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与农业机械化的逻辑关系及其政策启示
——基于三种主要粮食种植成本收益的中美比较

姚春生，侯方安，陈海燕

(1. 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技术开发推广总站，北京市，100121； 2. 北京联合大学人力资源管理研究所，北京市，100023)

0 引言

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一直受到全社会普遍关注，确保粮食安全始终是我国农业政策的基本目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粮食安全问题，十八大以来在不同场合用“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等鲜明论断多次强调粮食安全的极端重要性。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以来，粮食安全问题再度引发各方面担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粮食生产能力持续提升，特别是2004年我国实行农业税减免和农业补贴政策以来，粮食产量已实现“十六连丰”年均增长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2019年人均粮食产量474.16 kg，供给能力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从表象上看，我国的粮食安全不再是问题。

但是，与此同时，我国粮食进口却不降反增。2002—2019年我国主要谷物进口量增长了5.26倍，年均达到1 158.86万t，在国内谷物产量中的占比由0.72%上升到2.91%[1]。衡量粮食安全的主要指标是粮食自给率。我国粮食种植是建立在小农经营基础上的，农户只有在比较效益足以诱发其种粮积极性的前提下，才能增加投入生产更多的粮食，进而保障粮食安全。

然而，2016—2018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三种主要粮食作物单位面积平均纯收益连续为负数[2]，成为农户种粮积极性下降、进口量大幅增长的直接原因。研究分析我国粮食种植收益下降的原因，提出应对之策，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国内粮食竞争力，保障粮食安全。

1 粮食种植成本与收益的中美比较

按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定义，粮食安全是指“任何人任何时间都可以通过实物、社会、经济途径获得充足、安全、有营养的食物，以满足他们积极和健康的生活对食物的需要和饮食的偏好”[3]。这个定义重点从需求侧和获得食物的途径上强调食物消费满足需求的程度。一个国家粮食安全水平可以从人均粮食的可获得量或消费量来测度，包括以谷物为主的主粮的生产和进口状况。考虑到战争、政治以及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世界上一些人口大国在粮食安全问题上更重视粮食自给自足，如日本、韩国、印度等，把粮食自给率作为衡量粮食安全的主要指标，并以此制定本国的农业和粮食政策。

在我国，人们对20世纪60年代大饥荒仍记忆犹新，粮食生产或供给上的波动更容易唤起对这段历史的回忆，对粮食安全问题更为敏感和重视。近年来，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的同时进口也在增长，除了消费升级带来的畜禽养殖饲用粮等需求增长之外，国内粮食相对价格或相对成本高带来的竞争力下降也是其重要原因。从粮食种植的成本收益比较中可以对这个问题进行观察与分析。

对农户种粮积极性起决定性影响的纯收益取决于总收益与总成本的比较。在满足观察变化趋势所需数据的前提下，考虑到可获得性和可比性，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有关各年的数据(2002年调整了统计口径)，选择我国加入WTO以来的2002—2018年作为比较区间。我国稻谷种植成本与收益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我国小麦种植成本与收益变化趋势如图2所示,我国玉米种植成本与收益变化趋势如图3所示。

图1 我国稻谷种植成本与收益变化趋势(2002—2018)

图2 我国小麦种植成本与收益变化趋势(2002—2018)

图3 我国玉米种植成本与收益变化趋势(2002—2018)

从图1～图3可以看出，稻谷、小麦、玉米单位面积种植总成本持续上升，平均纯收益在2004年出现一个高点之后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在最近几年达到最低点，2018年稻谷种植纯收益只有988.35元/hm2，小麦、玉米亏损2 391.15元/hm2和2 450.10元/hm2[2]，成本利润率随着纯收益的下降而下降，种粮效益低下情形的延续对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影响日益严峻。

