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刘义庆的“贤媛”观

齐慧源 侯家旭

(1.徐州工程学院 人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018; 2.江苏师范大学 国际合作交流处，江苏 徐州 221116)

晋宋间临川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是我国第一部记录人物逸闻轶事的文言志人小说。它真实地反映了汉末到南朝宋初的社会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社会风尚及文人精神风貌。与以往作品不同的是，小说还为女性专辟《贤媛》一栏，从东汉到晋两百年的历史中选取了二十四位他认为“贤”的女性，共三十余条，记载了她们的奇言特行，意在赞赏那些具有卓越才华的女子。这充分表明了他不同于前代审视妇女的目光和评价标准,对以往评价女性“贤”的标准作了补充或重新诠释。那么，刘义庆的选“贤”新标准究竟蕴含了作者怎样的新观点和独到见解？体现了他怎样的妇女观？这个问题在我们今天看来仍值得关注和研究。

一、挑战传统观念的“贤媛”新标准

“贤”在古代指才德兼备、有治国安邦之才的男子，刘义庆却把它用来评价女子，在《世说》中专列《贤媛》一门，将他认为德才兼备的女子收入其中。“贤媛”一般是指那些尊老爱幼、持家有方、相夫教子的女性。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环境里，要求女子的首先是德而不是才，女子的贤与德是分不开的，而才却是可以不具备的，无才最好。《周礼·九嫔》还对女子规定了所谓的“妇学之法”，就是“妇德、妇言、妇容、妇功”[1]116。班昭在《女诫》里将其解释为：“妇德，不必才明绝异也；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2]郑玄认为“贤媛”表现在“德谓贞顺，言谓辞令，容谓婉娩，功谓丝枲”[1]116,这里“才”是不被提倡的。刘义庆对“贤”的诠释与传统的内容有很大的区别。从他所选的众“贤媛”的事迹来看，他所诠释的“贤”主要指“识、德、才、态”，即“卓识、才情、品德、仪容风度”四个方面，而且识是居于“贤媛”首位的。刘义庆认为女子的聪明才智与胆识是最重要的，相夫教子不仅仅靠德，还要靠识。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去记述女子的远见与卓识。《贤媛》中陈婴之母、王经母、赵母、汉武帝时班婕妤、谢安之侄女谢道韫、许允之妻等都是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性。

《贤媛》首篇记秦末天下大乱，东阳人要推举陈婴为首领，其母力劝陈婴，“一旦富贵，不祥”,可以“以兵属人”，事成获小利，事败“祸有所归”[3]362，陈婴母之卓识可见一斑。与陈婴母有同样见地的还有王经的母亲，王经官位至二千石，母亲告诫儿子不要贪图富贵，要适可而止，儿子不听劝告，终于招来了杀身之祸。临刑时儿子非常悔恨当初没有听从母亲的话，痛哭流涕，而母亲却神情镇定地安慰儿子说：“为子则孝，为臣则忠，有孝有忠，何负吾邪?”[3]368赞扬儿子是忠孝两全，对即将受刑的儿子是莫大安慰。这样前有远见后有卓识的母亲令人肃然起敬。

虞韪之妻也是一位有识见的母亲，对即将出嫁的女儿嘱咐只有一句：“慎勿为好！”对女儿的疑惑，她的回答是：“好尚不可为，其况恶乎！”[3]365因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人们的心理很不正常，你“为好”，会说沽名钓誉，别有用心，也会招忌招疑。“为恶”呢，当然更会迅速遭祸，所谓“好人做不得”“左右做人难”。保身之道就只有好事坏事都不做，“守拙装愚”。这说明了有识之女性对当时局势的清醒认识，知道如何做才能保家免祸。

汉成帝时赵飞燕诬陷班婕妤向鬼神祝诅，面对汉成帝的兴师问罪，班婕妤神态自若地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邪佞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3]364这一番带有思辨意味的申辩证词，不仅让谗言不攻自破，也让我们看到一个有识见、光明坦荡的女子。

在有识见的女性里，陶侃的母亲湛氏也是较为突出的。因为家徒四壁，对是否邀请名士范逵到家中来访，做儿子的不知如何是好，陶母湛氏为了要让儿子抓住与名士接触的机会，立意要请，果然，此件事后儿子“大获美誉”。

