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同性恋者社会交往的“逆差序格局”研究

袁 娥，吴梦琦

(1.云南大学，云南 昆明 650091；2.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云南 昆明 650033)

改革开放后，全球化的进程为中国带来了新知识、新观念，加之同性恋群体长期以来的不懈努力，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开始有所改观，更多学者尝试去了解、接受这个亚文化群体。国内学者对同性恋群体社会交往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日常生活中的交往研究；一类是网络世界中的交往研究。

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同性性关系的建立实际上更容易些,但它的维系与专一却更难些。除了当事人一贯倾向的作用外,文化传统不容忍他们建立类似婚姻的性关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1]。进入21世纪，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网络给同性恋群体提供了具有开放和隐私双重性的空间。群体成员较少依赖传统交往方式进行沟通与交流，更多的是通过社交软件、网站等新型交往方式进行社会互动[2]。有学者将社会互动作为考察网络同性恋亚文化的维度之一，透过博客这个平台发现:一方面同性恋者正在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思想塑造着区别于主流文化的同性恋亚文化；另一方面这种亚文化反作用于同性恋者,带给其归属感,促进他们的身份认同,为其建立彼此交流时共同遵从的行为方式[3]。

通过文献梳理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同性恋群体的研究多聚焦于男同性恋，对女同性恋群体的关注较少。我国由于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的不同，男女地位、社会环境等方面都跟西方社会有差别，所以有限的本土理论更需要现实研究的支持。

青年同性恋群体是一个范围较广的群体，它基本上构成了同性恋群体的主体。与中老年同性恋群体相比，他/她们面临就业歧视等生存难题；与青年异性恋群体相比，他/她们经受着到了适婚年龄而无法踏入婚姻的压力。所以，本文采用了《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中对青年年龄界定的范围：14～35岁的人口为青年人。在此年龄范围内，通过滚雪球抽样及目的抽样的方法选择了19位不同职业、不同性别的同性恋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对青年同性恋者社会交往中的人际关系进行呈现，以期探寻造成青年同性恋群体压力和困境的本源，并从家庭社会学的视角提出反思与讨论。

一、同性恋者的交往圈层呈现

差序格局理论由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出，是研究中国社会所使用的本土化理论方法。“西洋的社会有些像我们在田里捆柴，分扎得清楚不会乱的。我们的社会结构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4]费孝通教授提出的“差序格局”,最初是建立在以生物学意义上划分的血缘差序之中，是对宗族中血缘等差序结构的划分。如今，差序格局所描述的范围已扩大至社会全体的交往。青年同性恋者作为社会中的一名行动者，也和其他人一样有着自己的社会交往格局，在公共领域中，他/她们会根据场域的不同而选择不同的身份表达。

(一)“亲密内圈”——同性群体内的交往

相对于普通社会公民而言，同性恋者的社会交往更具有封闭性和独特性。他/她们有属于自己的亚文化交往圈，在有共同性取向的社交圈内通过社会互动实现群体的认同，而群体认同作为身份认同的一部分，本质上就是同性恋者对于自己身份的接受与肯定。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分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和归属感、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五个层次。其中爱和归属感表明了感情对人类来说的重要和珍贵，在社会生活中，我们都希望得到关爱与照料。对于外界刺激，人们通常会产生相应的生理反应和心理反应，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各种行为、感觉以及思想的统一，这便是感情的产生。在社会交往中，同性伴侣让青年同性恋者在以异性恋为主文化的社会中有了归属和依靠，他/她们和普通人一样在爱情世界里品尝着酸甜苦辣、柴米油盐，感情世界是他/她们生活中亲密而又无法割裂的重要部分。

“和女生谈恋爱，情感更加丰富、更加细腻，在相处的时候更在乎内心的感受，这样的爱情很纯粹，是男生比不了的。我女朋友总是给我带来新鲜感和我没有接触过的世界，有她和我在一起面对一切，我没什么可怕的。”(1)访谈对象，1995年生，女，P，云南省L市，现居江苏省S市，台企职员。P是“婆”的意思，日常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与主流文化对女性的角色期待相符合。恋爱关系中，她们选择的并非异性，而是选择扮演T的“女朋友”或“老婆”。

米德认为自我是社会的产物，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以及联系，是人作为社会性动物存在的必然选择，是社会化的表现。人们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心理现象和所积累的社会知识，都产生于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可以说是通过人际互动来建构的。对于社会中的边缘群体来说，结成同伴、组织，形成团体力量，不仅仅是在追寻一种认同，更是追求生存权益的方式之一。青年同性恋群体的圈子不仅仅是同性恋亚文化中的一部分，更是在性别二元划分的异性恋话语世界中一片隐蔽而又放松的空间，在这样的圈子中他/她们有了归属感和认同感。

