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美国家毛泽东诗词集中译介探因

侯奇焜

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的七律长征诗译介为当时西方世界接触毛泽东及其诗词开了一扇小窗户。此后，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美国家出现了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出版的集中期。这一时期英美国家出版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社会影响较大，对毛泽东诗词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具有积极作用。

一、主要译本概况

英美国家毛泽东诗词译介集中期基本处在1965至1975年之间的十年，其间出版的四个主要译本在英美国家传播较广泛，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和文化影响力，即1965年英国出版的陈志让(Jerome Ch’ên)著作中包含的毛泽东诗词、1972年美国出版的聂华苓(Nieh Hua-ling)英译本和巴恩斯通(Willis Barnstone)英译本以及1975年英国出版的王慧明(Wang Hui-ming)英译本。

1965年英国出版了华裔历史学家陈志让的专著《毛与中国革命》(MaoandtheChineseRevolution)，其中的第二部分为《毛泽东的37首诗词》(PartTwo：Thirty-sevenpoemsbyMaoTse-tung)，译者是陈志让与布洛克(Michael Bullock)。两人共同撰写的《毛诗导论》(IntroductiontoMao’sPoems)，肯定了毛泽东作为革命领袖兼诗人的伟大成就，列举了三位中国古代诗人曹操、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诗词，从而说明毛泽东诗词是对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在译法上，该译本选择了简短而富于穿透性的诗行映衬毛泽东诗词中强有力的斗争性格。1972年，华裔女作家聂华苓与丈夫保罗·恩格尔(Paul Engle)合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在美国出版。译本导言详细说明了毛泽东诗词的创作背景、诗词主题及体裁等内容，旨在帮助英语读者加深理解。译本中一则有关诗词翻译的比喻令人印象深刻：“所有翻译都是原诗的活体投射的影子，译者的工作是向影子里注入血液。他绝不能使它完全复活，但能让它呼吸”[1]，从中可见诗词原文与译文在翻译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同在1972年，美国还出版了诗人巴恩斯通与郭清波(Ko Ching-po)合作翻译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译本前言首先回顾毛泽东生平与中国革命，引用毛泽东给《诗刊》主编臧克家的回信表明毛泽东本人对诗歌的态度，还提到译者的翻译原则与方法。1975年，英国出版了华裔画家王慧明的毛泽东诗词英译本，共翻译了十首毛泽东诗词，并配有译者创作的版画插图。译者在导言中以费内罗萨(E.Fenollosa)日记与庞德(Ezra Pound)的拆字译诗法为例说明西方人学习汉字以及理解汉语的思维方式等问题，译者希望通过模仿庞德的译诗法来增进英语读者的汉诗理解力，加强东西方文化的沟通交流。译文的独特之处在于诗词标题和诗行都先以韦氏拼音(Wade-Giles System)标注每个汉字，在汉字下方逐字对译，最后另起一行将上行中的每个单词连成整句译文，整体译法以意译为主。

二、英美国家毛泽东诗词集中译介期成因初探

1960年代中期至1970年代中期，国内文学翻译活动萧条，毛泽东著作译介是当时我国对外译介工作的重点之一，同时英美国家也逐渐形成了毛泽东诗词英译出版的集中时期。两者在翻译形势和时间节点上的关联度是否只是巧合，亦或其背后存在某些深层次的动因，值得学者深入探究。近年来已有李崇月等学者开始关注此问题[2-3]，并提出一些有建设性的看法。结合当时社会背景与翻译环境，笔者尝试从国内外环境、外交及文化四方面初步解析英美国家毛泽东诗词集中译介期形成的动因。

国内环境方面，由于毛泽东的政治身份、领袖地位以及国际影响力，毛泽东著作(包括毛泽东诗词)的对外译介是少数在当时社会环境下获得官方许可与支持的翻译活动。毛泽东诗词是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代表，蕴含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内涵，诗词译文的文学属性能跨越政治藩篱的羁绊，向英美国家传递东方大国领袖独特的诗人气质，激发英美读者了解认识毛泽东的好奇心与热情。当时中国国内的文学翻译活动虽然比较单调，但它也间接吸引了英美国家对中国文学，特别是领袖诗词的关注，侧面促进了毛泽东诗词的对外译介传播，在此时期内，以英美国家为代表，西方世界纷纷开始毛泽东诗词译介活动。

国外环境方面，1949年后17年间，新中国在薄弱经济基础上勠力同心，奋发努力，全国人民齐心协力地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19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国内建设的显著成果也引发一些国外研究学者研究新中国的兴趣，特别是国外左翼青年对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发展产生了较强好奇心。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刮起“左翼风暴”，“由于受到中国大陆‘左’倾思潮影响，在西方青年中出现了崇拜毛泽东的现象”[4]。当时西方的社会政治环境与“左”倾思潮在客观上为毛泽东的影响在世界传播提供了契机。

外交方面，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于1969年当选美国总统，并提出“尼克松主义”，中美两国的非正式接触逐渐增加，直至促成了1972年尼克松总统正式访华。中美等国在政治与外交领域接触增加，在文化交流方面也出现增进相互了解的客观需求，文化沟通的需要为毛泽东诗词进入英美读者视野提供了契机，聂华苓等一批作家与诗人投入到西方世界的毛泽东诗词译介活动。

文化方面，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冲破重重险阻进入革命圣地调查采访中共人士，成为认识和研究毛泽东的第一批西方人。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方国家逐渐开始关注毛泽东及其思想，并出版了一系列毛泽东研究著作，例如1950年，罗伯特·佩恩(Robert Payen)出版了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MaoTse-tung:RulerofRedChina)，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于1951年出版其代表作《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ChineseCommunismandtheRiseofMao)，被视为国外“毛泽东学”的奠基之作。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较大成功，这也引起国外学者研究中国的极大兴趣，此时海外的“毛泽东学”研究进入全盛时期。在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交困局面时，“毛泽东研究的‘左派’理论家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国，希望在第三世界国家找到解决第一世界问题的灵感和启发”，海外毛泽东研究学者中的“自由派”与“左派”代表人物展开了围绕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第二次论战”。经历过几次著名学术论战之后，毛泽东及其思想在西方学术研究界的知名度及影响力获得极大提升与发展，此时的毛泽东诗词也随着毛泽东思想一道，在英美等西方世界获得了广泛的传播与认识。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诗词海外英译高峰形成也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宏观上，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与外交领域的积极举动逐渐打开了中国同西方世界沟通交流的大门，为中国文化的西方输出赢得了足够的现实空间；微观上，当时一些海外翻译家翻译出版的毛诗英译本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文化影响力，获得了相当一部分西方读者的认可和接受，正是这些前期的译本准备为毛泽东诗词在英美国家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充分预热，激发了一批英美汉学家翻译传播毛泽东诗词的高度热情。