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路径—一个链式多重中介模型的检验

吴学花，刘亚丽，田洪刚，鲁婧颉

(济南大学 商学院，山东 济南 250002)

一、引言

在工业化发展的不同阶段，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关系失衡一直是困扰社会和政府的“两难问题”。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为尽快解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我国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禀赋，采取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凭借人口、资源和政策红利，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保持了高速增长，迅速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时期，而随之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在2018年耶鲁大学发布的《2018年环境绩效指数报告》中，中国环境绩效指数(EPI)在180个国家中排第120位。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步入新常态，我国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各级政府更加强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张“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将环境治理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注重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

环境规制是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解决环境保护和经济失衡问题的重要制度保障。环境规制能够影响企业技术进步、产业内及产业间结构。从企业层面，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机制”可促进企业增加研发和技改投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通过“创新补偿”效应降低成本，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从产业层面，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标准，可影响企业进入、退出策略选择，引致生产要素配置从高污染行业流入低污染行业，促进产业内和产业间结构调整，通过产业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概而言之，环境规制可以通过多种路径驱动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能否通过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的多重中介效应，实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标？另外，由于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技术水平、产业结构不同，总体中介效应、特定中介效应和对比中介效应大小是否存在区域差异？本文针对以上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研究。本文研究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创新：一是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阐述了环境规制通过多重中介效应驱动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二是运用省际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引发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多重中介效应进行了分区域测度。

二、文献综述

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学界和决策层重点关注的话题。在理论研究方面，基于短期静态和长期动态的不同视角，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不利、有利和不确定性影响这三种争论：“不利说”主要强调环境规制趋紧直接提高了企业生产成本，削弱了企业市场价格优势，导致国际竞争力下降。Gray和Shadbegian发现环境规制使得企业收益下降(1)Gray W B, Shadbegian R J, “Pollution abatement costs, regulation and plant-level productivity”, NBER working papers, No.4994,1995.，Jorgenson和Wilcoxen研究证实环境规制导致了经济增长下滑(2)Jorgenson D W, Wilcoxen P J,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U.S. economic growth”, in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21(1990), pp.314-340.。李钢等将环境管制成本纳入一般均衡模型(CGE)，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提升导致经济增长率、制造业部门就业量、出口量不同程度的下降(3)李钢，董敏杰，沈可挺：《强化环境管制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基于CGE模型的评估》，《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11期。。“有利说”认为从长期看，环境规制倒逼企业和产业技术创新(4)Brunnermeier S B, Cohen M A,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Vol.45(2003), pp.278-293.，合理的环境规制通过诱发企业加大绿色创新投入，实现节能减排和效率提升，长期以往可弥补成本上升，实现“创新红利”。“不确定”论强调由于产业特点和水平、环境壁垒的影响，导致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难以确定(5)Rassier D G, Earnhart D,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actual and expected profitability”, in Ecological Economics,Vol.112(2015), pp.129-140.，具体表现为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引发产业在不同国家转移，促进贫穷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使其成为“污染避难所”，且后期需要花费巨资修复环境破坏(6)Antweiler W, Copeland B R, Taylor M S, “Is free trade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i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1(2001), pp.877-908．。在实证研究方面，熊艳通过计算环境规制强度指数，采用2004—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U”型非线性关系(7)熊艳：《基于省际数据的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年第5期。。黄清煌、高明选取2010—2013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抑制了经济增长速度，但促进了经济增长质量，且环境分权加剧了两极分化(8)黄清煌，高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效应——基于联立方程的检验》，《经济学家》，2016年第4期。。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数量效应无区域差异，而增长质量效应具有明显区域特征，东西部地区环境规制推动了经济增长质量提升，而中部经济增长质量下滑。何兴邦在构建经济增长质量评价体系基础上，运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环境规制显著改善了经济增长质量且存在门槛效应，具体表现为经济增长效率提升、绿色发展程度提高、社会福利水平改善。另外，从规制实施主体看，不同环境规制策略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同影响(9)何兴邦：《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当代经济科学》，2018年第2期。。赵宵伟选取2004—2009年城市经验数据，分析了不同地区地方政府采用差异化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带来不同的经济增长效应(10)赵霄伟：《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竞争策略及其地区增长效应——来自地级市以上城市面板的经验数据》，《财贸经济》，2014年第10期。：东部和东北地区采用“差异化竞争”环境规制策略，产生了显著的正增长效应。中部地区利用“逐底竞争”导致了负增长效应。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环境规制竞争策略，从而表现为不明显的增长效应。由此可见，由于研究视角、指标选取与构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学术界对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二者间的关系仍存在诸多疑问，并未形成一致意见。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环境规制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密切关联。从微观主体看， “创新补偿说”指出环境规制政策能够提升技术改进速度，同时缩短环境污染减轻的时间(11)Marconi D, “Trade, technical progress and the environment: the role of a unilateral green tax on consumption”, i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Vol.16(2009), pp.297-316.。张成等采用1998—2007年的中国30个省份工业部门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技术进步间的关系，发现东部和中部地区二者存在“U”型关系而西部则不显著(12)张成，陆旸，郭路：《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经济研究》，2011年第2期。。从产业层面看，污染密集型产业要承担更高昂的“环境遵守成本”，从而引发产业区际乃至国际转移，引致规制区域清洁型产业比重上升、产业结构优化。李春米采用陕西省1985—2007年的污染物排放指标和人均GDP指标进行了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和环境规制具有产业特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是第二产业产值变动的Granger原因，而与第一产业产值之间则不存在Granger原因关系，第三产业产值变动是环境治理投资变动的Granger原因(13)李春米：《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基于陕西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李强依据Baumol模型利用地区面板数据研究发现环境规制会改变服务业和工业部门比重，引发产业结构优化。环境规制趋紧会提高服务业占比(14)李强：《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基于Baumol模型的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经济评论》，2013年第5期。。肖兴志、李少林利用1998—2010年我国30个省份的动态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总体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升级且区域间存在显著差异性，东部环境规制强度趋紧显著加快了产业升级，而中西部则不明显(15)肖兴志，李少林：《环境规制对产业升级路径的动态影响研究》，《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3年第6期。。李眺运用2001—201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发展，而对西部地区服务业的发展影响比较微弱。地方政府通过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权衡，选取合理的环境规制政策有效促进了服务业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16)李眺：《环境规制、服务业发展与我国的产业结构优化》，《经济管理》，2013年第8期。。原毅军、谢荣辉采用1999—2011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新动力有效驱动了产业结构优化，且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门槛特征和空间差异性(17)原毅军，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8期。。张娟基于2004—2014年的资源型城市数据，研究发现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使得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18)张娟：《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7年第10期。。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关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尚存在较大分歧，但普遍认为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存在直接影响。然而，目前鲜有文献能够清晰刻画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以此为基础，那么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到底是怎样的？本文以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作为中介变量，利用多重中介链式模型厘清并测度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效应大小及区域差异，对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新探讨。

