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成:以人为本、立体呈现中的灵魂对话

2021-02-21 08:29张北辰
中国画画刊 2021年3期
关键词:人物画素描水墨

文/张北辰

5月18日,“太湖之春·2019年全国当代现实题材水墨人物画名家学术邀请展”在苏州启幕,集中了40位参展画家,王万成是其中之一。从画展名称可以判定,这是一次具有许多预设前提的人物画展。所谓“全国”,点明了画展的权威性;这里的“当代”自然有别于传统,既是水墨人物画在现阶段的最新实践成果,又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了以“徐蒋体系”为主线的百年水墨艺术实践历程;“现实题材”剔除了当代画家有关古代人物、仕女等传统题材的水墨游戏之作,体现了水墨人物画实践的当下性和严肃性;定义并强调“水墨”二字,在于水墨(而非工笔)这一材质及其造型语言更能伸张国画艺术的文化本位和民族特性。总览画展两点印象尤为突出:其一,现实主义的写实性表达是水墨人物画获得当代意义的核心观念和逻辑起点;其二,多样化的个性诉求和笔墨表现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画本体特征的文脉演进。重申本次画展的学术定位及其导向性,对于考察王万成的水墨人物画实践,无疑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

三位一体的笔墨观念

雪山情 68cm×136cm 2011年 王万成

风雪迁场图 120cm×120cm 2020年 王万成

王万成的创作主要以藏族人物为对象,这一题材因其厚重的形象、繁复的衣饰,为众多人物画家所喜闻乐见,于是乎在当代画坛形成了洋洋大观、独具特色的藏族人物水墨风格类型。这一人物类型有增无减的影响力,还在于藏民族的聚居地,已然成为人类想象中的最后一片净土,生命和信仰在大自然的光辉中闪耀,其本真的生活状态与中国笔墨的写意性之间具有某种实质性和根源性的同构关系,在写实主义的维度上,藏民族精神生活所展现的丰富性,为笔墨表现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当然,此笔墨与重在主观表现的传统笔墨不可同日而语。自文人画兴起以来,笔墨作为中国传统艺术的标识,相对而言,形象就居于次要地位,有感于此,著名文艺理论家李长之在其著述中写道:“同一题材,只要无碍于笔墨的自我,也就无碍于创作了。”即便如此,在中国画借中西融合实现现代转化后的今天,当王万成把目光聚焦于唐古拉这一精神高地时,其藏民族水墨人物画在同一题材中不仅出类拔萃,其蕴含也绝非传统笔墨重在主观表现那么简单。

纵观王万成的水墨人物画实践,无疑具有高超的写实造型能力,整体来看又不以形象为本体(再现说);检视他反复描绘的“唐古拉”组画,散发着生命原初的感动和光芒,但并不完全以情感为本体(表现说);他力求还原笔墨的线性与韵味,却从根本上不同于以笔墨为本体的传统文人画。可以肯定的是,王万成水墨人物画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形象(造型)、情感、笔墨的有机构成,具有大致相同的语言比重,其代表性作品在精神层面实现了三位一体的高度契合,不分主次,无法剥离也无法割裂,在立体呈现中实现灵魂之间的对话。在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当代水墨人物画与传统写意人物之间的微妙差异,就在于当代水墨人物画采用西方的造型方法强化中国画的造型,也就是在当代笔墨建构中,以素描为技术关节的写实性表达起到了重塑和引领作用,从而进一步奠定了形与神的科学辩证关系,促使笔墨被赋予表达社会性内容的历史功能,回归到更为深广的现实生活之中,中国人物画从此脱胎换骨、别开生面,赢得了划时代的新生。

风雪归 120cm×120cm 2020年 王万成

由此可以看出,造型和笔墨是水墨人物画的两大基本问题,之所以出现“水墨素描断送了水墨的性命”这一为人所诟病的现象,显然不是素描的问题,是笔墨的表现力不足以承载和体现素描写生对人物性格及其真相的观察和揭示,从而造成了具象写实与水墨写意之间的审美对立和错位。太湖之春·2019全国当代现实题材水墨人物画名家学术邀请展,包括王万成的作品在内,通过强化笔墨的表现力和多元化的艺术实践,在消除审美对立和错位上做出了可喜探索,他们的作品不论多么写实、写意,抑或变形、表现、抽象,过硬的素描造型功力是共同的、不变的,成为提升水墨人物画艺术水准、焕发创造精神的前提条件。因此,素描源自西方人物写生体系,作为变革国画的主要手段,就不仅是一种技巧,也是一种观察方式和文化理念,深蕴着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意识;笔墨作为一种人格化践行的产物,有着深厚的美学传统和历史积淀,两者的完美结合昭示着水墨人物画的发展方向。王万成的创作实践同样雄辩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深度开掘与立体呈现