粮食种植单位面积总收益的变化主要来自产量和价格的波动。按当年价格计算，2002—2018年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单位面积种植总收益分别增长了1.84倍、1.94倍、1.31倍，其中，稻谷单产提高了17.00%，出售价格增长了151.84%；小麦单产提高了40.89%，出售价格增长了118.89%；玉米单产提高了24.05%，出售价格增长了92.54%。可见，总收益的增长主要来自价格上涨的拉动。除个别年份外，我国的三种主要粮食价格均高出美国同期(图4～图6)。

尽管美国的价格波动较小，但中美粮食价格差有扩大的趋势，2018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出售价格分别高出美国的34.71%、79.95%、97.08%[2]。加入WTO后，我国对稻谷、小麦、玉米等粮食进口实施关税配额管理制度，但随着关税配额内与配额外粮食进口量的增加，国外国内两个粮食市场的关联性日益紧密，国际粮食价格波动通过国际贸易、期货市场和汇率波动等途径向国内的传导已成为常态[4-5]，国内粮食价格上涨空间受到国际市场的挤压，即存在一个“天花板”。粮食价格关系国计民生，即使不考虑国际市场因素影响，粮食价格上涨也受到国内消费价格水平的制约。因此，依靠提高粮食价格来增加种粮纯收益的政策工具是有限的。

粮食种植成本是一个需要更加重视的因素，因为成本的变化幅度更大，且可控性更高，农户根据收益预期选择成本投入项及其数量的多少，从而对粮食产量带来影响。粮食种植总成本的高低来自各成本项的增减变化。同样，放在全球视角上来观察我国种粮总成本的变化，可以更好地理解其对粮食安全的影响。据统计，2018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种植总成本分别为1 223.64元/hm2、1 012.94元/hm2、1 044.82 元/hm2，2002年以来年均增长6.55%、6.58%、6.62%，均超过总收益的年均增长率，与美国相比分别高出16.29%、201.60%、41.01%，在全球市场竞争中，我国粮食没有成本优势。在统计口径上，美国的粮食种植成本项与我国的不同，主要分为运营成本和间接费用，我国的成本项主要分为生产成本和土地成本。

图4 中美稻谷市场出售价格比较(2002—2018)

图5 中美小麦市场出售价格比较(2002—2018)

图6 中美玉米市场出售价格比较(2002—2018)

为了进一步比较中美粮食种植成本的差异，这里将中美不同统计口径下的细分成本项分为四类，即机械作业费用、人工成本、其他物质与服务费用、土地成本，如表1所示，2002年和2018年中美三种主要粮食种植成本分类比较如表2所示[2]。

表1 中美粮食种植成本项目分类

从表2可以看出，与美国粮食种植总成本中其他物质与服务费用占比一致居高的情形不同的是，我国粮食种植总成本中的人工成本占比最高，且有增加的趋势，2018年稻谷、小麦、玉米单位面积种植人工成本分别为7 243.95元/hm2、5 428.05元/hm2、6 618.00元/hm2，2002年以来年均增长7.28%、7.71%、 7.52%，均超过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年均增长率，显著高于美国的水平，分别为美国的4.02倍、14.35倍、12.27倍，在总成本中的占比达到39.47%、35.72%、42.23%，分别高于美国同期28.06个百分点、28.22个百分点、37.37个百分点。而美国同期稻谷、小麦、玉米种植人工成本年均增长率只有0.97%、-0.24%、-0.52%，平均处于下降趋势[2]。可见，人工成本的长期高速增长成为我国粮食种植成本高企的关键因素。

表2 中美三种主要粮食种植成本分类比较(2002年和2018年)

