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农村改进社与民国乡村教育的转型
——以安义万家埠实验区为中心

■余永和

乡村教育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领域。民国乡村建设派面对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力图整合官方与民间教育资源，承袭本土办学传统又吸纳西方教育理念，开展别具特色的乡村教育活动，反映了识字教育普及化、家族教育社会化、成人教育实用化的趋势，加速了乡村教育乃至整个乡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步伐。当然，由于客观环境的掣肘与乡村建设派的局限，这些不同层次的乡村学校都遭遇了生源不足、师资短缺与经费匮乏的困境。安义万家埠实验区乡村教育的成就与命运，无疑也是当时江西乃至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缩影。

民国风起云涌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乡村教育无疑是各实验区着力最多、成果最丰、影响最巨的领域。梁漱溟的乡农学校、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陶行知的晓庄学校等一直为学界津津乐道。然而，如果单纯强调乡村教育抵御西方文化入侵与复兴传统文化活力的努力①，或过分强调乡村建设派突破官方教育体系与另起民间教育炉灶的初衷②，也许都难以对乡村教育与近代社会变革作出完整的阐释。本文尝试以江西农村改进社主办的南昌安义万家埠实验区为例，考察乡村建设派开展乡村教育活动的情况，揭示乡村识字教育普及化、家族教育社会化、成人教育实用化的发展趋势，以深化对乡村建设运动与地方社会转型关系的认识。

1933年7月，江西农村改进社在南昌正式成立，“以研究农村问题企图农村改进事业为宗旨”［1］，汇聚了当时江西一众政学名流，时任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亲自兼任理事长，常务理事王枕心与苏邨圃等实际操持社务。经费主要包括普通社员会费（入社金个人社员1元、团体社员2元，常年金个人社员2元、团体社员5元），社员特别捐，政府补助费，其他团体或个人的捐助。该社最初确定的工作范围如下：调查并报告各地农村情况，研究农村改进事业方面的重要问题，训练并介绍从事农村改进事业的专门人才，设立实验区并承办各方委托的有关农村的事务，协助并联络各机关或个人从事农村改进事业，出版刊物并解答政府及各方的咨询。1934年3月，江西农村改进社择定熊式辉家乡安义万家埠，正式设立实验区，逐步开展乡村建设的实践，涵括了多方面的内容：经济方面主要是改进生产技术、励行合作事业、调剂农村金融；政治方面主要是扶植农村自治、加强民众训练、充实自卫力量；文教方面主要是化除成年文盲、培养集体意识、发展天赋才能，其中尤以教育方面的成就最为瞩目。万家埠地区之前只有3所县立小学（其中县立第二小学是完全小学，内附1个女职班），仰公学会主办的私立龙津初级中学与私立仰公小学（包括1所本校及4所分校），7所私立小学（分别设于鹤楼、磨溪、西源、骆家洲、古塘、水田埠、五皋垅等处），5所私塾（分别设于珠市堎、胡家山、醴源角、下庄、杨梅厂等处）［2］。江西农村改进社在万家埠实验区普遍开设保立小学，大力推进学龄儿童义务教育与失学成人补习教育；接办私立仰公中心小学及分校，将家族式的私立学校转变为社会化的教育资源；接收私立龙津初级中学，改办为农村实用学校，着力发展成人职业教育。这些兴学措施促进了万家埠实验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推动了乡村教育现代化的进程。遗憾的是，这些学校都好景不长，普遍遭遇了难以为继的困境，最终在日本侵略时被迫中断。

一、保立小学与乡村识字教育的普及化

1935年春，根据江西省政府励行保立小学的政策，万家埠实验区办事处制订《普设保学暂行办法》，明确规定保立小学“以所在地之整个社会为施教范围，全部民众为施教对象”；要求“凡本区各保，每保应设立保学一所”；利用该保内原有校舍、祠堂、寺庙、会馆、公所等作为保立小学校舍。［3］万家埠实验区最初共有15保，共开办17所保立小学（其中第二十四保因村落分布稀散且经济较富裕而开办了3所保立小学）。实验区范围后来扩至50多个保，保立小学的数量相应递增［4］。