还有一位值得称赞的就是许允之妻，她貌虽奇丑，见识却远远高过男子。刘义庆选择了三则关于她的故事，画龙点睛般展示了她的一生。新婚时以“士以德为先”将打算逃离洞房的新郎辩驳得哑口无言，口服心服。许允终于对她刮目相看，“遂相敬重”。从她嫁给许允之后，直到儿子成人，一生中遭遇无数危难。每次面对危情，她都能独抒己见，冷静处理，事实也证明了她有先见之明。如魏明帝听说许允选拔官吏时徇私情，派人来抓他进宫，妻子镇定地告诫丈夫：“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并嘱咐应该如何向皇帝解释。而家中初时因为许允的被抓而陷入恐慌和混乱，许允妻安抚家人不要惊慌，还做好了饭等丈夫回来。许允遵妻嘱咐，果然打消皇帝的疑虑，平安回家。她用自己的精明帮助丈夫渡过了难关，保住了家庭，这般卓识令男子汗颜[3]365-367。

刘义庆赞扬的另一种识是指具有人物品评鉴识的本领，这类女子以山涛妻、王浑妻为代表，她们在识别人方面能力较强。如山涛新结交阮籍和嵇康为友，妻子发觉他们的交情不一般，便在阮籍和嵇康来做客的时候，让丈夫将他们留宿家中，提出要仿照古人，亲自观察一下，她“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3]369，便有了凿墙窥夫友的趣闻。她通过察其言观其行，就能识别出嵇康、阮籍、山涛三人的优劣，而她的结论与男子们的观点一样，更难能可贵的是她还能比较出几个人的长处和短处，教导丈夫在与朋友相处中如何发扬长处，避开短处，来多多获得美名，她善于观察，善于分析的水平，毫不逊色于男子。

刘义庆将“德”放在女子“贤”的第二位，而此处说的“德”不是传统意义里的“妇德”“三从四德”，而是做事正派无私、有气节、正直善良，有着高贵的品格。陶侃母亲拒绝收下儿子利用职务之便弄来的坩鲊，并对儿子进行了一番廉洁自律的教育：“汝为吏，以官物见饷，非唯不益，乃增吾忧也。”[3]375态度鲜明，要求严格，母亲正直廉洁，孩子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这才是真正的爱孩子。又如谢安的夫人对丈夫的交友严格把关，《轻诋》第17则记载谢安夫人不仅对丈夫交友能提出自己的看法，对丈夫热衷看歌妓表演也进行了限制，原因是“恐伤盛德”，是为了防止谢安沉迷酒色，有损其名士声誉，防患于未然。虽然魏晋名士崇尚以放达任性为荣，但并不是没有道德标准的放达。魏文帝曹丕在为父亲守孝的时候就将曹操身边的姬妾悄悄弄到自己身边，违背了当时的人伦纲常，卞太后得知此事后痛骂：“狗鼠不食汝余，死故应尔。”[3]364太后对这种乱伦之事，难以容忍，即使是自己的儿子，也绝不原谅，从此便不再与儿子见面，直到曹丕死都没有原谅。以上列举的有德女子，不仅有识见，还能坚守自己的人格，即使是自己的亲人，也不能姑息。

其二，刘义庆所认为的德还包涵气节贞操。《贤媛》第2则记王昭君，值得称颂的不只是她的美貌，更是她的节操。“姿容甚丽”的王昭君即使失去与皇帝亲近的机会，也绝不同流合污，不行贿赂，“志不苟求”，这种高洁的品行使她不同于一般的美女，而能流芳千古。为人处世，既不恃强凌弱，也不卑躬媚俗，这也是作者认为贤媛所应具备的。在一个大家庭里，妯娌也应该相互尊重，如王司徒妇，不因自己是钟太傅之女，出身显贵而欺辱郝氏，郝氏也不因出身贫贱而对钟氏卑躬屈膝，妯娌二人不因家庭贫富悬殊而影响关系，而是相互尊重，“雅相亲重”堪称典范。像钟氏郝氏这样贤淑的妇德，才是作者要称赞的“德”。