2 对粮食种植人工成本的进一步解析

根据《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的指标解释，我国粮食种植人工成本包括家庭用工折价和雇工费用两部分。人工成本是用工数量与家庭用工劳动日工价和雇工工价的乘积之和，其中劳动日工价由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纯收入作为基数测算，雇工费用是雇佣他人而实际支付的所有费用。2002年以来，我国粮食种植中的家庭用工折价在人工成本中的占比居高不下，且有小幅增长，2018年稻谷、小麦、玉米的此项占比分别达到91.67%、98.02%、95.40%，比2002年增加7.07个百分点、3.24个百分点、3.03个百分点[2]，在粮食种植人工成本的攀升中居主导作用。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农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反映到粮食种植中则表现为直接推高家庭用工成本。2002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 528.9元，2018年增加到14 617.00元，按当年价格计算年均增长10.87%，同期劳动日工价连年递增，年均增速达12.77%[1]。尽管稻谷、小麦、玉米种植单位面积的家庭用工天数分别下降62.38%、55.89%、56.31%，但劳动日工价连年递增导致家庭用工折价分别增长了1.90倍、2.40倍、2.37倍，而美国同期与我国家庭用工折价可比的家庭劳动机会成本只增长了33.80%、-2.02%、46.32%，远低于我国的增速。同时，雇工工价也处于快速上升的轨道上，2018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种植中的雇工工价分别达到134.85元/d、98.21元/d、108.6元/d，2002年以来年均增长11.78%、10.61%、11.76%，平均也超过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速。虽然雇工天数分别下降了24.29%、53.33%、66.67%，但是在雇工工价不断升高的影响下，雇工费用分别增长了4.03倍、1.59倍、1.21倍，而美国同期的雇工费用中，稻谷的下降了9.04%、小麦的下降了16.81%，只有玉米的增长了135.00%，主要原因是美国农业劳动平均工资率上涨缓慢，2002—2018年间只上涨了15.69%[2]，减缓了粮食种植中人工成本的上升速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户选择务工、种粮或种植其他作物主要是出于纯收益高低等因素的自主考量。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非农务工机会，更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有稳定收入的外出务工，随之改变了既定价格水平上的粮食种植劳动力供应量，从而造成粮食生产中劳动供给曲线向内移动。换言之，随着农民外出务工收入水平的提高，粮食生产中将不可能以原有的雇工工价雇用到以前的人工数量，包括家庭用工，都将在更高的用工工价和更少的用工数量上寻求新的均衡。当用工工价上涨速度超过人工投入数量减少的速度时，人工成本将持续上升，这是我国粮食种植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并影响种粮纯收益的根本原因。在这种动态均衡中，用工工价不单是由粮食种植所需劳动的供求关系决定的，更为重要的是不断上升的外出务工劳动力价格引发了粮食种植用工工价的快速上涨，一定程度上在粮食生产中可将用工工价视为外生变量。因此，要降低粮食种植人工成本，减少人工投入数量就成为必要的选项。

3 减少人工投入的路径选择

在我国，出于安全考虑，粮食种植是不可替代的，除了粮食品种间的结构性调整或国内地域间种植带的转移，保障粮食基本自给需要维持一个稳定的种植规模，即主要粮食产量至少要保持在生产可能性曲线上，才能保障既有的粮食安全水平。劳动日工价和雇工工价的攀升反映出粮食种植中劳动稀缺性程度的增加。当一种要素的价格相对于其它要素上涨，将对产出水平构成负面约束，如果不能消除这种制约，就会抑制生产者的积极性，若要维持产量不变，就应鼓励更少使用这种稀缺性要素的技术创新，以相对丰裕的要素替代相对稀缺的要素。粮食种植中，要素稀缺性程度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用工工价的攀升上，稳定粮食种植规模与产量的实现路径是鼓励农业机械化技术创新，以相对丰裕的(因而是便宜的)农业机械替代相对稀缺的(因而是昂贵的)人工投入，这是粮食安全与农业机械化理论上的逻辑关系。

从实际发展情况看，在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等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支持下，我国农业机械化得到快速发展。如图7所示，2018年全国农业机械总动力达到1 003 717.44 MW，比2002年增加73.26%，全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69.10%，比2002年增加36.77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6个百分点，为我国粮食生产持续增产稳产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稻谷、小麦、玉米生产已基本实现机械化，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81.91%、95.89%、88.31%[6]，成为历史上发展最快的一个时期，在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的社会条件下，奠定了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图7 我国农业机械装备水平变化趋势(2002—2018)