“我们一群朋友都是同性恋，下班或者周末大家经常聚会，平日里的生活都是对别人的伪装，只有和她在一起，我才是真正的我，可以摘下‘面具’做我想做的事情。只有这个时候的内心才是踏实和快乐的。”(2)访谈对象，1990年生，女，P，云南省Q市，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差序格局中的“内圈”是离“己身”最近的交往圈，也是整个交往格局中最核心的部分，与个人的生活世界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拥有共同的目标和明确的期待，在“差序格局”中的关系就会更加亲近，离“己”圈的距离也随之缩短。青年同性恋者的“内圈”并非是有血缘关系的交往圈，而是与自我有着共同性身份的“圈内人”。共同的亚文化将他/她们聚在一起，成为彼此的依靠，面对生活中异样的话语、文化的排斥给予彼此鼓励，对抗以异性恋话语为主导的现实世界的压力。

(二)“过渡界圈”——趣缘群体、业缘群体内的交往

在传统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己”位于“波纹圈”的中心位置。在借助血缘差序划分的“内圈”和“外圈”之间，还存在着一个“界圈”，其作用在于过渡明显的亲疏关系，进一步明晰社会交往的准则。

朋友的角色能够集同辈群体与趣缘群体于一身，青年同性恋者与圈外好友虽然有着亲密无间的关系，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依旧是缺乏共同群体利益和行为准则的。调查中，青年同性恋者对于性取向的公开是否会影响到友谊而产生了担忧。

“对于身边的直人朋友，我是有选择性出柜的。能接受我的朋友我肯定会告诉他们。但是思想不是那么开放的朋友我就会有所保留，毕竟我本来朋友就不多，很害怕因此失去他们。”(3)访谈对象，1993年生，男，0，云南省Q市，银行职员。直：指在感情中对异性产生爱慕之情，被异性所吸引的男女。弯：大多用于同性恋群体的群内表达，表示被同性所吸引、具有同性倾向或者非异性恋的人群。0：指男同性恋者的恋爱关系中，表现得更加阴柔，扮演女性化角色的一方，也被称之为“受”，同性性活动中处于被动位置，是被插入的一方。出柜(coming out)：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 1969年荷兰精神分析学家森格斯(W.Sengers)的著作中，指“自我接受”。狭义指某人开始认识到他对同性有性吸引的过程；广义指个体首次进入同性恋世界。

同事在多数人的交往中属于次级社会群体，本文中青年同性恋者来自不同行业，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与同事们的交往频率、亲密程度也有所不同。但业缘群体很多时候是无法依据个人意愿组建的，在无法避免的交往中，青年同性恋者只能保持着最基本的互动礼仪。

“读书的时候我很活泼热情，朋友非常多。但是工作以后不会像读书时那样肆无忌惮了，学会在同事或不是很熟的人面前隐藏一部分自己。毕竟踏入了社会，不想有太尴尬的事发生。和同事在一起，除了工作上的事我不想和他们有太多的往来。”(4)访谈对象，1995年生，女，T，云南B市。T(Tomboy)，指气质像男性一样的女性。在大众眼里她们被称为“假小子”，同性关系中往往扮演“男朋友”或“丈夫”的角色。

调查发现，青年同性恋者为了舒缓性身份带来的压力，甚至更愿意与陌生人交流，他/她们并不在乎对方是谁，也不会在乎对方的感受。

“我喜欢在各类社交软件或者酒吧与陌生人互动，每次跟别人说自己是同性恋，大家都能接受。因为我和他/她们没什么关系，所以大家也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每次跟陌生人坦白自己性取向，我就感觉很爽啊，这些话跟熟人我是一辈子都不会说出口的。”(5)访谈对象，1994年生，男，0，云南省X市，英语教师。

其实，陌生人在我们一般人的交往圈层中属于最外圈，甚至不在差序格局“波纹圈”范围内，与陌生人的交往具有偶然性。于青年同性恋者而言，陌生人如同一个情绪的宣泄释放口，这样“界圈”的存在就可在一定程度上舒缓青年同性恋者的身份压力，并充当了社会的“安全阀”机制，适当地消减主流社会对同性恋群体的敌对情绪。

(三)“隐匿外圈”——血缘群体内的交往

血缘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天然的联系，是费老最初划分差序格局的依据。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家庭在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占据了至高的位置，血缘赋予了我们每个人无法改变的天然联系，每个个体在家族中都有着独特、固定的血亲角色定位。在一个家本位的社会中，差序格局的中心与其说是自己不如说是家庭，因为个人价值永远低于且服从于家庭设置。因此在青年同性恋的社会生活中，与家人的互动更加“小心翼翼”。