三、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传导机制之一：环境规制→技术进步→经济增长

从微观视角看，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之间存在“波特假说”。环境规制迫使企业优化产品结构、组织结构等以降低内部成本，并加大研发投入(19)Lanoie P, Jérémy Laurent-Lucchetti, Johnstone N, Ambec S,“Environmental Policy,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 New Insights on the Porter 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trategy, Vol.20(2007), pp.803-842.，通过产品生态设计、清洁生产以减少非期望产出，利用“创新补偿”和“技术溢出”使得技术创新带来新收益。韩晶等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进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的产品结构效应和清洁收益效应实现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遵循成本”到“创新补偿”的转变(20)韩晶，刘远，张新闻：《市场化、环境规制与中国经济绿色增长》，《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7年第5期。。伴随着环境规制的趋紧，环境规制逼迫企业内部化外部成本，通过重新设计生产方式以提升要素效率、降低污染排放，最终提高生产增长率(21)Conrad k, Morrison C J, “The impact of pollution abatement investment on productivity change: an empirical comparison of the U.S. Germany, and Canada”, in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Vol.55(1989), pp.684-698.。由于环境规制标准提升，企业在降低污染物排放的同时，会灵敏捕捉社会有效需求，正确把握消费结构转变，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向消费者提供“绿色”产品。综上所述，从长期看，环境规制通过“倒逼机制”可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一方面，企业通过“创新补偿”来降低生产成本，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企业通过技术变革改良生产工艺，提供绿色、环保产品，刺激和满足消费者的引致需求，提供大量有效产出，促进经济增长。本文关注的重点之一是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第一个假设。

假设1：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中介效应驱动经济增长，即环境规制倒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采用先进技术，注重工艺改造和绿色生产，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二)传导机制之二：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