保长兼任保立小学校长，综理校务。保学委员会“负筹划经费校舍及调查学龄儿童及失学成人征派入学等责任”，由5—7人组成，保长为主席委员，保立小学教员为当然委员，其余委员“从本保内热心教育、具有声誉者遴选”［3］。根据“政教合一”原则，保甲与保立小学融为一体，以保为组织中心，以保立小学为基础，组成保立小学大同保。根据学校当局核准后公布实施的《保立小学大同保行政组织大纲》规定，保立小学全体同学都是该保保民，保甲长任期为一学期，可以连选连任。全体保民大会为保内最高权力机关，每学期开学与期末时由保长分别召集一次。保民大会闭幕期间，以保长甲长会议为最高权力机关［5］。各保将原学款、公款、会款、祠款与庙款等用于保立小学的开支，如不足时由保内住户分摊，其中甲种保（120户以上）每年负担180元，乙种保（100—120户）每年负担150元，丙种保（100户以下）每年负担120元。如出现经费困难等特殊情况时，可报请县政府予以补助。

实验区办事处向每所保立小学委派一名教员，教员至少必须具备下列一项条件：师范学校或高中师范科毕业生、考核合格的小学教员、中等学校毕业生、曾在小学任教一年以上且成绩卓著的教员［3］。为稳定师资力量，实验区办事处一方面尽力保障保立小学教员的收入：确定了保立小学教员的年薪标准，其中甲种保的专任教员年薪为120元，乙种保的专任教员年薪为100元，丙种保的专任教员年薪为80元；所有保立小学教员每月还可领取洋14元的生活费［6］。另一方面每年暑假举办保立小学师资训练班：先组建保立小学师资训练班考试委员会，从符合条件的报考者中选拔出教员，再送往农村实用学校培训一个月，期满后分派去各保立小学任教［7］。

每所保立小学要求至少开设一个儿童班与一个成年班，有的还附设妇女班。儿童班白天上课，采取复式教学编制③，6—10岁儿童四年毕业，10—16岁儿童两年毕业；课程以公民训练、国语、常识、劳作、体育与算术为主。成人班夜晚上课，每晚持续两个小时（19：00—21：00），星期日照常上课。所有不能认识丙种三民主义千字课本1/3生字的15—45岁男女，都必须入学。如人数过多超出教室容量时，可以分期举办（按年龄段分期）或分班教学。成人班偏重启发式教学方法，尽量帮助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一定知识技能。每期要求上足150天的课程，一般半年毕业，每年至少办理一期毕业［8］。妇女班课程也遵照教育部的标准，但职业指导科目更注重传授家庭常识。［9］

保立小学最初采取广告宣传与挨户劝导的方式进行招生，但效果并不理想。1936年开始实行分期征派入学法与成人班强制入学法。实验区办事处提前调查学龄儿童与失学成人的状况，先责成各保保长限令其入学，再根据各保的不同规模，确定每期最低入学名额：甲种保至少须有儿童与成人各50名入学，乙种保至少须有儿童与成人各40名入学，丙种保至少须有儿童与成人各30名入学。保立小学在防止学生辍学方面也采取了不少措施：一是尽量选择符合民众实际需要的教材，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二是完善设施，方便学生求学；三是每个班都推举出班长，负责劝导同学履行共守信条及规约；四是制订《保学成人班留生办法》，明确规定对于成年人辍学、缓学与旷课等的处理细则。成年人如中途退学，先由保长会同保立小学教员劝告其家长或本人，限期复学；如不接受劝告，则张榜警示家长或本人，限期复学；如仍不遵守规定，则报请实验区办事处科以罚金，并勒令复学。凡有重病或其他特殊情况暂时不能入学者，由家长或本人提交缓学或免读申请，由保长与保立小学教员共同核准。学生如有特殊事项（如离家一日以上、患病、婚丧喜庆等）也须向教员请假，未经请假或请假未经核准而擅自缺课者，都以旷课论处，并处以罚金。对于劝学不力或弄虚作假的保长与教员也有相应的惩处措施。保立小学通过加大招生与留生的力度，使得学生数量一度有了较快的增长。1936年，实验区各保立小学的学生总数接近3000人［4］，其中儿童班学生562名，成人班学生787名［8］，妇女班学生达到1115名［9］。