收获的喜悦 68cm×136cm 2020年 王万成

以《夙愿》为例。同一张画,王万成前后命名为《心愿》《往事》《夙愿》三易其稿,显示了画家力求造型与笔墨的融合、锤炼的精进过程。有一句歌词:“爬过了唐古拉山,遇见了雪莲花。”“遇见”是自我此刻与环境接触而生的感应,亦可以是现象世界自有的感应,简称“心象”。画面中的藏族老人在“往事”中曾经是斗雪迎风、灿烂绽放的“雪莲花”,此刻成了兀立高原之上、阅尽世间风云的一只雄鹰,包孕了王万成对现象世界的价值判断,无论如何,心象的呈现是主客观交融以及观赏、反省的结果,“以形写神”也好,写实中有写意也好,总之不乏主观的审美选择、剪裁和调整,这样才能称得上创造,而非纯粹的原版复制。王万成深知,水墨人物画只强调造型就有沦为“水墨素描”之嫌,中国画的特质与笔墨表现力就会减弱;过于突出笔墨,以人为本的丰富内涵及其个性化表达就难以实现,也就是说,素描再好不等于能把毛笔的造型能力落实在宣纸上,进一步道明了素描和笔墨是水墨人物画实践中不可偏废、双向砥砺的艺术素养。

《夙愿》中的藏族老人或行进或沉思或祈祷,具体干什么不重要,身后的山脉及其形象特征,表明他是高原人就够了。事实证明,一个画家取法自然比取法传统的影响力大得多,在自然的启示下,往往能突破原有观念的限制,获得当下的鲜活的感受,这也是王万成长期坚持素描写生的缘由所在。《夙愿》的造型语言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素描写生重在揭示现实,那么笔墨就是箭镞,箭镞刺入现实的粗糙皮革之中,呈现的是人物精神性结构的光芒。藏族老人脸部的墨色层次点染得精微传神,分明传递出苦难与意志相互较量透出的那股信仰之力。这种得力于素描写生的表情,尽管极其生动,但作为“心象”的凝聚,是一种由抽象垫底的写实,从而与中国笔墨的假定性特征相适应,大写意的骨法用笔不仅增强了造型的密度和质量,其独立的美感价值营造了多重想象空间,所谓“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从《心愿》到《夙愿》,王万成坚持以人为本、线面造型的学理路径,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艺术家深度开掘、超越自我的不懈追求。

金秋 68cm×136cm 2020年 王万成

2011年前后,王万成集中画了一批《阳光下的眼神》等系列水墨肖像画,这是他多年行走“唐古拉”等藏族地区后视觉印象和心理文化沉淀后的综合表现。“画者,画也,度物象而其真(荆浩)。”写实不过是一种手法,真实才是一种高度。为此王万成充分汲取“形神兼备”的水墨资源,根据不同人物的结构肌理特征,墨色互渗以及积墨、宿墨等多种墨法的交叉应用,在干湿浓淡、明暗变化中形成一种情绪的张力,甚至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纯净阳光穿透大气、刺伤皮肤和眼睛的那种隐痛。逃离世俗的喧嚣和扰攘,人类的边缘是世界的中心,在天人合一的存在状态中,一切无不清晰,质朴滋生卑微,苦难孕育坚毅,信仰的安详必定伴随着最低沉的呼吸,所谓“真实”一定有着饱满而充实的精神内涵,需要艺术家全部情感与思想的真诚投入,所谓“真相”也一定是相反相成的立体呈现,绝非单凭简练、超逸、古拙的笔墨趣味所能奏效。在我看来,《阳光下的眼神》等作品也许是王万成借高原之手提供给我们的最后一面自我对视的灵魂之镜。

结束语

水墨人物画经过几代人的学理探索和创作积累已经初具现代形态,既然是人物画,必然要以人为旨归,是属于灵魂的艺术,画家毕建勋有个形象的比喻,“每一幅人物画作品,都是一次与失散多年的亲人的重逢……如果不具备对人和人的精神与灵魂的超凡关切与深刻同情,只是对笔墨品相倾心,将会与人物画艺术失之交臂。”王万成的水墨人物,不论墨色互渗的精工细染,还是意在笔先的落笔成形,无不显示了他举重若轻的风轻云淡,静下心来长久对视,就能够在瞬间消除陌生的形象外壳,在灵魂深处,似乎在和一个早已熟悉的心灵产生无声的交流。在画中,王万成以他高超的写实造型能力,实现“以形写神”与“取诸怀抱”的合一。总之,在中西两大绘画体系碰撞、融合的背景下,以素描写生为主要方式的水墨人物创作实践,牢牢地建立在客观造化和现实生活这个坚实的基础之上,以中国悠久而深厚的人文传统为母本,广泛借鉴和汲取西方艺术中有益营养为我所用,强其筋骨,以内省的笔墨探究自由,水墨人物画这一有灵性的、有人的体温存在其间的艺术必将获得崭新而长足的发展。■

2019年7月11日

曙光 250cm×500cm 2021年 王万成

风和 200cm×170cm 2012年 王万成

铃声摇响丰收歌 200cm×175cm 2019年 王万成

圣地阳光 180cm×97cm 2020年 王万成

趣闻 136cm×68cm 2014年 王万成

梵音 136cm×68cm 2011年 王万成

山花 136cm×68cm 2020年 王万成

雪野清音 200cm×170cm 2004年 王万成

黄河母亲远古颂 250cm×500cm 2021年 王万成

唐古拉的脊梁 200cm×400cm 2012年 王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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