环境规制趋紧改变了不同产业的进入、退出壁垒，引发了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重新配置，推动了产业结构优化。有研究表明，具有较低边际治污成本的产业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小，会吸引更多人力、物质资本向该产业转移，获得“绿色”发展比较优势，逐渐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环境规制还将会迫使污染密集型产业因承担高昂的“环境遵循成本”而选择向清洁型产业转型、区际转移乃至退出市场，从而促进本地产业结构优化。

另外，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揭示了收入提高将增加人们对环保产品的需求和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渴望。从需求侧看，随着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更加偏好绿色产品。为了更好地满足国民需求，政府通过制定产业规划、激励引导措施来促进绿色产业发展和现有产业的绿色转型。消费者消费选择的“替代效应”和地方产业政策的“结构效应”促使政府通过环境规制优先发展绿色、环保产业，促进配套服务业发展，从而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综上所述，政府通过提高环境规制标准影响企业进入和退出策略选择和要素在不同行业间的配置，引致资源由高污染行业向低污染行业转移，促使污染相对较小的产业比重上升，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经济增长。本文关注的重点之二是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的中介效应驱动经济增长，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第二个假设。

假设2：环境规制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驱动经济增长，即政府利用命令型、市场型等环境规制工具，倒逼制造业转型升级、服务业占比上升和三次产业结构优化以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

(三)传导机制之三：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

研究表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之间也存在紧密关联。环境规制通过技术创新、需求因素、基于FDI流动的国际贸易传导到产业升级层面。环境规制趋紧激发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以获取先进技术，降低其边际治污成本，改变自身产品结构，更多转向生产清洁型产品，推动整个产业优化升级。清洁技术的扩散效应引致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22)李强，聂锐：《环境规制与区域技术创新——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两者的联动可以和经济增长串联在一起。具体而言，一方面，环境规制倒逼微观经济主体加强技术创新力度，优化生产要素配置，向社会提供绿色、环保产品，淘汰落后产能和减少无效供给，引致产业间结构优化。另一方面，企业技术创新可以提高产品附加值，推动其向产业链上游环节攀升，引发产业内升级。在市场竞争中，企业通过技术革新提高自身竞争力，淘汰高污染、低效率企业，推动产业高级化。综上所述，随着环境规制趋紧，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优化产业上下游资源配置，提升附加值占比，使得低端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引起产业内和产业间结构优化，推动经济增长。本文关注的重点之三是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引发产业结构优化的链式中介效应驱动经济增长，综合以上分析提出本文第三个假设。

假设3：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引发产业结构优化的链式中介效应驱动经济增长，即政府利用命令型或市场型环境规制工具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引发产业内和产业间结构优化以驱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综合上述分析，环境规制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途径1)、产业结构优化(途径2)以及技术进步驱动产业结构优化(途径3)三种途径来共同促进经济增长，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

四、模型设定、变量选择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假设，借鉴Baron和Kenny、柳士顺、凌文辁、方杰等的研究方法(23)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i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Vol.51(1986), pp.1173-1182；柳士顺，凌文辁：《多重中介模型及其应用》，《心理科学》，2009年第2期；方杰等：《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多层中介效应分析》，《心理科学进展》，2014年第3期。，本文绘制了多步多重中介模型(见图2)来刻画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多步多重中介模型用于刻画存在相互影响的多个中介变量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顺序性特征并形成中介链，故又被称为链式多重中介模型。在图2所示的链式多重中介模型中，Y代表经济增长，X代表环境规制。M1和M2是中介变量，分别代表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在该模型中，存在三类中介效应：

一是特定路径中介效应：a1b1、a2b2和a1a3b2。三者分别代表技术进步中介效应、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和技术进步驱动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的大小。

二是总体中介效应：a1b1+a2b2+a1a3b2。即上述三种中介效应大小之和。

三是对比中介效应：a1a3b2- a1b1，a1a3b2- a2b2和a1b1- a2b2。分别反映上述三种中介效应之间的两两差异。

图2 链式多重中介模型

另外，除了上述中介效应之外，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还存在直接作用，图中的c即代表直接效应。相较单一中介模型，多重中介模型可以得到总体中介效应，减少因忽略其他中介变量而导致的参数估计偏差，并可判断多个中介变量效应的相对强弱，从而可以发现哪个中介变量更有价值。

根据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分析及链式多重中介模型，本文设定如下基本计量模型用于检验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lnGDPit=φ0+Φ1lnERit+η3W+μi+bi+εit

(1)