“亲情是我一辈子脱离不了的，我不知道告诉家人我是同性恋以后他们会是什么反应，我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所以我宁愿他们一辈子都不知道，这样对大家都好。”(6)访谈对象，1993年生，男，0.5，四川省L市，现居北京，从事传媒行业。0.5：在同性关系中没有特定的角色扮演，性行为中也无固定位置，可以随时变换的男性。

在信息传播迅速的今天，隐匿身份对于青年同性恋者来说更加艰难，青年同性恋者在自己承担性身份所造成压力的同时，最大的担心和恐惧便是年过半百的父母在熟人社会中遭受“家丑”曝光的社会歧视，这会给处于中年甚至步入老年的父母带来沉重的压力。对于来自农村或者县城的青年同性恋者来说，在与亲属的交往中，面临着更大的压力。这是因为村落、乡镇或小县城一般都是同质性较强的社会空间，属于熟人社会的范畴。

“我父母都在体制内单位工作，所在城市也小，我害怕流言蜚语在这个小地方快速传播，我可以无所谓，但我害怕攻击到我的家人，影响到我父母的名声。所以，目前看来我是不会选择出柜的。”(7)访谈对象，1993年生，男，0，云南省Q市，银行职员。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己”是从属于家庭的,“己”不仅包括自己,还包括家中某些人。以“己”为中心实际上是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所以说,“差序格局”的逻辑起点，与其说是“己”，不如说是家庭[5]。个体在社会关系网络的建构中，与家人的关系往往是轻松和谐的，但是在青年同性恋的社会关系中，却刻意地将亲属系统排除在关系网络最外层，这种以“欺骗”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关系必定会遇到诸多问题。

二、同性恋者社会交往中的困境

(一)角色失调——不同场域中的角色两难

“角色”一词最早在社会学中的运用源自米德的符号互动理论。角色的形成与社会环境中和他人的互动密切相关。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青年同性恋者更多接触到的是异性恋人群，主流的价值观和角色规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青年同性恋者的自我认同。当主流社会行为模式的期待与实际中自我角色实践发生冲突时，青年同性恋者往往会借助自我生活经验中所储备的知识和经验加以判断。对于中国的同性恋者而言，他/她们既是社会成员、家庭一员，又是一个有情感的个体，然而前者对于后者而言有压倒性的文化根基。即便有了角色的挣扎和冲突，青年同性恋者往往也会放弃个人的欲望以完成对父母的“孝心”。

“我是单亲家庭，妈妈把我养大不容易，我不会出柜，将来也不会，我不想让她伤心。到了妈妈实在要催我结婚的年纪，我也会答应的，即便我知道跟异性结婚最终的结果只会是离婚，我也愿意尝试。”(8)访谈对象，1993年生，女，T，云南省K市，医生。

在社会生活中，个体被赋予了相应的地位、身份，以及与此相符合的权利义务、行为模式与价值规范。本文中的青年同性恋者对自身的性取向有较好的认知，但是由于青年同性恋者从小生长在以异性恋为主流文化的土壤中，想要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便要学会隐蔽自我的性取向，努力扮演一个“异性恋者”，以符合他人的角色期待，来获得主流社会的认可。故同性恋者的心理压力显得尤为严重，心理健康更容易受到损伤。

“我感到非常压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另类，有时候很想告诉大家我就是个Gay，大家骂我也好，不理解我也好，至少这才是真正的自己。但是当我冷静下来后，就没有勇气了，我害怕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改变。不过这种压抑的感觉许多次都让我自己快要‘疯了’。”(9)访谈对象，1993年生，男，0，云南省Q市，银行职员。

其实，在主流社会价值观念的影响下，青年同性恋者自身群体内部也存在着污名化的思想，甚至歧视的心理，会给群体内的其他人贴上种种标签，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了个体内部的自我矛盾与自我厌恶，这便是所谓的内化恐同。

(二)社会压力——伦理本位与个人本位的错位

尽管在法理层面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中，同性恋不再被社会认为是性反常，但由于长期的边缘化，同性恋群体的被污名久久难以解构。在许多父母的观念中，对于“同性恋”的认知只停留在字面意思上。对于他们而言，“同性恋”是抽象、陌生、远离生活的。即便他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已经接受了这一群体的存在，但当同性恋真正发生在自己朝夕相处的子女身上时，他们会感到无助和恐惧，往往会导致由“认知空白”产生的“文化震惊”。

“我妈在帮我整理东西的时候看到了我女朋友写给我的东西，发现我是同性恋。当时她又哭又闹，问我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变态，是不是要把她逼疯。随后，她开始到处带我去看心理医生，直到现在都还不能接受我是同性恋的事实。”(10)访谈对象，1988年生，女，BI，云南省K市，个体。拉拉(lesbian)：女同性恋者的总称。

