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嫂的家庭地位与矿工家庭的性别分工
——基于山西省某大型煤矿集团的质性研究

杨力超，张冰怡，张欢欢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人类婚姻与家庭的发展过程中，妇女家庭地位直观而深刻地刻画了妇女拥有或控制家庭资源的能力、在家庭中的威望和权力以及主观满意度等状况[1]。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多处于依附地位，母亲是诸多女性角色中最重要的一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妇女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中获得了一定的话语权，夫妻关系趋于平等[2]。随着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中国的婚姻家庭在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发生着巨大变化，妇女地位与性别分工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状况[3]。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和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建设的不断进步，中国妇女的家庭地位有了较为明显的上升，人们开始追求高质量的婚姻家庭生活[4]。进入21世纪，妇女家庭地位在多个方面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如家庭资源夫妻共有的趋势更加明显，女性对家庭事务决策的参与程度不断提高，男女两性的家庭地位满意度逐渐提升，等等[3]。但众多研究同样显示出婚姻家庭中的妇女地位仍面临不少的问题与挑战[3-5]，即便在女性教育程度和就业率大幅提高的时代，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依然包括具有高度利他属性的无酬家务劳动和照料工作[6]，妇女家庭地位是否真正提升仍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煤矿工人是我国工业化以来典型的产业工人，为国家的工业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大多数身处劳动强度大、安全系数低的采掘一线默默无闻地工作，却很少受到关注[7]。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矿工的安全问题，很少关注矿工的生活尤其是其家庭内部生活。近几年来，煤炭企业经济运行面临改革“阵痛”，作为矿工的妻子，矿嫂在照顾好家庭的同时，也纷纷走出家门，走入职场，为家庭分担生计。在矿工这个特殊的职业场域中，矿嫂的家庭地位是否有真正提升？其家庭性别分工是否有独特之处？其背后的机制是什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及社会转型深入推进的时代背景下，这些问题都有待清晰地阐述，这亦构成了本文试图探索的核心问题。

二、文献回顾

中国传统性别文化观念中广泛存在的男强女弱、男尊女卑思想，使得社会性别分工在家庭内表现出“男主外、女主内”的普遍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独生子女政策实施，思想、文化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由此也使198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含1980年出生的，简称“80后”)具有不同于1980年以前出生的群体(简称“80前”)一些鲜明的特点。许多研究表明，女性的个体独立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男性承担更多家务的趋势日益明显，当代中国城市家庭分工的传统性别界限越来越模糊[8-11]。但1990年、2000年和2010年三次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共同显示，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大大超过男性。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女两性家务劳动时间的差距仅有微弱的缩小却无本质的改变[12]。

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从属地位，即男人在家庭中控制着权力和资源，女人没有权力并依附于男人[13]。从属是指一个人被迫处于另一个人的控制之下的状况，波伏娃认为，由于男性认为女性与他们自身存在根本差异，女性被降至第二性的地位，因此处于从属地位[14]。米利特则进一步指出，父权制的社会性别制度是妇女受压迫的根源[15]。父权制(Patriarchy)通过社会化的过程来运作一些社会习俗、传统和社会角色，传播母性意识形态，限制妇女的流动性，使她们承担起养育子女的责任，从而使女性处于男性的控制之下。家庭中的性别不平等进一步导致劳动力市场中的性别不平等，即丈夫占据高收入的职业，即便妻子进入劳动力市场，往往也从事着某些可以兼顾家庭但发展空间有限的工作，换句话说，这些职业不过是家务劳动的延伸[16]，工作所获得的收入也被称为“零花钱”，并不用来养家[17]。工作和家务劳动的双重负担使得女性身心俱疲，强化了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主导地位，等级制的家庭劳动分工就这样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使妇女的从属地位形成恶性循环[18]。