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离不开我国的基本国情。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农民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形成了以耕地分散为特征的小农经营结构。据第三次农业普查数据测算，2016年我国农业户均耕地0.65 hm2，农业劳均耕地0.43 hm2[7-8]，分散的小规模耕地不利于具有规模经济属性的农业机械作业，对农业机械的投入产生一定制约。但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在实践探索中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经营、共同利用农业机械的发展道路，农民购置农业机械从事社会化和市场化服务，为周围或跨地域农户提供各种机械化作业服务，已形成一种特殊的产业形态——农机作业社会化服务。2018年，我国农机作业服务组织已达19.15万个，其中农机合作社7.26万个，农机作业服务收入达到3 531.38亿元，比2002年增长了90.36%；农机跨区作业面积达到20 711.78 khm2，其中稻谷、小麦、玉米机械化收获面积的15.6%、26.67%、9.26%是通过跨区作业完成的[6]，开辟了一条大国小农发展农业机械化的有效路径。

同时应看到，小农经营结构意味着农业机械化效率较低、成本较高，这是我国农业机械化面临的特殊环境，也是粮食安全政策选择的重要背景。根据美国农业部将农业机械折算成29.42 kW拖拉机标准台的统计测算，如图8所示，2016年我国单位耕地拥有拖拉机91.54标准台/khm2，比2002年增长178.33%，而美国仅为27.51标准台/khm2，比2002增长3.62%，基本保持稳定，我国农业机械的投入水平已是美国的3.33倍的[9]。可见，我国农业机械的投入水平已经不低，开始进入农业机械过度投资的结构性困境。2018年我国小型拖拉机(22.10 kW及以下)保有量多达1 818.26万台，在拖拉机总量中占比81.16%，尽管比2002年的占比下降了12.39个百分点，但是还是增长了38.57%[1]。小型农业机械还是我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动力，由农户自购自用或就近提供小规模社会化服务，远达不到规模经济的要求，闲置多，效率低，沉积在操作这类小型机械上的人工数量相对大型机械更多。大型农业机械可以通过跨区作业和代耕代种或土地托管实现规模经济，但是由于小地块的限制，在社会化服务中多是大量小额交易，频繁的地块或区域转移，空行浪费多，运输成本高，而且信息获取等交易费用也高，将附加到机械作业成本中，也增加一些人工成本。2018年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单位面积种植的机械作业成本达到3 108.45元/hm2、2 449.80元/hm2、1 967.10元/hm2， 2002年以来年均增长9.24%、6.96%、9.53%，超过了同期农业机械总动力和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的年均增长率。如表2所示，机械作业成本占比分别为16.94%、16.12%、12.55%，接近或超过美国的水平，比2002年增加5.85个百分点、0.95个百分点、4.61个百分点。美国同期的机械作业成本年均增长率只有0.53%、2.22%、2.43%，且占比呈下降趋势[2]。可见，一味地通过增加机械数量发展农业机械化，很可能在降低人工成本的同时继续推高机械作业成本，对种粮纯收益带来不确定影响。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粮食种植主要环节的机械化技术与装备供给已基本满足需要，但要更加重视减少机械化生产中的人工投入，又要降低机械作业成本，这就面临着如何优化存量结构、提高发展质量、提升经济效率的问题。

图8 中美农业机械装备量变化趋势(2002—2016)

为什么我国稻谷、小麦、玉米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已超过80%，而单位面积用工在2018年还多达84.32 d/hm2、69.87 d/hm2、90.90 d/hm2[2]，而美国的只有1.30 d/hm2[10]、0.53 d/hm2[11]、0.37 d/hm2[12]？粮食种植中耗费人工数量高的另一个原因是，植保、中耕、施肥等田间管理环节以及晾晒等收获后处理依然需要很多人工来完成，这些环节劳动强度不大，主要由农户借助一些机械化或半机械化手工工具完成，社会化服务的作业范围很少涵盖，人工投入更多地密集在这些环节上。从种植面积和产量看，丘陵山区也是我国粮食安全不可忽视的重要产区，但是稻谷、小麦、玉米耕种收主要环节机械化的发展空间还很大，诸多技术瓶颈有待突破，这是通过发展机械化减少粮食种植人工投入的潜力所在。