贤的第三个方面是才，《世说》里的贤媛不仅品德高尚，还兼具才能。“才”即“才情”，指口才、辩才和文才。女子的才表现在多方面，比如文艺之才、品题之才、论辩之才等。如向有“咏絮才”之称的谢道韫，善于吟诗作对，其出色的文才就使当时许多须眉男子望尘莫及，其丈夫王凝之也不能望其项背。谢太傅下雪天辅导晚辈们讲论文义，面对纷纷飘落的雪花，谢道韫的一句“未若柳絮因风起”将堂兄胡儿的“撒盐空中差可拟”彻底比了下去，才情高低显而易见。

女子的才还包括处理事情的能力，魏晋女子不仅仅是烧火做饭养孩子，还像男人一样，能处理社会生活中的突发事件，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周浚的妻子就是这样的女子。周浚作安东将军时，一次外出打猎，突遇暴雨，便到汝南李氏家避雨，恰巧家里男人们都不在家。家中突然来了群贵客，此时却没有一位男子，这位富家李小姐并没有慌乱，沉稳冷静，与一个婢女杀猪宰羊，将数十人的饮食操办得井井有条，“事事精办，不闻有人声”。周浚感到好奇，便偷偷查看，“独见一女子，状貌非常”[3]373，这样的女子不仅貌美，其办事能力可谓强矣！周浚于是向络秀家求婚将络秀小姐迎娶回了家。这位络秀小姐后来生的两个儿子长大都为官，她也常常会借家庭举行酒宴的机会教导孩子，为家族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陶侃的母亲湛氏也是这样一位办事能力极强的女性，为帮助儿子能成就功名展示了不凡的才能。湛氏为使年少志高的儿子早日成名，抓住“同郡范逵素知名，举孝廉，投侃宿”的机会，尽管家中酷贫，没有东西招待客人，她却一边让陶侃出外留客，自己则剪发卖发买米，砍削屋柱当柴，以睡觉的草垫喂马，让儿子专心与名士倾谈，来展现才华。果然，范逵既叹赏陶侃的才辩，又深愧其厚意，自然，陶侃因此大获美誉，声名远播，从此走上仕途。陶侃有了施展才华与抱负的机会，母亲湛氏功不可没。

女子还有解决大事的能力。她们不是像班婕妤那样一味忍让、退让，而是在危急关头，表现出勇敢的精神。如《贤媛》第22则记庾玉台儿媳，当庾玉台面临被杀戮的危险时，其儿媳勇敢地挺身而出，最终使庾玉台全家躲过了一场灾难。桓温杀了庾希后将要株连杀其弟庾友，即庾玉台，在家人的生死关头，庾玉台儿媳不顾大家闺秀的形象，赤足闯进桓温府第，对阻挡她进门的守卫敢于厉声呵斥，由于事情紧急，她毫不犹豫强行闯入，哭喊着向桓温求情，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桓温最后原谅了她一家人[3]376。又如前文提到的许允妇，在丈夫被抓时，沉着冷静，既能帮助丈夫解决问题，又能安定家人，当家庭遭变故时，她能为孩子指点迷津，最终化险为夷，是一家人的主心骨。其处世能力令多少男子望尘莫及。有如此之才的女子不在少数，上文提到的谢道韫、王经母、陶侃母、络秀女、庾玉台儿媳等都是典型。

女子的才能还表现在有“口才”“辩才”。魏晋女子在口才方面也表现突出，许允新婚时见新妇奇丑，不肯入洞房，新妇抓住他的衣服想留住他，许允责问她“妇有四德，卿有其几”时，她反唇相讥“新妇所乏唯容尔，然士有百行，君有几”，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夫百行以德为首，君好色不好德，何谓皆备？”她不卑不亢，凭着自己的机智和善辩，终于使丈夫对她另眼相看，“遂相敬重”[3]366，将丈夫拉回到了自己的身边。无独有偶，诸葛诞的女儿在新婚时其丈夫带有挑衅意味地说：“新妇神色卑下，殊不似公休。”新娘子以牙还牙：“大丈夫不能仿佛彦云，而令妇人比踪英杰。”[3]367-368也是针锋相对反诘了丈夫，使丈夫不敢小看于她。