有研究表明，女性处于从属地位“并不意味着妇女要么完全没有权力，要么完全被剥夺了权力、影响力和资源，也不意味着统治的一方有邪恶的意图，它包括自愿接受从属地位”[19]，仁慈的父权制(Benevolent Patriarchy)对此作出了合理的解释。仁慈的父权制是指在一个社会中，男人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尤其是妇女和儿童的利益而掌握主要权力并领导社会的制度现象[20]。从定义上看，这种仁慈的父权制是女性所渴望的，她们希望有人来保护和照顾她们。在仁慈的父权制下，女性似乎没有必要进行任何结构上的改变，只要她们忠实地、心甘情愿地扮演好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她们就会受到尊重[21]。因此，妇女和儿童在对男性的从属关系中获得了最大的安全和关爱[22]。但事实上，仁慈的父权制以其固有的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差异，剥夺了女性作出自由选择的权力[23]。

与仁慈的父权制相关的概念是仁慈的性别歧视(Benevolent Sexism)，它延续了性别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强调互补的、传统的性别角色，即精致的、温柔的女性养育者和强壮的、有能力的男性保护者[24]。仁慈的性别歧视有三个潜在的来源：保护性的家长式作风、互补的性别差异以及异性之间的亲密关系[25]，并通过三种不同的机制来实现：首先，它认为女性温暖而柔弱，因此更适合低收入状态的照顾者的角色；而男性是有能力但冷酷的，因此更适合有地位的领导角色；其次，它突出了每个性别独特且积极的特点，如女性的善良和男性的力量，从而向女性和男性提供积极的社会认同[26]；第三，它暗示社会是公平的，论证了温暖的女性养育者如何补充强大的男性供养者，强调性别角色“互补但平等”的性质[27]。仁慈的性别歧视正是通过用积极的特质奉承女性，赞赏、保护和偏爱女性，并强调传统性别角色的互补性，从而使现状看起来更容易接受。但它只针对“好”女人[25]，即女性必须符合性别角色规范才会被赞赏、保护和偏爱，其实质是在以积极的态度支持父权制，将性别不平等合理化。若男性和女性都习惯于仁慈的性别歧视的安排，性别不平等的观念就有可能持续下去，从而使女性永远处于从属地位[28]。

以上逻辑能否成为矿嫂家庭地位和矿工家庭性别分工机制的解释，仍需实践检验。既有文献中对矿工家庭生活的研究较少，涉及矿嫂的学术研究更是寥寥无几。虽然张微微、张旗丽、郑晓瑞等分别研究过民国时期门头沟矿工、20世纪50年代阳泉矿工和1960年代太原市西山矿务局矿工的婚姻家庭生活[7][29-30]，但多从历史学的视角进行状况描述，缺乏从社会学的角度从矿工家庭的互动中进行的深入探析。如前文所述，一些研究显示，改革开放及其所处的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已婚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与角色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既有研究缺乏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矿工家庭内部生活的研究，故本研究以1980年为界，将研究对象区分为“80前”和“80后”两个群体，探索分析“80前”和“80后”矿嫂的家庭地位和性别分工是否存在实质性变化。

三、田野点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利用社会性别工具，在初步了解山西省某大型煤矿集团发展状况的基础之上，同多位矿工、矿嫂开展深入访谈，获取了较为丰富的质性研究资料。

本研究的田野点——山西省某大型煤矿集团(以下简称“T集团”)，位于山西省北部某资源型城市，其前身为矿务局，成立于1949年，2000年改制为公司，后经过重组、股份制改造变为现在的国有控股集团，下辖十数个煤矿子公司。T集团是世界500强企业，全国亿吨级动力煤生产企业之一，在我国能源资源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煤炭产业为山西省支柱型产业，由此形成了大批矿工及其家庭，目前，仅T集团便拥有16万员工和80万家属。