其中，GDP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省份i在第t年的地区生产总值；ERit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省份i在第t年的环境规制强度；W为控制变量，包含了独立于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若干变量；μ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变量个体固定效应；bi为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已有研究和上述假设，环境规制可能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间联动三大路径驱动经济增长。为检验环境规制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作用，本文借助多重中介模型，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2)

(3)

lnGDPit=φ0+φ1lnERit+φ2lnTechit+φ3lnISit+ε3X+μi+bi+εit

(4)

其中，Techit和ISit为中介变量，表示省份i在第t年的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式(2)-(4)列出了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Techit)和产业结构优化(ISit)两个中介变量、三条中介路径驱动经济增长的回归方程。X′和X″为控制变量，包含了独立于环境规制强度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若干变量；μi′和μi″表示不可观测的地区变量的个体固定效应；bi′和bi″为不可观测的时间变量固定效应。根据多重中介模型，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分别为β1φ2、γ1φ3和β1γ2φ3；总体中介效应为β1φ2+γ1φ3+β1γ2φ3；对比中介效应分别为β1γ2φ3-β1φ2、β1γ2φ3-γ1φ3和β1φ2-γ1φ3，直接效应为：φ1。结合式(1)-(4)，通过依次检验回归系数对多重中介效应进行判定，发现因变量经济增长和自变量环境规制间的相关关系，通常既存在直接效应又存在中介效应。若式(1)中系数φ1显著为正，则表明存在总体效应，该效应在理论上等于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之和。若式(4)中系数φ1显著，则表明存在直接效应。若特定中介效应β1φ2显著为正，则表明在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中技术进步起到正向中介作用；同理，若γ1φ3显著为正，说明产业结构优化变量起到正向中介作用，若β1γ2φ3显著为正，说明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起到链式正向中介作用。上述三者之和为总体中介效应。

(二)变量处理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借鉴已有研究，经济增长常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或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表示(24)原毅军，刘柳：《境规制与经济增长：基于经济型规制分类的研究》，《经济评论》，2013年第1期。。为消除价格影响因素，本文以2001年为基期，对地区GDP予以平减后取对数代表经济增长变量。

2.解释变量

已有文献对环境规制强度的度量采用了不同种类的指标，如Lanoie等采用了企业治污投资占企业总成本比重来度量(25)Lanoie P, Patry M, Lajeunesse R,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productivity: testing the porter hypothesis”, in 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 Vol.30(2008), pp.121-128.；Brunnermeier和Cohen采用了环境规制部门对企业污染检查和监督次数来度量(26)Brunnermeier S B, Cohen M A, “Determinants of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in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 Management, Vol.45(2003), pp.278-293.；还有一些学者采用了综合性指标，如选取各省份废水排放达标率、二氧化硫去除率、烟粉尘去除率和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等多个单项指标来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的综合测量体系。为了克服指标选取的单一性、随机性等问题，同时考虑凸显环境规制效果和数据可得性，本文选取环境设施运行费用和污染治理投资总和的对数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ER)。

3.中介变量

(1)技术进步(Tech)：专利数、研发投入、R&D内部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等是衡量技术进步的常用指标。本文考虑到环境规制变量对企业生产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绿色技术进步，其中单位GDP能耗是反映绿色技术进步的一个典型指标，故本文采用单位GDP能耗的对数来衡量技术进步程度，数值越低则代表技术水平越高。

(2)产业结构优化(IS)：已有研究通常用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的比率、新技术产业总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三产增加值来衡量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本文选取第三产业增加值的对数来衡量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4.控制变量

考虑到要素投入数量和质量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本文借鉴已有研究设置如下控制变量。

(1)资本(K)：本文借鉴庞瑞芝和李鹏的方法，采用固定资产投资额平减后的对数作为资本的近似估计(27)庞瑞芝，李鹏：《中国新型工业化增长绩效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经济研究》，2011年第11期。。

(2)劳动(L)：本文选取分地区年末从业人员的对数来衡量劳动投入。

(3)国外直接投资(FDI)：FDI会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还是将东道国作为污染避难所，目前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但不可否认，FDI是影响东道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各地区价格平减后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对数来反映该指标。

(4)研发投入：本文沿用通用做法，采用研究与试验发展人员全时当量(R&DP)的对数和研发内部支出(R&DE)的对数两个指标来反映研发投入情况。

(5)人均教育水平(EDU)：人口素质会对经济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人均教育水平计算公式(28)人均受教育水平=未受教育人口占比×0+小学文化人口占比×6+初中文化人口占比×9+高中文化人口占比×12+大学专科及以上人口占比×16。计算各地的人均受教育水平。