这些冲突是代际差异造成的，更是千百年积淀的历史文化造成的。当前社会异性恋话语体系的霸权将青年同性恋者与亲人区隔开来。同性恋子女与父母之间的“鸿沟”正是社会所建构的性别二元对立结构所带来的。

在新时代，婚姻和爱情不再被捆绑，在恋爱自由、婚姻自主选择的今天，人们的观念在一点点扭转，“嫁给爱情”成为青年一代的婚恋价值观。全球范围内，不乏有少许发达、开放的国家通过了同性婚姻的立法，保障了同性恋群体的基本权利。然而在我国，考虑到公众在意识上和道德观念上难以接受同性恋婚姻，而且为了保证孩子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中被抚养和健康成长，《婚姻法》中仍未允许同性结婚。这让到了适婚年龄的青年同性恋者，不得不为了维持生活中更多的“周全”而在真我和家庭生活中找到平衡点。青年同性恋者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调试自己的角色扮演，为缓解婚姻压力，他/她们各有权宜之计：

1.被迫选择异性婚姻。很多青年同性恋者迫于社会、父母的压力而选择与异性结婚，但性取向仍然无法改变，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是难以产生真正爱情的。这对于异性伴侣来说是一场欺骗，对于青年同性恋者自身也是残缺和充满负罪感的，婚姻对于他/她们来说是一场饱受煎熬的“独幕剧”。

“我一直以来都是喜欢女生的，直到大学毕业，身边的朋友纷纷结婚。我忍受不了家人的催促在一个月的时间内草率嫁给了一个男生，婚后不到一年我就怀孕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办法强迫自己喜欢一个异性，我的冷漠和勉强对方也是一定能感受到的。所以这样畸形的婚姻维持到我女儿出生以后我们就分居了，结婚第七年我们结束了婚姻。”(11)访谈对象，1988年生，女，BI，云南省K市，个体。

这场无人配合的“演出”，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太多的隐患，一个谎言要用千万的谎言去弥补，最后伤害的不仅仅是青年同性恋者本身，还有无辜的异性伴侣、双方的家庭，甚至幼小的孩子。

2.无奈选择形式婚姻。形式婚姻，又称“互助婚姻”，是指一男一女夫妻双方在法律上是合法夫妻，但实质上夫妻双方在经济、生理、人格等方面均保持独立，缺乏夫妻生活应有的要素。形式婚姻的发生往往是出于一定的目的，例如移民、地下工作者、同性恋者等[6]。与异性婚姻相比，同性恋者选择形式婚姻没有伤害无辜者的感情。在青年同性恋者的形式婚姻中，男女双方都是同性恋者，有着共同的目的，互惠互赖，他/她们都是剧中人，清楚彼此在出演同一幕剧，也都清楚舞台演出的技巧和秘密。婚姻对于双方而言是他/她们的“剧本”，需要彼此协作，这样团结的关系，使得他/她们形成了一个共同利益体的“剧组”。

“其实形婚对象并不好找，虽然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但至少要性格合适，还要考虑到地域、双方家庭等很多问题。我比较幸运，一次就成功了，我女朋友找了一两年都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我的形婚对象也是本地人，我们都有各自的房子，平时我和我女朋友住，他和他男朋友住。我和他的关系像朋友一样很好，彼此的习惯爱好也了解，这样在父母面前也不至于露馅。”(12)访谈对象，1990年生，女，P，云南省Q市，事业单位员工。

然而，形式婚姻并非想象中那么简单，中国的婚姻关系离不开原生家庭，子女从一出生便与父母紧紧联系在一起。父母将希望寄托于子女，即便子女成家立业，也无法终止父母的期待。父母的期待会随着子女的社会生活而发生改变，当子女步入婚姻以后，父母转而开始期待子嗣。所以在一场虚假的婚姻里做好演员并不容易，需要双方竭力配合，共同演绎一场没有结局的“连续剧”。

(三)文化困境——传统家庭婚恋观与现实的碰撞

社会角色区分为很多类型，每个个体一出生便具备了血缘、地缘等无法改变的烙印，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就是先赋角色。对于家庭角色而言，“儿子/女儿”“妻子/丈夫”“父亲/母亲”在青年身上形成被家庭成员赋予期待的角色集。在中国的传统婚姻观中，生育是最重要的功能，婚姻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血缘维系着家庭关系，对家庭的发展和延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一书中，从功能主义的视角分析了家庭制度在保证社会继替中起到的作用。同性恋象征着对“家庭”合法性的质疑，其潜藏着从根本上颠覆社会的危险[7]。对于将传宗接代作为一种义务的中国文化而言，选择不生育是一种对社会文化的抗衡，甚至是家族的“耻辱”。

“我是家里的独儿子，是爷爷奶奶的独孙子，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三代单传。我可以说是整个家族的希望了，我当然也不想家里的香火断在我这里。我从未因为自己是同性恋而感到丢脸或者异于常人。唯独这一点，我总是感到对家人愧疚而备受折磨。”(13)访谈对象，1992年生，男，0.5，湖南省H市，学生。

