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子超，寻找被遗忘的中亚

陈娟

前些日子，作家刘子超和一个塔吉克斯坦籍留学生“好运”吃了顿饭，两人聊疫情，聊近况。

2018年，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一个酷热无风的下午，刘子超和好运在市中心鲁达基公园的旗杆下相遇。当时，他正在进行一场深入而漫长的中亚旅行，21岁的好运拦住他，说：“哥，我给你免费当导游？我正在学汉语。”之后，好运就一直跟着他，直到他离开杜尚别。

好运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哥哥一家在俄罗斯打工，寄钱回来供养全家。姐夫也去往俄罗斯讨生活，后来杳无音信。他和女朋友交往了两年，后来分了手。女朋友的人生目标是美国，而他则学习中文，决定日后要去中国留学、赚钱，出人头地。年轻的他总是很无助，口头禅是“我被困在这里了”。

2019年，刘子超发表文章《杜尚别悲歌》，里面讲述了好运的故事。文章在当地华人圈流传开来，很多人认识了这个失意男孩。后来，好运申请中国的大学时，面试官竟认出了他，他顺利通过考试，开始在北京读书。刘子超一直关注着他的生活，两人偶尔也会见个面。

中亚之旅结束后，刘子超开始写作，讲述自己一路遇到的人和故事，有滞留在中亚的俄罗斯人，有想得诺贝尔文学奖的“90后”作家，有依然过着游牧生活的牧民，有在中亚辛勤工作的中国人、朝鲜人……通过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揭开中亚神秘的面纱。这些故事，后来都被他收入新书《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里。

被困的中亚人

2010年夏，刘子超以记者的身份去了一次霍尔果斯。作为中国通往哈萨克斯坦的口岸城市，那里繁忙而混杂，等待通关的货运卡车排起长龙，远方是冰雪覆盖的天山。

“当时我想起了斯坦因等人写的纪行，回忆起历史课上学过的撒马尔罕、河中地区、七河地区这些词。有那么一瞬间，我很想跳上卡车，穿越边境，翻过雪山，看看对面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刘子超说。

雪山对面的世界一直诱惑着他。一年后，他背起行囊，前往乌兹别克斯坦，抵达首都塔什干。当时正值苏联解体20周年，他走在大街上，感觉苏联解体就发生在昨天。“街上跑的汽车还是苏联时代的拉达，人们的穿着打扮、城市建筑风格，都还停留在 20年前，像是被封存在了一个时间胶囊里，停滞不动。”刘子超回忆说。

另一个让他震撼的是，中亚人丰富的长相——蒙古人、突厥人、波斯人、俄罗斯人、高加索人、朝鲜人、鞑靼人，各种长相都有。再加上布哈拉古城、中世纪的清真寺等遗迹，他每到一地都受到了“文化冲击”，也被中亚所特有的“呼愁”（土耳其语，意为忧伤）所吸引。

回国后，刘子超拿出旅行途中的笔记，动笔写作。写了1000多字后，怎么也写不下去了。“苏联解体后，中亚像一颗失落的卫星，迷失了方向。它在全球化的边缘与大国的夹缝中，校正着自己的轨道。我迷恋这种挣扎、寻觅的失重状态，这种迷恋最终又化为理解历史潮流的渴望。”

刘子超意识到写中亚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必须慢下来、沉下去。接下来的几年，他开始了对中亚的探索，一边读相关的书，一边慢慢旅行，同时学习俄语、乌兹别克语，几乎去过了中亚所有可以去到的地方。他旅行的目的很明确——记录当下中亚人的生活和命运，勾勒出中亚的图景。带着这样的目的，他有意识地去结识不同的人，和他们聊天，打捞他们的故事。

在吉尔吉斯斯坦，经向导介绍，刘子超结识了一位年轻作家阿拜·扎尔扎科夫。阿拜生于1992年，会说俄语、英语和法语。他一直写小说，接下来打算写“全球化对吉尔吉斯人的冲击”，在他看来，苏联解体后，全球化将这个国家的信仰、生活方式冲击得七零八落，成为一片废墟，“而我们这代人，就在废墟当中，艰难地寻找可以依赖的东西”。