2019年7月，研究团队对T集团进行了田野调查，共深入访谈35人，其中27人为现任或曾任T集团职工或其家属，8人为煤炭产业外围行业职工或家属。受访者通过熟人介绍及滚雪球的方式获得，并被研究者有意区分为“80前”和“80后”两个群体。所有的转录经公开编码，并对煤炭行业、国有企业、矿工工作及生活等方面进行主题分析编码，分别形成T集团员工、家属、相关人员3个访谈编码库。本研究报告有关妇女地位和家庭性别分工的主题，经验材料来自与16位受访者所开展的半结构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访谈时间在1小时左右。根据匿名化原则，本文将受访者姓名以编号代替，编号由三位数组成：首字母代表身份，K为矿工，S为矿嫂，Q为其他；剩余两位数为具体编号顺序。这16位受访者年龄从27岁到79岁不等，学历以初、高中为主，包括6位男性、10位女性，11位“80前”、5位“80后”。其中，4位“80前”矿工(K02、K03、K04、K05)均已退休或转岗，2位“80后”矿工(K01、K06)现均在职，6位“80前”矿嫂(S01、S03、S04、S05、S07、S08)均为家庭主妇，2位“80后”矿嫂中S02在第一个孩子上学后由家庭主妇转为个体业主，S06为药厂职工，1位“80前”炼钢工人妻子(Q1)在三个女儿成年后由家庭主妇转为保洁员，一位“80后”修车工人妻子(Q2)为家庭主妇，K06与S06为夫妻。

本研究使用的社会性别工具如下：其一，activities timeline，即活动时间线，回顾受访者一天的活动轨迹；其二，明晰在家庭内部，谁支配何种资源，谁拥有何种决策权；其三，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明晰家庭成员的生产(全职/兼职工作)、再生产(照顾家庭、料理家务等)、社区工作(参与志愿性、无报酬的社区活动等)三重角色。

妇女家庭地位与家庭性别分工涉及大量个人隐私，除对受访者信息进行匿名化处理外，本研究的深度访谈尽量采用相对封闭的单独访谈的方式进行，即研究者每次仅与一位受访者在受访者感到舒适、安全的家中或小区休闲区域内进行深入交流，避免自身紧张情绪和同伴压力(同时采访夫妻二人时除外)。在访谈开始时，研究者告知受访者本研究的基本情况和他们拥有的权利。在开始访谈录音之前，研究者会征求受访者对访谈录音的意见，若其同意才使用录音，受访者可以拒绝录音，也可在访谈过程中随时要求暂停录音或在访谈结束后要求终止、销毁录音。

四、“男主外，女主内”：矿工家庭性别分工的传统模式

对T集团的田野调查挑战了当代中国城市家庭分工的传统性别界限越来越模糊的观点，矿工家庭依然较为完整地沿袭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下井死一人，不下死一家”[7]，矿工属于高风险与高收入兼具的职业，收入虽高但家庭收入来源较为单一，矿工只能选择不停地下井工作来获取经济收入以“养家糊口”，因此经常要求家庭主妇全职承担家务劳动。矿工的工资收入常常成为其家庭的经济来源，这恰好符合了父权制下男性作为家庭供养者的角色定位，因此被矿工家庭及社会所接受。此外，矿工上班时间长，工作劳累，常常无法兼顾工作与家庭，如K04所述：

“上班时间可长了，有时候十四五个小时都完不了，如果是夜班，6点到了单位，7点开完会，第二天中午11点半才回来。家里的事都是她(妻子)管。我回家就是吃饭睡觉，睡醒缓一缓，第二天再上早班。”

而矿嫂为了平衡家庭和工作，在结婚或有孩子之后，常常自愿退出劳动力市场，专职做家庭主妇照顾家庭，从而降低了矿工做家务和抚养子女的时间成本，使他们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从事生产性工作，如S02所述：“我结婚前打零工，结婚后就停了”。