可以说，江西农村改进社响应政府号召，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多方资源，在万家埠实验区普遍开设保立小学，尽管办学层次还比较低，办学水平也不算高，但还是快速推动了学龄儿童义务教育与失学成年补习教育的发展，从而大大促进了乡村识字教育普及化的进程。必须强调的是，开设保立小学以开展国民义务教育与失学成人补习教育并非江西农村改进社的创举。普设保立小学是当时江西省政府的既定政策，而推进义务教育则是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发出的号令。1934年11月，江西省政府颁布了《江西省设立保学暂行办法》，开始在丰城县试办保立小学，逐渐推广到全省各地。1934年12月，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标本兼治案》；1935年4月，国民政府公布《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不久，江西省政府陆续推出《江西省推行义务教育计划》与《江西省保甲条例》，要求“利用本省保甲制度用政教合一方式推行保立小学以实施义务教育”［10］。因此，江西农村改进社在万家埠实验区普设保立小学，并非努力冲破官方教育体系的结果，而恰恰是积极贯彻政府教育政策的产物。

二、仰公学校与乡村家族教育的社会化

熊式辉为纪念父亲熊府山（字仰之），捐资建立了公益助学组织——仰公学会。1929年，仰公学会在熊式辉家乡梓源熊氏宗祠内开办了“仰之小学”。熊式辉担任省政府主席后，根据学校教员的建议，将校名改为“仰公小学”。之后，仰公学会又相继在荆庄熊村、柏树熊村与福德园吴村开设第一、第二、第三仰公初级小学。1932年春，梓源熊村的仰公小学增办一个高级班，成为完全小学。仰公小学虽然已经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私塾，但仍然属于典型的家族私立学校。

1934年，仰公学会将几所学校陆续移交给实验区办事处。梓源熊氏宗祠内的仰公小学迁至实验区办事处，更名为仰公中心小学。同时，在下庄张村新设仰公第一分校；原福德园吴村校区迁至梓源熊村，称仰公第二分校；原荆庄熊村校区改为仰公第三分校；原柏树熊村校区迁至西源熊村，称仰公第四分校。实验区普设保立小学时，仰公中心小学与四个分校又都代用为所在保的保立小学，即仰公中心小学代用为第十八保保学，仰公第一分校代用为第十一保保学，仰公第二分校代用为第十九保保学，仰公第三分校代用为第二十五保保学，仰公第四分校代用为第二十三保保学。

实验区办事处接管仰公小学后，熊式辉的本家熊云岌担任首任校长，但他只挂虚衔，几乎未到学校办公。苏邨圃的同乡江小珍担任校务主任，但不久就返回贵溪老家。毕业于江西第一师范的周恭先接任校务主任。学校管理比较规范，明确了中心小学与分校的关系：中心小学对分校进行指导监督，将不负责任的分校教员上报给实验区总干事议处；分校教员必须尽力推行中心小学所制订的计划，接受中心小学的指导并力求改进。中心小学也提高了指导监督各分校的效率，如减少校务主任的教学任务，以增加其视导分校的时间；实验区办事处安排人员承担学校的缮写任务，以便中心小学拟就的各项计划能够尽快分发到各分校。学校每年都要统计多种报表，如校务概况表、学校组织系统表、学生年龄统计表、学生性别比较表、校务分担一览表、课务分担一览表、各级每周教学时间表、上学期各级学生缺课比较表、上学期各级学生学业成绩比较表、上学期各级学生操行与成绩比较表等，以全面细致地掌握全校师生的实际情况。