本文调查中的青年同性恋者大多是独生子女，其来自婚姻和生育的压力更加沉重。随着社会的发展，“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思想已经成了过去，个体在婚姻选择上有了更多的自由，但是否结婚依然是社会衡量一个年轻个体成熟与否的标准。中国子女对于行孝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结婚生子，“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类的俗语映射的是深入人心的传统家族观念。在这样的价值观念影响下，同性恋群体被认为是对人类正统家庭观念和世俗价值取向以及正常家庭秩序的颠覆。

三、同性恋者社会交往“逆差序格局”的成因

(一)主文化对个体的角色期待与同性恋者角色实践中的偏差

长期以来，传统文化建构了性别二元划分的社会，塑造了社会性别，通过既定的性别角色规范对个体的行为产生作用。人们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关于性别概念和性别角色的行为规范，包括文化所建构的性别不平等、性别构成的权力关系，都是为了获得性别认同，从而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这是社会大众被强制且在潜移默化中接受的事情。在异性恋为主流文化的社会中，人们很容易在性别认知图式上形成一种既定思维和刻板印象，对性别进行分工从而形成社会性别的定规，即社会文化对两性的角色期待。

其实，同性恋者与异性恋者间的差异，是区别于恋爱关系中的性取向，而不是在对自身性别属性认知上的偏差。本文的研究对象都有高度的性别认同，所以同性恋并不等同于性别混淆。

“我是一个T，但是并非说我是个男孩子。T虽然在我们(同性恋人群)中是男朋友的角色。但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个女生，我很不喜欢别人问我是不是个男孩，更不喜欢别人，甚至是我的女友用男孩子的标准来要求我。”(14)访谈对象，1993年生，女，T，云南省K市，电脑程序员。

在社会文化的塑造下，男女性别的二元划分，决定了对应性别角色恋爱关系中的性对象选择。异性相结合的感情是社会价值选择的结果，它与道德伦理、社会文化紧密相连，具备主流价值文化的特点。在社会生活中的大众，早已将这样的文化价值观念内化于自我观念中，并伴随着习惯性的思维与行为方式表现出来。

个体从出生开始，被不断塑造得符合主流价值观的思想和行为，这是社会性别规训的结果。个体需要按照社会对于男女性别的不同要求，在自己的位置上竭力演绎符合规范的性别气质。如果出现“越轨者”，则宣布规训失败，不符合主流社会角色期待的个体也随之被称为“异类”，遭受异样眼光、贬低，甚至压制。

“我父母催婚催得太紧了，甚至给我安排了多场相亲。我妈总在我身边洗脑，说我是他们一辈子的希望，不求我大富大贵，但一定要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这样他们才能安心地老去。”(15)访谈对象，1993年生，女，T，云南省K市，电脑程序员。

青年同性恋者在社会生活的角色扮演中，在异性恋家庭中习得的角色规范与同性恋亚文化圈的行为规范互不相容，在自己圈子内部，他/她们扮演着更加本真与自我的角色，实现了相互沟通和理解的需要。然而在生活世界的不同场域中，面对他人的角色期待，他/她们又无法展现真正的自我。

造成同性恋者无法展现真实自我，产生角色内部冲突的根源是他/她们对于主流社会的认知和判断，他/她们所领悟到的外界的角色期待与所渴望扮演的角色之间有着巨大差异。在一个同性恋缺乏道德认同和法律支持的社会中，作为一种生存策略，青年同性恋者更倾向于用沉默的姿态来保护自我。他/她们在吸收、内化了主流社会对同性恋者的刻板印象和污名后，这种内化的负面情绪成为了一种自我制裁机制，在他/她们自己的认知中，无意间也给同性恋贴上了“不道德”“愧对父母”“不孝子孙”的标签。

“我很爱我的父母，我一想到他们如果知道我是个同性恋后的反应我就很害怕。其实我可以告诉他们我是个同性恋，但是一旦出柜了，就等同于我把自己的压力转嫁给他们。想到父母难过的样子我就感到愧疚，因为我是个同性恋而给家庭带来不幸福是我最害怕的事情。”(16)访谈对象，1992年生，男，0.5，湖南省H市，学生。

青年同性恋者在不同场域间的角色转换使其疲于应付，时间与精力透支，形成了角色紧张。本文的研究对象均是到了适婚年龄的青年同性恋者，他/她们面对的角色期待骤然增多，家庭压力凸显。“结婚生子”是本研究中同性恋者面对的一大难题，将父母的期望“破灭”无疑是对家庭最大的伤害。