女子的口才不仅在新婚时为自己赢得了人格的尊严，即使在婚后，也能发挥不小的作用，如桓冲妻子给他做了新衣，但桓冲声称只穿旧衣，拒不穿新衣，妻子说：“衣不经新，何由而故？”[3]377桓公听了这句富有哲理而谐趣的话，顿时由嗔变喜，点头称是，欣然从命。

才女谢道韫的口才还表现在与人的清谈上。清谈水平较高的王献之(王凝之弟)，其辩议的本领还比不上嫂嫂道蕴，对这位嫂嫂十分崇拜，以至于有一次，与人论谈，不能胜对方，不得不劳驾嫂嫂出来解围。

凝之弟献之尝与宾客谈议，词理将屈，道韫遣婢白献之曰：“欲为小郎解围。”乃施青绫步鄣自蔽，申献之前议，客不能屈。[4]2516

由此可知，谢道韫的辩才已经达到一流的胜境，在谢道韫的晚年，依然有名士慕名找她来清谈辩名。清谈的盛行，使得人们很重视口才，女子已经可以与男子面对面清谈(尽管很少如谢道韫)，也已经是难能可贵了。在家中她们不仅仅与丈夫唇枪舌剑，争取尊严，还在相夫教子、处理日常事务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贤”的第四个方面是态，态是指一个人的风姿仪态，即风度气质，言行举止。它不同于传统的容貌美，是一个人内外兼修的和谐之美。

古代往往较为关注女子的相貌容颜，“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而风度气质也是以往人们常常忽略的，刘义庆却慧眼独具，认为女子的美不主要在容颜，而在风度气质，仪态应安详和雅、温婉有致，谢道韫与张玄妹被时人评为：“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3]378这种仪态完全是内在情性的自然流露，体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细节中，没有任何的做作，《贤媛》第15则记王汝南观察井边取水的郝普女，“举动容止不失常，未常忤观”，认定她一定是个贤妻，坚持将其娶回家[3]371。果然新妇姿态美丽，贤淑有德，从未有不雅观的举止，而成为夫家的妇道典范。这就是王汝南眼中的“贤媛”，也是刘义庆眼中的“贤媛”。

像郝普女这种安详娴雅的仪态不仅能征服异性，也会令同性钦佩，有时还会化解女性之间的矛盾，化干戈为玉帛。如《贤媛》第13则记李丰被诛，其女受株连迁徙边疆，便与丈夫贾充离婚，后遇赦回来，贾充已另娶郭配之女，皇帝听凭贾充有两个夫人，但李丰女不肯回贾家，便住在外边，郭氏不听贾充劝说，执意带着众多侍婢冲到贾充前妻住处，想在他前妻李氏面前逞逞威风，结果呢？“既至，入户，李氏起迎，郭不觉脚自屈，因跪再拜。”[3]370李氏不凡的气度仪态，使逞威而来的郭氏不觉跪再拜，这就是一个人的风度气质的魅力所在。又如《贤媛》第21则记桓温平定蜀地后，娶了李势的妹妹为妾，非常宠爱，常把她安置在书斋后面住，他的妻子南康公主带了几十个婢女拿着刀子去袭击她，李势的妹妹当时正梳头，见状一点都不惊慌，“肤色玉曜，不为动容”，并缓缓地说：“国破家亡，无心至此，今日若能见杀，乃是本怀。”[3]375南康公主惭愧地退了出来。李势的妹妹以绝世的容貌和视死如归的安闲神态，征服了前来兴师问罪的“情敌”。这些例子也同样说明了这一点。

总之，书中所记女子，往往出身名门，有才识，有智慧，有思想，有个性，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在家中有一定的地位，相夫教子的水平更高，不仅能辅助丈夫成就功业，还能在乱世时保全家人躲灾远祸，有些时候其能力作用超过男子之处多矣！

二、“贤媛”新标准的由来

刘义庆选贤所依据的标准，并非他个人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断，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的。