学校对师资的选拔与管理也比较严格，拟定了遴选教员的标准：第一，教员精神是否充足？第二，教员能否吃苦耐劳？第三，教员对于农村事业是否有兴趣？能否立志从事农村改进工作？第四，教员是否和蔼可亲，并具有相当的活动能力？第五，教员有无相当的学识和经验？1935年初，学校还规定了教员的注意事项：第一，教员事先要作充分准备，切忌敷衍塞责；第二，教员教学时应注意教室管理；第三，教员态度要和而不懦，刚而不火，使儿童敬爱而不畏惧或轻视；第四，教员要活用教材；第五，教员要促进儿童学业成绩平衡发展；第六，教员要及时更换教学环境，以满足不同学科的需要。学校冀望所有学生都能顺利完成学业，所以对第五点尤为重视，并为此拟定了具体方法：一是教员不能以高智能儿童学习成绩作为教学进度准则，而罔顾低智能儿童的接受能力；二是教员指导低智能儿童学习时，必须不厌其烦地反复解释，直至其能懂会用为止，但智能过低的儿童另当别论；三是教员指导儿童学习时不能操之过急，更不能随意打骂，以免儿童因畏惧而逃学；四是教员指导儿童学习时应多用比喻，尤其尽量以实物比证，以增强儿童理解能力［11］。

学校成立了儿童中心村作为学生自治机关，设有正村长、副村长、学艺股长、劳作股长、卫生股长、公安股长、图书股长与体育股长等职位。每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进行改选。儿童中心村还开设了图书馆，由高年级学生轮流担任值日员，负责书报整理与还借事宜［8］。

实验区办事处接管后，仰公小学发展较快（发展概况见表1），由初办时的10来个学生，增加到300多名学生。除了安义本地生源外，还有新建与永修等地的学生也慕名前来就读［12］(P134-139)。学校还积极联络实验区办事处职员，随时劝导农民送子弟入学，以扩充学额。仰公小学分设初级与高级两级，初级修业四年（一、二、三、四年级），绝大部分是走读生；高级修业一年或两年（五、六年级），大部分为寄宿生。教员尽量因材施教：对于低年级儿童采用整个教学法④，对于中年级儿童采用设计教育法，对于高年级儿童采用自学辅导法。各年级的课程设置也遵照教育部颁布的小学课程标准，当然，有些科目的作业略有增减，以适应实际教学的需求。大多数科目选用教育部审定且符合课程标准的教材，劳作、音乐、体育、童子军课程尽量选用适合儿童实际需要的教材。学校也自编各科补充教材，尤其农业常识科目完全以教员自行编撰的简明讲义作为教材。仰公中心小学与各分校都开辟了学校园（类似现在学校的生物园），供学生农作实习与课外游览。三年级以上的学生还要接受童子军训练，全校学生组成1个团，下分3个中队，每个中队又分为3个小队。学校除每周规定时间安排童子军课程外，还在校园内设置了7个岗位，由各小队轮流值日，以帮助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8］。学校定期举行恳亲会（家长会），会后举行颁奖典礼，鼓励学生勤奋好学与家长尽力督学［11］。

仰公小学师生积极参加乡村建设活动。一是组织消费合作社。全校师生组成一个小规模的消费合作社，专营日常用品，初定资本50元，分作1500股，每名社员最多限购50股，每周由儿童中心村合作股人员轮流担任售货员，每周营业总额平均约在10元左右。二是开展保洁与救灾等公益活动。学生积极参加实验区的整理村容运动，除参与大扫除外，还分组奔赴各村开展卫生宣传。学校还组织劝募寒衣队，队员深入各村进行劝募活动，并将募集到的寒衣交由实验区办事处转寄给省赈务处。三是参加体育文艺活动。实验区办事处为庆祝新年，改良民俗，振奋民心，自1935年起，每年元旦都举行新年游艺会，每次都持续多日。仰公小学10余名师生参演话剧、音乐、舞蹈、魔术、国术等多个节目。学校也派选手参加实验区的运动会［8］。

不难看出，实验区办事处接管后，仰公中心小学及其分校虽仍未完全褪去人情色彩（如熊式辉的本家与苏邨圃的同乡都曾在学校担任职务），但还是逐渐摆脱了旧式家族教育的窠臼，步入新式社会化教育轨道。尤为有利的是，仰公中心小学及其分校继续得到仰公学会的资助，又新增江西农村改进社的拨款，加之代用为保学，还能获得所在保的扶持，所以一度发展势头不错，教学质量也比较高，会考成绩高居安义全县榜首［14］。可以说，江西农村改进社在万家埠实验区灵活转化民间教育资源，及时注入新式教育理念，从而增强了乡村教育的整体实力。

表1 1934—1936年仰公中心小学及分校概况［13］(P117-123)