(二)社会化过程中的角色规范与同性恋者的角色领悟性的偏差

个体在社会生活中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社会化的最终结果就是每个人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格”。在性别二元划分为主流文化的中国社会，同性恋者大多出生于异性恋家庭，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习得了异性恋的性别角色规范，形成了相应的角色领悟。内化的异性恋行为规范在同性恋者对性别概念的形成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使得同性恋者内在角色领悟与主流社会的角色期待发生偏颇时，产生角色内在冲突，形成角色内在压力。

“我发现自己是同性恋之前是喜欢过女孩子的，那是因为从小在我的认知里男生就应该喜欢女生，所以我也就跟着大众思维去了。但其实我从小就感觉自己对男性的身体特别好奇，那些身材好、长得好的男生往往会让我产生不一样的感觉，可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在我的人生字典里还不存在‘同性恋’一词。直到初三那年，上网的时候无意中浏览了‘GAY吧’，在里面认识了几个朋友，才发现原来世界上和我一样情况的人也是存在的。在后期逐步的交谈、探索中我一步步确定自己就是一个同性恋了。”(17)访谈对象，1993年生，男，0.5，云南省W市，学生。

社会化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贯穿于人的一生。在青年同性恋者的社会化过程中，每个个体以及个体的每个年龄段，对性别角色的认知并非都是相同的。相对而言，同性性倾向出现得越早，青年同性恋者本人角色内的冲突就越小。在主流社会文化中进行社会化过程的青年同性恋者，一旦对自己的角色有了新的认知就意味着其从主流文化圈进入了亚文化圈，随之而来的是其对新的角色规范的认识，也可以说是一个再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同性恋者推翻了主流社会、文化、家庭赋予他/她的角色期待，进入了与原有经验世界相异的环境中重新学习。

“其实我不是纯弯的，我之前好过四个男生，前三个都是年纪小闹着玩的。最后一个，是上了大学，因为一起出去旅游，我们发生了性关系。但是和男生的亲密接触让我非常反感，所以我主动提出了分手。之后在大学的朋友圈中有一个T，因为每周都要一起去酒吧玩三四次，时间长了竟然有一种怪怪的感觉，很想和她单独在一起，很想有肢体接触，看到别的女生和她走太近自己会吃醋。当我意识到自己喜欢上一个女生的时候，非常恐惧，我开始疏远她，自己也常躲到厕所里哭。加之那段时间是毕业季，论文、就业各种压力让我几近崩溃，好在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拉扯后，我决定坦然面对，重新审视自己。我在网上查找资料、加入各类与同性恋相关的论坛，又在‘陌陌’(一个网络社交软件)上加入了一个LES群，进一步了解这个群体，最后一点点确认并且认同自己是同性恋这一事实。”(18)访谈对象，1990年生，女，P，云南省Q市，事业单位员工。

吉登斯把行动者的行动意义解释为反思性，它是个人对生活事件和行动意图的思考,包括类似“我怎么了”“为什么会这样”等一些基本的问题。一方面,这种反思性把个人经历与制度层面有机地链接起来。另一方面,这种反思性又建构了实践的连续性,同时实践的连续性又继续着人们的反思性,构成了思想与实践之间不间断的联系[8]。在这位受访者的感情经历中，与异性交往的不愉快的经历如同一股推力，反之，与同性的愉快交往形成了一股拉力，两者共同促使她开始正视自己的性取向。在对自己的行为经过反思后，受访者主动进行再社会化，根据自己的实践重新建构认知，最终成功地接受同性恋亚文化，同时也对自己的性身份产生了新的认同。

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渐习得了两性的性别角色规范，在不断顺应社会、他人期待的成长过程中产生了对性别角色的认知。文化赋予了两性角色应有的外显形式和个性气质。虽然在社会的转型中文化也随之变化，现代文明冲击着传统的性别角色文化，但传统的性别规范依旧约束着个体，印刻在青年同性恋者长期的生活中，促使他/她们将其内化。青年同性恋者对异性恋角色规范的内化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接受了主流社会对于性别的划分。同性恋亚文化所创造出来的“T”“P”“0”“1”(19)1：指男同性恋者的恋爱关系中，被赋予男性角色期待，扮演“男朋友”或“老公”的一方，也被称之为“攻”。他们在同性性活动中处于主动位置，是插入的一方。“0.5”等符号，是为了区分同性恋者的性行为和性偏好，同时也指代了他/她们在同性关系中所需承担的性别角色，在无形中也带有两性的划分。

另一方面，在传统性别文化中，对外貌的装束早已有了要求。青年同性恋者虽然认知并且认同自我的性取向，但在这个亚文化圈子里仍会用异性恋世界的装束、外貌特征来建构自己的外形，比如“T”看起来比较爷们，装束男性化，在恋爱关系中属于照顾对方的角色，需要更多的担当；而“0”看起来比较“娘”，在性关系中为被动方，这些都是社会性别规训的结果。