在乌兹别克斯坦，帖木儿广场附近的酒吧里，刘子超和生意人模样的阿扎玛聊起天。他最初从事出口贸易，将乌兹别克的干果出口到美国，之后开始购买房产，拥有七八套公寓，靠租金衣食无忧。两人边喝边聊，旁边一个男人突然开始向天空抛撒钞票，开始是幾张几张的，后来漫天挥撒。阿扎玛对刘子超说：“这就是现实！乌兹别克的现实！”

经由乌兹别克斯坦，刘子超北上咸海，在那里偶遇 “咸海王”。他是一个中国人，来自山东滨州，在荒凉的咸海边已生活了7年。他手下有4个工人，工作是在咸海收集泥中的虫卵，然后经过深加工，变成虾苗的饲料。每年有大半年的时间，“咸海王”都独自住在帐篷里，没有信号、没有网络，最近的WiFi在160公里外。日子很难熬，常常会濒临崩溃。每当此时，他会骑上四轮摩托，在荒无人迹的丘陵上狂飙，冲上高处，再冲下来。

“一路上，我努力去做一个倾听者。我感到，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被困在原地，被生活、地域或者政治，又没有办法改变。”刘子超说。“这片大陆离哪里都很遥远，无论是地理上、心理上，还是文化上。全球化似乎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里。”

带着目的去行走

这些年，刘子超一有空就往外跑，有时是工作需要，有时出于个人兴趣。他上一次出国旅行，是在2019年9月。因作品《乌兹别克斯坦：寻找中亚的失落之心》获得第一届全球真实故事奖的特别关注奖，他去瑞士领奖，之后又在欧洲待了两个月，11月回国，后来疫情到来，他再也没有出去过。

关于欧洲，刘子超不算陌生。2012年，他申请到一个中德媒体使者项目，在德国待了3个月。其间，他还去往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意大利等地。在布拉格的老酒馆，他遇到一直想移民到南半球澳大利亚的中年男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他听到一个俄罗斯大叔用破碎的英语讲述着自己的故事，他的家人曾被关进那里；在布达佩斯，他走访当年中国倒爷白手起家的四虎市场，遇到卖景德镇瓷器的中国小伙儿……

回国后，刘子超开始回忆和记录那段旅程，花两个月写下6万字，后来这部分成了他的第一本旅行作品集《午夜降临前抵达》的前半部分：夏。第二年的冬天，他以自驾的方式再次漫游中欧。“中欧对我的吸引力，在于它始终生长在帝国和强权的夹缝中，执拗地保持着自己的独特性。”刘子超说，它身上那种强烈的撕扯和游移感，让当时不到30岁的他感到了某种心灵上的契合。

那一时期的刘子超，从一个媒体跳槽到另一个媒体，采访、写作，衣食无忧，但内心迷茫。“常常会想，自己的作品在哪儿？特别是采访完作家或者导演以后，这个问题就会冒出来。”

2016年，他申请到牛津大学路透新闻研究所的一个研究项目，去做访问学者。有一次，他去剑桥过周末，在一家二手书店闲逛，偶然翻到一本旧书《惊异之城》，硬皮精装，只要5英镑。翻开一看，是伊恩·弗莱明环游世界14座著名城市的旅行随笔。

普通读者对弗莱明的印象都停留在小说“詹姆斯·邦德”系列。“我好奇于一个邦德式的作家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旅行的。”在《惊异之城》中，刘子超看到了作为旅行者的弗莱明：他不喜欢博物馆和美术馆，受不了在政府大楼吃午饭，对访问诊所和移民安置点毫无兴趣；他真正感兴趣的是，离开宽敞明亮的街道，走进身后的小巷，寻找一座城市隐秘而真实的脉动。