三、职业学校与乡村成人教育的实用化

1929年9月，仰公学会创办私立龙津初级中学，后因生源问题难以为继。1934年春，应仰公学会的请求，实验区办事处接收私立龙津初级中学，改办为农村实用学校。学校设有教室、学生寝室、陈列室、办公室、会议室、图书室、储藏室、保健室、俱乐部、厨房与膳厅，还可与实验区办事处共用很多公共设施，如将仰公纪念堂作为学校大礼堂。此外，学校还开辟了两个试验场：第一试验场位于学校大门前边，主要栽种水稻与蔬菜等；第二试验场在后背山头上，主要栽培油茶、油桐与桃花等。［15］(P93-96)

江西农村改进社常务理事兼万家埠实验区总干事王枕心负责学校的涉外事务。江西农村改进社常务理事苏邨圃担任校长，全面掌管校内事务。校务主任协助校长处理各项工作，加上教导主任、军训主任、事务主任及专任教员，一并组成校务会议，此外还有一些事务员。1935年，随着年级增多，各年级都增设了级主任。［16］

苏邨圃亲自确定“农村实用学校”的校名，也尽力践行自己的办学理念。他痛感中国过往的教育与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人没有事做，事没有人办”；大多数学生一毕业即失业，只好去钻营官场。他创办农村实用学校，旨在纠正这类错误，“造成人无不学，学无不用的环境”。农村实用学校既不同于普通中学，又有别于单纯的农业学校，以造就改进农村的下级干部人才为宗旨，以“学教用合一”为原则，以勇朴诚劳为校训，以实学实用、立己立人为目标，以实现“农村社会之革新，农村生活之改善，农村经济之繁荣，进而复兴民族”为己任。［17］(P226-227)

农村实用学校招生对象“并非普通一般青年与全体农民，而系青年农民干部，以及含有此种意识之其他青年”［11］。学校原定招收3个班，每班暂定50名学生。学校分设普通班与高级班：普通班相当于初级中学，学制长达3年，1935年开始招生，面向高级小学毕业生；高级班相当于高级中学，学制只有1年，1936年开始招生，面向初级中学毕业生。到1939年停办为止，学校总共培养了3届普通班与2届高级班毕业生，毕业生总数上千人。由于熊式辉的名头（熊式辉本人确实也有通过该校培植地方势力的考量），民众起初以为该校前途看好，所以踊跃报名入读。由于免收学费，贫困家庭的子弟尤为积极。学校面向全省招生，学生来自永修、安义、奉新、靖安、新建与南昌等20多个县，尤以安义与永修的学生最多。1935年春季招收115人，按学生文化程度分为甲、乙两班。学生年龄跨度较大，从15岁到23岁不等，其中出身农业家庭的学生超过一半，此外还有来自工、商、学、医、军、警等家庭的学生。1936年夏首批38名学生毕业时，熊式辉以省政府主席的名义颁布训令，重申农村实用学校“原为适应客观环境之需要，养成改进农村干部人员”而创设，“现当本省农村事业发展之际，各县农业推广人员需用甚急，本区农校毕业生，正应此刻实际之需要，理合造具本届毕业生名册一份，备文呈请钧座鉴核，准予通令各县政府及农业院推广部，暨其附属机关尽量录用本区农校毕业生为农业推广人员”，训令中还附录了首批毕业生的基本信息。［18］

学校制订了翔实的周历，安排了比一般学校更多的行政活动。学校每天的作息安排也非常紧凑，旨在通过高强度的训练，培养学生兼具农人、军人、文人的综合素质，即力求使学生具有“农人的身手、军人的精神、科学的头脑，并且还要有改进农村的决心”［19］。学生一般每天早晨进行军训，全校学生编为1个中队，下分为3大区队，每区队又分为3个班；江西省保安处派遣的两名教官分别担任正副中队长，实际负责学生的军训事宜。上午学习文化与技术课程，所有课程都以适合农村实用为目标，总计327课时，主要包括基础类、农业类、农村类、体育类与劳作类等。下午从事农业劳动，至少安排3小时（14:00—17:00）作为实习劳作时间，总共有15项实习劳作科目［20］。每星期六下午，学生还要参加野外演习，学习军事学科知识，熟悉军队日常生活。