(三)同性恋者角色实践中的“拟剧表演”

中国人的性格仍处于“口唇期”，与之相应的是“口唇依赖”型的人格特质，这种类型的人不仅依赖感强，而且要求很多，人与人界限不清晰[9]。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一张错综复杂的网络，人们的社会行动总是离不开他人的审视。比起规则的是非对错，中国人更在意他人对自己如何评价。这种以他人为取向的心理往往导致中国人总活在他人的审视之下，当置身于困境时往往只会局限地渴望改变自我，而不会反观环境与他人。在这样的思维定式下，中国人的人格被分为“私我”与“公我”两个部分。“私我”是遵循内心真实想法，不以他人意志而改变的自我；“公我”则代表了生活中的个人形象，是个体根据他人意愿所表现出来的满足他人期待的形象。在青年同性恋者乃至每个中国人的生活中，想要处理好社会与家庭中的关系，需要我们抛弃更多的“私我”，以得体的“公我”形象应对人际交往。

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拟剧论指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前台”与“后台”之分，前台是个体为了获得观众赞美与掌声而努力营造出来的符合他人“喜好”的表演，是符合社会规范与角色期待的“公我”；在后台，人们可以卸下前台的角色做真实的自我，这是不用刻意迎合他人角色期待的“私我”。对于青年同性恋者的社会生活而言，同性恋者面临“真我”和“舞台上的我”选择的两难局面，而且问题日益突出，矛盾日益尖锐。一方面，社会、家庭期待个人完成人生既定轨道的婚姻大事、传宗接代、赡养老人等任务；另一方面，同性恋者处在一个全球化、市场经济及个人主义思潮冲击的时代，极力渴望遵从内心的生活世界。

虽然社会正朝着多元化发展，但当前中国社会总体上对同性恋者包容度仍然不高。青年同性恋者在社会交往中更多的是伪装成异性恋的角色，竭力展现出理想化的表演以迎合主流社会公认的价值标准和性别规范以获得大众接纳；而其在后台则可以在有限的圈子内不再隐瞒自己的性身份，做真实的自己。

“曾经有一个喜欢我的女孩子，我不想耽误她便告诉她我喜欢的是男生。结果她愤怒之下对我说了很多攻击性的言语，还到处散布我的身份，一天之内我的事情便在学校引起了轰动。我的老师、家长都来找我谈话，对我进行思想教育。这件事情对当时的我造成了不小的伤害。从此以后我便吸取教训，很少公开自己的身份，毕竟在中国这样的大环境，你无法预知他人知道你是同性恋后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为了少给自己惹麻烦，在公共场合我都会应和着别人说自己喜欢的是异性。”(20)访谈对象，1993年生，男，0.5，云南省W市，学生。

青年同性恋者性身份的公开，意味着对主流社会、传统家庭中角色期待的反叛，是角色领悟和角色扮演的失败。所以，公开性身份是一个极其慎重的选择。在生活中的各个场域，青年同性恋者都会认真权衡性身份公开的利弊，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调试自己的角色扮演。对青年同性恋者而言，前台更接近其社会属性，是其扮演的社会角色，后台更接近其真实的性取向[10]。

青年同性恋者在社会关系中与朋友、同事之间的交往具有一定的弹性，他/她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识决定关系的亲疏，在现实世界中前台后台的转换更加自如。

“我想要对他们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就公开，不想公开就不公开，这都取决于我自己的意愿。如果我说了我是同性恋，他们不能接受的话大家就不做朋友呗，道不同何必勉强……”(21)访谈对象，1993年生，男，0.5，云南省W市，学生。

然而亲属关系则不然，亲情是永远无法割裂的。家庭是青年同性恋者最坚强的“后盾”，同时也是最难以逾越的“鸿沟”。对于青年同性恋者来说，向血缘圈公开自己的性身份，意味着亲人对子女角色期待的落空，需要对子女新的角色进行重新认识和接受。这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无疑是情感层面的剧烈震荡，会导致家庭关系破裂，代际之间的隔阂加深，甚至酿成家庭悲剧。因此，大多数青年同性恋者在持久斟酌之后，选择了回避方式。

“我出生于四川的一个小城市，父母都是老师，也算得上是书香门第。在婚姻里他们都强调要门当户对，就更别谈告诉他们我是个同性恋了。我之所以来北京工作，除了自己专业有更好的发展外，更重要的是躲一躲父母‘催婚’的风头。我想在外面站住脚跟，有了能力，才能慢慢去说服他们接受我。如果真的成功了，我当然更愿意回到四川工作，也能更好地照顾父母。”(22)访谈对象，1993年生，男，0.5，四川省L市，现居北京，传媒行业从业者。