4 技术与政策创新的重点

综上分析认为，通过发展农业机械化减少粮食种植人工投入的可能性为技术与政策创新提出了新要求。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政策创新，关键是在这些劳动密集的瓶颈环节，加快人工投入的替代，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人工成本，增加粮食种植纯收益。

在已经实现机械化的耕种收等主要作业环节，如大部分平原地区的粮食生产中，通过技术创新降低人工投入的潜力依然存在。一方面，可以通过提高机械作业效率降低人工投入，近几年大功率拖拉机和大喂入量谷物联合收割机的推广应用就是例证，2010年我国常用的小麦联合收割机额定喂入量一般在2.0 kg/s， 2019年已增加到6.0～8.0 kg/s，在新疆伊犁等规模化种植地区，2019年小麦机械化收获的收费一般在300～375元/hm2，而内地小地块作业的收费则要600～975元/hm2，发展高效能机械与规模种植的经济优势就在于此，既可以降低机械作业费用，又可以减少人工投入。现代信息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在农业机械上的深化应用，也是降低机械作业中人工投入的重要方向。基于卫星导航技术的自动驾驶系统的推广应用在2010年以来得到快速发展，从不足200套增加到2019年的3.37万套，广泛应用于播种、收获、耕整地等作业环节上，不仅省力省工，还可以提高机械作业质量，也是减少人工投入的农业机械化技术创新方向。

另一方面，通过发展社会化服务扩大农机作业规模，实现小农经营基础上的规模经济效益，也是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链接的有效途径。跨区作业是我国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创举，但是最近几年，跨区作业的服务规模开始出现萎缩的迹象。尽管稻谷和玉米收获的跨区作业在2002—2018年分别增长了2.93倍和25.37倍，最早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山西、山东等地的小麦收获跨区作业面积从2002年的10 423.13 khm2下降到2018年的6 204.17 khm2，下降了40.48%[6]，在稻谷、玉米收获甚至其他环节上的跨区作业规模很可能在达到一个峰值后也将发生此类变化。但是，在单一作业环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综合农事服务已经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重要创新方向。受委托的农机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或农机户，为农户粮食种植提供从生产资料供应、全程机械化技术服务，到粮食销售等一系列订单式服务，有的还开展粮食种植托管服务，2018年托管面积达到5 810.81 khm2[6]，这种新模式拓展了农机作业服务的范围和规模，为降低粮食种植人工投入开启了一条新路径。

稻谷、小麦、玉米种植中的植保、中耕、施肥等田间管理和晾晒等收获后处理环节，往往需要精确控制，时间性成本高，且单位面积上的作业成本低，社会化服务盈利空间小，但植保无人飞机的发展为这些环节上的技术创新提供了重要启示。据统计，全国植保无人飞机从2013年的100架左右、作业面积不足7 000 hm2，到2019年已发展到39 626架，作业面积9 072.11 khm2[1]，在稻谷、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的植保作业中广泛应用，并向稻谷播种、施肥、农情监测等环节上扩展，服务收费低，但作业效率是人工作业的70～100倍，其质量轻也使地块或区域间转移成本大大降低，在季节性强的农时内可以实现足够大的作业规模，获得可观的经济收入，由此带动田间管理环节上农机社会化服务的兴起，为解决植保等田间管理中人工投入密集的问题提供了技术方案。

丘陵山区地理条件复杂，对农业机械的需求多种多样，解决粮食生产机械装备问题是技术创新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也是保障粮食安全需要正视的现实。应加强对丘陵山区粮食生产机械化技术与装备的研究，尽快突破一个个耕种收和和田间转运等主要技术瓶颈，推广应用适用、高效机械，形成丘陵山区不同类型的粮食种植机械化技术路线与机械配套系统。另外，要对不规则的坡地进行宜机化的整理改造，为机械化作业创造基本条件。

