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与藏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因缘

自人猿揖别以来，世界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思维者的思维给予世界最绚丽的色彩，历史的尘埃也难以掩盖人类所创造的辉煌。纵观人类史，宗教毫无疑问在相当的历史时段始终占据最显赫的宝座。唯物史观讲，宗教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笔者无意于对宗教追根溯源，但毫无疑问，自思维诞生的那刻起，源于对自然的崇拜，思维者的精神与表现这种情感手段的舞蹈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藏族宗教与民族民间舞蹈艺术源远流长，二者在藏族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结下了不解因缘。在藏族民间舞蹈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中，宗教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如藏族原始宗教、古代宗教与现代宗教；反过来，藏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也实现了藏族宗教象征世界利益的最大化。

一、藏族民间舞蹈的起源论

藏族繁衍生息于雪域高原，为满足自我人性的需要而创造宗教和舞蹈艺术。在整个民族的发展史中，宗教对于藏民族民间舞蹈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反过来说，民族民间舞蹈的精粹也升华了宗教的想象，促使藏族宗教深入人心，扎根高原。

（一）神创艺术论

创世故事贯穿在许多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在古希腊神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比如，主管文艺的女神叫缪斯，古希腊诗人赫西阿德说：“蒙缪斯女神和阿波罗神的恩宠，诗人来到人世间并朗诵抒情诗。”天国的世界凌驾于世俗，神的光照耀人的世界。藏民族创世说中，神猴和魔女的“造人传说”充满了原始和本土的气息，甚至还带着玄妙的佛教色彩。当然，这种艺术前提的理性难以经得起历史的推敲。

近代以来的学界提出了艺术源于巫术的观点。他们基于考古研究的事实给予学术理性的论证。尼安德特人“莫斯特文化”的洞穴壁画，宗教与艺术萌芽的水乳交融再现了原始时期人类巫术活动与艺术的联系。西藏考古史上可追溯到旧石器晚期，其考古遗迹的挖掘证实了藏族原始宗教与艺术的必然联系。但是，原始宗教与舞蹈艺术是民族文化的两条脉流，很难说明二者是互为根源的关系。

就起源说而言，鉴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艺术毫无疑问是基于劳动者实践基础上社会生活的需要。这一学说之于舞蹈艺术的价值在于，重新还原了“以人为本”的世界本原，将艺术的缘起和目的从神归还到人的手中。艺术来源于人，服务于人，实现了当代中国舞蹈艺术理论根基的重塑，实现了与现实道路选择的统一。从神创艺术到人民主体地位的张扬，舞蹈艺术在世俗和宗教世界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二）社会生活论

舞蹈是民族审美的需要和实践。人所以为人，是因为实现了对自然的超越，审美才可能得以实现。舞蹈的审美并不是先天的客观存在，恰恰相反，它是人类在漫长历史实践和劳动中的必然。就藏族民族民间舞蹈的一面而言，日常繁重的体力劳动与生活习惯造就了藏族日常生活中弯腰弓背的生活体态，反映在舞蹈中就进一步催生了藏族舞蹈坐胯、弓腰、曲背的基本体态特征，其发展成为一整套的动律风格系统。

生产二重性的上升曲线实现了人的自我的不断完善，促进了人类美感在实践基础上的不断跃升。舞蹈艺术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从来就是世俗的物质斗争的结果。建立在藏民族物质文化基础上的民间舞蹈文化必然与这一民族的唯物史紧紧联系在一起。其精神产物在群里联袂踏歌舞蹈中表现为藏民族团结一心，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为了生存而奋斗的决心和勇气。

当然，社会生活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罗万象。德国艺术家格罗塞就试图证明艺术的起源不仅仅是人的经济活动，还包括其他的社会生活。艺术不但是一种愉快的消遣品，而且是人生最高尚和最真实目的之完成。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对舞蹈艺术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但它们不是本源的关系。在这个基础上，宗教与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缘起更多地应该为能够体现二者辩证关系的“因缘”。新时代，舞蹈艺术一定要在二者关系的梳理上，扎根于时代的变化背景，服务时代需求。