学校完全实行军事化管理，学生全部寄宿在学校。学生日夜轮流在学校门口持枪站岗放哨，各班班长担任排头兵［12］(P134-139)。学生干部主要有各级长、室长、班长与自治会职员。级长由各级学生自行选举，其职责为：检查教室整洁，启闭教室门窗，轮派值日学生，传达上下情意。室长由校务主任指定，其职责为：检查本寝室卫生，轮派值日学生，处理本室纠纷，传达上下情意。班长由军事训练主任挑选，其职责为：传达命令；负责本班个别训练；秉承军训主任的命令，维持本班风纪军纪，推动生活军事化。自治会职员由全体学生投票选举，其职责为：向学校传达同学的意见；养成自治能力；负责推动农村文化；切实执行自治会决议案［16］。

总之，江西农村改进社在万家埠实验区尚无力举办中高等教育的情况下，主要针对高小毕业或同等学力以上的乡村青年开展职业教育。值得称道的是，农村实用学校与一般职业学校不同，并不是单纯培训学生从事农作的基本技能，而是全面培养青年服务农村的综合能力，因而为乡村建设事业输送了大量合格人才。

四、江西农村改进社乡村教育的成效

民国年间，伴随着社会动荡与经济衰败，传统教育体系在挑战中依然延续，西方教育模式在质疑中被逐渐吸纳。民国乡村教育界既要弘扬传统教育的宝贵遗产，又要借鉴西方教育的先进理念，并力图以教育为切入口，助推乡村社会乃至整个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江西的乡村建设派同样是在内忧外患的危局中艰难地启动了教育现代化步伐。透过江西农村改进社在万家埠实验区的乡村教育实践，可以看到：国家（官方）与社会（民间）、西方现代与本土传统间并非单纯的“二元对立”关系，乡村建设派也没有进行“二者只取其一”的简单化抉择。面对20世纪30年代急剧变革的时代潮流，江西农村改进社既充分利用官方扶植政策，又大力发掘民间教育资源；既移植西方现代教育理念，又承袭本土悠久办学传统，在万家埠实验区创办各类学校，取得了令时人瞩目的成就，推动了当地乡村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也促进了传统乡村乃至区域社会的现代转型。

第一是因地制宜，全面规划学校布局。万家埠地区之前只有3所公立小学、12所私立小学与5所私塾，且分布不均，不少农村根本没有任何教育资源，农民文盲率一直居高不下。万家埠实验区办事处经过通盘考虑，统筹规划，初步建立了现代各级各类学校体系。一方面是完善了普通教育体系，按照省里普设保立小学的要求，短期内实现了保立小学的全覆盖，个别经济实力较强的保甚至设立了3所保立小学。保立小学面向保内所有民众，全面实施学龄儿童义务教育与失学成人补习教育，逐步扫除文盲。另一方面是根据实验区的实际情况，开展各种职业教育。除农村实用学校外，实验区办事处还开办了绮云女子职业补习学校，校址最初也设在实验区办事处所在地万埠镇。由于区位方便，该校一度吸引了不少生源。可以说，实验区全境遍布各种新式学校，并且大多采取“政教合一”的原则，甚至率先实施“管教养卫合一”的制度，虽然不乏加强乡村控制的动机，但对于启迪基层民众与促进乡村社会转型也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是因材施教，合理安排教学内容。1933年2月，江西省教育厅颁布《江西教育行政方针》，总共10条，其中前3条内容如下：“集中教育力量，改造国民心理，强健国民体格，振发民族精神，以谋挽救国家之危局；锻炼青年服务之精神，增厚民众自卫之力量，以保障地方之安宁；特别注重科学教育、生产教育与乡村改进事业，以谋国民经济之发展。”［21］1933年6月，江西省第574次省务会议通过《二十二年度改进本省教育实施方案》，其中开篇就明确了教育的一般原则：“教育应以培养民族精神为首要；教育应社会化、科学化与生产化；教育应特重身体锻炼与人格修养。”［22］实验区的学校基本上贯彻了当时省里最新的教育政策，注重精神、文化（或技能）、身体三方面内容，培养民众的公共意识，传授基础的文化知识与实用的生产技能，提高民众的身体素质。当然，不同类型的学校在具体教学安排与教学内容上也存在不小的差别。如保立小学儿童班、成年班与妇女班都以识字教育为主，但上课时间与授课内容等都有所不同。同为职业学校，农村实用学校的学生每天早晨进行军训，上午学习文化与技术知识，下午参加农业劳动；而绮云女子职业补习学校的课程大多以适合农村实际需要与农村妇女生活为目标，主要科目有：精神讲话、国语、珠算、算术、家事、音乐、体育、织布、织巾、织袜、染色、缝纫与纺纱等［23］(P79-80)。可以说，实验区学校尽量考虑学生的学习特点，结合农村的社会情况，进行相应的教学安排，选定合适的教学内容，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因而有助于培养出各类从事乡村建设的人才，也有利于激发民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热情。