矿嫂之所以愿意牺牲自己原本可以用以工作的时间来照顾家庭，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受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影响，矿嫂认为身为女性的自己温暖而柔弱，更适合养育者、照料者的角色，且能补充强大而有能力的男性供养者——丈夫在家庭劳动中的缺位，于是主动退出(或不进入)劳动力市场，回归(或坚守)家庭。另一方面，相对资源理论认为家务劳动是根据配偶双方各自的力量或权力而进行分配的，这种力量与各自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如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和夫妇收入比率)相联系，拥有社会资源更少的一方承担更多的家务劳动[31]。基于此，当代中国城市家庭性别分工偏离传统的趋向可部分解释为妻子收入贡献的增加帮助她们持续地减少家务劳动而增加其丈夫在工作日的家务劳动时间[9][32]，而在本研究中，矿嫂由于受教育程度、所掌握的技能以及收入水平均低于丈夫，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少于丈夫，便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

“矿工文化比较低，有工作的女人大多是有文化的，所以有工作的女人不会选矿工成家；市里的女人也不会找矿工，她们瞧不起矿工，即使(矿工)赚得多也瞧不起；矿上的女人也瞧不起矿工，所以很多矿工都找村里的媳妇，找没有工作的多，门当户对。”(K03)

矿工文化程度普遍较低，与凭借丰富的知识、技能才能胜任的其他职业相比，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对较少。在中国传统阶层匹配的婚姻观念之下(这种观念本就是男性优于女性的父权制的产物)，矿工会找且能找到比自己社会资源拥有量更少的女性做妻子，由此达到“门当户对”。即丈夫口中的“门当户对”就是丈夫的社会资源拥有量要多于妻子，才能使妻子“心甘情愿”地承担更多的家务。不仅如此，社会资源拥有量占上风的矿工常常会在举手投足间毫不掩饰地展示自己的成就感与自豪感，以此来宣示自己的家庭地位：

“我的工资给儿子娶的媳妇、买的房。钱都是我的，一块砖都是我的。三金呀五银的，电视呀家用电器，都是我买的。买汽车，那说换汽车就换呢，都是我的钱，那咋。生活不够，给两千三千拿走，花去。”(K04)

而出身农村的矿嫂自然也能察觉出自己的“落后”之势，“农村出来的，咋上班啊，也没个什么技能”(K06)，无奈只能屈身于家务劳动之中，家庭地位较低。长期的单一的家庭角色定位使矿嫂发展了家庭领域的活动能力，并越来越相信自己适合这个角色，反过来又加固了矿嫂“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观念，形成了循环怪圈，不断强化着这种性别分工的传统模式。

因此，即使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女性自身教育水平不断改善、性别平等意识也不断强化，但父权制的背景难以扭转，与其他女性相比，一方面，矿嫂长期“醉心于”家务劳动之中，与社会进步观念接轨的距离更加遥远，其传统性别角色观念不易改变；另一方面，矿嫂的教育程度一般低于矿工，且由于矿工独特的工作属性，矿嫂参与到社会生产之中的情况并不多见，其在家庭中的相对资源占有量仍低于丈夫。而在仁慈的父权制下，只要矿嫂忠实地、心甘情愿地扮演好母亲和妻子的角色，她们无需改变自己的家庭资源拥有量就能受到丈夫的尊重[21]。故矿嫂“心甘情愿”地养育子女、操劳家务，矿工并未且不必承担更多的家务，这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五、职业因素对传统模式的强化：作为“甩手掌柜”的矿工？

有研究认为，随着我国的发展和对外开放，国民的思想观念越来越与国际接轨，“男女平等”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女性不再一味地将家务劳动揽到自己身上，男性也不再只做“甩手掌柜”，两性会根据实际情况，考虑双方的共同感受，合理分配家务劳动[33]。可本研究发现，在仁慈的父权制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矿工职业因素的强化作用，“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模式在矿工家庭表现出极端化的倾向。