首先，汉魏时期的历史是动荡不安的，朝代频繁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民不聊生。正如曹操在诗里描写的“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5]。政治风云变化，命运难测，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不小心就会掉脑袋，士人往往无所适从，女子在朝不保夕的乱世中也被迫关心现实、关心政治，她们往往头脑清醒，目光敏锐，因此才会有陈婴之母劝儿子拒绝兵权、王经之母告诫儿子不要贪心官位的明智之举。许允妻在一次次的家庭危机中，都能沉着冷静，化险为夷，当许允被杀的消息传来，家人都乱作一团，面对家庭如此巨大的灾难，其妻却镇静自如，“神色不变”，以她的聪明智慧保护家人。《贤媛》第8则载许允被晋景王司马师杀害，司马师派遣钟会到许允家考察他的儿子，如果像父亲那样有才华，就收监，儿子不知如何应对，咨询母亲，母亲告诫他们：“率胸怀与语，便无所忧；不须极哀，会止便止；又可少问朝事。”[3]367孩子们按照母亲说的做了，最后得以幸免。许允妻子善于洞察、善于分析，有主见又有胆略，是一家的主心骨。她和王经、陈婴之母的才智令人佩服，在家庭有地位，得到家人和社会的认可，也受到作者的赞赏，反映出由于当时封建礼教束缚的松弛，妇女的自我意识加强，她们不再仅仅是以色事人，而是靠着自己的德识才态，赢得丈夫和家人的尊重，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都有所提高。

其次，魏晋以来儒学日渐衰微，玄学盛行，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代，思想领域活跃，人们的价值趋向发生重大转变，由看重外在的礼节形式、封建人伦，转变为对自然、才情与生命的重视。宗白华先生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6]

嗜酒、炼丹服药、追求美仪容、谈玄论道、畅游山水都是“魏晋风度”的具体表现，也成为一种时尚。鲁迅称魏晋时期为“文学的自觉时代”[7]，也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势必也会带来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因为魏晋时期，“清谈的风气，解放的精神以及浪漫的行为，同时影响闺阁中的妇女……逢着那样的家庭环境，遇着那样的父兄亲戚，她们在那种风气下熏陶着。生活思想自然会走到解放自由的路上去的，于是妇女界也有以清谈见赏，或以风流浪漫闻名的”[8]1。

阮籍、嵇康等名士倡导的“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本然生命的自由张扬，是当时名士的精神风范。士林之风自然会影响到贵族妇女，影响到她们人格的重塑，世族妇女往往家学深厚，在父兄亲戚的影响下，闺阁风气也渐趋通脱，她们开始有了女性的个体意识，敢于挣脱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不惧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相夫教子也不再是一味地顺从夫权，而是敢于表达自己的主张。尽管魏晋名士蓄妾狎妓成风，谢安妻子也要限制丈夫的一些荒诞行为；王昭君不肯用贿赂的手段来换取接近君王的机会；班婕妤面对谗陷义正词严；陶侃母严厉批评儿子的“官物见饷”行为。她们在乱世依然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和高贵的人格，这正是刘义庆所认为的贤媛的“德”，她们的言行蕴含着作者的道德观和价值取向。作者对她们的赞扬，也是对崇高人格的赞赏和向往。

再次，魏晋时期的士族大家往往重视子女的教育，当然也包括对女孩的文化教育，不仅《世说》中记有谢道韫“咏絮才”的故事，其他史书上也有谢安对家族孩子讲论文义的记载，《晋书》卷九十六《列女·王凝之妻谢氏》记载：

叔父(谢)安尝问：“《毛诗》何句最佳？”道蕴称：“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安谓有雅人深致。[4]2516

不仅大家闺秀能诗能文，就连官宦人家的丫鬟说起话来也是引经据典，出口成章。《文学》第3则记“郑玄家奴婢皆读书”，可见士族大家的家庭教育如此深入普遍，连地位低下的丫鬟都读书，那小姐闺秀更是不必说。故事中两个丫鬟在日常的对话中都能将《诗经》里的句子(“胡为乎泥中？”“薄言往诉，逢彼之怒。”)运用得如此巧妙，表达意思十分准确，充分显示了她们的才学和机敏，还说明她们的读书不是泛泛而读、认识几个字，而是深层次地学习。奴婢在封建社会本是下层阶级，如此地位底下的婢女都会接受较好的文化教育，这种现象正说明了魏晋士人对人文才学的重视，这样的文化氛围对女子的影响不可轻视小觑。且从六朝之后就发展出了一套才女观，认为理想之女性除了美德之外还须具有诗才。

