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与关注问题

女性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女性应该获得平等权益，女性在父权制社会中作为被塑造的“第二性”，其受到的歧视与误解是无处不在的。近代以来，女性主义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历史观与方法论，随着社会运动的发展，女性主义与其他社会思想潮流结合，原始定义被不断解构和重塑，原有的性别制度也逐渐受到挑战。

一、女性主义基本观点

女性主义（又称女权主义）的基本观点是，在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形成了广泛存在的二元对立结构，女性被看作是“第二性”，在政治、经济、伦理和思想等各个领域受到男性的压迫。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不平等的性别结构并非永恒不变，女性作为社会成员要争取和男性一样的平等权利。女性主义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中萌芽，在19世纪逐渐演化为有组织性的社会运动，今天的女性主义根据关注领域、范围、程度的不同，划分出唯物主义女性主义、生态女性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等，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更激进的解构现有二元性别结构的理论，如酷儿理论等。

（一）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

波伏娃在她的著作《第二性》中有这样一个著名论断：“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的。”受存在主义影响，波伏娃认为女性和男性都是先于本质的存在，但是在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女性从生活到思维的本质实现都是由男性决定的，女性的人格和自由始终被束缚，是相对于男性而言的“第二性”，是非自我的“他者”。

波伏娃首先否定所谓“永恒的女性气质”的存在，“女性气质”是被塑造的，在由男性主导的社会中，男性被塑造为生物学中的主体，而女性被塑造为生育工具，处于没有自由的被动地位。其次，关于女性的这种被动地位，波伏娃从历史唯物主义那里找到了根据，认为这归根结底是从私有制的历史发展中衍生出来的。

从“第二性”中衍射出了另一个重要概念，即在生物学范畴之下的sex（生理性别）和被视作社会现象的gender（社会性别）的区分。作为社会性别的男性和女性都是被培养出来的，比如，女孩被教导应该柔弱、感性、关爱，而男孩被教导要坚强、理性、勇敢，性别不平等多指“gender”而不是“sex”。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的区分引起了更广泛的关于性别的讨论，如20世纪末的酷儿运动，本文最后一部分将进一步讨论这一点。

（二）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性别问题

马克思认为，男女分工是劳动分工最初的、最原始的形式。部落时代，婚姻采用群婚的形式，子女被认为是母亲的后代，社会组织形式是母系社会。但是，随着生产工具的进步，人类开始农耕和放牧，男性成为生产主力并创造主要剩余价值，私有制出现，这种新的经济体制带来家庭和性别制度的变革，父权制在家庭和社会普遍地建立起来。一方面，男性为了确保后代是自己的，把性忠诚加到的女性身上，另一方面，女性由于缺乏有效的谋生手段，不得不依赖于男性，从事无报酬的家务劳动。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阶级矛盾与性别冲突交织在一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妇女处于受压迫的最底层，她们是“奴隶的奴隶”，一方面，作为工人阶级，她们受到资本家的压迫，而另一方面，作为妻子，她们又受到丈夫的压迫。虽然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发展给了妇女工作的机会，但是妇女从事的往往是简单重复的体力劳动，如纺纱女工，这样的工作虽然让女性有机会走出家庭，但不能提升妇女的地位。资产阶级妇女不需要出卖体力，但是她们的婚姻往往是为了私有财产的最大化，而且这些私有财产的实际掌握者是作为父亲和丈夫的男性，这样，婚姻的契约关系就异化成了资本的契约关系，资产阶级的妇女也是没有真正的自主权的。

二、追求性别平等的理由

（一）约翰·斯图亚特·密尔

密尔是一位少见的男性女性主义者，他呼吁结束男女间不平等的关系，一个性别不应该从属于另一个性别，妇女要能自由地自我发展，婚姻要在两性之间平等。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他站在自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视角，论证了性别平等的必要性：首先，让女性处于屈从地位，会导致男性变得傲慢自大，这对男性自己不利；其次，将女性排除在工作场所之外，就失去了世界上一半的人才，这种才能的浪费不利于社会总体利益最大化；再次，男性在这种制度下担负着照顾妻儿的责任，这使得男性只能选择传统的生活方式，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资源积累上，不能自由选择那些有风险的职业；最后，女性获得解放，得到更多自由，能使她们更幸福，这样也促进了社会总体的幸福。

（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所著的《女权辩护》被视为现代女性主义的起源和奠基石，在此书中，她提出，女性并非天生地低贱于男性，只有当她们缺乏足够的教育时才会显露出这一点。她认为男性和女性都应被视为有理性的生命，设想了建立基于理性之上的社会秩序，还特别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她指出，女性之所以呈现出情绪化、智力低下的特点，是因为教育的缺乏，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没有生命不同，不存在只有男性能掌握理性。妇女被社会教育和驯化为无知的样子，这是文明对妇女本质的腐蚀。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社会教育的这种性别不平等使得女性更不理性、更容易受到文明的腐蝕，从而使她们不能很好地履行自身的职责。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看来，追求性别平等一方面能让妇女能拥有理性与美德，能承担同男性一样的责任，另一方面也能使更好地履行她们作为妻子、母亲的传统职责。