矿工具有工作时间长、危险系数高、工作强度大等特殊的职业特点，矿工上班一定程度上就是在“搏命”，“把班上好”成了矿工的主要任务。在这种情况下，矿工很难兼顾家庭，便把除“养家糊口”之外的其他家庭重担全压在妻子肩上，即“甩手”了，如S03所述：

“他(丈夫)能顾啥家呢，半夜10点多回来，晚上能有啥事。第二天白天吃了饭又睡觉了，起来又上夜班走了。让他管啥家呢，能把班上下来就行了”。

互补的性别差异是仁慈的性别歧视的潜在来源之一[25]，在性别角色的概念中，男女两性各自拥有独特而积极的特点，看似平等且互补，实则正是在用独特而积极的“女性气质”来奉承女性，使其产生道德上的高尚感，帮助其应对家庭地位不平等的现实，使现状看起来更容易接受。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主义思想部分融入法律框架之中，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趋势愈加明了，但家庭中的女性与男性平等的合法权益诉求因伦理和操作性等考虑仍未见诸现行法律之中。于是，仁慈的父权制便以其固有的法律和道德之间的差异，剥夺了女性作出自由选择的权力[23]。也正因此，在丈夫“甩手”的同时，矿嫂被束缚住了手脚，深陷家务泥淖之中。如S02所述：“日常生活都是我管，做三顿饭、看看小卖部、打扫家，我老公回来之后我才能出门。”

由于下井作业极其危险，矿工下班之后一般都有大吃大喝的习惯，担心自己某天遭遇生命危险却还没有好好享受过生活。于是，伺候下班回家的矿工吃饭就成了矿嫂的主要工作。在本研究的访谈中，提到家务，矿嫂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做饭”。丈夫外出上班赚钱，妻子在家洗衣做饭，本就是社会对家庭内男女两性所形成的刻板印象；而在矿工家庭，因为矿工职业的危险性，需要矿嫂安抚下班后的矿工在上班时的紧张情绪，矿嫂则更加被固化为给矿工做饭的人，不仅要做，还要做“好”的，实则是对矿嫂要为矿工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维系家庭和谐稳定方面，矿嫂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因为矿工高风险的职业因素，矿嫂在照顾家庭之外，还需承担丈夫工作高风险的压力。

“他11点多下班回来会打电话，要是到12点还没回来，我心里就着急，给他打好几个电话。要是手机关机，就赶紧给单位打电话。”(S03)

矿嫂不仅努力使自己不将这种压力传染给父母、公婆和孩子，还要想办法维系和弥补因丈夫在家时间少而形成的亲子隔阂，因此需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矿嫂之所以“心甘情愿”地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和付出更多的情感劳动，除了上述互补的性别差异之外，更是因为妻子与丈夫之间存在着独特的亲密关系。亲密关系中存在着对伴侣的着迷、性的愿望以及关系的排他性[34]，亲密关系中的个体除了拥有自身的目标以外，还将关系的维持作为一个重要目标[35-36]。父权制下，丈夫通常是亲密关系中更有权力的一方，由此也使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成为仁慈的性别歧视的潜在来源之一[25]。

但父权制并不意味着“妇女要么完全没有权力，要么完全被剥夺了权力、影响力和资源”[19]，大多数矿嫂都掌握着家里的财政管理大权，如S03所述：“家里我管钱，自从结了婚就这样”。虽然财政管理权在妻子手中，但财政支配权实则牢牢把握在丈夫手中，“存折她拿着，买啥就和她说给我几万几万。买大件东西我不用和她商量就办了，她也没啥意见。”(K04)在问到“你们家谁是‘当家人’”时，K04答道：

“人家当家呢，我啥也不管。大的(事情)我说了算，比如买个汽车了，给儿子娶媳妇了，买房子了；小的(事情)我啥也不管，比如说买个锅了，买箱方便面了，我啥也不管。”