第三是因势利导，综合运用多方资源。在教学设施等硬件方面，实验区办事处一方面积极争取政府资源，如及时配合省里普设保立小学的政策，以获取省里的专项支持；还充分利用熊式辉的个人影响力，从政府各部门争取农村改进事业资金。另一方面大力挖掘民间资源，如接管仰公学会，将其名下的私立仰公小学及分校代用为各自所在保的保立小学，将其私立龙津中学改为农村实用学校；接手私立绮云女子职业学校，改为新的绮云女子职业补习学校。此外，各保立小学大多是利用原有校舍或祠堂、寺庙、会馆、公所等传统公共场所进行办学；甚至学校运动会的奖品，不少也是由社会各界捐助的。在师资等软件方面，实验区办事处除了留任原来的合格教员及从外面引进师资外，主要是就地取材，在实验区内部选拔与培养新的师资。一方面是由实验区办事处职员兼任教师，从实验区总干事王枕心到普通职员，基本上是身兼数职，大多要承担学校的教学或管理任务；另一方面是从实验区各地选拔符合条件的人员，甚至从学校中选拔成绩优异的学生，进行一定的培训后再让其登台教学。“传统的乡村治理有非常强的行政色彩”［24］（P55），江西农村改进社本身虽然没有行政职能，也缺乏强大的创收能力，但作为具有浓厚官方背景的社会机构，巧妙利用自身的特殊地位与熊式辉的鼎力支持，争取到不少政府资源，也盘活了许多乡土资源，从而一定程度上为实验区教育乃至当地乡村建设事业注入了新活力。

江西农村改进社在万家埠实验区开办的乡村学校虽然取得了较大成就，但由于客观环境的掣肘与乡村建设派自身的局限，也遭遇了诸多困境。

首先是生源不足。实验区基本实现了一保一学的目标，并且在劝学方面费尽心力，但生源依然难尽人意，即使在1936年保立小学最兴盛的时期，大多数保立小学也只有一个班，其中女生人数更是稀少，除了第五保与第十七保的保立小学女生稍多外，其他保立小学至多10来个女生，有几所保立小学甚至没有一个女生，这自然与全面扫盲的目标相距甚远。农民对入学就读反应消极，当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农民的愚昧无知或冥顽不化，而恰恰反映了：乡村建设派寄予厚望的普设保立小学，并不能解决实验区农民的燃眉之急。农村实用学校曾经生源充足，但只是昙花一现。在首批毕业生大多分配到安义县各区、镇或乡公所担任乡长或干事后，原本指望凭借熊式辉名头而升官发财的报考者纷纷另觅他途。学校吸引力急剧下降，只好降格录取一些同等学力的学生［12］(P134-139)。虽然苏邨圃的办学初衷是培养真正扎根农村造福农民的人才，但农村实用学校生源迅速萎缩的残酷现实，说明苏邨圃当初的设想未免过于理想化。

