的女人》中的女人、《蛙》中的“姑姑”等，这些女性用不同形式抗争，在男性文化压制下，痛苦挣扎、不断反抗，甚至人性变异，只为自己求得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在莫言的笔下，女性是一种蓬勃的生命力的象征，她忍受着非常的痛苦，顽强不屈地生存着，成为中华民族的真实象征。莫言塑造的女性形象蕴涵了无穷的象征意味。

与此同时，莫言还是运用色彩的高手，他的小说经常借助绚丽的色彩，为读者在阅读中营造一种强烈的画面感。在莫言这里，色彩已经脱离了点缀、装饰的轻松高雅的功能，而充当人生痛苦感受的载体与象征。语境化之后，色彩生成新的寓意，构建了语言的象征性和寓言性。红色是莫言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一种象征色象。《透明的红萝卜》中的红萝卜、《天堂蒜薹之歌》中的红马驹、《金发婴儿》中那火红的缎面和火红的公鸡冠等都成为希望、力量、喜悦与生命的象征。《红高粱》中的红色更是成了小说的背景色调，是顽强进取的象征。小说中的茂盛的红高粱象征了旺盛的原始的生命力。

总之，象征是作家根据事物之间的联系，借助具体形象来表现某种抽象概念、思想和情感的文学创作手段。象征主义使得文本具有了多重解读性，把读者由现实世界引向了彼岸的世界，既没有脱离现实，又增加了文本的意蘊。莫言创作小说时间长，作品产量多，创作风格多变。我们无法用几条统一的规律、标准来分析它们。因为每部小说都有其独特的一面，都是莫言在民间化的过程中的一次富有创造的实验。莫言小说的写作手法变幻多样，无论是魔幻现实主义还是象征主义亦或电影蒙太奇的剪接手法，其丰富的想象空间与恣意辗转的辞锋总是能叫人惊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