(6)城镇化水平(City)：本文采用各地区各年的城镇化水平统计数据来反映城镇化水平。

由于方程(1)-(4)中被解释变量受不同因素的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并依据多重中介模型内在要求，式(1)和式(4)选取①、②、③作为控制变量，式(2)选取④、⑤作为控制变量，式(3)选取①、②、③、⑥作为控制变量，在此基础上，对各模型进行估计。

五、描述性统计、计量结果及分析

本文以中国大陆的30个省级行政区为样本(29)由于西藏自治区的数据不完整，且在环境规制方面代表性不强，故而本研究将西藏自治区剔除。，采用2004—2016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样本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一)描述性统计

基于收集的样本数据，先通过统计方法初步分析核心变量间的关系。图3显示的是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散点图，环境设施运行费用和污染治理投资(横轴)与地区GDP(纵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为了更好地验证中介效应，本文对环境规制和中介变量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研判。图4显示的是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关系的散点图，环境设施运行费用和污染治理投资(横轴)与单位GDP能耗(纵轴)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图5为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散点图，环境设施运行费用和污染治理投资(横轴)与三产增加值(纵轴)存在非常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另外，链式多重中介模型涉及中介变量间关系，所以有必要对两个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图6是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散点图，三产增加值(横轴)与单位GDP能耗(纵轴)存在非常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图(3)-(6)分析只是初步观察，各变量之间的更为精确的关系需要在控制其他变量基础上进行回归分析与检验后方可得出。

图3 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关系的散点图 图4 环境规制和技术进步关系的散点图

图5 环境规制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散点图 图6 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散点图

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文运用stata12统计软件，根据经济理论和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对全国和东中西部分区域进行回归分析。

(二)全国层面中介效应分析

本文先从全国层面考察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经济效应，表1中回归(1)-(4)分别为对应模型(1)-(4)的回归结果，回归(1)中，环境规制强度(lnER)的系数为0.16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其中中介效应和直接效应分别是多少，需要根据第四部分给出的计算方法并结合表1中回归(2)-(4)的结果来分析。

1.特定路径的中介效应。用路径1表示“环境规制→技术进步→经济增长”,路径2表示“环境规制→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路径3表示“环境规制→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经济增长”。从路径1看，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Tech)的中介效应为回归(2)中lnER的系数-0.0517与回归(4)中lnTech的系数-0.160的乘积(30)下文分区域回归中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的中介效应的计算步骤相同。，该值为0.0083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环境规制通过激励技术创新这一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通过该途径会促进经济增长0.0083个百分点。从路径2看，环境规制经由产业结构优化(IS)的中介效应为0.0712(31)0.0712为表1回归(3)中lnER的系数0.0970与回归(4)中lnIS的系数0.727的乘积。下文分区域回归中环境规制经由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的计算步骤相同。，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这意味着环境规制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通过该途径会促进经济增长0.0712个百分点。从路径3看，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Tech)、产业结构优化(IS)的链式中介效应为0.0197(32)0.0197为表1回归(2)中lnER的系数-0.0517、回归(3)中lnTech的系数-0.52和回归(4)中lnIS的系数0.0727三者的乘积。下文分区域回归中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的链式中介效应的计算步骤相同。，且在5%水平上显著，意味着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发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通过该链式中介会促进经济增长0.0197个百分点。

2.总体中介效应。将上述特定中介效应加总可得到总体中介效应0.0992(0.0083+0.0712+0.0197)，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环境规制通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联动三条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总体的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强度每提升1个百分点，通过三个中介促进经济增长0.0992个百分点。

3.对比中介效应。前文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三条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083、0.0712和0.0197，在总体中介效应中分别占比8%、72%和20%。路径1中介效应相比路径2中介效应小0.0629，比路径3中介效应小0.0114。路径3中介效应相比路径2中介效应小0.0515。对比可知，经由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中介效应要远高于通过技术进步产生的中介效应。经由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产生的中介效应也明显高于通过技术进步产生的中介效应。

表1 全国层面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4.直接效应。回归(4)中lnER的系数0.0551反映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环境规制强度每上升1个百分点将直接促进经济增长0.0551个百分点。对于全国层面的经济增长来说，环境规制的直接效应要小于中介效应。直接效应还可以通过回归(1)中lnER的系数0.169(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总效应)减去刚得到的总体中介效应0.0992的值来估算，结果为0.0698，该值与回归(4)中的0.0551差异不大，差异主要是由扰动项以及控制变量选择误差所导致。这说明除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联动三条路径产生的正向中介效应，环境规制趋紧也会对经济持续增长产生直接效应。