正如“当家人”一词所体现出的家庭地位，仁慈的性别歧视通过使用诸如此类的积极的特质来奉承女性，赞赏女性，帮助女性应对不平等的现实。可是，“啥也不管”与“大的(事情)我说了算”之间相互矛盾，名义上妻子是“当家人”，实则在家庭决策权上体现出明确的、高下立见的分工。由此可见，矿工并不是“啥也不管”，而是管理着对家庭有实质性重大影响如家庭资源分配等的重大事务，矿嫂看似掌控家庭内所有的事务，却只是掌管了矿工不想掌管的家庭琐事。

旧时称商店老板或负责管理店铺的人为“掌柜”，因为他是支配自己所经营店铺的财富的人。矿工家庭就像是矿工经营的“店铺”，矿工确实是“掌柜”，财富由其获得，更由其支配。相比之下，拥有财政管理权的矿嫂有时候像是“二掌柜”，但更像是“账房”或“会计”，甚至有时是丈夫的“提款机”。久而久之，矿嫂便习惯了重要事务由矿工作决定，她们需要且期望丈夫作出正确的决定，这种保护性的家长式作风正是仁慈的性别歧视的另一潜在来源[25]，并通过时间的累积得到强化；而矿嫂能做的就是完成自己的“分内之事”，让丈夫能够安心地处理他负责的事务。

因此，矿工的职业因素强化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作为“甩手掌柜”的矿工，看似承担了最为关键的家庭经济重任，为家庭遮风挡雨，让矿嫂享受物质生活的充裕，并使其坐拥家庭的财政管理权，实则是通过互补的性别差异、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和保护性的家长式作风的交织组合，并用积极的特质奉承女性，以看似合理、公平的方式默默强化着仁慈的父权制对矿嫂的束缚与压迫，把矿嫂禁锢在家庭之中，使其任劳任怨地承担无尽的家庭琐事，剥夺了其自由选择的权利，还于无形之中巩固了矿工自己的家庭财政支配权和重大事务决策权，延续并巩固了矿工家庭中不平等的家庭地位。

“咦，我不让她找工作，她就把家庭照顾好了，家长里短、油盐酱醋弄好了就行。挣啥钱呢，节俭点就行了，也用不着节俭，我的收入管够。”(K04)

六、传统、职业与时代发展的融合：“赚零花钱”的矿嫂？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教育、思想、文化的进步，女性更多地走出家门，走入职场。一些调查表明，目前妇女就业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维持家庭和自己的生活，缓解家庭生活压力，改善家庭生活条件[37]。很多矿嫂都谈及了家庭生活压力，“80前”矿工家庭的生活压力仅包括温饱层面，并没有将其他方面考虑在内，“我们那时候就不叫生活，吃也吃不上，穿也穿不上，度日如年”(S07)；相比之下，“80后”矿工家庭的生活压力已经忽略了温饱层面，更多的指孩子的教育、成长所带给父母的经济压力。

“现在的(妻子)都上班呢，上一代生活压力小，有一个人上班就没有太大压力，就能养活全家人，不像咱们现在挣多少钱都有地方花，孩子的补习啊上课啊，花销可大了，压力就大了。”(S06)

时代的变迁使两代人面临的“生活压力”一词的含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了满足其不断发展的新内涵，“80后”矿嫂走出家门，踏入职场，为改善家庭生活条件付出了更多的努力，“上点班肯定要强一点，能适当分担点”(S06)。在本研究中，“80后”矿嫂外出工作的比例远高于“80前”矿嫂，增加家庭收入来源，缓解家庭生活压力确实是“80后”矿嫂被动应对社会发展而参加工作的原因之一。