在崇尚妙悟的魏晋时代,谢道韫这样机智颖悟型才女似乎更能赢得世人的敬佩、钦慕。刘义庆笔下的才女有多种类型：识、才、德、态，都是衡量“贤媛”的新标准，贤媛们如谢道韫、王昭君、桓冲妻、诸葛延女为代表的才女，她们既有善辩的口才，也有较高的文才，在家庭生活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也为自己赢得了人格的尊严。

魏晋家学深厚的贵族世家名士放达与清谈之风对女性不无影响，她们思想活跃，学文吟诗，行为放达，颇有“林下之风”。魏晋时期的清谈之风，使得时人十分重视口才，而女子的机敏善辩显得更加突出。如在谢遏、张玄二家走动的济尼对两个贵家女子的评价也反映了她的口才之好：“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之风；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3]378出口成章，评点精妙，也体现了对人物品鉴的水平。有才识的女子大多反应机敏，口齿伶俐，巧于应对。谢道韫诗才口才俱佳，胜过许多男子，超出出身名门大家的丈夫王凝之远矣，因此她也曾向谢安抱怨过丈夫的无才：“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3]377况且，无论美丑，她们都显示了自信和睿智，这些才能都被时人所推崇。这也是当时才女受到普遍重视的原因。魏晋人物品藻之风影响了人们对态，即风姿仪态的重视，如对名士嵇康的评价是“萧萧肃肃，爽朗清举”，刘伶是“悠悠忽忽，土木形骸”，这样的品评同样影响到女性，比如女尼评价谢道韫美在“神情散朗”，“有林下之风”，而张玄妹则美在“清心玉映”，具为大家闺秀，风韵不同但各擅其妙。

刘义庆首次将“态”作为“贤媛”的要素，把它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刘义庆认为女子内才外美相和谐而表现出来的妙容止、美风度，才是女子真正的美丽。“态之为物，不特能使美者愈美，艳者愈艳，且能使老者少而媸者妍，无情之事变为有情，使人暗受笼络而不觉者。”[9]刘义庆在书中所记的具有妙容止的女性的美还可以唤起人的本性。如王浑妻钟氏、贾充妻李氏、王湛妻郝氏、桓温妾李氏等，哪怕是丑女许允妻，因为有才与德，其态依然是美的。如有人说，气质高贵、典雅的女人，连上帝都愿意亲她的脸颊。刘义庆对女子态的褒赏其实是一种美学思想的体现，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贤媛”的时代意义

刘义庆具有独创性的贤媛说，超越了前人对女性的认识，在当代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今天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为女子单设“贤媛”一栏，在著书立说中开风气之先

刘义庆可谓有胆有识，把女子作为赞美的主角，为女子单设“贤媛”一栏。不仅如此，他还在很多门类如《德行》《言语》《文学》等中都有对女子赞美的内容，可以说是在著书立说中开风气之先。

先秦以来的礼法，一直保证男性的绝对权威。《周易》认为：“乾为天，乾道成男；坤为地，坤道成女，天尊地卑。”[10]随着时代的发展，儒家思想慢慢占据了人们思想领域的统治地位，男权主义日益兴盛，女子的地位越来越低。《论语》曾言“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11]，所谓的“夫为妻纲”以及“三从四德”，社会只是男人的世界，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庸。在真正的传记、史记中，几乎看不到作为被歌颂主体的女性，那些似乎赞美女性的如《列女传》之类的书籍，所赞美的是逆来顺受的贤妻良母，是夫死守节或殉葬的贞妇烈女，她们甚至没有名字，没有地位，更谈不上独立的人格。她们是卑贱、卑弱的化身。她们没有人格和尊严。这在今天来看是落后的妇女观，但在那么早的时代刘义庆就能为有才德的女子树碑立传，实为难能可贵。

(二)打破传统选贤标准，重视女子聪明才智与胆识，挑战传统的“三从四德”