以上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在全国层面上充分验证了环境规制可以经由企业创新、优化产业结构、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三大途径促进经济增长，其中产业结构优化这一中介效应尤其显著。剔除以上三种中介效应后，环境规制本身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仍十分明显。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不同、环境污染情况及环境规制强度都有所不同，因此有必要分区域(33)本文将考察区域分为三大板块：东部地区包括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考察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三)分区域中介效应分析

表2-表4分别给出了东中西部分区域的中介模型回归结果，下面将分别予以分析。

表2 东部地区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1.东部地区中介效应

表2给出了以东部地区12个省市为样本的回归结果，从回归(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lnER)的回归系数为0.183，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环境规制对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系数可以看出其作用程度超过全国水平。结合多重中介模型回归结果，东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情况分析如下：

第1条路径，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Tech)的中介效应为-0.0039(0.0197×(-0.198))，但在统计上不显著；第2条路径，环境规制由产业结构优化(IS)的中介效应为0.0135(0.0445×0.684)，统计上仍不显著；第3条路径，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Tech)、产业结构优化(IS)的链式中介效应为-0.0075(0.0197×(-0.559)×0.684)，统计上仍然不显著。因此，在东部地区根据本文所选取的样本和数据，没有验证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从各步回归结果来看，主要是因为回归(2)和(3)中环境规制对中介变量技术进步(lnTech)和产业结构优化(lnIS)的作用系数都不显著。但从回归(3)中可以看出技术进步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从回归(4)中可以看出，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变量都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回归(4)中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287，在10%水平上显著，说明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正相关，其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推动经济增长。对于上述结果，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是改革开放先行区，积极参与并融入全球化竞争，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作用较强，依赖于市场竞争机制可刺激企业技术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环境规制不起作用时，应依赖产业政策重新发挥市场资源配置和竞争功能，推动产业结构调整(34)原毅军, 谢荣辉：《环境规制的产业结构优化效应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中国工业经济》，2014年第8期。，进而驱动经济增长。另外，东部地区诸多省份和城市早已积极探索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共生发展之路，并逐步建立起地区间环境污染治理合作和分享机制，也可能是造成环境规制中介效应不显著的原因。

2.中部地区中介效应

表3给出了中部地区9个样本省份的回归结果，从回归(1)可以看出，中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ER)的回归系数为0.204，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中部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本区域的经济增长，且作用程度超过全国水平。结合多重中介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分析中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情况。

从路径1看，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Tech)的中介效应为0.0198((-0.150)×(-0.132))，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说明环境规制通过激励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从路径2看，环境规制经由产业结构优化(IS)的中介效应为0.1325(0.148×0.895)，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表明环境规制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这一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从路径3看，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Tech)、产业结构优化(IS)的链式中介效应为0.046((-0.150)×(-0.343)×0.895)，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引发产业结构优化这一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以上结果表明，在中部地区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三条路径的中介效应。将上述特定中介效应加总可得到总体中介效应为0.1983(0.0198+0.1325+0.046)，且在5%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每增加1%，经济将增长0.1983%。从回归(4)中还可以看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系数不显著，即在中部地区，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中介途径对经济增长的产生影响，这也可以从总体中介效应0.1983与回归(1)中的总效应0.204只有非常小的偏差(0.0057)看出，该偏差可能是由扰动项导致的。前文分析表明，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以及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三条路径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198、0.1325和0.046，在总体中介效应中分别占比10%、67%和23%。路径2的中介效应最大，分别比路径1和路径3的中介效应大0.1227和0.0865。该结论与全国层面大体相似：经由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中介效应要高于通过技术进步产生的中介效应，经由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优化联动产生的中介效应也明显高于通过技术进步产生的中介效应。

表3 中部地区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以上对中介效应的分析结果表明，就中部地区而言，环境规制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利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三大路径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明显。剔除以上三种中介效应后，环境规制本身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并不显著。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中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存在大量“三高一低”产业，而政府环境规制趋紧能够较好地倒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以弥补成本上升和调整产业结构，以提升经济增长质量并解决资源稀缺和环境保护问题。