不仅如此，在性别平等意识不断提高的现代社会，“80后”矿嫂外出工作更是主动谋求个体主体性的积极表现。女性参与就业具有提升女性主体性的重要意义，由此所带来的经济自主更加成为她们摆脱依赖、实现增权的关键，极大地改善了她们在父权制家庭中的无权状态[38]。矿嫂收入的增加不仅使其职业角色得以强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矿工是“养家糊口”的唯一家庭成员的状况。研究表明，教育水平提高、家庭经济资源占有程度增加、女性个体意识觉醒和家庭决策权提升等决定了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39-41]。如果说“80前”矿嫂不工作的结果便是要靠丈夫，“反正妇女救不了一个家庭的生活”(S07)；那么随着“80后”矿嫂对家庭总收入的贡献、教育水平和个人自主性的提高，她们获得的家庭权威以及社会资源越来越多，其家庭地位也不断提升，“谁挣钱谁说了算，我也挣钱呢”(S06)。在获取外部资源的过程中，女性在家庭外部所习得的竞争意识，也会唤醒女性的自我意识，引导其在家庭内部与丈夫展开资源博弈[42]。因此，女性自主意识的提升使女性获取了更多包括经济资源在内的外部资源，外部资源的获取也同时增强了女性的自主意识，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循环。

但不可否认的是，“80后”矿嫂外出工作也是迫于社会对“走出家门去工作”的新女性形象的要求，这对她们来说既是机遇，更是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一方面，她们肩负着照顾家庭的责任，要保证矿工能全身心投入生产；另一方面，她们作为女性，在参与越来越多的社会经济活动时，依然存在着职业结构性别隔离、劳动收入性别差异以及经济参与支持环境薄弱等各种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对女性的期待越来越高了，作为女性的矿嫂承受的负担和责任越来越重了。

同时，矿嫂主动谋求外出工作也得益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实施的独生子女政策的支持。“像我爸那辈，我奶奶生五个，你说给谁看孩子去？”(K06)而作为中国独生子女第一代的“80后”，由于没有兄弟姐妹，其父母更有时间和精力照顾孙辈，且父母也期望通过抚育孙辈来换取年老后自己唯一的孩子对自己的赡养[43]。于是，当“80后”矿嫂外出工作时，祖辈便自愿或不自愿地承担起照顾孙辈的责任，部分家务也随之从“80后”矿嫂手中转移到了上一代人手中。“我家就我一个孩子，我和她(妻子)都上班，我孩子就是爷爷奶奶看大的，不看咋整啊！”(K06)

在熊秉纯对家庭代工的质性研究中，风媛把女人家庭代工赚钱的行为看作“赚零花钱”[17]，之所以被称为“零花钱”，一方面是因为她们赚的钱数额少，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她们的丈夫会并且能承担起“养家糊口”的全责，此时，妇女是被保护和照顾着的。与之相似，矿嫂也会把自己的工作收入视为“零花钱”，正如S06所述：“我挣的那点钱其实什么都不够，还是人家(丈夫)是主要的”。但外出工作的“80后”矿嫂对家庭的“责任”并未因她们的就业而有所减少，相反，她们更要兼顾家庭和工作两者[44]，即矿工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并没有因为矿嫂经济依赖的变化而同步变化，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她们在家庭中的付出并未获得任何报酬，甚至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和肯定。故矿嫂“赚零花钱”的说法仅仅反映出矿嫂和矿工在工作场所的报酬的悬殊，将矿嫂的劳动简单化了，巧妙地掩盖、合理化了家庭以男性为中心的本质和前提，也维系了现存的、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组织、经济和权力结构[17]，巩固了父权制的运行模式和统治地位。

大多数“80前”矿嫂虽然没有外出工作，但同样认可自己对家庭的贡献，“没钱支撑不起这个家，但是家里头要是没有我也不行”(S03)。即便如此，她们其实对这样的生活并不满意，如果可以选择，她们希望能出去工作，“在家挺累的，在家还真不如出去上班呢！”(S01)身为家庭主妇的母亲已经萌生出主动参加工作的意识，她们更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继续困于家庭，而是希望女儿们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职业。为此，有些妈妈将这份希望寄托到教育上，希望女儿能够通过教育改变做家庭主妇的命运：