其次是师资短缺。实验区办事处为解决师资问题使出浑身解数，但依然未能从根本上缓解师资短缺的难题。很多保立小学只有一名教员，招考教员的标准也不高，具有初中毕业同等学力者和任教两年以上的小学教员都可报考，但即便如此，还是难以配齐足够的师资。师资奇缺导致保立小学的成人班与妇女班无法满足快速扫盲的需求。实验区办事处无奈之下，还曾经尝试小先生上门教学的办法。先由万埠中心小学试行，再视其效果决定是否推广。小先生从万埠中心小学中高级学生中选出，只要言语清晰、品行端正、学业成绩较优就可以胜任。1936年3月10日，教员带领小先生上门与文盲接洽，接洽完妥后，小先生就正式开始施教。第一期小先生教授的文盲共计44名，经毕业考试，只有16名成绩及格。试验结果证明：小先生上门教学只能辅助识字教育，而不能作为识字教育的主要方法［9］。农村实用学校师资比较特殊，专任教员很少，大多数教员都由实验区办事处职员兼任，虽然主要是出于节省经费的考量，但其实也是师资短缺的无奈之举。

最后是经费匮乏。江西农村改进社的经费主要来自政府拨款与熊式辉个人的捐助，自身造血能力严重不足，能投入实验区的资金自然有限。根据1935年6月的报告，万家埠实验区资金主要来自江西农村改进社每年拨付7000元，全国经济委员会等机关补助5000元，还有龙津初级中学基金拨付5400元与仰公学会补助1600元；但开支方面，光实验区办事处每年就需9000元，投入农村实用学校每年5500元，仰公小学每年2900元，基本没有资助保立小学的款项［25］(P877)。各学校普遍经济拮据，即使收入来源最多与财政状况最好的仰公小学，也因为缺乏资金，无法配备足够的标本仪器与体育用具；部分贫困生因无钱购置服装而没法参加童子军课程，学校也爱莫能助［6］。仰公小学尚且如此，主要依靠各保自筹经费的保立小学，其经济境况可想而知。

乡村学校的窘境，让当时的教育视导员也倍感无奈。有教育视导员曾经哀叹道：视察江西乡村学校时，“只要有教师，有校舍，有学生”，他就会给满分，“因为根本不能再苛求，再苛求乡村就没有一所能称得起是学校的”。［26］因此，不妨这样说，乡村建设派虽然怀有献身乡村教育的热情，但并没有找到破解乡村问题的良方。他们寄予厚望的乡村教育乃至整个乡村建设事业只能无疾而终。1937年后，万家埠实验区内的学校大多陷入危机。1939年，安义县被日军占领，万家埠地区的保立小学也就停顿了，仰公小学与农村实用学校人员随难民一道迁往遂川。在熊式辉的扶持下，仰公小学师生在遂川县东门云山村搭起简易校舍，农村实用学校人马次年则在遂川县云岗村改挂私立仰公中学的牌子，招收仰公小学的毕业生。1945年抗战胜利后，仰公小学迁回万家埠实验区旧址；私立仰公中学则辗转到南昌北郊牛行车站，1947年也迁入万家埠实验区旧址。1949年安义县解放后，私立仰公中学两个班（春季、秋季各一班）的所有教职员工与学生并入公立安义中学［27］(P356)；在私立仰公中学、仰公小学与原保立小学的旧址上则新建了多所公办小学，万家埠地区的基础教育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

注释：

①美国学者艾恺将梁漱溟思想置于“挑战——回应”的现代化模式中，视其为文化守成主义者。不少学者也强调梁漱溟抵御西方文化侵略与激发传统文化活力的努力。参见（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冀建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页），马勇《梁漱溟教育思想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83-84页），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167页），李善峰《民国乡村建设实验的“邹平方案”》（《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12期），翟凌枫《梁漱溟乡村教育思想初探》（《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0年第1期）等。

②学界长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最初是学术团体等社会机构发起与领导的社会运动，而到1935年后，由于行政力量的介入，乡村建设运动才逐渐导入政府“农政”的轨辙。参见王先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转向及其原因探析》（《史学月刊》2016年第1期）。

③复式教学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年级的学生编在一间教室，由一位教师使用不同的教材，在同一节课里对不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的组织形式。教师给一个年级讲课时，让其他年级学生做作业或复习，并有计划地交替进行。单式教学则是同一年级的学生合成一班，由一位教师在一间教室内进行教学。

④整个教学法就是将教学内容整个地、系统地传授给儿童，也就是将各种功课打成一片进行教学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