传统的“四德”对女子要求“德、容、言、工”，刘义庆打破传统观念，重新对贤媛定义，对“贤”的诠释与传统的内容有很大的区别。首次将识、德、才、态作为评价女子是否贤惠的并列条件，不仅把女子作为赞美的主角，不欣赏卑弱迂腐的女性，对恪守贞洁的事迹不感兴趣，挑战传统的审美标准，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女子的“德”，历来都是被十分重视，《说文》对“德”的解释是：德，升也。有学者认为“德应该与高高在上的天有关……有德方可交之于天。此说只为假设，但不管怎样，孔子对‘德’、儒家对‘德’，乃至古人对‘德’的重视都是非同小可的……‘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论语·里仁第四》四十一章)”[12]。因此，无论是《后汉书》还是《晋书》，记载的都是守节烈妇，宣扬的是女子的孝行和节操，要求女子“卑弱第一”，刘义庆显然不赞同这些，《世说》所选的不再是传统的“三从四德”的“贤妻良母”，全部是具有远见卓识、有智慧才华的贤妻良母，没有选取一则守节明志的故事。

他不再认同女性以卑弱为美，有才与德的女性是美的，王昭君和班婕妤都是美女，许允妇貌丑但有才德胆识，也是美的，值得欣赏的。他还认为美不仅是一个综合体，而且有着不同的风格。如谢道韫“神情散朗”和张玄妹“清心玉映”，都是美的。刘义庆还向我们展示了人的真善美还会产生战胜邪恶的力量。李氏不用说一句话，以自己的气势风度就让前来挑衅的贾充妻郭氏不自觉地跪拜在脚下；手持匕首要杀人的桓温妻面对气定神闲的李势妹妹也是“惭而退”。这就是真善美的力量。这些美学思想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构成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以平等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评价女性，开始逐步意识到对女性的尊重，体现出合乎人性、合乎人道的进步趋向，较前代的女性观更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进步性

在魏晋那个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下，在这个思想解放、儒学衰微的时代，魏晋士人开始以新的眼光审视自我、自然和社会，对名士的评价标准不再看中外在的功业和节操，具有个性的才情之美与超凡的气质之美成为时尚，这些审美标准的变化，自然影响到对女性的品评，随着女性才能的不断展现，人们以欣赏的眼光对女性的审视，发现她们的才能，有才德的女性在家庭婚姻生活中起到很大作用，可以说是不容忽视的。开始逐步意识到对女性的尊重。这些都体现出合乎人性、合乎人道的进步趋向。

刘义庆以人道的眼光重新来审视她们，以一种平等的视角来看待女性，记录她们的言行，赞赏她们的洒脱飘逸、明理善辩和出众的才情。这些才女们往往出身名门，有才识、有智慧、有思想、有个性。她们不再是男子的陪衬和附庸，而有着自己的独立意识；她们不再仅仅是以色事人，而是靠自己的德识才态，赢得了丈夫和家人的尊重，在家庭和社会上的地位都有所提高。刘大杰先生指出：“在中国的政治史上，魏晋时代无疑是黑暗的。但在思想史上，却有它特殊的意义和价值。魏晋人无不充满着热烈的个人的浪漫主义的精神，他们在那种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从过去那伦理道德和传统思想里解放出来，无论对于宇宙、政治、人生或是艺术，都持有大胆独立的见解。”[8]10她们的个性风采是当时的士人和后世人们对理想女性的赞美与期待，对后世文人和文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刘义庆思想的进步性不仅比他同时代的《后汉书》作者范晔高明许多，也令后代撰写《晋书》的房玄龄辈望尘莫及。他的女性观较前人也更具有客观性和科学性。刘义庆已经看到了女性在历史和社会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当然还没有像《儒林外史》里的沈琼枝那样，走向社会，独撑门户，有意识地向封建礼教、世俗观念挑战。虽然这与男女平等相处还相距遥远。但在那个时代能够具有男女平等、自由民主意识的萌芽，是很了不起的。刘义庆“贤媛说”对当今女性如何做一个新时代的“贤媛”有很大的启示，也值得我们对“贤媛”的真正内涵仔细研究和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