然而，这类的“鸵鸟”策略并非长远之计，想要坚持自己的性取向和生活方式，青年同性恋者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和更大的代价。

总之，青年同性恋者的社会交往格局，形成了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以恋人、趣缘群体、业缘群体、血缘群体为“波纹”，依次扩散的同心圆结构。这与费孝通先生提到的差序格局理论形成了反向对比，本该属于交往中亲密度最高的家人，却被青年同性恋者刻意阻隔在自己交往格局的最外层。于是，青年同性恋者的社会交往生产了具有特色的“逆差序格局”。

这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大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在中国，同性恋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来自国家机器的迫害、就业单位的歧视或宗教信仰的压迫，而是家庭的不理解和不接纳[11]。青年同性恋者家庭接纳是家庭关系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对于子女异于常人的性取向，父母需要开展全新的心理建设来调适自己对子女的角色期待，推翻固有理念重新接受子女的新角色。这一过程如果成功了，对于同性恋子女来说将是生命历程中一个崭新的起点，他/她们将拥有更充实的底气和更多的勇气去面对社会。然而这一过程如果失败了，那么青年同性恋者将会面临社会角色扮演的失调，从而把自己的人生定位为一个失败者。可见，家庭的认可是青年同性恋者最坚强的后盾，是社会接纳的基础。

四、讨论

(一)性别发展需要更多独立的空间

性别关系是人类社会关系中最普遍、最基础、最原始的关系，性别文化也是社会对性别关系的观点和与之相适应的性别规范认知结构[12]。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中，文化呈现多样性发展。从古至今，同性恋现象始终作为人类社会一种客观的性存在，也并非固定不变。对于性文化的研究和发展，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社会呈现出不同的姿态。人们的认知总是处于螺旋式上升状态，对性文化的挖掘与开发是无穷尽的。每一种文化都是独特的，都具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在学术领域，对于己文化的反思与进步，是以对异文化的尊重和包容为基础的。我们应该解构传统社会性别文化所筑建的“藩篱”，致力于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颠覆男女的二元性别划分，提高社会对性别多元的认知水平，使多元化的思想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促进同性恋者生活现状的改善，这是具有人文色彩的社会进步。这个时代，我们缺乏的并非多元的声音，而是将多元声音整合得更加和谐的能力。和声是保持每一个旋律的完整，发现每一个音符的独特，将不同的声音相互交织由此产生美好旋律。多样的文化如同高低起伏的和声，内涵丰富，悠扬、浑厚。

(二)家庭概念的外延需要丰富

家庭是以婚姻、血缘关系为主要纽带的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的基础是两性关系。但这种结合必须是男女两性依据一定的法律、伦理和风俗的规定而建立起来的两性关系，为一定的社会制度所确认，从而成为婚姻关系。因此，婚姻是家庭的基础和根据，是家庭成立的标志[13]。婚姻是对爱情关系的肯定，当两个相爱的人走在一起，往往希望用婚姻的形式来稳固他们的爱情关系。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家庭的功能也随之发生转变。在当代中国社会，一方面，人们对性的功能认识有了转变，对于性的需求和满足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青年夫妇对家庭娱乐功能的重视超越了生育功能；另一方面，在西方女权运动的影响下，中国人的性观念也出现了转变。“谈性色变”的时代逐渐远去，更多的国人开始用科学、理性的态度去了解性，并开始重视自我在两性生活中的权利。也就是说，由于同性之间基于性的满足而形成的各种关系也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尊重与保护。由此看来，随着两性关系和家庭价值观的变化，虽然传统的家庭模式仍是主流社会中大多数人的选择，但由于家庭形态出现的异化现象而派生出种种变异家庭。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客观存在，在现代社会颇有多形态发展的趋向。同性恋者所组成的家庭，可作为一种新的形态以拓宽家庭概念的外延，为社会所包容接纳的同时也为学术研究拓宽新的视野。

“回家”意味着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最终归宿。“家”并不仅指生物学意义上的、同性恋者一辈子挣扎不已的“家庭”，同时也指同性恋伴侣组成的家庭，是让他/她感到温馨和支持的第二个家。青年同性恋者公开性身份不是将性从社会中隔离并与社会相抗衡，通过“回家”表明，青年同性恋者的可见性不是从社会关系中抽象出来的孤立的自我，而是作为一种在主流社会关系中定位青年同性恋者的方式。在当下，让青年同性恋者回归家庭可能更多地还停留在一种理念和美好的希冀上[14]。但是通过青年同性恋者不断努力改善自我的生存境遇，社会价值观念也随着人们的思想开放程度而逐渐改变。当亚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所谓“同性恋者”“异性恋者”的标签被解构，同性恋已不再被挑出来作为概念之时，青年同性恋者能够回归家庭，回归于主流社会当中，方能实现真正的“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