技术创新必然引致对政策创新的需求。政策创新的目标应聚焦到如何减少人工投入、提高粮食种植纯收益上，不宜单纯追求产量的提高。政策创新的重点之一是，应为农机社会化服务创造一个更加优化的制度环境，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支持服务，维护市场秩序。同时，应支持农机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壮大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范围，创新经营模式，推动在单一环节上为农户服务，向提供全程农机作业服务和粮田全托管服务方向发展，降低一家一户自购自用小型农业机械的比例，将农户沉积在机械化作业中的人工投入释放出来。实践证明，大规模粮食种植比小规模的单位面积耗费人工数量更少，因为适用小规模种植地块的小型农业机械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农户也没有更大的种植面积合理配置其所拥有的劳动时间。加快土地经营权流转，发展粮食规模化种植，是减少人工投入并降低机械作业成本的必由之路，也是土地三权分置基础上政策创新发展的重点方向。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是减少农民购机成本和机械使用中折旧分摊的重要措施，机械深松、秸秆还田等作业补助也是直接降低机械作业成本的政策工具，应稳定实施并扩大补助范围，提高政策效力，进一步减少农户负担的机械作业成本及其占比。此外，政策上可以采取更积极措施，通过财政支持和产业政策引导，鼓励科研单位和生产企业增加投入，解决劳动密集的瓶颈环节机械化技术与装备供给问题。同时，数量众多的小规模农户和农机作业服务组织，自身难以形成有效的配套投入，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更加广泛，政策支持范围也应该涵盖到如机耕道、机库棚、维修网点等农机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机作业效率，减少人工投入，夯实粮食安全的基础。

5 主要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中美比较中可以发现，依靠提高粮食价格来增加种粮纯收益的政策受到局限，我国粮食也不具备成本优势，其中人工成本的长期高速增长是种植成本高企的关键因素。农业劳动力价格上涨速度超过粮食种植中人工数量减少的速度，推动粮食种植人工成本持续攀升，这是我国人工成本居高不下并影响粮食种植纯收益的根本原因。要降低人工成本，减少人工投入数量就成为必要的选项。

分析认为，通过发展农业机械化降低粮食种植人工投入的潜力是存在的，应加大力度，支持和鼓励替代劳动的农业机械化技术创新与政策创新。创新目标应聚焦到如何减少人工投入、提高粮食种植纯收益上，不宜单纯追求产量的提高。技术创新方面，对已实现机械化的耕种收等主要作业环节上，发展高效能机械，加快智能化技术研发应用，推进农机社会化服务提档升级，提高机械作业效率，在降低主要作业环节上人工投入的同时，进一步降低机械作业成本；对粮食种植中的植保、中耕、施肥等田间管理和晾晒等收获后处理环节，可借鉴植保无人飞机的发展模式，在创新技术支撑下扩大农机社会化服务范围；重视和加强对丘陵山区粮食生产机械化的研究，增加技术与装备的研发投入，着力解决丘陵山区粮食生产机械化技术路径与装备配套的问题，对减少粮食种植中的人工投入具有重要意义。

政策上可以采取更积极的措施，通过财政支持和产业政策引导，支持和鼓励科研单位和生产企业增加投入解决劳动密集的瓶颈环节机械化技术问题。农机社会化服务是重要的政策支持方向，应为农机社会化服务创造一个更加优化的制度环境，提供市场信息和技术支持服务，不断扩大服务范围和市场规模；鼓励农机合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不断壮大服务能力，创新经营模式，将农户沉积在粮食生产中的人工投入释放出来，降低一家一户自购自用小型农业机械的比例；在三权分置基础上研究推进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这是减少粮食种植人工投入并降低机械作业成本的主要政策方向；加强利于农机作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如机耕道、机库棚、维修网点的建设等，减少农机作业成本和交易费用，降低粮食种植的机械作业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