二、宗教与藏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因缘

藏族宗教与民间舞蹈艺术史源远流长，宗教作为藏民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为舞蹈艺术的演化产生重大影响。在历史和现实实践中，其作用于艺术，影响舞蹈的发展创新。

（一）原始宗教与原始舞蹈艺术的因缘

依据在西藏的考古发现，以“细石器文化遗存”到“卡若遗址”为典型代表，西藏史确证距今有四五千年的历史，或可追溯到旧石器晚期。这一时期，石器制作的种类越来越多，制作水平越来越精细和实用，相当一部分不仅仅符合使用价值，还极具美的形式。这足以说明，藏族先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艺术根基。不难想象，这一文化的积淀为藏族宗教和舞蹈艺术文化的切合创造了先决条件。

经研究，这一时期的遗迹中，大量的器物包括装饰物、雕塑、祭祀器具等都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这说明，藏区原始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与原始宗教生活基本是同步的关系。原始的舞蹈艺术服务宗教，激发原始宗教的想象空间和生存空间；反过来，原始宗教激发了原始舞蹈的可塑性，拓宽了舞蹈艺术的领域。藏族先民艰苦卓绝的生活环境，某种意义上激发了他们对来世无限的期许，这一现实的表现淋漓尽致地展现在日常生活的点滴和升华了的艺术形式中。在这一时期考古文物中，宗教祭祀用品的精细就可见一斑。

（二）“宗教四要素”與舞蹈艺术的因缘

宗教的观念、体验、行为和体制的四个重要组成部分，与藏族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息息相关。

基于想象的宗教观念是宗教崇拜的前提。超出常人感官的宗教观念的主观想象是很难把握的，如何将它形象地加以表现，呈现在宗教信仰者的认识中，完成宗教的实现呢？通常是通过语言的形容和物态化的造型艺术。不难看到，民族民间舞蹈在宗教观念的实体化中可以实现其独有的魅力，这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藏民族“羌姆”的表演艺术中。在该宗教舞蹈中，一个光怪陆离的宗教世界、宗教人物极具视觉、听觉冲击。舞蹈要素宗教化的作用显而易见，争相被各教派用于其宗教观念充分、形象的表现。吐蕃时期藏族宗教性的巫舞等已十分兴旺。据藏文古籍《柱间史》记载，公元前四世纪就有十二巫师祭献神灵。信仰者象征性的肢体姿态宣泄宗教的情感，这一体验随着宗教在藏区的深化，反过来促进了早期民族民间舞蹈艺术的发展。

舞蹈本身的上述特质使得宗教能够通过该门艺术手段，达到一定的体验效果。当然，这种体验主体是最为普通的宗教信徒，但是恰恰也是宗教的基础。舞蹈将宗教的创世故事、宗教理念直接作用于普通人的感官，强化宗教记忆。在这点上，舞蹈确实起到了其他形式难以企及的表现方法。在藏传佛教的各个宗教节日和庆典，人们经常可见相当多的宗教舞蹈表演，其表演效果确实极具体验感，能增加宗教感情。就舞蹈艺术的宗教行为表现而言，它能激发宗教的内在认识潜质，并进而转化为每一个个体不同程度的宗教行为。

宗教行为的深入带来的宗教制度化使得民族民间舞蹈在宗教盛典中的象征艺术利益最大化。它扎根和吸取藏民族的文化精粹；反过来，又将触角延及它所能达到的最远角落。宗教在哪里，民族民间舞蹈的宗教观念、体验、行为和体制就到哪里。据记载，公元前1世纪，吐蕃王朝第一代首领德勒晓勒王时期，“噜”（静态的歌）和“桌”（动态的舞）已发展起来，并有“德勒晓勒王时期，歌舞盛行”的语句。

三、结语

宗教对藏族舞蹈艺术发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是藏民族舞蹈艺术发展的主要素材。在藏民族的宗教中，舞蹈艺术沟通上下，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自原始时代至今，宗教与藏民族的舞蹈艺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甘南州藏族歌舞剧院）

作者简介：王晓燕（1973-），女，朝鲜族，甘肃临洮人，大专，编导三级，研究方向：舞蹈编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