3.西部地区中介效用

表4给出了西部地区9个样本省份的回归结果，从回归(1)可以看出，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lnER)的回归系数为0.148，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西部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本区域经济增长，但作用程度低于全国水平。基于表4并结合多重中介模型可以分析西部地区的中介效应情况。

表4 西部地区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第1条路径，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Tech)的中介效应为0.001((-0.0508)×(-0.0198))，但因为回归(2)中环境规制(lnER)对中介变量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0.0508统计上不显著，所以路径1的中介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第2条路径，环境规制经由产业结构优化(IS)的中介效应为0.1539(0.197×0.781)，在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环境规制通过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这一渠道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即促进了经济增长。第3条路径，环境规制经由技术进步(tech)、产业结构优化(IS)的链式中介效应为0.0198((-0.0508)×(-0.5)×0.781)，与路径1相同，由于回归(2)中环境规制(lnER)对中介变量技术进步的影响系数统计上不显著，因此该路径的中介效应在统计上也不显著。由此可见，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主要体现在经由产业结构优化的途径。

以上分析结果表明，就西部地区而言，环境规制通过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利用技术进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两条路径促进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都不显著。环境规制经由宏观调控产业结构能够十分显著地促进经济增长。除上述中介效应外，环境规制本身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十分明显，体现在回归(4)中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647，且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前者通过其他途径推动经济增长。对于这一结果，可能的原因是西部地区能源矿产资源相对匮乏，具有相对较多的生态功能区，政府环境规制往往配合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实施，使得该区域通常结合自身资源禀赋承接东部转移产业以促进该区域经济增长。

综上所述，全国和分区域中介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如表5所示)。从全国层面看，环境规制经由三大路径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中介效应强度由高到低依次为路径2、路径3、路径1。从东部地区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不显著，主要通过直接效应促进经济的增长。从中部地区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存在完全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强度由高到低依次为路径2、路径3、路径1。从西部地区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也在5%水平上显著。

表5 全国和分区域中介效应汇总结果

(四)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依据已有研究和经济理论，环境设施运行费用和污染治理投资总和、单位GDP能耗、三产增加值与GDP可能存在内生关系，导致模型中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均可能内生于经济增长，即前一期经济增长提升，使得环境设施运行费用和污染治理投资增加、单位GDP能耗可能有所减少、三产增加值上升，导致模型参数估计不准确。为了解决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加入工具变量，采用系统GMM方法对(1)-(4)重新回归估计，以提高估计效率和检验以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基于系统GMM的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在模型参数估计过程中，本文将环境规制(ER)、技术进步(Tech)和产业结构(IS)作为内生解释变量，其滞后一期作为GMM式工具变量，并假设控制变量作为自身IV式工具变量。结果显示，除(2)式外，Arellano-Bond AR(1)检验的P值在5%显著性水平上其扰动项的差分不存在一阶自相关。(2)式的Arellano-Bond AR(2)检验的P值为0.196，在5%水平上其扰动项的差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所有模型异方差稳健的Hansen统计量在5%水平上接受“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原假设。从估计结果看，在有效控制了内生性问题且所有工具变量都有效的条件下，虽然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系数的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有所变化，但系数符号均未改变。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判定，环境规制(ER)通过技术进步(Tech)和产业结构(IS)两个中介促进了经济增长。另外，东部、中部和西部的系统GMM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上类似。综上所述，本文对特定路径效应、总体效应、直接效应和对比中介效应的测度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表6 基于系统GMM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针对环境规制是否会驱动经济增长，以及通过何种路径驱动经济增长的问题，本文首先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三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个假设，即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企业创新，通过技术进步中介效应驱动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促进不同污染水平企业的进入退出和在产业内调整，通过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驱动经济增长；环境规制促进技术进步，技术进步引发产业结构调整，通过链式中介效应驱动经济增长。根据假设，论文构造了包含两个独立中介(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和一个链式中介(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多重链式中介模型，在环境规制解释变量、三个中介变量之外，加入劳动投入、资本投入、FDI、人均受教育水平等控制变量，采用2004—2016年省际面板数据，从全国层面和东中西部分区域对环境规制驱动经济增长的中介效应进行了实证测度。主要得出如下结论：

1.从全国层面上看，本文验证了环境规制通过三大中介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的假设。首先环境规制促进了绿色技术进步，促使单位GDP能耗降低，绿色技术进步又促进了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中介效应值为0.0083；其次，环境规制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又促进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值为0.0712；最后，环境规制通过绿色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优化又促进了经济增长，该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197、总体中介效应为0.0992。