“有工作才能体现出自己的价值，我花那么大价钱供她们(女儿们)上学，培养她们出来，不是为了让她们在家带孩子的。”(Q01)

随着时代的发展带来的教育的普及，“80后”矿嫂的受教育水平的确高于“80前”矿嫂，新一代的矿嫂更关注自己是否与社会脱节。

“我也不愿意在家，要不然就脱离社会了。好像咱们这一辈的读书人多一些，读书的人们好像就接触社会多一些。”(S06)

女性走出狭隘的家庭，走进广大的社会，是她们自己追求发展进步的真实体现，只有真正走向社会，女性才能作为充分发展的人而存在。她们希望在工作岗位中扮演与在家庭中不一样的角色，希望通过工作获得在家庭中没有得到的自我满足与尊重，并实现她们的自身价值，从而逐步摆脱保护性的家长式作风的笼罩。同时，社会劳动系统中越来越多的日益活跃的女性身影也有助于弱化互补的性别差异的论调，女性对自身的性别角色定位和角色期待都发生了根本变化，挑战了仁慈的父权制的思想。

因此，“80后”矿嫂外出工作不仅仅是应对社会发展的被动选择，更是谋求个体主体性地位的主动出击。其主要目的不是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而是不脱离社会并不断适应社会，证明自己不是仅适合无收入或低收入的家庭照顾者角色，证明自己有选择工作与否的自由，证明自己有和丈夫平等对话的权利，谋求自己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此时，矿嫂赚的钱就不是“零花钱”了，而是证明自己有能力改善家庭生活的重要证据，是捍卫和保护自己权利与自由的坚固的盾牌，更是刺向长期笼罩在社会之上的仁慈的父权制的锋利的长矛。

七、结论

综上所述，在仁慈的父权制难以扭转的背景之下，矿嫂“心甘情愿”地在家庭中付出体力劳动与情感劳动，矿工并未且不必承担更多的家务，矿工家庭性别分工仍呈现出“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特征。且矿工的职业因素强化了这种传统模式，使矿工成为“甩手掌柜”，并通过互补的性别差异、夫妻之间的亲密关系、保护性的家长式作风的交互作用，以积极的特质奉承矿嫂，以看似合理、公平的方式默默强化着仁慈的父权制对矿嫂的束缚与压迫。矿嫂依然承担着家务重担，家庭财政支配权、重要事务决策权依然牢牢把握在矿工手中，矿嫂的家庭地位并没有真正的提升。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受职业因素强化的矿工家庭传统性别分工模式与时代发展的特点相结合，“80后”矿嫂不断打破传统的女性角色期待，她们走出家门，寻找自身价值在其他领域的进一步实现，追求经济与人格的独立。因此，“80后”矿嫂外出工作的比例大大增加，不是为了“赚零花钱”，而是为了追求、捍卫和保护自己自由平等生活的权利，不断向仁慈的父权制发起挑战，谋求自己在家庭中的平等地位。但社会对女性的期待越来越高，作为女性的矿嫂承受的负担和责任越来越重。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我国以煤炭为主体的能源结构转型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女性解放思潮影响的不断深化，女性社会角色的获得也将成为挑战仁慈的父权制的重要推手；在此背景之下，矿工的职业地位发生悄然变化，矿嫂的家庭地位与矿工家庭的性别分工可能呈现出新的趋势。

最后，跳出矿工家庭这个独特的场域，中国妇女的家庭地位也有待进一步提高。要提高中国妇女的家庭地位，需在以下方面有更深入的突破：第一，不断创造社会发展条件，逐渐提高妇女社会经济地位，保障妇女在公共生活中的各项权利；第二，构建日益平等的性别文化，尊重女性自身的意愿与选择，努力废除传统、僵化的家庭性别分工；第三，建立多元化的家庭生活模式，促进夫妻双方共同主外，协作主内，营造和谐健康的家庭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