“弗莱明是一位惊险小说家，在旅行中也习惯了以一个惊险小说家的目光观看世界。”刘子超说，弗莱明的旅行方式和写作，让他反思自己。牛津大学的项目结束后，他回到国内，翻译《惊异之城》。从此再也没有进入职场，而是专职写作，这时的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旅行文学。

“在全球化时代，中国人、中国商品不断走出去，但中国的旅行文学却没有跟上步伐。中国人如何观察世界，可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题材。”刘子超说。于是，便有了中亚之旅、从印度到东南亚之旅等。

与弗莱明一样，每到一个地方，刘子超都会去寻访别样的地方和有趣的人。在缅甸，他深入佐米亚，寻访还在刀耕火种的爱伲人；在菲律宾，他去看当地的国民运动斗鸡。最震撼的要数爪哇岛之旅，他去往伊真火山，探访火山湖和采集硫黄的工人。

登顶火山口，热气蒸腾，刘子超看到一些工人在湖边收集冷却成块的硫黄，然后用铁锹砸碎，装进篮子，再用扁担挑下山。“站在这场景中，我久久不能开口。在这样的世界，还有这样的人，在过这样的生活。”他说。在爪哇，一名普通教师的月收入不过100美元，而硫黄工人可以拿到150美元。后来，这些故事都被他写进2019年出版的《沿着季风的方向》一书中。

关于旅行文学的写作，美国小说家、旅行家保罗·鲍尔斯曾给出一对概念：写点东西的旅行者和会去旅行的作家。刘子超希望成为后者，带着目的去行走，然后以文学的笔触书写旅程、书写异域，“旅行慢慢变成了我的一种方法，它渐渐退后，让人浮现出来”。

当代游牧者，见证世界的流动

刘子超性格内向，不擅长社交。平日里“不在路上，就在去往路上的路上”，在家时就是读书、记笔记，桌子上放着很多文件夹，按国家、地区分类，不同资料放进不同夹子。偶尔也会做翻译，翻译的大都是旅行文学。

他最早的旅行是在阅读里。小学的某个暑假，他迷上了《哈尔罗杰历险记》，讲述主人公哈尔和罗杰在亚马孙、海底城、食人国不同地方历险的故事，拓展了他关于远方的想象。后来到初中，他读《鲁滨孙漂流记》，“鲁滨逊身上有一种开拓者的雄心，同时又兼具冷静、理性和智慧，完成了我对旅行者形象的终极认知”。

高中时，刘子超就读北师大二附中文科试验班，集体旅行是必修课。“就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体验不一样的生活。”高一那年暑假，他们去的是西北，在陕北吴旗农民家的窑洞住了好几天，每天捧着大碗，蹲在窑洞门口吃饭。后来去延安，坐的是大巴车，公路崎岖不平，“我几乎是飘着到的，屁股一直没沾到座椅”。高中后两年，又集体去江南、云南，都是完全不同的体验。

之后，刘子超的旅行版图不断扩张，从国内到国外，从漫无目的地漫游到田野调查式的深入游。对他来说，通过旅行去实践、去发现、去写作——这就是诱惑所在。

在中亚，刘子超经历了一次深入天山之旅。途中，他偶遇到一个白色的帐篷，扎在空荡荡的山谷中。里面住着一家吉尔吉斯人，女人正在生火，两个小孩在地上拍洋画。女人端出发酵的马奶酒招待他。后来，在继续前行的途中，刘子超遭遇暴风雪，被牧民救回，带到家里——赶巧正是之前那家人，主人又拿出食物，热情款待他。

在內心深处，刘子超觉得自己也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不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是当代游牧民族。就像牧民一样，有方向、有目的地移动，逐水草而栖，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与牧民不同的是，他游牧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还有写作。

关于写作，他的动力之一正是见证世界的流动。“制造流动并且居于核心的永远是人。人的生存经验就像历史河流中的卵石，从当下向着未来延展。当你通过旅行和文字打捞起这些卵石，它就慢慢地构筑起你的世界，这个世界可能比真实世界更牢固、更有依靠感。”

（摘自《环球人物》2020年第17期。作者为该刊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