2.从分区域层面看，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部区域的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三大中介效应皆不显著，说明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其他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中部地区的三大中介效应都显著，其中技术进步中介效应值为0.0198，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值为0.1325，通过技术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链式中介效应值为0.0460，总体中介效应值为0.1983。西部地区只有产业结构优化中介效应显著，数值为0.1539，经由技术进步的单一中介和链式中介效应都不显著。

3.从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看，研发内部支出是促进绿色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FDI在全国层面和东部地区都显著促进了绿色技术进步(中西部地区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在中国没有证实“污染陷阱”问题的全面存在，吸引FDI有利于中国向清洁生产转型。另外，技术进步是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未来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技术进步应发挥主导作用。

(二)政策建议

在当前阶段，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和能源低效率利用仍是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实现有效供给的重要外部因素。如何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齐头并进”，是各级政府和全社会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结合本文研究结论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现状，提出以下针对性政策建议：

1.完善环境规制工具，制定恰当规制政策，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增长的正向效应。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国内经济改革进入“深水区”，强调保速增效、绿色发展，需要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另一方面，部分发达国家以环境保护的名义不断向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施压，以打压中国经济，抑制中国的崛起。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我们应清醒意识到改革开放40余年的高速发展所积累的巨额“生态债务”，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不宜以牺牲环境换增长，回到唯GDP论的老路上。应制定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规划，完善环境规制工具，通过适宜的环境规制强度倒逼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优化，化解生态危机，实现生态保护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化学、石油和冶金等企业对环境破坏杀伤力很大，是环境规制的主要对象，同时也对环境规制强度十分敏感。对这类企业，政府应采用分类管理策略，适度加强对此类企业的管制，可采取研发补贴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创新补偿”形成清洁、绿色生产的长效机制，从源头上破除制约经济发展的生态瓶颈。工业是环境规制的主要调控对象。在工业内部，诸如造纸及纸制品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以及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重度污染行业占比过大，往往会导致生态修复和污染治理成本过高且时间成本过长，不利于经济可持续增长。针对不同产业特征，政府应通过不对称环境规制加大对重度污染行业的治理，鼓励高新技术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优先发展，以有效、快速遏制环境污染加重的趋势，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完善命令控制型、公众参与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并针对不同企业、产业特点制定恰当的规制政策组合，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的正向效应，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

2.研判区域差异，制定适合本区域的环境规制措施，持续推动本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由于中国疆域较大，加之受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产业结构、政策导向等因素影响，导致东、中、西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地区较早参与国际竞争，能够快速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且产业更新换代快，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占GDP比重已超过工业，能够较为迅速地响应消费者对环保、绿色产品的需求，对环境规制敏感度相对较低。中部地区的自然资源丰富、工业基础相对较好，中度和重度污染行业占GDP比重较大，是东部地区技术溢出和产业转移的主要承接区，对环境规制最为敏感。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脆弱、工业基础薄弱、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对国家优惠政策依赖度大，承接的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越来越多，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将存在一定难度。各级政府在制定环境规制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区域差异，在保持和促进本地区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要防止环境污染恶化。

3.鼓励和倒逼技术创新，通过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和强化环境规制强度驱动经济增长。环境规制趋紧可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实现“创新补偿”，提升生产要素配置效率和产出效率，形成经济增长的驱动力。随着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中国可承载的环境规制强度已逐步提升，从动态发展看，将不断衍生出企业技术创新红利。技术红利能够带动企业创新活跃度，技术进步应与消费者的绿色环保产品需求以及环境污染治理需求相匹配。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过程中，对于有技术能力和发展潜力的污染型企业，可实行一定的技术投资和补贴，培育一批集成和原始性技术创新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的跨国型企业，引领前沿技术发展脉络，提升行业整体技术层次，构筑技术创新高地。环境规制的有效实施应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形成良性循环，以便更好契合经济发展需求。

4.优化和完善产业结构，通过产业结构优化和强化环境规制力度促进经济增长。从回归结果及中介效应的测度看，环境规制经由产业结构优化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最优路径。应充分挖掘和利用环境规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通过勒令整改等强制性措施，淘汰高能耗落后企业，重点调控中度和重度污染产业，摒弃传统“三高一低”粗放型生产模式，培育可持续、清洁的产业结构。环境规制措施需配合国家重大战略措施，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导向和未来产业发展制高点为着力点，推动产业结构转型与升级，从源头上解决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不协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