（三）存在问题

不难看出，密尔和沃斯通克拉夫特给出的追求性别平等的理由，一部分是为了女性自身的幸福，大部分却是因为性别平等对男性或社会整体也有利。人们可以这样反驳密尔，假如男性的傲慢自大能给他们带来极大的快乐，男性的才干对于社会已经足够，而且比起有风险的生活，传统的生活方式能给所有人带来足够的快乐，妇女在这样的社会中能获得幸福最大化，那么，难道女性的被压迫地位就是可以被接受的吗？在女性解放的必要性问题上，纯粹功利主义的考量似乎并不能给人们提供充分理由。同样地，沃斯通克拉夫特虽然强调了教育是塑造人的重要因素，但是她给出的妇女应该受到教育的理由是这样她们才能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也就是说，妇女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使妇女更好地服务男性，而不是为了她们自身的自由和进步。

密尔和沃斯通克拉夫特都是在改造当时已有理论的基础上，试图在传统的社会框架内实现妇女解放，这使得他们认为，家庭责任始终是妇女的首要责任，虽然男女在人性本质上并无差别，也享有同等发展机会，但是妇女不该在婚后继续工作，男性也并没有照顾家庭的责任。这种女性主义虽然肯定了女性的平等地位，但在实践中缺乏真正解放妇女的力量。

三、打破父权制的“鸟笼”

从女性主义的视角看，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这种制度贯穿了家庭和社会，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具有明确的政治意义。在传统的家庭中，父亲被认为是家长，拥有对大小事务的决定权，家庭中的妇女扮演的角色是辅助者，这样的结构投射到了社会政治中，就形成了绝大多数的传统社会采取的父权制。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父权制是女性受压迫的根源，只有彻底根除父权制，女性才能真正被解放。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壁垒被打破，当家庭中的妇女开始进行有报酬的工作时，她们在家庭中就有了更高的话语权，也有了自由离婚、独自抚养子女的可能。同时，女性的教育水平得到提高，女性的自主意识得以培养。所以，自19世纪资本主义快速发展以来，女性主义运动愈发激烈，极大地挑战了父权制。

女权主义哲学家玛丽莲·弗莱曾颇有见地提出鸟笼比喻，鸟笼上的任意一根金属丝都无法单独解释鸟儿为何无法逃离，但鸟笼的所有金属丝合起来制造了一个陷阱，就像女性的不平等待遇是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社会体制、伦理道德以及哲学本身都是禁锢女性的金属丝。在社会体制上，女性在很长时间内被排除在政治之外，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道德方面，女性长时间被社会习俗中一套独有的道德体系限制，例如，女人就是要温柔、忠贞等。哲学上对女性的禁锢则是一个更有趣的话题，关怀伦理学就主张改变哲学中女性的缺失状况。

关怀伦理学家指出，一直以来，哲学传统都优待道德哲学的一种形式，忽略且贬低了另一种形式的价值，道德哲学中应该加入女性视角。关怀伦理学关注的不是抽象化、个人化的道德原则，而要把具体的人际关系和情感纳入道德考量，用复杂的情感取代单一的准则。卡罗尔·吉利根在《不同的声音》中指出，男性在解决问题时往往诉诸道德原则，而女性更倾向于采用关怀的视角。然而，关怀伦理学受到了一些女权主义者的批评，认为这是一种本质主义，它表明男性和女性在本质上有无法避免的区别，关怀伦理学似乎是在暗示女性无法像男性一样理性思考，或者关怀只是女性独有的，这可能加剧女性的被剥削地位。实际上，女性的这种关怀倾向可能是后天有意培养的结果。

尽管如此，关怀伦理学还是为哲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同时引发了更深层的讨论，即追求性别平等是否应当将男性的标准套用在女性身上，让女性的思想和行为都更加贴近男性，或者说保留一些传统上的女性特质也是正当的。

四、社会性别结构的未来

女性主义理论将生理性别sex和社会性别gender区分开来，社会性别被认为是后天塑造的。一些激進的女性主义者认为，既然社会性别是被塑造的，那么传统的“男性”和“女性”的真正含义就应该受到质疑，传统的性别二元结构应该被打破。这一思想潮流与20世纪70年代的同志解放运动和“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概念相结合，在20世纪90年代逐渐形成了酷儿理论。

“酷儿”（queer）指一群在性倾向方面与主流文化的性别规范或性规范不符的人。酷儿理论认为，性别认同和性倾向都是社会和文化造就的，它解构了现有的一切性别主张，从全新的角度来考虑性别问题。例如，酷儿理论反对“男性”“女性”的性别二元划分，认为没有人是真正的“典型男性”或“典型女性”，跨性别倾向是常见的；又如，人的性取向是流动的，不存在绝对的同性恋者或异性恋者，只存在活生生的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在本质上，酷儿理论回避了生物学问题，他们认为从生物学上讨论性别是没有意义的，性别只在社会中才有意义，由此一些酷儿理论支持者重新划分了社会性别，认为人的性别有十几种乃至几十种之多。

酷儿理论从根本上打破了常规，既打破了传统的女性主义，也向原有的同性恋文化发起挑战。在这种全新的话语体系下，社会性别结构不再是传统的男性和女性，受到性别压迫的人也不再是单一性别群体，这将为性别平等理论提供了一种后现代的讨论视角，也将把平权运动导向了新的方向。

（南开大学哲学院）

作者简介：廖若蘩（2000-），女，四川成都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